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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俗字
俗字，作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①
作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出现后，汉字进入隶楷阶段，从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字形逐渐趋于定形，楷书作为正字的地位在不断的演变中得到了确立，但是，与作为正字的楷书相对而言的俗字也随之在民间泛滥起来。纸的发明降低了书写的成本和难度，文字流传、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使用人数的增多为字形的纷杂提供了可能；加上当时典籍尚未普遍刊刻流行，人们在传抄过程中没有准确的正本可以依照，字形的差异就会随着抄本转手的次数不断扩大；此外，社会的动荡，地区间的分裂割据，也加重了地区间语言文字的混乱。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俗字的盛行在魏晋六朝和晚唐五代两个时期达到顶峰。
虽然唐代字样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俗字的生存空间，但是作为俗字流行两次高峰之间的特定时期，隋唐之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间俗字，众多的敦煌俗字就是一个有力证据。而隋唐之际，正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时期，唐朝先进的文化以文字为载体，通过遣唐使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②为例，通过大量实证，论述日本对汉语俗字的继承与扩散、改造与创制，使许多源出中国的俗字流行于日本，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日本对汉语俗字的态度
邻邦日本，原本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从日本考古发现的用篆书刻字的王莽时期（公元9—23）货币——“货泉”和“汉委奴国王”金印等实物以及《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等史书记载可以推断，至少在汉光武帝时期（公元25—57）汉字就东传日本了③。此后，日本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隋唐之际，日本先后二十余次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学习，通过这些遣隋使、遣唐使的传播，汉字大量地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借用汉字的过程中，除了汉字正体外，众多的历朝俗字也不可避免地被日本吸收、借鉴。
日本对于汉语俗字的运用主要采取两种态度：
（一）继承与扩散
从汉代到隋唐，日本对汉文化的学习几乎是全盘汉化的，对于汉字的接受也是亦步亦趋，在汉字东传的过程中，作为汉字重要组成部分的历代俗字也就这样随着正字一起传播到了日本。
根据日本熊本县船山古墓中所发掘的大刀以及和歌山县八幡神社发现的铜镜背后刻着的汉字铭文，可以推断汉字至少在公元503年前后就已经在日本使用。而“汉委奴国王”印中“倭”作“委”，应该是中国古代传入日本的第一个简体字。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的铭文中“铜”作“同”、“镜”作“竟”，可能是日本汉字中最早出现的两个简体字④，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俗字。
隋唐之际正是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时期，大量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传统典籍的抄录。写本在传抄的过程中，抄写者为保持祖本的风貌，就要按照原本的字形、样式进行誊写，这就会对原本中已有的历代俗字原封不动地抄录。如果说先前俗字东传日本，是个别的现象，那么在经历第一次俗字流行的高峰之后，在以“留学生”为传播媒介的汉字东传过程中，传入日本的汉语俗字则可以说是大批量，成系统的。其中很多俗字在东传日本后，因其简便易写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并逐渐扩散开来。甚至有一些俗字源出中国，本是偶尔用之，在字形更替的过程中，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传入日本后，却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地位由俗转正，成为日常使用的规范汉字。
（二）改造与创制
