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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恨水既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亦是通俗文学中流砥柱。在他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尤以女性形象的刻画最为深入。张恨水是擅长写女性的作家，但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多多少少会带有男性主义的立场，这一点是与女性作家截然不同的。在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中（作者本人并不认为这是自己首屈一指的作品，他更欣赏的是《春明外史》），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如天真柔弱的沈凤喜，行侠仗义的关秀姑、浪漫执着的何丽娜、贪婪势力的沈大娘等。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代表了张恨水对当时社会上各类女性的认识，其中也不乏其自身独特的情感经历。本文试从对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等形象的解读来探析张恨水的女性观。
【关键词】：《啼笑因缘》;女性形象;女性观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创作于1929年的成名作。尽管张恨水本人并不认为它是自己首屈一指的作品，但读者更多的是通过《啼笑因缘》了解到了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张恨水当时是应上海《新闻报》主编严独鹤之邀，在《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啼笑因缘》。随着《啼笑因缘》的连载，《新闻报》的销量更是日趋上涨，于是张恨水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老舍曾说张恨水是难得的妇孺皆知的作家。《啼笑因缘》采用传统的言情模式，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青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杭州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北京求学，围绕着樊家树有三位女子先后喜欢上他。分别是处于社会底层，在北京天桥唱大鼓书的街头艺人沈凤喜，部长家的千金小姐何丽娜和一位走江湖耍把式卖艺的关秀姑。这本是一个普通的多角恋爱故事，之所以会引起如此轰动，除了作品中人物所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外;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各具特色，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上大部分男性对女性的界定。
一、“弱女子”——沈凤喜
樊家树和沈凤喜的爱情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樊家树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是一个知识青年，尽管作品中描述他看书学习时总是心不在焉，与知识分子的形象大相径庭。但从精神上，气质上，学识上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才子。作为“佳人”的沈凤喜，首先是一个具有传统美的小家碧玉式的女性。她清秀、纯真、柔情、温顺，具有所有被中国传统男性认可的女性气质;其次，在与樊家树的交往中，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处处受樊家树的接济和保护。这种小鸟依人式的“弱女子”必然会激起男性的保护欲望，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上大部分男性的择偶标准。而现实中，张恨水与其第二任妻子胡秋霞的邂逅与樊沈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张恨水在下班路上，巧遇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卖艺女胡秋霞，把他带回家后并帮她赎身，生活上给予精心的照顾，最后结为夫妻。可见张恨水的骨子里其实是有传统男人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他也喜欢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但是樊家树与沈凤喜的恋爱关系是存在隐患的，不坚固的。在樊家树的眼里，凤喜虽然在外形、样貌上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作品中这样描述樊家树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虽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1]这样看来，首先吸引樊家树的是凤喜的形貌，但她终究缺乏文化内涵，在精神上不能与自己交流。于是樊家树资助她读书，希望把她塑造成自己的理想对象，这也就是孔庆东所说的“希望工程”的关系——樊家树是她的供养人。经济上不独立，必然造成人格上的不平等。其次，樊家树与沈凤喜看似纯洁的爱情其实还夹杂着金钱的因素，因而他们的爱情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为后来沈凤喜为了金钱背叛樊家树嫁给刘德柱埋下了伏笔。这样看来，与其说樊家树喜欢的是沈凤喜，不如说他爱的是由沈凤喜的依附和顺从带给他的控制欲。
二、女侠——关秀姑
