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雪静的《荣华富贵》是一部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社会有全景表现和深刻批判的小说，也是一部很有现实警示意味的小说。一部《荣华富贵》，通过三个家庭、三位官员、三位阔太太勾连起民国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各个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写出了民国官场上芸芸众生为追求“荣华富贵”而表现出的诸多丑态，尤其对官场的腐败、黑暗、买官卖官、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声色犬马的黑暗而丑陋的现实有生动而深刻的揭示。
关键词：雪静 《荣华富贵》 民国社会 风俗画
雪静是南京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作家，出版过《天墨》《半杯红酒》《旗袍》等10多部长篇小说，在文学界有较大反响。近年来，她始终笔耕不缀，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荣华富贵》是她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既体现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又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其对文学的热爱和投入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荣华富贵》是一部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社会有全景表现和深刻批判的小说，也是一部很有现实警示意味的小说。近年来，随着中文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自称“民国粉”的特殊人群。在他们看来，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中国的三十多年时间，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支撑他们论点的论据，是北洋政府1912-1920年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党政府在1927-1937年间的所谓“黄金十年”，以及当时国内各大高校的“人才济济”“大师辈出”、大学校长可以公然“飞踹蒋委员长”。在国际关系方面，则有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身份值得他们炫耀。长期霸占电视频道黄金时段的“民国剧”，更是给他们带来了“视觉冲击”：上海滩十里洋场上小资产阶级的衣着服饰、文化风韵，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准西方生活方式，都令他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东方巴黎”的赫赫威名，使他们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和憧憬。在他们心目中，民国时期是中国最接近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在生活方式和“时尚”方面最为接近、差距最小。但事实真如“民国粉”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吗？雪静的《荣华富贵》就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当年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上层生活画卷。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明确标示出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只是在“引子”里说上海“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它的繁华已演绎成妖娆的媚态，举世瞩目、万国景仰”，而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果根据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大帅”家那个“操着一口地道的天津腔”的“大公子”的所作所为，以及数次提及“孙传芳联合张作霖要进攻京城”（其实历史上并无此事，张作霖进攻北京一事发生于1924年9月，是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孙联合则是在两年后的北伐战争时期），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小说中那个在北京掌权的“大帅”应该是身为天津人的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而从1924年底“贿选总统”成功到发生政变后被软禁再到1926年5月1日通电“下野”，他处于中国政坛风暴核心的时间正好就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小说题为《荣华富贵》，作者也借小说人物之口多次表达了对“荣华富贵”的看法，比如说，上海通商公署综合厅厅长乔世景的母亲乔老太太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儿媳田韵抒说，“人老了，总惦记一家人的平安，这世上荣华也好富贵也罢，在我看来都不如平安好。”曾经的“百乐门”歌女、后来的女特务方菲则认为石玉婵、田韵抒这两个阔太太“不可能参与乱党，那是出生入死的事情，她们才不肯呢。与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相比，出生入死与她们的人生观是背道而驰的。”而对于“三阔太”中的另一位许尚美，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进步工人孙哥则一针见血地评价她“是个胆小怕事、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那个内忧外患交织，百姓因连年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已然在上海、武汉、广州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掀起工人运动高潮的时代，達官贵人和阔太太们仍然热衷于对“荣华富贵”的追逐和享受，沉醉于一场浮华梦之中;而无数政客、流氓、商人、文人、艺术家、骗子、乞丐……也分别在权力场、金钱场、美色场上演绎着一出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闹剧。