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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本汉(Klas Bernhard Tohannes Karlgren)，1889年10月5日生于瑞典延雪平，1978年10月26日逝世。他1910年来到中国，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并调查各地汉语方言，后师从于法国汉学家沙畹。1918～1938年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1939～1959年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高本汉不仅是上个世纪瑞典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西方超一流的汉学家。他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化，主要贡献在于汉语音韵训诂的开创性研究。他花费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解析字典》、《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大量的杰出汉语语言学专著，造就了一个汉语音韵研究的新时代。他还以不倦的热情，涉猎了汉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在青铜器研究、古籍整理与译介、古典文献辨伪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汉学家中，真正称得上开一代学风的，恐怕也只有高本汉一人。
不过，也许高本汉通身都放射着音韵学的光辉，学界对他饱蕴着真知灼见的汉字观却少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非但如此，高本汉还曾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回眸历史，不得不令人深思。他的汉字观散见于多部著作中，而他著述宏富，国内已翻译出版的只是冰山一角。本文愿抛砖引玉，述其大略，更深入的研究则有待大方之家了。
二
我们有必要从《鲁迅全集》中的一段文字说起。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准风月谈•中国文和中国人》，1933年10月28日《申报》）
这“第一等的学者”指的就是高本汉。实际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瞿秋白。为什么高本汉得了这一顿好骂呢？原因是他的一本小书《中国文与中国人》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书原名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汉语文的声音与符号），1923年作为the World’s Manuals（世界手册）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科普读物。1933年9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了张世禄的译本。出版目的上海暨南大学杨均如先生的序和张世禄的导言中说得很明白，既不为“保存国粹”，也不为“标新立异”，只是为了“把中国语文上种种重要问题，都已经给与读者以确切明了的观念”，这就在现在看来也很客观的。
1931年5月，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首次提出“文腔革命”口号。瞿秋白将当时文字运用情况概括为以下四种：古文的文言(四二电报等)；梁启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五四式白话；旧小说式的白话。无论哪一种语言，都不是“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其中包括五四式的白话。他称五四式白话为“新式文言”，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并认为只有发起一场言文合一的“文腔革命”才能改变上述状况。基于对创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展望，瞿秋白设想了一种“新中国文”，应该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在采用这种文字之前，必须要改变“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
“逝者如斯夫”，如流水平静而又不平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不必再和瞿秋白争辩什么了。历史已经证实了现代汉语不可能是“多音节的，有语尾的”，汉字也不可能是“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瞿秋白本着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新文化的向往而表现出的激进和浮躁，我们似乎也不能加以求全责备。
顺便说一说的是，高本汉这本浅显却又充满智慧的小书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新译或新版。现在一般的图书馆里已经很难觅得了，确实遗憾！至少是中小学生的遗憾！如果此书能有新版，并呈现给中小学生们做一些科普宣传的话，也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汉字谬论出现了，至少不会有人觉得新奇而轻信。所以，下面我尽量引述原文，并参以高本汉别种杰作，以飨读者，顺便批驳一些奇谈怪论。高本汉的汉字观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可爱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汉字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受到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待遇。五四运动领导者傅斯年曾批评汉字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也有人曾说过：“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 b, c, d, 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不过，高本汉却不然，他不像中国学者一样背负沉重的文化负担，也没有自强的孤愤充塞胸中，倒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肯定了“中国文字是一种很复杂的产品”，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自己独特文字的独特心理。“中国地方对于文字特别的敬爱，这种有时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像，不必西洋文字那样只是误区，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很多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而两者常有密切的关系，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一般所重视，正和第一流的画家一样。”“贵妇”和“贱婢”的比喻，委实令人激赏。然而瞿秋白当初反对的却正是这一点，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再也看不到有人觉得汉字可憎了，而汉字的可爱却有多篇美文在赞美着。