对于行侠仗义的关秀姑，樊家树是极为信任和欣赏的，但这种欣赏只是单纯的站在朋友的立场上，他并没有把关秀姑列到自己的理想对象中去。相反，关秀姑对樊家树却是“自认识樊家树以来，这颗心早就许给他了”[2]。关秀姑默默地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她深知自己没有沈凤喜的妩媚娇弱，也没有何丽娜的浪漫执着，所以一直沉默着，直到最后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爱去成全别人。她的这种爱很难得，也很可贵。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其实究其根本，关秀姑的爱情失意源于她自身的形象设定不符合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因而不被男性认可。关秀姑的家庭由于母亲的缺失，使她从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有一副侠义心肠，性格果断、坚毅，嫉恶如仇颇有女侠的风范。但这些特征更多是与男性相联系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里大侠多半是男性。而女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失去了女性气质的另类女性，就像今天的女博士被看作“第三种人”一样。西蒙·波伏娃曾说：“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这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3]如美丽、温柔、善良、体贴、妩媚等等，关秀姑正是因为缺乏这种被男性所欣赏的女性气质而失去了爱情。其次，关秀姑内在的狭义豪情与樊家树的柔弱书生气质也是存在冲突的。作者在创作时也考虑到了这种矛盾冲突，“ 我在写秀姑出场之先，我就不打算把她配于任何人的”。[4]因而作者为了强化关秀姑“侠客”的形象，安排她深入虎穴除掉军阀刘德柱，为樊家树与何丽娜牵线搭桥使其缔结连理，抗战爆发时又奔赴前线并死于战场上。这样关秀姑自始至终就完成了作者为她设定的“侠客”形象。这样的情节安排是耐人寻味的，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立场上为关秀姑设定形象特征的。
三、女神——何丽娜
在小说中何丽娜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式现代新女性。她出身于官宦之家，面容姣好、衣着考究、生活有品位，行为举止落落大方，完全和传统的审美标准相背离，是一个典型的欧化女性，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白富美”。这样出挑的女子，樊家树对她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漏了许多在外面……她的面貌，和那唱大鼓书的女孩子，竞十分相像”可惜“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5]。“放荡”这个词说的有点夸张了。在樊家树眼中，何丽娜的放荡不过是她衣着西化开放，生活奢侈，每天去舞厅跳舞，再加上一年里单买花就要几千大洋。但是何丽娜打小含着金钥匙长大，这点钱在她眼里不过是九牛一毛。樊家树之所以不喜欢何丽娜的生活方式，这里存在着一种地位的悬殊，上面讲到中国传统的男性大都选择各方面比自己弱的女子来凸显自己的男性魅力，而何丽娜的身份与地位是樊家树遥不可及的。其次这里也有一种文化的冲突，虽说樊家树接受了现代教育和新式思想，但他骨子里仍是喜欢保守含蓄充满东方韵味的传统女性。这也代表了张恨水本人的审美追求，在张恨水的另一代表作《金粉世家》中，富家子弟金燕西身边不乏各种浓情浪漫的女子，但他最后却钟情于含蓄温婉的的冷清秋。如出一辙，何丽娜身上流露的浪漫奔放的西方韵味，在一开始就遭到了樊家树的反感，最后何丽娜为了得到樊家树的青睐，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穿旗袍、隐居城郊、吃斋念佛等等，为了爱情她甘愿放弃自我，回归“传统”。波伏娃说：“理想的女人、男人崇拜的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她们深信为男人牺牲就是自己的责任”[6]。小说中的何丽娜，为了赢得爱情，一步步将自己的个性与活力扼杀，这样她就从一个现代新女性转变成一个恪守传统具有东方古典韵味的贤妻。对于何丽娜的转变，作者曾做过这样解释：“起初，我只是写她在凤喜的反面，后来我觉得这种热恋中的女子，太合于现代青年的胃口了，又用力的写上一段，于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7]，显然作者想引起共鸣的是男性读者，也是他本人。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潜藏在张恨水内心深处的浓郁的东方审美情结，张恨水出生在安徽省岑头镇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接受旧式教育，耳濡目染了传统文化思想。虽然他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并且他本人有意向新文学靠拢，但其骨髓里的传统的男权主义确实根深蒂固的。通过对何丽娜形象的重塑，不仅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掌控欲望，也符合了他们心目中对所谓理想女性的终极想象。
通过对张恨水《啼笑因缘》中三个不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折射出男性对女性是如何界定的，因为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对女性形象的抒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性别上，更突出的表现为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对女性的重塑。
注释：