这“梦”和“剧”，也正是今天的“民国粉”们所倾心与迷醉的。历史事实冷酷无情地抹去了笼罩其上的光芒，枪炮和鲜血曾经粗暴地将国人撼醒，今天却在“民国粉”们的一枕黄粱面前束手无策。或许正如当初那句网络流行语所说的，“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荣华富贵》的故事围绕着三位当年沪上“阔太太”的家庭生活与变故展开。石玉婵、田韵抒、许尚美是女子大学毕业的同窗好友，她们一个是通俗教育委员会驻上海教育处副处长，一个是报馆记者兼言情小说作家，一个是商务馆文秘。无论是三人“女子大学”的教育背景，还是“女官员”“女记者”“女秘书”的职业女性身份设定，都具有相当深远的涵义。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开端于外国传教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设置的“女塾”“女校”，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馨创办“务本女塾”，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才正式面世;而所谓的“女子大学”，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也仅有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福州）、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也就是小说中三位阔太太毕业的学校），以及1919年由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改建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屈指可数的几所。据统计，1931年中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有44130人，但其中女学生仅为5180人，占学生总数的12.3%;按当时全国4.5亿人口计算，差不多每一万人中仅有一位大学生，每十万人中有一位女大学生。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29年颁布的《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中更是明确指出：“考全国现时之不识字者，虽乏确切调查，要不能少于百分之七十，若即以全国人口四万万而论，则不识字者应有二万万八千万之多。”也就是说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全中国的文盲率至少在70%，甚至还要更高。然而，《荣华富贵》中这三位堪称人中翘楚的职业女性，所作所为又能否配得上他们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呢？ 小说一开头，三人便在上海城隍庙老街酒吧里会面，吃法式西餐，谈论小报上“京城大帅把自己喜欢的小姨太像闺女一样嫁掉了”的花边新闻，进而萌发出在《世俗生活报》上展开“废除婚姻家庭”大讨论的念头。酒吧里的一幕，便是当时阔太太们日常生活的缩影。她们在享受阔太太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对婚姻和家庭的牢笼充满了抱怨和无奈。尽管我们可以说，“废除婚姻家庭”、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这一颇具西方近代女权主义色彩的想法在那个封建思想仍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疑是带有先进性的，甚至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先锋和激进，这显然是“女子大学”的教育给她们带来的思想启蒙。但所谓的“思想解放”也仅此而已。当上海通商公署署长安子益警告妻子石玉婵不要步秋瑾的后尘成为“秋瑾第二”时，石玉婵不以为然地反驳他说“我讨论婚姻，又不是讨论变法，不关乎政权，谁敢要我的脑袋呀？”可见她对所谓“男女平权”的主张，仅仅局限在婚姻家庭的层面上。但是，借小说中其他人物之口，我们可以了解到，石玉婵年轻时曾经也是一个“女子参政”的积极鼓吹者，当初为了当上“国大代表”还打过反对者的耳光，此举颇似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同盟会女会员“三闹参议院”、掌掴同盟会大佬宋教仁和林森的轶事;而田韵抒也曾在报刊发表过激进的言论，但她们结婚以后都老老实实当起了阔太太，两人再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了。曾经意气风发的革命者，终究会被“荣华富贵”所销魂蚀骨，终日汲汲于家庭琐事，甚至会助纣为虐，沦落为丈夫谋求高官厚禄的帮凶。尽管石玉婵在丈夫安子益试图连任“国大代表”遇到困难时也曾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干脆把名额让给我吧，国大代表怎么也应该安排一位女性”，进而在丈夫面前争辩说“‘男女平权’是衡量现代文明的多项标准中极其重要的一条”，怒斥“自上古至今，中国女性一直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传宗接代的工具和色欲代码”，但也仅仅是“先进思想”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已。她同情有“通共”嫌疑的同事赵人杰，向他借阅禁书，并在赵人杰受到当局怀疑时积极为他斡旋，在他被贬到沪东学校后又多次向他提供帮助。可见，作者其实是要将石玉婵塑造成一个正在慢慢发生转变的革命“同路人”的形象，只是由于她长期浸染于腐朽生活的大染缸，观念和行动上屡屡出现反复，直到亲生儿子安小早毅然与父母划清界限，奔赴革命前线，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已经图穷匕见，她才真正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走上街头，加入了抗议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的示威游行队伍（从时代背景看，应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
