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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良好的劳动素养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帮助学生成长为这样的年轻人：能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能获得快乐和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学校、家庭和社会能共同发力，各自发挥作用，就能为劳动教育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万一这三者不能形成合力，其中的任何一个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在落实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应该摒弃添加式思维，采用融合式整体设计。一方面，很多劳动教育的场景可以作为德智体美四育的学习情境;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课程也应该融入其他四育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劳动教育 融合式整体设计 学习情境 劳动课程
劳动教育在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因为我国各级教育普遍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劳动素养和劳动价值观培育的现象已经影响了年青一代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因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日益成熟，带给人们非同以往的巨大挑战，若干人们不久之前还觉得不错的工作转眼之间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历史上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如此多的人们为自己、为孩子的未来是否能够拥有工作机会而感到担忧。
一、劳动能帮助人创造幸福
“劳动”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词汇。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来说，“劳动”往往和“体力劳动”“劳累”“收入不高”等相联系。那时候农村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头禅往往是：“要是考不出去，就只能下地种田了！”这说明家长和教师默认的劳动观就是劳动很苦、很累，读书、考学是助人逃离劳动的捷径。后来，伴随着社会的创新和发展，城乡人口构成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口比重的变化，人们逐步更新了对“劳动”的认知和理念。但是，这一社会大发展的时期是以生产力的解放和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高为特征的，结果就是有工作的成年人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阶段正好与独生子女、应试教育相重叠，很多家长就把自己的闲暇时间毫无保留地投入了照顾孩子的事业中。这样，很多孩子就成为父母庇护下的温室里的花朵，失去了进行与自己年龄相匹配的劳动的机会，因此学到的知识与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观念严重脱节。
然而，时代越来越快的变化却让家长们发现，即使自己成功地帮助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仍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孩子们到底要拥有怎样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在未来获得为社会工作的机会？哪些素质和能力能保证他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感受到意义，都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素质能帮助他们在将来的家庭生活中感到幸福和快乐？很显然，对这些问题，家长仅仅从考试成绩或就读大学的层次中是得不到满意答案的。家长和学校应该从劳动教育那里寻找答案。劳动教育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素养，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如果一个学生的父母辈务农或者务工，然而他自己却讨厌体力劳动，我们就认为他既没有积极的劳动态度，也没有热爱劳动以及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品质，也就是说，他没有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这或者是因为他父母既鄙视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也没有有意识地培养他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或者是因为学校没有给他修正错误劳动观念的机会，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社会也没有形成尊重诚实劳动、尊重各类劳动者的文化氛围。在可见的未来，尽管很多工作会消失，但是也会有新的工作被创造出来。只是跟过去不同的是，未来的机会中有很多需要我们从洞察人类需求、从使各类人群生活得更幸福的角度来创造，因此，只有那些真正尊重劳动价值、有正确劳动观念的人才能在未来发现和创造机会。
如果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自理能力却很差，甚至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我们就会推测这个学生在家庭中被父母溺爱，一切除学习之外的劳动都有父母代劳，因此他从小没有形成最基本的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也没有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例如，很多年轻人“忙碌”异常，“没有时间做家务”，报纸和电视经常报道结婚不久或者刚生小孩不久的小夫妻因为做家务闹矛盾，甚至离婚;也有新闻吐槽一些年轻人打扮得光鲜亮丽，租住的房子却脏乱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些年轻人宁愿每天花大量时间到健身房挥汗如雨，也不愿在家通过擦地板、做饭来锻炼身体。他们把做家务看成苦差事，对劳动带来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视而不见。
美国教育学者诺丁斯在她的著作《学会关心》中指出，将劳动、锻炼和娱乐结合起来，也许能够帮助年轻的夫妻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现在的年轻人缺乏过家庭生活的准备。小伙子们不习惯做家务，姑娘们抱怨要做两份工作。历史不可能重演，不可能回到过去妇女当全职家庭主妇的时代。这样，年轻人必须学会合理安排家务工作，免得一方过分疲惫并产生抱
怨[1]100。家务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在于不仅能满足自我更新的需要，而且能让人的生活保持完整。假如转变了观念，年轻人就能从非干不可的事情中感受到乐趣和美感，这是找到并维持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二、谁该为落实劳动教育负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列举了该为学生的劳动教育担负责任的责任主体名单：家庭要发挥基础作用;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社会要发挥支持作用。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三者共同发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劳动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但问题是，万一没有共同发力呢？比如，家庭溺爱孩子，剥夺了孩子在家庭中应该受到的自我服务技能的训练;学校不重视劳动教育，既没有开足规定的学时，也没有提供劳动教育的机会和体验;社会资源没有整合，学校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来开辟劳动基地和劳动岗位。很显然，如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不给力，整体劳动教育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从很多形成了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学生的成长经历来看，即使这三者没有形成合力，劳动教育也依然可能很有成效。