在亦步亦趋进行抄录，刻意模仿汉籍原貌的同时，为了提高书写的效率，传抄者又会有意无意采用社会普遍使用的简省方法简省笔画、符号代替、同音替代等改造原有字形，在此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新的字形。这种在改造基础上的创制，大大丰富了汉语俗字的内涵。
以《诗注》为代表的一批日藏汉籍写本，一方面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历代俗字，另一方面，也记录了日本人在学习、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在改造基础上所创制的字形。许多字形“初露鳞爪者，盖在中国而非日本；承而用之，推而广之，乃至进入《常用汉字表》成为规范文字者，则在日本而非中国。”如“睪”之为“尺”，这种写法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在日本室町时期的写本中习见，但是故宫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昔韵》中“”字、俄藏敦煌文献дX00941《字谱》收录的“駅、沢”等例可证明这种简省方法的源头在中国，而非日本⑤。而日本在使用的过程中，运用类推的方法创造了诸如釈/釋、鈬/鐸、択/擇之类的用字，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
又如/蘭、/曾、/悔、/墨、/會、 /舟等字由于内部细微笔画分笔连笔的区别不大，为简便起见，于是采用连笔。“柬”连笔作“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简化，于是就产生了/蘭、言东/諫、/爛之类的俗字。如《风》诗“若至蘭台下，还拂楚王襟”（p.10）句“蘭”作“”；《槐》诗“烈士怀忠至”句诗注“赵遁骤諫晋灵公”(p.46)中“諫”作“言东”；《牛》诗“啇（商）歌初入相”句诗注“南山粲粲，白石爛爛”（p.74）中“爛”作“”。由“柬”到“東”，继而由“東”到“东”，写本很好地展示了许多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俗字的演变轨迹。
三、《诗注》中的汉语俗字
从“汉委奴国王”印中的“委”到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的铭文中的“同”、“竟”，再到后世写本中的大量俗字，可以说从中日两国交流之初，汉语俗字就或多或少地对日本社会用字产生了影响，随着交流的深入，这种影响也逐渐扩大，甚至日本的假名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诗注》为例，尽管写本包括了中日两国的俗字，实际情况较为复杂，但仍可参照传统俗字和日本简体字的分类方法对其归纳。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写本的用字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俗字类型：
（一）简省
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为了适应实际使用的需要，汉字经历了一个从繁到简的演变过程，人们为了书写的方便往往会对字形进行一定程度的简省。它们或合并相同笔画（/藻、/操、 /漚、/樞、/臨、剱/劒、/撿、倹/儉、/歛），或除去不重要笔画（/塊、/遥、/陽、/述、/原、/瓜、/博、/富、/響、/擊、/流、/隂、収/收、氷/冰、/哉、/風、/鳧、徴/徵、/纏、/梁、/賓、/愁），或简省部件（/雪、/鳳、厂/雁、/能、里/裏、/叢、烛/燭、虽/雖、応/應、/寧、/憂、/曖、/剛、/爨、/竈、/飛、稳/穩、/園），以此来简化字形。
（二）增繁
虽然汉字演变总体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但是因为区别形近字、避免生僻偏旁、书写习惯以及为求字形的整体协调等一系列原因，汉字在小范围内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增繁。
如“”、“”等字，“土”加点作“”就是为了区别形近的“士”字。“/苑”、“/宛”、“/怨”、“/鸳”等字,“”皆作“死”，则是因为“”字为生僻字，所以增繁作“死”，使之成为常见偏旁，而《诗注》第18页“仙嶺郁氛氲，峨峨吐翠氛”句“翠氛”之“氛”字作“”，则可能是受“氲”字影响类化而成。
《诗注》中/含、/宅、/既、/氏、/昏、/昇、/危、/望、歩/步、/馭、/弄、/床、/紙、/曳、/舜、/褒、/初、/蘋、/瀚、/秉等字，则是因书写习惯或为求字形的整体美观而增加饰笔形成的。
（三）偏旁更换
有的汉字偏旁，特别是形声字的声旁比较复杂，常采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简易偏旁来代替，如：釈/釋、沢/澤、鈬/鐸、択/擇，日语简省“睪”为“尺”，形成新形声字，既与汉字原音有关，又受到了日语语音的影响。《广韵》：尺，昌石切，入声昔韵，睪，羊益切，入声昔韵。从“睪”声的釋、擇、澤、鐸字也都为入声字。而在日语汉字音中，“釋”和“尺”音读相同，吴音シャク，汉音せき，以“尺”代“釋”，完全符合汉字日语化的规律 {6}。