与石玉婵相比，田韵抒和许尚美这两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阔太太则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田韵抒同样对婚姻和家庭生活不满，如果说石玉婵的家庭矛盾集中在安子益与女仆的私情上，那么，田韵抒、乔世景夫妇二人之间的矛盾则更为复杂，用一个时下流行的词来说就是更加“狗血”。乔世景没有生育能力却热衷于在外拈花惹草，田韵抒想要寻找真正的“爱情”，私下委身于留法归国的油画家天飞马，却落得一个“始乱终弃”的下场（在此不得不提一句，天飞马这个人物身上的确有着当年小布尔乔亚艺术青年的影子，对“自由”与“艺术”的追求常常会使他们做出一些有悖世俗观念的行为;而作者安排他最终和女同学远走苏俄，去接受“最先进的思想”的洗礼，看似有拔高人物之嫌，但也符合当年不少青年选择走上革命之路的真实背景）。而许尚美在三位女主人公当中家境最为窘迫，她为了丈夫的仕途作出种种牺牲，甚至为了筹集金钱不得不出卖肉体，却仍然不能逃脱“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场，丈夫入狱，女儿出家，自己则落得要跳黄浦江的下场。田韵抒和许尚美，一个是在追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中走上了歧路，另一个则完全沦落为夫权的奴隶，非但没有冲破“帮夫”“旺夫”的传统观念桎梏，反而被逼上了绝路。她们的经历充分表明，妇女解放之路在旧中国荆棘遍布，陷阱重重，只有将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破坏一个旧世界”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可能。
《荣华富贵》中人物众多，除了三位女主人公之外，他们各自的丈夫的形象也相当耐人寻味。作者用漫画化的手法勾勒出三个人的面目，安子益、乔世景、路旷明三个人，官位从高到低，却都是道貌岸然、贪婪无耻之徒，在对权、财、色的追逐上难分伯仲。为了谋求连任“国大代表”，安子益四处敛财，上下打点;乔世景则热衷于习书画、下象棋，目的只是为了投权贵之所好，为升官进爵铺路;路旷明的表现则更为令人不齿，小说中写他为了筹钱买画行贿而在军队中公然卖官，作者在此处着墨不多，却将其丑陋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类似的细节，在《荣华富贵》中还有很多，初读时令人喷饭，掩卷细思，又难免让人生出悲愤之感。
一部《荣华富贵》，通过三个家庭、三位官员、三位阔太太勾连起民国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各个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写出了民国官场上芸芸众生为追求“荣华富贵”而表现出的诸多丑態，尤其对官场的腐败、黑暗、买官卖官、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声色犬马的黑暗而丑陋的现实有生动而深刻的揭示。这就是真实的民国，是纸醉金迷的民国，是积贫积弱的民国，也是不亡不足以平民愤、解民恨的民国，但显然不是“民国粉”们所迷恋的那个空中楼阁式的“民国”。小说题目“荣华富贵”有鲜明的反讽意味和寓言意义。
艺术上看，《荣华富贵》是一部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强，好读、好看的小说。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情节曲折离奇、悬念丛生，充满戏剧性张力，这充分体现了雪静她讲故事的能力和驾驭复杂叙事、复杂结构的能力。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荣华富贵》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大的问题，就是整部小说给人感觉是一种剧本的写法，似乎是由剧本改造而来的，每一节篇幅都有限且以对话为主，“上海某弄堂”之类的场景叙述就不是小说的写法。而与此相关，人物的描写也动作性大于性格和心理的刻划，缺乏小说所应有的细腻成分。人物有某种程度的脸谱化、漫画化倾向，大公子、安子益、乔世景、路旷明、任队长等都是扁平的人物，相比较而言，三位太太的形象则更为成功，更具文学性。
关键词：雪静 《荣华富贵》 民国社会 风俗画
雪静是南京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作家，出版过《天墨》《半杯红酒》《旗袍》等10多部长篇小说，在文学界有较大反响。近年来，她始终笔耕不缀，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荣华富贵》是她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既体现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又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其对文学的热爱和投入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荣华富贵》是一部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社会有全景表现和深刻批判的小说，也是一部很有现实警示意味的小说。近年来，随着中文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自称“民国粉”的特殊人群。在他们看来，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中国的三十多年时间，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支撑他们论点的论据，是北洋政府1912-1920年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党政府在1927-1937年间的所谓“黄金十年”，以及当时国内各大高校的“人才济济”“大师辈出”、大学校长可以公然“飞踹蒋委员长”。在国际关系方面，则有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身份值得他们炫耀。长期霸占电视频道黄金时段的“民国剧”，更是给他们带来了“视觉冲击”：上海滩十里洋场上小资产阶级的衣着服饰、文化风韵，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准西方生活方式，都令他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东方巴黎”的赫赫威名，使他们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和憧憬。在他们心目中，民国时期是中国最接近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在生活方式和“时尚”方面最为接近、差距最小。但事实真如“民国粉”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吗？雪静的《荣华富贵》就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当年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上层生活画卷。