(二）汉字原生论
中国文明西来说，包括汉字西来说，是近代西方学者热衷的一个话题。据张光直先生研究，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这类中国民族与文明西来之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到19世纪20年代，高本汉的前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安特生还据出土彩陶坚持此说。但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就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中国文明西来说便渐渐失去了市场。但是此说至今阴魂不散，最近有个叫苏三的又推出了“汉字起源于中东”的论调，在网上谬种流传。殊不知，高本汉早就对此作出了预言式的批判：“地理学家利希托芬（F.von Richthofen）主张中国民族原来是居住于巴比伦尼亚附近，因得习锲形文字，后来渐渐加以变化，以至发达为中国文字。”不过“苦于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都不能成立。要想依据民族迁徙的学说，来解答中国语最古历史上的疑问，更是完全失败了”，真是一针见血！他本着深厚的汉学功底认为，“朴素的事实：中国的传说以文字的创设，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叶；而一点也没有暗示着国外的来源。”因此，高本汉充满敬意地指出，“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
(三）汉字易学论
“汉字难认，汉语难学”多年来困扰着中国的教育界。早在五四时期钱玄同就最早提出了“汉字简化”的口号，后来又有“汉字拉丁化论”和“汉字废除论”。提倡者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简化汉字学习，才能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才能富民强国。时至今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留学生最大的难题也是汉字。
来中国前高本汉曾短期赴俄国学习汉语。到中国后几个月就掌握了汉语口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随后其汉语书面语的掌握也达到了可以钻研中国典籍的水平。因此，高本汉作为一个西洋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经验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一个外国的成人，经过了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数，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他的方法是：“为通常的目的而学习三四千年以来的楷体字，那并不是很繁难的工作，我们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单体字（许多单纯的图像），就得这各种合体字（或论理的合体字，或音标的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所包含的分子，或者应用西洋的语言，来表明他们怎样的拼法。”对于汉语语法，他虽没有下过音韵研究那样的苦功，却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语词，好像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样，集合拢来，构成功所谓语句。”这些独得之见是不是值得我们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借鉴呢？
（四）汉字认同论
在高本汉的时代，不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诞生，就是社会学里，“认同”这一概念也没有人研究过。然而，高本汉的汉字观里，却暗合了当代的“语言认同”理论。
中国地方辽阔，方言差异巨大。在一些欧洲人眼里，汉语的方言差异甚至大于某些欧洲语言的差异。至今，还有相当的国外语言学家把粤语、闽语，或者吴语，单独列为一种语言，和汉语并列。可是高本汉在调查了中国三十几个方言点之后，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例如，北京人用音标文字根据北京的方言写成了一件公文，对于广东人或其他中国各地方的居民，都是不明了的。至于现在，中国人有了这种交通工具，可以通行于各个地域；工具是很精巧的，很得用的；历代以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这段话里，他所谓的文言指的应是用汉字书写的文言文，而不仅仅是声音上的语言，因为文言的声音早已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高本汉指出了汉字在汉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文明能够奇迹般地成为世界20多个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的遗存，汉字之功，功莫大焉！
（五）汉语汉字先进论
20世纪初，西方的语言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汉语是不成熟的婴儿语，汉字是原始的象形文字。其理论支柱是，语言是由孤立语发展为黏着语再发展为屈折语的。但这理论的背后却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语言态度。现在国内的汉字研究者包括一些权威人士，依然认为文字发展是从表意文字到表音文字，认为汉字处于意音文字的初级阶段。笔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偶尔也能听到有些留学生因为文化的不适应症而持类似观点。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学好汉语。
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在西方汉学家里是首屈一指的，他能有理有据地反驳这一点。首先他具有一种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欧西语言成为高等文明的传播工具，是近世几百年以内的事；至于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学。”“我们须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继而他凭借对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以事实来说话：“周代的末年，其中许多散文足以表示当时在人称代名词上，具有格位的形式变化，主位的‘吾’nguo，相当于英语的I，宾位的‘我’，相当于英语的me……早先的学说把中国语分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他还未进到变形的阶级，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伦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此外，高本汉在他的《原始汉语，屈折语》(1920)和《汉语词族》(1933)中系统地证明了早期汉语的特征是由屈折构词方式表现的，不过这种方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构词能力了。汉语能进化成现在的样子，不专为表音的汉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使远古的说汉语者发展了大脑对语言的综合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刻板地执著于记录不断变化中的声音。我们知道，在埃及的圣书字里，鸟形的字母不仅指鸟，而且广泛的以仅代表音的形式用于拼合其他词汇。相对于汉字丰富而灵活的造字及用字方法“六书”而言，拼音文字或许可以认为只是运用了“一书”——假借，但取其音，不问其义。