[1]张恨水.啼笑因缘【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2]张恨水.啼笑因缘【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A】 .张占国、魏守忠. 张恨水研究资料【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5]张恨水.啼笑因缘【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7]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载于上海三友书社1930 年12 初版本《啼笑因缘》﹒
【关键词】：《啼笑因缘》;女性形象;女性观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创作于1929年的成名作。尽管张恨水本人并不认为它是自己首屈一指的作品，但读者更多的是通过《啼笑因缘》了解到了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张恨水当时是应上海《新闻报》主编严独鹤之邀，在《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啼笑因缘》。随着《啼笑因缘》的连载，《新闻报》的销量更是日趋上涨，于是张恨水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老舍曾说张恨水是难得的妇孺皆知的作家。《啼笑因缘》采用传统的言情模式，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青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杭州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北京求学，围绕着樊家树有三位女子先后喜欢上他。分别是处于社会底层，在北京天桥唱大鼓书的街头艺人沈凤喜，部长家的千金小姐何丽娜和一位走江湖耍把式卖艺的关秀姑。这本是一个普通的多角恋爱故事，之所以会引起如此轰动，除了作品中人物所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外;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各具特色，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上大部分男性对女性的界定。
一、“弱女子”——沈凤喜
樊家树和沈凤喜的爱情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樊家树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是一个知识青年，尽管作品中描述他看书学习时总是心不在焉，与知识分子的形象大相径庭。但从精神上，气质上，学识上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才子。作为“佳人”的沈凤喜，首先是一个具有传统美的小家碧玉式的女性。她清秀、纯真、柔情、温顺，具有所有被中国传统男性认可的女性气质;其次，在与樊家树的交往中，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处处受樊家树的接济和保护。这种小鸟依人式的“弱女子”必然会激起男性的保护欲望，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上大部分男性的择偶标准。而现实中，张恨水与其第二任妻子胡秋霞的邂逅与樊沈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张恨水在下班路上，巧遇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卖艺女胡秋霞，把他带回家后并帮她赎身，生活上给予精心的照顾，最后结为夫妻。可见张恨水的骨子里其实是有传统男人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他也喜欢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但是樊家树与沈凤喜的恋爱关系是存在隐患的，不坚固的。在樊家树的眼里，凤喜虽然在外形、样貌上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作品中这样描述樊家树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虽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1]这样看来，首先吸引樊家树的是凤喜的形貌，但她终究缺乏文化内涵，在精神上不能与自己交流。于是樊家树资助她读书，希望把她塑造成自己的理想对象，这也就是孔庆东所说的“希望工程”的关系——樊家树是她的供养人。经济上不独立，必然造成人格上的不平等。其次，樊家树与沈凤喜看似纯洁的爱情其实还夹杂着金钱的因素，因而他们的爱情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为后来沈凤喜为了金钱背叛樊家树嫁给刘德柱埋下了伏笔。这样看来，与其说樊家树喜欢的是沈凤喜，不如说他爱的是由沈凤喜的依附和顺从带给他的控制欲。
二、女侠——关秀姑