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明确标示出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只是在“引子”里说上海“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它的繁华已演绎成妖娆的媚态，举世瞩目、万国景仰”，而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果根据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大帅”家那个“操着一口地道的天津腔”的“大公子”的所作所为，以及数次提及“孙传芳联合张作霖要进攻京城”（其实历史上并无此事，张作霖进攻北京一事发生于1924年9月，是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孙联合则是在两年后的北伐战争时期），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小说中那个在北京掌权的“大帅”应该是身为天津人的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而从1924年底“贿选总统”成功到发生政变后被软禁再到1926年5月1日通电“下野”，他处于中国政坛风暴核心的时间正好就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小说题为《荣华富贵》，作者也借小说人物之口多次表达了对“荣华富贵”的看法，比如说，上海通商公署综合厅厅长乔世景的母亲乔老太太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儿媳田韵抒说，“人老了，总惦记一家人的平安，这世上荣华也好富贵也罢，在我看来都不如平安好。”曾经的“百乐门”歌女、后来的女特务方菲则认为石玉婵、田韵抒这两个阔太太“不可能参与乱党，那是出生入死的事情，她们才不肯呢。与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相比，出生入死与她们的人生观是背道而驰的。”而对于“三阔太”中的另一位许尚美，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进步工人孙哥则一针见血地评价她“是个胆小怕事、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那个内忧外患交织，百姓因连年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已然在上海、武汉、广州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掀起工人运动高潮的时代，達官贵人和阔太太们仍然热衷于对“荣华富贵”的追逐和享受，沉醉于一场浮华梦之中;而无数政客、流氓、商人、文人、艺术家、骗子、乞丐……也分别在权力场、金钱场、美色场上演绎着一出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闹剧。这“梦”和“剧”，也正是今天的“民国粉”们所倾心与迷醉的。历史事实冷酷无情地抹去了笼罩其上的光芒，枪炮和鲜血曾经粗暴地将国人撼醒，今天却在“民国粉”们的一枕黄粱面前束手无策。或许正如当初那句网络流行语所说的，“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荣华富贵》的故事围绕着三位当年沪上“阔太太”的家庭生活与变故展开。石玉婵、田韵抒、许尚美是女子大学毕业的同窗好友，她们一个是通俗教育委员会驻上海教育处副处长，一个是报馆记者兼言情小说作家，一个是商务馆文秘。无论是三人“女子大学”的教育背景，还是“女官员”“女记者”“女秘书”的职业女性身份设定，都具有相当深远的涵义。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开端于外国传教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设置的“女塾”“女校”，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馨创办“务本女塾”，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才正式面世;而所谓的“女子大学”，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也仅有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福州）、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也就是小说中三位阔太太毕业的学校），以及1919年由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改建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屈指可数的几所。据统计，1931年中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有44130人，但其中女学生仅为5180人，占学生总数的12.3%;按当时全国4.5亿人口计算，差不多每一万人中仅有一位大学生，每十万人中有一位女大学生。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29年颁布的《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中更是明确指出：“考全国现时之不识字者，虽乏确切调查，要不能少于百分之七十，若即以全国人口四万万而论，则不识字者应有二万万八千万之多。”也就是说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全中国的文盲率至少在70%，甚至还要更高。然而，《荣华富贵》中这三位堪称人中翘楚的职业女性，所作所为又能否配得上他们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呢？ 小说一开头，三人便在上海城隍庙老街酒吧里会面，吃法式西餐，谈论小报上“京城大帅把自己喜欢的小姨太像闺女一样嫁掉了”的花边新闻，进而萌发出在《世俗生活报》上展开“废除婚姻家庭”大讨论的念头。酒吧里的一幕，便是当时阔太太们日常生活的缩影。她们在享受阔太太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对婚姻和家庭的牢笼充满了抱怨和无奈。尽管我们可以说，“废除婚姻家庭”、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这一颇具西方近代女权主义色彩的想法在那个封建思想仍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疑是带有先进性的，甚至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先锋和激进，这显然是“女子大学”的教育给她们带来的思想启蒙。