（六）汉语汉字适应论
古老的汉字是否适应现代的汉语？这是一个百年来萦绕在许多专家心中的一个疑问，从五四时的钱玄同到电脑时代的计算语言学家。这是一个决定许多其他问题的基本问题。对此，高本汉的看法非常明确：“中国口语和文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文言的性质，是一种用眼看得懂，而单用耳听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要说明一件奇异的事实，就是说，中国这种特别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高本汉对汉字改革看法的出发点。
（七）汉字改革论
高本汉的汉字改革观是非常实际的：“欧洲人必须要发生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何不废除了中国奇形老朽的文字，而采取西洋简单实用的字母呢？他们猝然间的回答，就以为：假使中国人在文字方面不把自己升高到了西洋那般优胜的地位，那末，无意的，中国人必定是保守，不切实际的民族。对于一个问题，没有熟悉了内中的情形，就粗率的下了判断，可也想不出别的例子，还要比这样再危险的。要把中国文字变作西洋的字母，这样一个改革，究竟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利益？有什么损失？”
汉字改革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汉字太难学，太难写，所以非改不可。高本汉却不以为然，他的考虑更加全面：“为了省去这种劳力，究竟要付什么代价呢？第一点，中国人因为要采用字母的文字，就不得不废弃了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学，又因此而废弃了中国全部文化的骨干。所以至此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文书一经已成了音标文字，就变为绝对的不能了解了，我们晓得，原书上无论那一课，总有几十个同音的单纯语词，如I, li, shi, si, ku等。中国的文书，卷帙繁多，为世界最，谁想这样严重的建议，说中国人须把这些文书翻成为俗语，（又是哪一种俗语呢？）要担负这个工作？而且这种翻译的工作是完全不能实行的。”高本汉还指出了废弃汉字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现在看来，高本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目前汉字的简化，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层。现在简化字中长大的一辈人的中国文化根基普遍是远不如上一代人了。美籍华人学者龚天任有过精彩的论述：“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人，今天仍然只会讲中文。但他们与中国的古文化，已不再有脐带相连的关系。无法承先，如何启后。……首要之务，中国人必须重学中文。”
但是高本汉并不是顽固的保守派。1926年，高本汉出版了《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书，这是他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主要阐述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质的看法。在阐述了汉语的特质之后，他探讨了中国语言改革的问题，介绍了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巨人对汉语语言改革的激进态度。但是他毕竟是西方人，看汉语带着与生俱来的“印欧语眼光”，认为他们仍然用旧文字写新文学不足效法。他感到文字的改革只有完全采取纯粹的音标系统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旧文字写的书则让专门的学者研究。在语言改革的过渡时期，采取汉字注音的方法解决书写与阅读的问题。不过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并未坚持这一说。在晚年总结性的著作《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结语中他承认，音位学的原则对于汉语的记录是不适应的，有待于新的学说取代之。
在同书的前言中，他还暗示了汉字简化的途径之一，把后起字恢复为形制简单的古字。“人们说‘捨’这字是由形旁‘手’加声旁‘舍’组成，实际的意思是：‘舍’最初假借作‘捨’，后来又加上‘手’作为解释字义的成分；在许多古籍中，不带形旁的单一个‘舍’字都假借作‘捨’。事实上，大规模的加上形旁是汉代的事情，而在整个周朝，声旁则大多单用作假借字。用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形旁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古本字是现行简化字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
高本汉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极为深厚。他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赵元任曾回忆和高本汉在瑞典的初次见面：“他用很纯熟而略带山西声调的中国话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高本汉在1936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著者赠序》中说道：“一个西洋人就只能在这个大范围（汉学）里选择一部分，作深彻的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或者还可以效些许的劳力。无论如何，我自己恳切的志愿是如此的。”据他的学生法国汉学家马悦然回忆，1978年10月5日，是高本汉的89岁大寿的日子，也是他去世前的20天，他还在动手写一篇论述《诗经》中语文学的文章。一个外国人，对汉语文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委实令人钦佩！委实令人不敢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妄自菲薄！
最近在网络论坛上看到形形色色的新的汉字改革方案，诸如所谓“Yingzi(英字)”、“易汉语”，以及行书的部首配上拉丁字母的手写体之流，感到回顾这一场七十年前的故事似乎还有些现实意义。高本汉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谨以此语与读者诸君共勉。
参考文献
《瞿秋白文集(文学卷)》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
高本汉《汉文典》，潘悟云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等译，商务印书馆
龚天任《中文的字根与文法》，洛杉矶东西文化融合学会，2004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讯地址：210093南京大学南园20舍209）
