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沉醉于导演Derek Jarman的作品期间,我第—次欣赏到Tilda的精彩表演。随后,我便幻想着与她相遇的情景:例如我陪她参加星光熠熠的晚宴,与文学、艺术和时尚界的名流欢聚一堂;又或者,我受邀造访她位于苏格兰高地的居所,在她心爱的花园中度过一个惬意的秋日周末。
但可惜的是,就如大多数幻想的一样,当面采访Tilda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疫情使得我对她的第一次采访只能通过Zoom视频软件完成。当时Tilda在威尔士的某处休息,她正在为Joanna Hogg的电影做准备,而我则身处诺丁山。
封城期间,你是不是也—直在忙着工作?
说实话,我的运气真不错,这与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有关。疫情之前,PedroAImodovar和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筹备一部小成本电影《人类的呼声》(The Human Voice)忽然间一切都停摆了。但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说:“也许我们还可以继续,反正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一个女人和一条狗。”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因为当时所有的电影人都在思考,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创作。我们挺过了那段艰难时期。
我也认为不应该停下来,相反,这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时期。
是的,创新。这真有意思,因为我发现,像我们这种喜欢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竟然如此适应这样的环境,因为那一直就是我们的方式:正面思考,在问题中寻找机会。作为一个演员,这样的环境反倒让我感到很兴奋。
我一直很好奇,你当年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工作,为什么后来选择参演Derek Jarman的电影,与表演艺术家Joan Jonas合作呢?
是这样的,最初在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从很多方面来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都是首选。但我想说,那其实是一个比较仓促的决定。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那里对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可对我来说,其实是通过这个机会我才发现自己不喜欢做什么。我之所以开始出演戏剧,是因为我不再写作了,同时我也想通过演出与喜欢戏剧的朋友打成一片。
你为什么停止写作了?
我当年去剑桥读书的时候一直在写作,但后来停笔了c那是一段非常糟糕的经历,到现在都有阴影。
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自己当时肯定是昏了头。几年前,我回到剑桥开设电影和媒体专业的学校,与我当年的一位导师重逢,我故作平静地表达了内心的羡慕和嫉妒,因为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根本没有与电影相关的课程。她说:“哦,这种事很多人都遇到过,你在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那一刻就选错了方向。”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池塘,而且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在不适合自己的事情上。
你曾和女儿Honor一起拍摄了两部电影:《纪念品》(The Souvenir)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感觉如何?
其实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女儿目前在爱丁堡学习心理学和神经学。
哇,太棒了!
是啊,我们当时与Joanna Hogq一起拍摄了两部电影,现在我正准备与她合作第三部电影。Honor真的非常优秀,她对电影保持着开放和顺其自然的态度。
能和深爱的人一起做一件特别的事,这感觉就像天赐的礼物。我的目标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和更多家人共同拍摄一部电影。
这个梦想真的很棒,非常好。我一直在设法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完美的环境,一个被艺术包围的环境。我们的房子里挂着孩子爸爸和继父的画作,他们会和朋友们一起看电影,还会阅读教父和教母出版的书籍。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奢侈。要知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感觉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在封城期间,你是否也像很多人一样萌生出怀旧之情?
我对封城的第一感受可能跟很多人类似,就是一种回归本真的舒适感:换句话说,就是我可以像我崇拜的那些电影人一样活着,比如MichaelPowell、Emeric Pressburaer、Hitchcock和Carole Lombard。我一直感觉,人们正在慢慢失去想象力和做白日梦的能力。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想象力和做白日梦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关于电影业的未来有很多负面的猜想,但我并不赞同这些想法。正如Slavoj Zi2ek所说:我们需要电影,它会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渴望。我认为,疫情仿佛给我们提了个醒,告诉大家,我们是多么渴望电影和现场音乐表演。当然了,你可以在网上看电影和娱乐节目,但这种方式有很多局限性,也存在着很多无法触及的领域。
是的。我很担心我的同龄人和更年轻的一代缺乏将自己的作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机会。
我同意,但与此同时,我也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智慧大于一切,所以我认为他们自有解决之道。而那些蓄势待发、稍为年长的人则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说到创造力,你是如何看待时尚界的?
在職业生涯的早期,我就结识7--群出类拔萃的时尚界人士。对此,我满怀感激,我们成为好友乃至合作伙伴,他们在我心中的重要性不亚于我曾合作过的电影制片人、编剧或艺术家。
能列举其中几位吗?