对于行侠仗义的关秀姑，樊家树是极为信任和欣赏的，但这种欣赏只是单纯的站在朋友的立场上，他并没有把关秀姑列到自己的理想对象中去。相反，关秀姑对樊家树却是“自认识樊家树以来，这颗心早就许给他了”[2]。关秀姑默默地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她深知自己没有沈凤喜的妩媚娇弱，也没有何丽娜的浪漫执着，所以一直沉默着，直到最后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爱去成全别人。她的这种爱很难得，也很可贵。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其实究其根本，关秀姑的爱情失意源于她自身的形象设定不符合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因而不被男性认可。关秀姑的家庭由于母亲的缺失，使她从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有一副侠义心肠，性格果断、坚毅，嫉恶如仇颇有女侠的风范。但这些特征更多是与男性相联系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里大侠多半是男性。而女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失去了女性气质的另类女性，就像今天的女博士被看作“第三种人”一样。西蒙·波伏娃曾说：“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这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3]如美丽、温柔、善良、体贴、妩媚等等，关秀姑正是因为缺乏这种被男性所欣赏的女性气质而失去了爱情。其次，关秀姑内在的狭义豪情与樊家树的柔弱书生气质也是存在冲突的。作者在创作时也考虑到了这种矛盾冲突，“ 我在写秀姑出场之先，我就不打算把她配于任何人的”。[4]因而作者为了强化关秀姑“侠客”的形象，安排她深入虎穴除掉军阀刘德柱，为樊家树与何丽娜牵线搭桥使其缔结连理，抗战爆发时又奔赴前线并死于战场上。这样关秀姑自始至终就完成了作者为她设定的“侠客”形象。这样的情节安排是耐人寻味的，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立场上为关秀姑设定形象特征的。
三、女神——何丽娜
在小说中何丽娜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式现代新女性。她出身于官宦之家，面容姣好、衣着考究、生活有品位，行为举止落落大方，完全和传统的审美标准相背离，是一个典型的欧化女性，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白富美”。这样出挑的女子，樊家树对她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漏了许多在外面……她的面貌，和那唱大鼓书的女孩子，竞十分相像”可惜“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5]。“放荡”这个词说的有点夸张了。在樊家树眼中，何丽娜的放荡不过是她衣着西化开放，生活奢侈，每天去舞厅跳舞，再加上一年里单买花就要几千大洋。但是何丽娜打小含着金钥匙长大，这点钱在她眼里不过是九牛一毛。樊家树之所以不喜欢何丽娜的生活方式，这里存在着一种地位的悬殊，上面讲到中国传统的男性大都选择各方面比自己弱的女子来凸显自己的男性魅力，而何丽娜的身份与地位是樊家树遥不可及的。其次这里也有一种文化的冲突，虽说樊家树接受了现代教育和新式思想，但他骨子里仍是喜欢保守含蓄充满东方韵味的传统女性。这也代表了张恨水本人的审美追求，在张恨水的另一代表作《金粉世家》中，富家子弟金燕西身边不乏各种浓情浪漫的女子，但他最后却钟情于含蓄温婉的的冷清秋。如出一辙，何丽娜身上流露的浪漫奔放的西方韵味，在一开始就遭到了樊家树的反感，最后何丽娜为了得到樊家树的青睐，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穿旗袍、隐居城郊、吃斋念佛等等，为了爱情她甘愿放弃自我，回归“传统”。波伏娃说：“理想的女人、男人崇拜的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她们深信为男人牺牲就是自己的责任”[6]。小说中的何丽娜，为了赢得爱情，一步步将自己的个性与活力扼杀，这样她就从一个现代新女性转变成一个恪守传统具有东方古典韵味的贤妻。对于何丽娜的转变，作者曾做过这样解释：“起初，我只是写她在凤喜的反面，后来我觉得这种热恋中的女子，太合于现代青年的胃口了，又用力的写上一段，于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7]，显然作者想引起共鸣的是男性读者，也是他本人。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潜藏在张恨水内心深处的浓郁的东方审美情结，张恨水出生在安徽省岑头镇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接受旧式教育，耳濡目染了传统文化思想。虽然他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并且他本人有意向新文学靠拢，但其骨髓里的传统的男权主义确实根深蒂固的。通过对何丽娜形象的重塑，不仅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掌控欲望，也符合了他们心目中对所谓理想女性的终极想象。
通过对张恨水《啼笑因缘》中三个不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折射出男性对女性是如何界定的，因为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对女性形象的抒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性别上，更突出的表现为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对女性的重塑。
注释：
[1]张恨水.啼笑因缘【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2]张恨水.啼笑因缘【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A】 .张占国、魏守忠. 张恨水研究资料【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5]张恨水.啼笑因缘【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7]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载于上海三友书社1930 年12 初版本《啼笑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