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刘鼎的身份游离在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通过艺术创作、谈话、写作、展览策划等方式，研究形成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化背后的观念变迁。他回访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的内在演变历程，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体系及美学，重新评估其视觉文化遗产，并不断提出问题，如艺术如何介入现实政治，文化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如何被定义、被解构，乃至被边缘化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性究竟该如何把握等。刘鼎近期在天线空间的新个展“李建国生于一九五二年”，延续了他在2014年个展“华盛顿湖”中对个体经验的观察视角，通过“李建国”这一虚构人物来建构对于历史的整体性解读。
　　展览标题“李建国生于一九五二年”如同一个普通的履历开头，带有一种故事性的色彩，也给展览烙上特殊的时代印记。画廊一半的展厅墙面上方被漆成钴蓝色，让人想起过去曾流行一时的绿漆墙裙。艺术家刻意营造的空间氛围为展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时间轴线，试图呼应主题所投射的时代命运。在委托创作的油画《李建国》中，背朝观众的男女一丝不挂，看似毫无束缚的他们眺望远方，却不得不面对脚下和眼前的重重障碍。作为指代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人境遇的角色，“李建国”实际上隐含了集体的意志与意义，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一个封闭的自我想象的虚构空间。这或许正是展览透露出某种失落和悲观情绪的原因所在。
　　基于一种书写叙述的创作方法，文本在此次展览中至关重要，是理解发生在“李建国”身上的轶事及其遭遇的社会事件的线索。观展体验伴随着阅读的快感与知识的繁复演绎，并不令人感到轻松。无论是丙烯绘画《无政治身份者》中被引用的诗句、油画《标记》中文艺理论家周扬的语录、十频录像装置《十人谈》中的艺术论述，还是绘画装置《口信》中所杜撰的美国艺术家劳生伯格写给中国艺术家的信，诸多概念在不断制造现实的同时形成一整套理论逻辑，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政治的复杂状况。《景区地图》描绘了一系列流行思潮、书籍名称与各种星球地表交织的图像，呈现了一种繁荣且散漫的文化景观。《1988（语言作为问题）》则可视为这一景观在艺术界的具体表现。探讨艺术语言问题的档案散落在一幅水墨画下，表达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艺术转向的迫切意愿和趋势。它们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也是事件的制造者。
　　在以劳生伯格的名义写下的信中，艺术家写道：“只要自己认为成功，那就是成功。如果你很谨慎怕批评，那你成功的机会就少多了。”信的内容暗示了更多丰富的隐喻，这些隐喻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虚构和想象产生的身份怀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式微并不意味着政治美学化的消亡，艺术被意识形态工具化始终存在，且以一种离散的、渗透式的形态进入当下。基于此，“李建国生于一九五二年”既是刘鼎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历史图景进行反思的一段艺术脚注，也可视为一次自身文化认同探索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