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无处不在。只是，不同的时代，其倍受关注的焦点各有不同。归根结底，都在我们是否拥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和足够强大的智慧，与它直面、将它消解。
　　
　　帝制分裂时代的舍弃智慧
　　
　　鸡肋是一种微妙的审美趣向，亦是清晰的审实客体。《九州春秋》的故事，使得“鸡肋”从实物抽象化的初始，就被蒙上了一层有关血色的悲剧阴影。人们牢牢记住了杨修的血和他无味的悲壮，交付于西风古道，长自悲凉。
　　事实上，跳开战争本身，用放大的眼光看，杨修的比喻恰恰赋予了鸡肋一个积极的聪明的含义。诚然，汉中北倚秦岭、南屏巴山，人口稠密、物产丰饶：从战略上说，乃绝蜀道之要冲，拒中原之屏障。汉高祖刘邦甚至能籍此发迹。但是，在大分裂时代，战争极度消耗生产的背景里，汉中战局的胜负并不足以改变魏蜀双方大局的优劣以及核心战略的重心。其实鸡肋的智慧在于，面对具体的战争形势，与其气合，进行不成比例的互耗，不如舍弃，退求生聚。战役的技术虽能修正细节，却往往无力从根本上动摇战局的根本，尤其是对峙双方承担物质实力以及执行权力的阶级的属性有着互为伯仲的前提。
　　往前追溯400年，泰国的成功就在于舍得抛弃鸡肋的物质和道义，打破了上述的前提，让六国“自身而灭”。
　　
　　帝制大一统时代的道德悖论
　　
　　在这以后的中国帝制历史，于多次民族大融合的背景里，游牧民族特性与农耕民族特性强制性的渗透与反渗透，使得承担精神文化的阶级属性不断进行着异乎寻常的反复。而儒教的独尊，又为这种反复提供了生成鸡肋式道德悖论的舞台。众所周知，儒家系统的道德实际上是维系着帝制王朝制度的根基。人们习惯于从道德碎片中打捞渡船，最后非特不能到达彼岸，还往往陷落于理性的窠臼中无法自拔。而所谓之理性淤积到一定程度，道德便由社会约束力转变为充满社会认同感的武器，反过来伤害原始的绝对道德。譬如模范官员海瑞饿死五岁女儿之事，让人不免产生不寒而栗的恐惧。在再生产能力高度匮乏的时代，这种带给人战栗和恐惧的鸡肋式道德又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其核心性又将整个帝制历史绕入鸡肋式存在悖论的境地，并无法通过最强有力的技术而加以破解。
　　拥有帝制王朝最高智慧的少数人，他们拥有以可执行性方式消解鸡肋环境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往往是温和而讨巧的。用日本儒学大师冈田武彦的话来说，“中国哲理围绕着‘恬淡、知足、乐天’……已达到了某种高级程度上的自我消解”。而其消解之客体，毫无疑问，正是鸡肋式的核心问题。
　　
　　信息时代的反证驱动力
　　
　　现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信息时代。
　　在现时代，无限量的信息取代了其他所有问题而成为时代标志。就本国而言，精神文化的承担阶层由封建帝制时代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而维系各阶层的桥梁也趋于复杂：另一方面，帝制时代的鸡肋特性以过滤的方式部分保留了下来。
　　无限量的信息无疑是一柄双刃剑，我们无可否认其积极和深远的意义，但面对其打破的固有平衡与禁忌不免深存疑虑：一方面，当温饱从大众的核心关注点消失，奢侈品及精神体的存在渐趋显要：另一方面，信息量的增大加速了生产节奏，必然以削弱生活品质为补偿：当代大都市的钢筋丛林用“智慧”掩盖了自然，在高层电梯公寓的现代化厕所中匆忙排泄的经济社会中坚份子，做梦也想象不到譬如元代画家倪云林那样风雅得让人眩目的飞蛾厕所，美得是何等精致、何等可怕。而汉堡和炸薯条对健康的伤害，也远非鸡肋无法满足味蕾的享受可比。
　　当然，信息对民众影响至深的还属心态。人们可以轻易获悉好于自身境况的状态，两相比较，便深觉活在鸡肋生活中。如此状态将精神化学反应，便会催化出仇势、仇富情绪，而本身一旦得势得钱，其跋扈姿态必定令人瞠目、叹为观止。
　　这等由“鸡肋”产生的病态心理可以通过技术方式解决(只是多数人未曾认识到，甚或从主观上将其屏蔽)。我们所要探讨的要点，更应该置诸本源，那就是信息传播端。本时代民众绝难以主动的方式去计划性的获取信息。信息载体所承担的内容出乎意料之巨。它们甚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精神存在性。从这层意义来看，本时代的结构可以如此划分：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的敷设已然偏离制度性联系而转向传受性联系。精神文化的承担阶层已由自然地文化客体本身转向商业目的投放。在绝大多数受众审美无立场的条件下(高速时代，审美立场的积累原是一种奢侈)，贩售平庸、低俗甚至妖孽的鸡肋“文化”，此类“文化”犹如之前提到的汉堡和炸薯条，能满足味蕾、免除饥馁，却会大大伤害受众精神健康——尤其是对孩子。我们应该欣喜地看到，文化多元化的另一端，有一种叫做“内涵”的声音从寂寞处发起。他们面对鸡肋所运用的方法，是充满黑色幽默的自我解颐和向外消解，维系着制衡信息载体的力量。不能不说，或多或少，这也令人看到了时代精神的积极面。
　　也许，鸡肋不过是在略显悲剧式的反证状态下，为本时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内源驱动力——当然，这需要智慧的淬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