高本汉(Klas Bernhard Tohannes Karlgren)，1889年10月5日生于瑞典延雪平，1978年10月26日逝世。他1910年来到中国，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并调查各地汉语方言，后师从于法国汉学家沙畹。1918～1938年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1939～1959年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高本汉不仅是上个世纪瑞典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西方超一流的汉学家。他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化，主要贡献在于汉语音韵训诂的开创性研究。他花费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解析字典》、《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大量的杰出汉语语言学专著，造就了一个汉语音韵研究的新时代。他还以不倦的热情，涉猎了汉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在青铜器研究、古籍整理与译介、古典文献辨伪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汉学家中，真正称得上开一代学风的，恐怕也只有高本汉一人。
不过，也许高本汉通身都放射着音韵学的光辉，学界对他饱蕴着真知灼见的汉字观却少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非但如此，高本汉还曾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回眸历史，不得不令人深思。他的汉字观散见于多部著作中，而他著述宏富，国内已翻译出版的只是冰山一角。本文愿抛砖引玉，述其大略，更深入的研究则有待大方之家了。
二
我们有必要从《鲁迅全集》中的一段文字说起。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准风月谈•中国文和中国人》，1933年10月28日《申报》）
这“第一等的学者”指的就是高本汉。实际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瞿秋白。为什么高本汉得了这一顿好骂呢？原因是他的一本小书《中国文与中国人》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书原名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汉语文的声音与符号），1923年作为the World’s Manuals（世界手册）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科普读物。1933年9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了张世禄的译本。出版目的上海暨南大学杨均如先生的序和张世禄的导言中说得很明白，既不为“保存国粹”，也不为“标新立异”，只是为了“把中国语文上种种重要问题，都已经给与读者以确切明了的观念”，这就在现在看来也很客观的。
1931年5月，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首次提出“文腔革命”口号。瞿秋白将当时文字运用情况概括为以下四种：古文的文言(四二电报等)；梁启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五四式白话；旧小说式的白话。无论哪一种语言，都不是“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其中包括五四式的白话。他称五四式白话为“新式文言”，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并认为只有发起一场言文合一的“文腔革命”才能改变上述状况。基于对创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展望，瞿秋白设想了一种“新中国文”，应该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在采用这种文字之前，必须要改变“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
“逝者如斯夫”，如流水平静而又不平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不必再和瞿秋白争辩什么了。历史已经证实了现代汉语不可能是“多音节的，有语尾的”，汉字也不可能是“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瞿秋白本着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新文化的向往而表现出的激进和浮躁，我们似乎也不能加以求全责备。
顺便说一说的是，高本汉这本浅显却又充满智慧的小书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新译或新版。现在一般的图书馆里已经很难觅得了，确实遗憾！至少是中小学生的遗憾！如果此书能有新版，并呈现给中小学生们做一些科普宣传的话，也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汉字谬论出现了，至少不会有人觉得新奇而轻信。所以，下面我尽量引述原文，并参以高本汉别种杰作，以飨读者，顺便批驳一些奇谈怪论。高本汉的汉字观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可爱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汉字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受到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待遇。五四运动领导者傅斯年曾批评汉字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也有人曾说过：“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 b, c, d, 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不过，高本汉却不然，他不像中国学者一样背负沉重的文化负担，也没有自强的孤愤充塞胸中，倒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肯定了“中国文字是一种很复杂的产品”，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自己独特文字的独特心理。“中国地方对于文字特别的敬爱，这种有时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像，不必西洋文字那样只是误区，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很多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而两者常有密切的关系，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一般所重视，正和第一流的画家一样。”“贵妇”和“贱婢”的比喻，委实令人激赏。然而瞿秋白当初反对的却正是这一点，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再也看不到有人觉得汉字可憎了，而汉字的可爱却有多篇美文在赞美着。