又如，/時、/詩。之、時、詩三字在《广韵》中同属上平声之韵，“時”、“詩”二字原声符“寺”（祥吏切，去声志韵）随着语音的变化已经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读音了，所以抄写者借用读音更为相近的“之”字来表音，同时简化字形；而日语“寺”、“之”又皆可读作“シ”。
除了音近或音同部首间的替换，形近或意义相关部首之间的更换也是俗字形成的重要原因，如写本中的/所、/新、/凛、/檀、/槎、/謁、/葛、/穎、/疑、/菱、/綾、/潔、/契、/勢、/蠡、/喙、尅/剋等。
（四）结构变化
汉字经过隶变之后，字形结构变得相对稳定。不同的结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文字，但俗写文字中仍然保存着许多字形结构变化的现象。
写本中/耀、/氣、/輝、/颯、/颻、/鼷、/啓、/烛、/潔、鑑/鑒、/携、/花、巚/巘、/壑、/稽、/嶰、/嵇、/桃、慙/慚、蘓/蘇等都是在原字形的基础上，通过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
（五）符号代替
将汉字中复杂或重复的部分以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以达到简化字形的目的。如：
鴬/鶯、弾/彈、獣/獸、脳/腦、畄/畱、学/學、举/舉、/飈、/州、/厵、/藟、/躡、/森、/磊、/蟲、/酬、/機、/蟣、/掇、/輟、/蜀、/風、/觸、勺/句、/嶠、/橋、/同、/銅、搀/攙、/暮、/氣、/嵗、/穢、/倦、/卷、/學、/覺、/舉、/圓、/圖、贤/賢、/鳥、/馬、/薦、/無、/靈等。
（六）书写变异
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因各种字体间的学习吸收、相互影响而产生文字的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草书的出现对汉字的简化及变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俗字都是因为草书楷化，简存复杂字形的主要轮廓而形成的。
/鼠、/舂、/焰、/霓、/冩、稲/稻、/搜等字，因“臼”与“曰”、“日”等字形近，故俗书作“”（《龙龛手镜·日部》：旧、，其九反{7}），后又变作“旧”。
又如/复、/復、/厦（复、夏相混而成）、/寒、/割、竜/龍、/龐、/濂、/麒麟、/麗、/廉、/歎、/懷、/簫、/康、/雨、乱/亂、辞/辭、/柳、顕/顯、賔/賓、変/變、/經、/聖、/澑等。
同时，由于书写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也会产生大量的俗字，強/强、/獸、私/和、/晚、/亀、/承、/彤、/夫、/補、/分、/奉、/前、/開、/秦、/声、爼/俎、/出、/影、/急、/簳、/賒、/筑、/宇、/舒、/軌、/彗等一系列俗字就是在汉字传抄过程中产生的变异。
结合张涌泉先生对俗字考释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发现不单是各种俗字类型，其中很多字例也都可以在我国历代的典籍、碑刻中找到它们的痕迹，如“空濛轻皃”（P.11）“皃”作“”在斯4571《丑女缘起》已见；“豐”作“豊”《汉孔庙碑》已见；以“仏”代“佛”敦煌写本习见；“土”作“”见《汉衡方碑》；“蘇”作“蘓”在斯4511
《丑女缘起》中就有例证。⑨
同时，作为室町时期写本的代表，《诗注》并不是孤立的，抄本中的很多俗字在同时期的其他写本中也大量存在。它很好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用字情况，记录了室町时期汉语俗字大量流行日本的历史，许多日本现今的常用汉字在写本中都能找到源头。
四、《常用汉字表》中的汉语俗字
在18世纪就已开始的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日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的大背景下，针对汉字难学难记的缺点，许多日本学者把文字改革提上了议程，他们或主张全废汉字，或主张限制汉字，更有甚者认为日本文字很不完备，主张完全废除它而直接采用英语。
在各种压力下，汉字的使用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仍然活跃在日本社会生活之中。从1919年提出2600字的《汉字整理案》开始，到1981年《常用汉字表》的正式公布，期间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汉字进行着取舍。虽然各种方案对常用汉字的数目有着不同的规定，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汉语俗字。
以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为例，其中很多字都能在写本中找到例证,如：
収：帝収核欲种之上林中（p.49）/成年别収绢一疋（p.54）/何曾筯欲収（p.160）；
処：居処十首（p.3）/已开封禅処（p.18）/独有成蹊処（p.49）；
毎：毎吹箫有凤凰集（p.56）/毎接高阳宴
（p.111）/毎吹笛而歌（p.148）；
択：游必択土，翔而后处（p.70）/宅，択也。言択主处而营之也（p.91）；
囲：信与凶奴囲高祖于平城（p.13）/松，木大者，数囲（p.43）/燕城忽解囲（p.129）；