但所谓的“思想解放”也仅此而已。当上海通商公署署长安子益警告妻子石玉婵不要步秋瑾的后尘成为“秋瑾第二”时，石玉婵不以为然地反驳他说“我讨论婚姻，又不是讨论变法，不关乎政权，谁敢要我的脑袋呀？”可见她对所谓“男女平权”的主张，仅仅局限在婚姻家庭的层面上。但是，借小说中其他人物之口，我们可以了解到，石玉婵年轻时曾经也是一个“女子参政”的积极鼓吹者，当初为了当上“国大代表”还打过反对者的耳光，此举颇似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同盟会女会员“三闹参议院”、掌掴同盟会大佬宋教仁和林森的轶事;而田韵抒也曾在报刊发表过激进的言论，但她们结婚以后都老老实实当起了阔太太，两人再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了。曾经意气风发的革命者，终究会被“荣华富贵”所销魂蚀骨，终日汲汲于家庭琐事，甚至会助纣为虐，沦落为丈夫谋求高官厚禄的帮凶。尽管石玉婵在丈夫安子益试图连任“国大代表”遇到困难时也曾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干脆把名额让给我吧，国大代表怎么也应该安排一位女性”，进而在丈夫面前争辩说“‘男女平权’是衡量现代文明的多项标准中极其重要的一条”，怒斥“自上古至今，中国女性一直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传宗接代的工具和色欲代码”，但也仅仅是“先进思想”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已。她同情有“通共”嫌疑的同事赵人杰，向他借阅禁书，并在赵人杰受到当局怀疑时积极为他斡旋，在他被贬到沪东学校后又多次向他提供帮助。可见，作者其实是要将石玉婵塑造成一个正在慢慢发生转变的革命“同路人”的形象，只是由于她长期浸染于腐朽生活的大染缸，观念和行动上屡屡出现反复，直到亲生儿子安小早毅然与父母划清界限，奔赴革命前线，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已经图穷匕见，她才真正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走上街头，加入了抗议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的示威游行队伍（从时代背景看，应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
与石玉婵相比，田韵抒和许尚美这两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阔太太则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田韵抒同样对婚姻和家庭生活不满，如果说石玉婵的家庭矛盾集中在安子益与女仆的私情上，那么，田韵抒、乔世景夫妇二人之间的矛盾则更为复杂，用一个时下流行的词来说就是更加“狗血”。乔世景没有生育能力却热衷于在外拈花惹草，田韵抒想要寻找真正的“爱情”，私下委身于留法归国的油画家天飞马，却落得一个“始乱终弃”的下场（在此不得不提一句，天飞马这个人物身上的确有着当年小布尔乔亚艺术青年的影子，对“自由”与“艺术”的追求常常会使他们做出一些有悖世俗观念的行为;而作者安排他最终和女同学远走苏俄，去接受“最先进的思想”的洗礼，看似有拔高人物之嫌，但也符合当年不少青年选择走上革命之路的真实背景）。而许尚美在三位女主人公当中家境最为窘迫，她为了丈夫的仕途作出种种牺牲，甚至为了筹集金钱不得不出卖肉体，却仍然不能逃脱“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场，丈夫入狱，女儿出家，自己则落得要跳黄浦江的下场。田韵抒和许尚美，一个是在追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中走上了歧路，另一个则完全沦落为夫权的奴隶，非但没有冲破“帮夫”“旺夫”的传统观念桎梏，反而被逼上了绝路。她们的经历充分表明，妇女解放之路在旧中国荆棘遍布，陷阱重重，只有将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破坏一个旧世界”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可能。
《荣华富贵》中人物众多，除了三位女主人公之外，他们各自的丈夫的形象也相当耐人寻味。作者用漫画化的手法勾勒出三个人的面目，安子益、乔世景、路旷明三个人，官位从高到低，却都是道貌岸然、贪婪无耻之徒，在对权、财、色的追逐上难分伯仲。为了谋求连任“国大代表”，安子益四处敛财，上下打点;乔世景则热衷于习书画、下象棋，目的只是为了投权贵之所好，为升官进爵铺路;路旷明的表现则更为令人不齿，小说中写他为了筹钱买画行贿而在军队中公然卖官，作者在此处着墨不多，却将其丑陋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类似的细节，在《荣华富贵》中还有很多，初读时令人喷饭，掩卷细思，又难免让人生出悲愤之感。
一部《荣华富贵》，通过三个家庭、三位官员、三位阔太太勾连起民国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各个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写出了民国官场上芸芸众生为追求“荣华富贵”而表现出的诸多丑態，尤其对官场的腐败、黑暗、买官卖官、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声色犬马的黑暗而丑陋的现实有生动而深刻的揭示。这就是真实的民国，是纸醉金迷的民国，是积贫积弱的民国，也是不亡不足以平民愤、解民恨的民国，但显然不是“民国粉”们所迷恋的那个空中楼阁式的“民国”。小说题目“荣华富贵”有鲜明的反讽意味和寓言意义。
艺术上看，《荣华富贵》是一部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强，好读、好看的小说。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情节曲折离奇、悬念丛生，充满戏剧性张力，这充分体现了雪静她讲故事的能力和驾驭复杂叙事、复杂结构的能力。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荣华富贵》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大的问题，就是整部小说给人感觉是一种剧本的写法，似乎是由剧本改造而来的，每一节篇幅都有限且以对话为主，“上海某弄堂”之类的场景叙述就不是小说的写法。而与此相关，人物的描写也动作性大于性格和心理的刻划，缺乏小说所应有的细腻成分。人物有某种程度的脸谱化、漫画化倾向，大公子、安子益、乔世景、路旷明、任队长等都是扁平的人物，相比较而言，三位太太的形象则更为成功，更具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