(二）汉字原生论
中国文明西来说，包括汉字西来说，是近代西方学者热衷的一个话题。据张光直先生研究，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这类中国民族与文明西来之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到19世纪20年代，高本汉的前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安特生还据出土彩陶坚持此说。但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就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中国文明西来说便渐渐失去了市场。但是此说至今阴魂不散，最近有个叫苏三的又推出了“汉字起源于中东”的论调，在网上谬种流传。殊不知，高本汉早就对此作出了预言式的批判：“地理学家利希托芬（F.von Richthofen）主张中国民族原来是居住于巴比伦尼亚附近，因得习锲形文字，后来渐渐加以变化，以至发达为中国文字。”不过“苦于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都不能成立。要想依据民族迁徙的学说，来解答中国语最古历史上的疑问，更是完全失败了”，真是一针见血！他本着深厚的汉学功底认为，“朴素的事实：中国的传说以文字的创设，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叶；而一点也没有暗示着国外的来源。”因此，高本汉充满敬意地指出，“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
(三）汉字易学论
“汉字难认，汉语难学”多年来困扰着中国的教育界。早在五四时期钱玄同就最早提出了“汉字简化”的口号，后来又有“汉字拉丁化论”和“汉字废除论”。提倡者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简化汉字学习，才能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才能富民强国。时至今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留学生最大的难题也是汉字。
来中国前高本汉曾短期赴俄国学习汉语。到中国后几个月就掌握了汉语口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随后其汉语书面语的掌握也达到了可以钻研中国典籍的水平。因此，高本汉作为一个西洋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经验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一个外国的成人，经过了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数，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他的方法是：“为通常的目的而学习三四千年以来的楷体字，那并不是很繁难的工作，我们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单体字（许多单纯的图像），就得这各种合体字（或论理的合体字，或音标的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所包含的分子，或者应用西洋的语言，来表明他们怎样的拼法。”对于汉语语法，他虽没有下过音韵研究那样的苦功，却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语词，好像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样，集合拢来，构成功所谓语句。”这些独得之见是不是值得我们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借鉴呢？
（四）汉字认同论
在高本汉的时代，不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诞生，就是社会学里，“认同”这一概念也没有人研究过。然而，高本汉的汉字观里，却暗合了当代的“语言认同”理论。
中国地方辽阔，方言差异巨大。在一些欧洲人眼里，汉语的方言差异甚至大于某些欧洲语言的差异。至今，还有相当的国外语言学家把粤语、闽语，或者吴语，单独列为一种语言，和汉语并列。可是高本汉在调查了中国三十几个方言点之后，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例如，北京人用音标文字根据北京的方言写成了一件公文，对于广东人或其他中国各地方的居民，都是不明了的。至于现在，中国人有了这种交通工具，可以通行于各个地域；工具是很精巧的，很得用的；历代以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这段话里，他所谓的文言指的应是用汉字书写的文言文，而不仅仅是声音上的语言，因为文言的声音早已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高本汉指出了汉字在汉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文明能够奇迹般地成为世界20多个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的遗存，汉字之功，功莫大焉！
（五）汉语汉字先进论
20世纪初，西方的语言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汉语是不成熟的婴儿语，汉字是原始的象形文字。其理论支柱是，语言是由孤立语发展为黏着语再发展为屈折语的。但这理论的背后却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语言态度。现在国内的汉字研究者包括一些权威人士，依然认为文字发展是从表意文字到表音文字，认为汉字处于意音文字的初级阶段。笔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偶尔也能听到有些留学生因为文化的不适应症而持类似观点。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学好汉语。
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在西方汉学家里是首屈一指的，他能有理有据地反驳这一点。首先他具有一种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欧西语言成为高等文明的传播工具，是近世几百年以内的事；至于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学。”“我们须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继而他凭借对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以事实来说话：“周代的末年，其中许多散文足以表示当时在人称代名词上，具有格位的形式变化，主位的‘吾’nguo，相当于英语的I，宾位的‘我’，相当于英语的me……早先的学说把中国语分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他还未进到变形的阶级，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伦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此外，高本汉在他的《原始汉语，屈折语》(1920)和《汉语词族》(1933)中系统地证明了早期汉语的特征是由屈折构词方式表现的，不过这种方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构词能力了。汉语能进化成现在的样子，不专为表音的汉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使远古的说汉语者发展了大脑对语言的综合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刻板地执著于记录不断变化中的声音。我们知道，在埃及的圣书字里，鸟形的字母不仅指鸟，而且广泛的以仅代表音的形式用于拼合其他词汇。相对于汉字丰富而灵活的造字及用字方法“六书”而言，拼音文字或许可以认为只是运用了“一书”——假借，但取其音，不问其义。