児：此児若非龙驹（p.69）/得其児名度世（p.80）/孟轲少児时（p.92）；
沢：田家以为甘沢（p.14）/江从彭蠡分为三江入震沢（p.25）/断蛟云梦沢（p.129）；
歩：兴师七歩旋（p.78）/陈王七歩才（p.116）/月下歩兵来（p.140）；
：长安分石/长安初以石为墨也（p.125）；
単：田単取千头牛（p.74）/単于以苏武置大窖中（p.82）/大被曰衿，単曰裯（p.106）；
倹：尧为君倹约（p.41）/旦往见恭倹，麑自触槐而死也（p.46）；
従：暴风従上下曰颓（p.8）/《易》曰：云従龙（p.10）/従顿丘南流（p.27）；
竜：东陆苍竜驾（p.5）/向竹似竜吟（p.9）/从竜起苍阙（p.11）；
酔：味甘不酔人也（p.32）/大酔而皈也（p.111）/至家酔以死而葬（p.112）；
舎：门舎，三品以上五（p.87）/鲁阳挥戈，日回三舎也/日反三舎（p.135）；
渇：若能长止渇/魏武帝行役汲郡,失道，军士皆渇/酸可止渇（p.53）；
郷：相随入帝郷（p.61）/佳游满帝郷（p.137）/光武时居南阳泉郷（p.159）；
総：総而言，谓之四海（p.24）/金银铜铁铅锡之総名（p.156）；
霊：霊童出海见（p.15）/霊含十首（p.54）；
戯：鱼戯排缃叶（p.42）/戯剪桐叶为珪（p.48）/王戎戯陌晨（p.50）；
観：盖人短于自见，必须假此観面（p.107）/前汉枚皋作《平乐観赋》（p.117）；
縁：（熊）山居，能攀縁上树（p.77）；
縄：珠縄翡翠帷（p.103）/以代结縄之政（p.118）/以数十丈麻縄（p.153）；
壊：城壊巢折，凌风而起（p.60）/肉当臭壊（p.79）/其门壊，父老共治之（p.88）；
顕：西南方朱，西方顕（p.4）/方顕陆生言（p.54）/舒卷随幽顕（p.122）。
以上这些日本当今的常用汉字，在《诗注》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可以说室町时期写本所展示的汉语俗字是现今日本常用汉字的一个重要源头，但是刨根问底地对这些字进行考释，其实很多字的最终源头都在中国。
五、结论
《诗注》中俗字可谓比比皆是，尽管各种俗字形成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这和写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室町时代日本南北对峙，战国纷争，动荡分裂的社会局势必然对文字的统一产生负面影响；加之李峤诗注传入日本后是作为幼学蒙书来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又对其取舍增补，有的字形难免会产生一些混乱。另一方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日本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吸收总结的基础上，开始了更多地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全盘汉化的学习历史基本告一段落，因而室町时代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作为体现室町时期日本社会汉字使用情况的代表，《诗注》用字一方面从类型、字例上继承了汉字俗字，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历朝俗字；另一方面，其中一些俗字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通过改造基础上的创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简省字形。这些源出中国的俗字流行于日本，并被广泛接受，后来又大量进入《常用汉字表》，逐渐成为了日常使用的规范用字。
本课题研究及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业师何华珍教授具体指导，谨此致谢。
注释
①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张涌泉先生的观点，详见《汉语俗字研究》及《敦煌俗字研究》。
②下文简称《诗注》，是现今日本发现的李峤咏物诗注最早古抄完本，室町时期（公元1366－1573）抄本。
③宛金章《日本语中的汉字》（《日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指出：“刻在各种青铜器，包括铜镜、金印上的文字传入日本的历史至少可往前推到汉武帝时期（BC141～BC87）。”学界多以汉光武帝“汉委奴国王”金印为例，见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273页、浙大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历史》13页。
④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272—275页
⑤{6}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165—171、169页
{7}释行均《龙龛手镜》427页
{8}《汉语俗字研究》46—115页