我和“老佛爷”(Karl Laqerfeld)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往来,对此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我曾被朋友们戏称为“时尚黑洞”,而他贵为时尚帝国的掌门人,我们竟能成为好友!我也因此与Chanel有了交集,这个品牌不断带给我灵感和启发。Karl离开我们后,Chanel的基调变得更加抒情奔放、柔和优雅。新任创意总监Virainie Viard赋予品牌的设计线条和敏感度显然更注重耐穿性、搭配的灵活性,以及便于身体做出各种动作的舒适性。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在这个全新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在时代的推动下接纳开放性和流动性,它们无所不在,而且正成为智能化社会活动的主要特征,Chanel这一国际品牌也不例外。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元素,我坚信,Karl Laqerfeld和GabrielleChanel这两位热忱的现代主义者也会为此拍手叫好。
我也很喜欢lris van Herpen的设计,当然绝对少不了HaiderAckermanr,——他既是我的哥们,也是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并肩作战二十年了。我们在一起探讨的不只是服饰,还包活它与表演的相互关系:演绎空间是什么?在什么场合?如何把握时机?地点在哪里?这就类似于你要在某个特定场景的镜头前捕捉最恰如其分的姿势。
你是如何度过自己60岁生日的?
我做梦也没想过竟会那样度过我的60岁生日。当天是我拍摄JoannaHoqq所执导的新片的第一天。Joanna是我的老朋友,我指的并非她年纪老,而是说我们从十岁起就彼此认识了。我真切地感觉到,当当的钟声在耳畔回响。因为恰好就在我生日那天,美妙悦耳的钟声宣告着电影正式开拍。
你的下一部电影,Wes执导的《法兰西特派》(The FrenchDispotch)将于今年稍晚时间上映。能透露一点儿有关这部影片的信息吗?
我饰演的角色JKL Berensen是电影同名报纸的艺术版记者。我很荣幸能与Wes和他的团队多次合作。同以往一样,拍摄过程充满了无穷乐趣,每位演职人员都勤奋敬业,进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电影片场在一座老旧的毛毡工厂内,堆满四周的无数设备营造出截然不同的场景,从阁楼到玉米地,从分成两半自勺飞机到客厅,再到高雅的艺术开幕式。我们每天都要掐自己门下才能清醒过来,分清自己到底置身于梦境还是现实之中。我们永远也琢磨不透,Wes到底是怎样巧妙地构思和全面掌控每一个细节的。这部电影犹如一个装满稀世奇珍的藏宝盒。我们翘首以盼,期待它展示给全世界的那一天。
有没有尚处于创作生涯初期却已让你希望与之合作的艺术家?
你知道Julio Torres吗?
我很喜欢Julio,他是我的挚友。
他的喜剧表演让我大开眼界。此外,我大爱设计师Charles Jeffrey,我还对法国时尚艺术家Jeanne ViceriaI很感兴趣,她可谓超凡脱俗。其实我列7--份名单,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问我关于年轻艺术家的问题,可我想,名单上有些人已经算不上年轻了……
年轻与否并不重要。
還有一位名叫Salman Toor的画家也很引人注目。Lizzo和LadyLeshurr的名字也在我的名单上,虽然这两位早已声名远扬,但我想,我是艺术界的入门者,所以写上他们的名字也无妨。还有一位出色的印尼电影制作人,名叫Eawin,我不知道他的姓氏,但他的作品同样值得一看。如果我们将这些名字刊登在Voque上,人们就可以用谷歌搜索他们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真是一件好事。
那你搜索过自己吗?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被人们大加追捧,在Twitter和Instagram,你甚至已成为固定的形象参照了。
不,不,不……我从未注册使用过任何社交媒体,绝对没有,从来没有。当然,我希望大家能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
太神奇了,你竟能将社交媒体拒之门外。
只是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明白社交媒体将会越来越普及,这就好比在花园尽头的一片丛林燃起燎原之火,可我只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美丽的玫瑰上。
你认为是否会有那么一天,你从身体力行地演绎剧本转型到亲自撰写剧本?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曾受邀在2002年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发表纪念Derek Jarman的演讲。一开始我打算拒绝,因为我不擅长写作,但当我坐下来后便打消了原本的念头。自那以后,我常常会写一些散文随笔。我的创作欲望就像家里养着的那只乌龟一样——只有放一片生菜叶在它面前,它才会伸出头来。我的写作也是如此,我会朝着编剧方向慢慢地探索前进,循序渐进,不会急于求成。
即使是面对最微不足道的冒险,你也始终秉持一种永不妥协的精神。在时尚领域、电影拍摄和各种选择中,是什么让你这些年来能一直掌握着主导权?
作为一个演员,我从来都没有任何野心,这听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甚至有悖常理,可这的确是事实。如果你在我十岁或二十岁时间我,我会说,我唯一的追求就是拥有自己的家,有家人和好友陪伴左右。我想一辈子都住在苏格兰高地的海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再养一群狗,建一座带厨房的花园。说真的,我很感恩以上的小目标全部都实现了。其它的一切都是额外的恩赐,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身外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