（六）汉语汉字适应论
古老的汉字是否适应现代的汉语？这是一个百年来萦绕在许多专家心中的一个疑问，从五四时的钱玄同到电脑时代的计算语言学家。这是一个决定许多其他问题的基本问题。对此，高本汉的看法非常明确：“中国口语和文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文言的性质，是一种用眼看得懂，而单用耳听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要说明一件奇异的事实，就是说，中国这种特别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高本汉对汉字改革看法的出发点。
（七）汉字改革论
高本汉的汉字改革观是非常实际的：“欧洲人必须要发生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何不废除了中国奇形老朽的文字，而采取西洋简单实用的字母呢？他们猝然间的回答，就以为：假使中国人在文字方面不把自己升高到了西洋那般优胜的地位，那末，无意的，中国人必定是保守，不切实际的民族。对于一个问题，没有熟悉了内中的情形，就粗率的下了判断，可也想不出别的例子，还要比这样再危险的。要把中国文字变作西洋的字母，这样一个改革，究竟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利益？有什么损失？”
汉字改革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汉字太难学，太难写，所以非改不可。高本汉却不以为然，他的考虑更加全面：“为了省去这种劳力，究竟要付什么代价呢？第一点，中国人因为要采用字母的文字，就不得不废弃了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学，又因此而废弃了中国全部文化的骨干。所以至此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文书一经已成了音标文字，就变为绝对的不能了解了，我们晓得，原书上无论那一课，总有几十个同音的单纯语词，如I, li, shi, si, ku等。中国的文书，卷帙繁多，为世界最，谁想这样严重的建议，说中国人须把这些文书翻成为俗语，（又是哪一种俗语呢？）要担负这个工作？而且这种翻译的工作是完全不能实行的。”高本汉还指出了废弃汉字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现在看来，高本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目前汉字的简化，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层。现在简化字中长大的一辈人的中国文化根基普遍是远不如上一代人了。美籍华人学者龚天任有过精彩的论述：“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人，今天仍然只会讲中文。但他们与中国的古文化，已不再有脐带相连的关系。无法承先，如何启后。……首要之务，中国人必须重学中文。”
但是高本汉并不是顽固的保守派。1926年，高本汉出版了《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书，这是他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主要阐述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质的看法。在阐述了汉语的特质之后，他探讨了中国语言改革的问题，介绍了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巨人对汉语语言改革的激进态度。但是他毕竟是西方人，看汉语带着与生俱来的“印欧语眼光”，认为他们仍然用旧文字写新文学不足效法。他感到文字的改革只有完全采取纯粹的音标系统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旧文字写的书则让专门的学者研究。在语言改革的过渡时期，采取汉字注音的方法解决书写与阅读的问题。不过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并未坚持这一说。在晚年总结性的著作《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结语中他承认，音位学的原则对于汉语的记录是不适应的，有待于新的学说取代之。
在同书的前言中，他还暗示了汉字简化的途径之一，把后起字恢复为形制简单的古字。“人们说‘捨’这字是由形旁‘手’加声旁‘舍’组成，实际的意思是：‘舍’最初假借作‘捨’，后来又加上‘手’作为解释字义的成分；在许多古籍中，不带形旁的单一个‘舍’字都假借作‘捨’。事实上，大规模的加上形旁是汉代的事情，而在整个周朝，声旁则大多单用作假借字。用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形旁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古本字是现行简化字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
高本汉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极为深厚。他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赵元任曾回忆和高本汉在瑞典的初次见面：“他用很纯熟而略带山西声调的中国话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高本汉在1936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著者赠序》中说道：“一个西洋人就只能在这个大范围（汉学）里选择一部分，作深彻的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或者还可以效些许的劳力。无论如何，我自己恳切的志愿是如此的。”据他的学生法国汉学家马悦然回忆，1978年10月5日，是高本汉的89岁大寿的日子，也是他去世前的20天，他还在动手写一篇论述《诗经》中语文学的文章。一个外国人，对汉语文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委实令人钦佩！委实令人不敢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妄自菲薄！
最近在网络论坛上看到形形色色的新的汉字改革方案，诸如所谓“Yingzi(英字)”、“易汉语”，以及行书的部首配上拉丁字母的手写体之流，感到回顾这一场七十年前的故事似乎还有些现实意义。高本汉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谨以此语与读者诸君共勉。
参考文献
《瞿秋白文集(文学卷)》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
高本汉《汉文典》，潘悟云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等译，商务印书馆
龚天任《中文的字根与文法》，洛杉矶东西文化融合学会，2004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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