（通讯地址：310018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俗字，作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①
作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出现后，汉字进入隶楷阶段，从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字形逐渐趋于定形，楷书作为正字的地位在不断的演变中得到了确立，但是，与作为正字的楷书相对而言的俗字也随之在民间泛滥起来。纸的发明降低了书写的成本和难度，文字流传、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使用人数的增多为字形的纷杂提供了可能；加上当时典籍尚未普遍刊刻流行，人们在传抄过程中没有准确的正本可以依照，字形的差异就会随着抄本转手的次数不断扩大；此外，社会的动荡，地区间的分裂割据，也加重了地区间语言文字的混乱。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俗字的盛行在魏晋六朝和晚唐五代两个时期达到顶峰。
虽然唐代字样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俗字的生存空间，但是作为俗字流行两次高峰之间的特定时期，隋唐之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间俗字，众多的敦煌俗字就是一个有力证据。而隋唐之际，正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时期，唐朝先进的文化以文字为载体，通过遣唐使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②为例，通过大量实证，论述日本对汉语俗字的继承与扩散、改造与创制，使许多源出中国的俗字流行于日本，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日本对汉语俗字的态度
邻邦日本，原本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从日本考古发现的用篆书刻字的王莽时期（公元9—23）货币——“货泉”和“汉委奴国王”金印等实物以及《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等史书记载可以推断，至少在汉光武帝时期（公元25—57）汉字就东传日本了③。此后，日本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隋唐之际，日本先后二十余次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学习，通过这些遣隋使、遣唐使的传播，汉字大量地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借用汉字的过程中，除了汉字正体外，众多的历朝俗字也不可避免地被日本吸收、借鉴。
日本对于汉语俗字的运用主要采取两种态度：
（一）继承与扩散
从汉代到隋唐，日本对汉文化的学习几乎是全盘汉化的，对于汉字的接受也是亦步亦趋，在汉字东传的过程中，作为汉字重要组成部分的历代俗字也就这样随着正字一起传播到了日本。
根据日本熊本县船山古墓中所发掘的大刀以及和歌山县八幡神社发现的铜镜背后刻着的汉字铭文，可以推断汉字至少在公元503年前后就已经在日本使用。而“汉委奴国王”印中“倭”作“委”，应该是中国古代传入日本的第一个简体字。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的铭文中“铜”作“同”、“镜”作“竟”，可能是日本汉字中最早出现的两个简体字④，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俗字。
隋唐之际正是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时期，大量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传统典籍的抄录。写本在传抄的过程中，抄写者为保持祖本的风貌，就要按照原本的字形、样式进行誊写，这就会对原本中已有的历代俗字原封不动地抄录。如果说先前俗字东传日本，是个别的现象，那么在经历第一次俗字流行的高峰之后，在以“留学生”为传播媒介的汉字东传过程中，传入日本的汉语俗字则可以说是大批量，成系统的。其中很多俗字在东传日本后，因其简便易写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并逐渐扩散开来。甚至有一些俗字源出中国，本是偶尔用之，在字形更替的过程中，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传入日本后，却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地位由俗转正，成为日常使用的规范汉字。
（二）改造与创制
在亦步亦趋进行抄录，刻意模仿汉籍原貌的同时，为了提高书写的效率，传抄者又会有意无意采用社会普遍使用的简省方法简省笔画、符号代替、同音替代等改造原有字形，在此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新的字形。这种在改造基础上的创制，大大丰富了汉语俗字的内涵。
