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相信杨方伟在文章《镜像中的秩序景观——杨方伟绘画中的视觉修辞》（2015年）中所描述的“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是我绘画叙事的冲动，也是我对这个世界抱有的态度”。而这一冲动不仅存在于杨方伟的绘画中，更存在于“稻粱谋”实验项目中。而这一次，“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方式变成了这个艺术项目的名称——稻粱谋——所体现的艺术创作方式。在杨方伟在“稻粱谋”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这种方式的预设与期待：“作品不再依附于静态的绘画、雕塑的空间形式，也不依附于影像中时间的延展，它是各种事件性的关系的集合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最终的结果。”这样的方式充满着挑战，它不再如何桂彦《碎化的印记——杨方伟的油画创作》中对其油画作品的描述：“杨方伟的大部分作品会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感受。熟悉是因为大部分的图像均来源于现实，陌生则是由于艺术家对这些图像在视觉和色调上做了陌生化的处理。”对于一位长期从事油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讲，与自己的对话远比与这个世界的对话困难得多，采取关联性的创作方式恰恰是一种将自我抛向公共关系的尝试。
　　公共关系更像是一种关系陌生化或者朋友圈层化，它极易走向某个极端，而方向则取决于“自我”在这种关系中的位置放置，或许在更多的时候，在公共关系中的自我概念更像一个公开的平台——拒绝倾向和先验判断。采取网络募集来获取项目基础材料的方式并非是一种新鲜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诸多国内外艺术家的视频、音乐、行动等创作中找到先例，更何况这近乎是一种没有门槛的方式。恰如此，“稻粱谋”项目的差异性不在于创作方式上，而在于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转换上，如果将“公共关系”这一标签贴在杨方伟“稻粱谋”作品上，那么这里所指的公共关系的交汇点是杨方伟个人，参与者在把装满泥土的快递寄出之后，与作品发生的关系便告结束——呈现于参与名录中的文字就是关系的呈现与终结，而剩下的一切由公共化的个体——杨方伟本人——来完成。这是一个指向未知的契约，参与者只能看到契约的开端，之后或许早早就放弃了关注。以此为节点，艺术家截取了社会公共关系中的一段，并在个人作品的完整段落中将其私人化。
　　将“身份”加入到“稻粱谋”作品的讨论之中，是基于其介质的考虑，同时也是基于“公共化的个体”而展开的种思考。创作这一作品来源于艺术家在面对身份变化时的焦虑，虽然攻读博士让杨方伟有着更加扎实的理论及学养，但从一个已经进入职业系统的画家转为博士，杨方伟的体验是“由于重新回到学校，整个人的状态会慢慢沉下来，生活简单且规律，经常会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感觉”，这种感觉伴随着新校园的河流和土地催生艺术家成为“现实语境下的麦田守望者”。构思、实施、耕种、施肥、除草、浇水与读书、画画统统灌入“关系美学”的搅拌机，让艺术家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抛进搅拌机来产生新的身份介质，即便那片麦田完全种植在公共环境中——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大片屋顶，关注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在“稻草人”——杨方伟的身上，“稻草人”在这里是守望者、参与者，更是代言人。生产之于方式，更像是一种创造，小麦的种植过程更是一种生产过程，“稻粱谋”作品充满着属性的多元并置，这是粮食生产、公共艺术也是知识生产，它更像是推倒博物馆藩篱的一件藏品，既保持着物的崇拜也兼具知识生产的活力。所不同的是，“稻粱谋”作品的过程更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生产过程。
　　在杨方伟“稻粱谋”实验项目的作品呈现上，方式的不同是其作为个体的最大不同，杨方伟将这个系列的作品命名为《自然笔记》。与他的绘画作品相似，艺术家依然保持着视觉的敏感和矛盾的交织。卡尺、地图、昆虫标本、石头被小心而有序地营造，像是被艺术家装进收纳盒的故事世界；作品《自然笔记1》更像是艺术家田野感触的写照，铁丝与锡丝分别构成植物的藤蔓和叶脉，交织着力量和柔性，而灯光更像是理想之光：作品《悬石》呈现着铁丝与石头的包扎与撕裂，植物所具备的力量与共生或许铁丝这一材料最为恰当。“自然笔记”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的身份介质，充满了问题意识，它用漫长的自然生命来对应现实世界的残酷无情，艺术家似乎用一种翻阅笔记页码的方式来呈现一位“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的“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