以《诗注》为代表的一批日藏汉籍写本，一方面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历代俗字，另一方面，也记录了日本人在学习、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在改造基础上所创制的字形。许多字形“初露鳞爪者，盖在中国而非日本；承而用之，推而广之，乃至进入《常用汉字表》成为规范文字者，则在日本而非中国。”如“睪”之为“尺”，这种写法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在日本室町时期的写本中习见，但是故宫本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昔韵》中“”字、俄藏敦煌文献дX00941《字谱》收录的“駅、沢”等例可证明这种简省方法的源头在中国，而非日本⑤。而日本在使用的过程中，运用类推的方法创造了诸如釈/釋、鈬/鐸、択/擇之类的用字，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
又如/蘭、/曾、/悔、/墨、/會、 /舟等字由于内部细微笔画分笔连笔的区别不大，为简便起见，于是采用连笔。“柬”连笔作“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简化，于是就产生了/蘭、言东/諫、/爛之类的俗字。如《风》诗“若至蘭台下，还拂楚王襟”（p.10）句“蘭”作“”；《槐》诗“烈士怀忠至”句诗注“赵遁骤諫晋灵公”(p.46)中“諫”作“言东”；《牛》诗“啇（商）歌初入相”句诗注“南山粲粲，白石爛爛”（p.74）中“爛”作“”。由“柬”到“東”，继而由“東”到“东”，写本很好地展示了许多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俗字的演变轨迹。
三、《诗注》中的汉语俗字
从“汉委奴国王”印中的“委”到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的铭文中的“同”、“竟”，再到后世写本中的大量俗字，可以说从中日两国交流之初，汉语俗字就或多或少地对日本社会用字产生了影响，随着交流的深入，这种影响也逐渐扩大，甚至日本的假名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诗注》为例，尽管写本包括了中日两国的俗字，实际情况较为复杂，但仍可参照传统俗字和日本简体字的分类方法对其归纳。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写本的用字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俗字类型：
（一）简省
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为了适应实际使用的需要，汉字经历了一个从繁到简的演变过程，人们为了书写的方便往往会对字形进行一定程度的简省。它们或合并相同笔画（/藻、/操、 /漚、/樞、/臨、剱/劒、/撿、倹/儉、/歛），或除去不重要笔画（/塊、/遥、/陽、/述、/原、/瓜、/博、/富、/響、/擊、/流、/隂、収/收、氷/冰、/哉、/風、/鳧、徴/徵、/纏、/梁、/賓、/愁），或简省部件（/雪、/鳳、厂/雁、/能、里/裏、/叢、烛/燭、虽/雖、応/應、/寧、/憂、/曖、/剛、/爨、/竈、/飛、稳/穩、/園），以此来简化字形。
（二）增繁
虽然汉字演变总体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但是因为区别形近字、避免生僻偏旁、书写习惯以及为求字形的整体协调等一系列原因，汉字在小范围内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增繁。
如“”、“”等字，“土”加点作“”就是为了区别形近的“士”字。“/苑”、“/宛”、“/怨”、“/鸳”等字,“”皆作“死”，则是因为“”字为生僻字，所以增繁作“死”，使之成为常见偏旁，而《诗注》第18页“仙嶺郁氛氲，峨峨吐翠氛”句“翠氛”之“氛”字作“”，则可能是受“氲”字影响类化而成。
《诗注》中/含、/宅、/既、/氏、/昏、/昇、/危、/望、歩/步、/馭、/弄、/床、/紙、/曳、/舜、/褒、/初、/蘋、/瀚、/秉等字，则是因书写习惯或为求字形的整体美观而增加饰笔形成的。
（三）偏旁更换
有的汉字偏旁，特别是形声字的声旁比较复杂，常采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简易偏旁来代替，如：釈/釋、沢/澤、鈬/鐸、択/擇，日语简省“睪”为“尺”，形成新形声字，既与汉字原音有关，又受到了日语语音的影响。《广韵》：尺，昌石切，入声昔韵，睪，羊益切，入声昔韵。从“睪”声的釋、擇、澤、鐸字也都为入声字。而在日语汉字音中，“釋”和“尺”音读相同，吴音シャク，汉音せき，以“尺”代“釋”，完全符合汉字日语化的规律 {6}。
又如，/時、/詩。之、時、詩三字在《广韵》中同属上平声之韵，“時”、“詩”二字原声符“寺”（祥吏切，去声志韵）随着语音的变化已经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读音了，所以抄写者借用读音更为相近的“之”字来表音，同时简化字形；而日语“寺”、“之”又皆可读作“シ”。
除了音近或音同部首间的替换，形近或意义相关部首之间的更换也是俗字形成的重要原因，如写本中的/所、/新、/凛、/檀、/槎、/謁、/葛、/穎、/疑、/菱、/綾、/潔、/契、/勢、/蠡、/喙、尅/剋等。
（四）结构变化
汉字经过隶变之后，字形结构变得相对稳定。不同的结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文字，但俗写文字中仍然保存着许多字形结构变化的现象。
写本中/耀、/氣、/輝、/颯、/颻、/鼷、/啓、/烛、/潔、鑑/鑒、/携、/花、巚/巘、/壑、/稽、/嶰、/嵇、/桃、慙/慚、蘓/蘇等都是在原字形的基础上，通过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
（五）符号代替
将汉字中复杂或重复的部分以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以达到简化字形的目的。如：
鴬/鶯、弾/彈、獣/獸、脳/腦、畄/畱、学/學、举/舉、/飈、/州、/厵、/藟、/躡、/森、/磊、/蟲、/酬、/機、/蟣、/掇、/輟、/蜀、/風、/觸、勺/句、/嶠、/橋、/同、/銅、搀/攙、/暮、/氣、/嵗、/穢、/倦、/卷、/學、/覺、/舉、/圓、/圖、贤/賢、/鳥、/馬、/薦、/無、/靈等。
（六）书写变异
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因各种字体间的学习吸收、相互影响而产生文字的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草书的出现对汉字的简化及变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俗字都是因为草书楷化，简存复杂字形的主要轮廓而形成的。
/鼠、/舂、/焰、/霓、/冩、稲/稻、/搜等字，因“臼”与“曰”、“日”等字形近，故俗书作“”（《龙龛手镜·日部》：旧、，其九反{7}），后又变作“旧”。
又如/复、/復、/厦（复、夏相混而成）、/寒、/割、竜/龍、/龐、/濂、/麒麟、/麗、/廉、/歎、/懷、/簫、/康、/雨、乱/亂、辞/辭、/柳、顕/顯、賔/賓、変/變、/經、/聖、/澑等。
同时，由于书写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也会产生大量的俗字，強/强、/獸、私/和、/晚、/亀、/承、/彤、/夫、/補、/分、/奉、/前、/開、/秦、/声、爼/俎、/出、/影、/急、/簳、/賒、/筑、/宇、/舒、/軌、/彗等一系列俗字就是在汉字传抄过程中产生的变异。
结合张涌泉先生对俗字考释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发现不单是各种俗字类型，其中很多字例也都可以在我国历代的典籍、碑刻中找到它们的痕迹，如“空濛轻皃”（P.11）“皃”作“”在斯4571《丑女缘起》已见；“豐”作“豊”《汉孔庙碑》已见；以“仏”代“佛”敦煌写本习见；“土”作“”见《汉衡方碑》；“蘇”作“蘓”在斯4511
《丑女缘起》中就有例证。⑨
同时，作为室町时期写本的代表，《诗注》并不是孤立的，抄本中的很多俗字在同时期的其他写本中也大量存在。它很好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用字情况，记录了室町时期汉语俗字大量流行日本的历史，许多日本现今的常用汉字在写本中都能找到源头。
四、《常用汉字表》中的汉语俗字
在18世纪就已开始的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日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的大背景下，针对汉字难学难记的缺点，许多日本学者把文字改革提上了议程，他们或主张全废汉字，或主张限制汉字，更有甚者认为日本文字很不完备，主张完全废除它而直接采用英语。
在各种压力下，汉字的使用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仍然活跃在日本社会生活之中。从1919年提出2600字的《汉字整理案》开始，到1981年《常用汉字表》的正式公布，期间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汉字进行着取舍。虽然各种方案对常用汉字的数目有着不同的规定，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汉语俗字。
以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为例，其中很多字都能在写本中找到例证,如：
収：帝収核欲种之上林中（p.49）/成年别収绢一疋（p.54）/何曾筯欲収（p.160）；
処：居処十首（p.3）/已开封禅処（p.18）/独有成蹊処（p.49）；
毎：毎吹箫有凤凰集（p.56）/毎接高阳宴
（p.111）/毎吹笛而歌（p.148）；
択：游必択土，翔而后处（p.70）/宅，択也。言択主处而营之也（p.91）；
囲：信与凶奴囲高祖于平城（p.13）/松，木大者，数囲（p.43）/燕城忽解囲（p.129）；
児：此児若非龙驹（p.69）/得其児名度世（p.80）/孟轲少児时（p.92）；
沢：田家以为甘沢（p.14）/江从彭蠡分为三江入震沢（p.25）/断蛟云梦沢（p.129）；
歩：兴师七歩旋（p.78）/陈王七歩才（p.116）/月下歩兵来（p.140）；
：长安分石/长安初以石为墨也（p.125）；
単：田単取千头牛（p.74）/単于以苏武置大窖中（p.82）/大被曰衿，単曰裯（p.106）；
倹：尧为君倹约（p.41）/旦往见恭倹，麑自触槐而死也（p.46）；
従：暴风従上下曰颓（p.8）/《易》曰：云従龙（p.10）/従顿丘南流（p.27）；
竜：东陆苍竜驾（p.5）/向竹似竜吟（p.9）/从竜起苍阙（p.11）；
酔：味甘不酔人也（p.32）/大酔而皈也（p.111）/至家酔以死而葬（p.112）；
舎：门舎，三品以上五（p.87）/鲁阳挥戈，日回三舎也/日反三舎（p.135）；
渇：若能长止渇/魏武帝行役汲郡,失道，军士皆渇/酸可止渇（p.53）；
郷：相随入帝郷（p.61）/佳游满帝郷（p.137）/光武时居南阳泉郷（p.159）；
総：総而言，谓之四海（p.24）/金银铜铁铅锡之総名（p.156）；
霊：霊童出海见（p.15）/霊含十首（p.54）；
戯：鱼戯排缃叶（p.42）/戯剪桐叶为珪（p.48）/王戎戯陌晨（p.50）；
観：盖人短于自见，必须假此観面（p.107）/前汉枚皋作《平乐観赋》（p.117）；
縁：（熊）山居，能攀縁上树（p.77）；
縄：珠縄翡翠帷（p.103）/以代结縄之政（p.118）/以数十丈麻縄（p.153）；
壊：城壊巢折，凌风而起（p.60）/肉当臭壊（p.79）/其门壊，父老共治之（p.88）；
顕：西南方朱，西方顕（p.4）/方顕陆生言（p.54）/舒卷随幽顕（p.122）。
以上这些日本当今的常用汉字，在《诗注》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可以说室町时期写本所展示的汉语俗字是现今日本常用汉字的一个重要源头，但是刨根问底地对这些字进行考释，其实很多字的最终源头都在中国。
五、结论
《诗注》中俗字可谓比比皆是，尽管各种俗字形成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这和写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室町时代日本南北对峙，战国纷争，动荡分裂的社会局势必然对文字的统一产生负面影响；加之李峤诗注传入日本后是作为幼学蒙书来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又对其取舍增补，有的字形难免会产生一些混乱。另一方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日本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吸收总结的基础上，开始了更多地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全盘汉化的学习历史基本告一段落，因而室町时代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作为体现室町时期日本社会汉字使用情况的代表，《诗注》用字一方面从类型、字例上继承了汉字俗字，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历朝俗字；另一方面，其中一些俗字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通过改造基础上的创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简省字形。这些源出中国的俗字流行于日本，并被广泛接受，后来又大量进入《常用汉字表》，逐渐成为了日常使用的规范用字。
本课题研究及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业师何华珍教授具体指导，谨此致谢。
注释
①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张涌泉先生的观点，详见《汉语俗字研究》及《敦煌俗字研究》。
②下文简称《诗注》，是现今日本发现的李峤咏物诗注最早古抄完本，室町时期（公元1366－1573）抄本。
③宛金章《日本语中的汉字》（《日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指出：“刻在各种青铜器，包括铜镜、金印上的文字传入日本的历史至少可往前推到汉武帝时期（BC141～BC87）。”学界多以汉光武帝“汉委奴国王”金印为例，见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273页、浙大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历史》13页。
④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272—275页
⑤{6}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165—171、169页
{7}释行均《龙龛手镜》427页
{8}《汉语俗字研究》46—115页
（通讯地址：310018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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