例如，如果学校不重视劳动教育，然而家长有正确的劳动观念，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渗透劳动教育，通过言传身教，使孩子耳濡目染地习得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他们还经常让孩子参加与年龄相匹配的家务劳动，甚至跟随父母参加体力劳动，学会了若干劳动技能，体验了劳動带来的价值感和快乐（如大扫除后家里干净整洁，厨房忙碌一小时后家人一起享用美食）。 如果家长不重视劳动教育，然而校长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学校也可以有所作为。之所以说学校在进行劳动教育时起到的是主导作用，不仅因为学校是一个有序、系统的机构，能够循序渐进地把教育意图贯彻到日常教育活动中，而且还因为校长和教师更加理解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能够通过课程建设的方式影响家长和社会。例如，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的王希萍校长，四十年如一日，不仅在校内开好劳动课，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而且对家长和社区都有持续一贯的引领。王校长的秘诀是不仅在家长会上、在学校《三结合教育》杂志上经常宣讲劳动教育的意义，还成立了“王希萍劳模工作室”，以此为载体，团结了一批劳模为教师和孩子们开发课程;而且还分年级制订了学校和家庭的劳动教育要求，学校负责指导、检查、评价，这相当于给家长也布置了连贯、清晰的劳动教育作业;学校还说服社区，为学生们提供稳定的劳动机会，让每一个年级的学生都能有序地参与和体验社区劳动。当然，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社区”的概念和范围都有所扩大，甚至可以扩大到国外姊妹学校所在的社区或者在遥远海上的科学考察。当校长和教师执着地坚持他们的教育理念的时候，家庭和社会就会随着他们起舞。
如果学校和家庭都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那么社会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比如，通过媒体和各种仪式、活动，宣扬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观，形成尊重各类劳动者的风气，敬重工匠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和风气会作用于校长、教师和家长身上，通过影响他们的理念和精神进而影响学校和家庭的实践。
诺丁斯曾经批评美国的应试教育倾向：“普通教育成了为孩子升入大学做准备的教育。这种实践的结果是，大多数孩子既没有得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知识或者技巧，也没有养成一种对未来最终要做的工作的欣赏和喜爱。相反，他们很有可能学会一种对体力劳动者的鄙视，这种鄙视也有可能指向他们自己。”[1]48为了转变这种风气，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尽己所能，先从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入手。
三、劳动教育需要进行融合式整体设计
当劳动教育成为一种“要求”，成为写在各级政府年度工作要点或者教育发展规划中的项目，它就有成为“抽象概念”的危险：或者人人都在谈论，但是谁也不打算现在就做;或者被添加进学校课程体系中，但是并未有人认真研究如何才能明智地落实;或者列支了专门款项用于建设专用教室或基地，但是并未有针对性地开发配套课程……
其实，当我们想知道一所学校的劳动教育开展得怎么样，它的主导作用发挥得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只需把目光和耳朵从抽象概念上移开，然后聚焦到具体的个体身上即可。
首先，这所学校的每一位孩子，从来到这所学校到从这所学校毕业，会参与哪些具体的劳动？会参与哪些有关劳动的观察、体验和对话？
其次，这所学校设置的每一个具体的校内劳动体验岗位，或者劳动教育载体，都是如何被安排、被使用的？
再次，学校在与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教育中具体是如何发挥主导作用的？学校是怎么知道由家长实施的劳动教育的效果的？学校是如何与社区合作开发校外劳动教育岗位的？如果我们只看学校开展了几次活动来评估劳动教育的落实情况，那么几乎所有学校都开展得很好。但如果从长期性、延续性、具体性、有效性等方面来考量，则很可能就会发现有些学校做的是“活动性”教育—搞几个活动就算完成任务了。
今天我们在谈论学校发挥主导作用落实劳动教育的时候，应该把目光转向具体的、每一个活生生的学生，而不应该采用添加式思维来应对新的教育要求。任何教育活动都是时间负载的，添加式思维常常意味着只能搞“活动式”教育，而“活动式”教育往往就是抽象的，是说教，是灌输。
解决方案当然是融合式的整体设计。整体设计思维运用到学校这一微观层面的教育实践，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国家教育方针、课程标准以及本校的毕业生形象所要求的素质和能力这样一个整体构建的维度;二是从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学生在本校会经历怎样的学习、实践过程这样一个具体的验证性维度。这两个维度与“时间”这个潜在的制约性因素相遇以后，融合式整体设计就呼之即出了。
一方面，劳动教育需要融入德智体美四育中。融入的方式有很多，如可以作为实施其他四育的“情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指出，高考评价体系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利用“学科素养”这一关键连接层实现了融合知识、能力、价值的综合测评，用“情境”作为进行综合考查的载体[2]。简言之，高考的考试方式变了，要更多地考查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去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考查学生对必备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教师理解了这种对学生考核方式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那么还有什么比各种劳动场景更好的问题情境呢？一个真实的劳动场景，蕴含着无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生都能观察、提问、设计、建模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会使學生们潜移默化地形成这样的观念：劳动无所不在，劳动是美丽的，是智慧的，是必须升级换代的……
另一方面，专门进行劳动教育的课程也应该融入其他的教育目标，如德育和美育。有的学校专门在食堂开辟了供学生操作的空间，这样开在食堂里的课程算是劳动教育课程？还是食育课程？还是德育课程？还是生物课程的某些实验主题？当我们用融合思维来看的话，就会把这样的课程定位为在新的学习场景下的跨学科或者超学科主题学习，一般以项目学习的方式实施。例如，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他们建有多个学科基地，与新高考的选课相契合，把新课程方案中的“任意选修Ⅱ”与研究性学习等活动整合成为“研创式大任务”课程，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都必须至少完成一个研创式大任务。那些在校外开展的劳动教育课程，包括体力劳动的课程，也应该融入其他各育的目标，聚焦学生当下的健康成长，聚焦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和素养，进行融合式整体
设计。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曾说过：“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很多人引用这句话为自己当下的努力加油。这句话非常励志，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献给现在的，是建立在怎样的洞察力基础上的行动。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眼光注视着一个个具体的孩子们，我们在各种教育机会之间做取舍的时候，就会更理智，劳动机会和劳动课程才会得到恰当的落实。
参考文献
[1] 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 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35-36.
本文系天津市2019年教学成果奖重点培育项目“聚焦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普通高中校本教研整体改革”（项目编号：PYJJ-023）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昕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劳动教育 融合式整体设计 学习情境 劳动课程
劳动教育在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因为我国各级教育普遍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劳动素养和劳动价值观培育的现象已经影响了年青一代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因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日益成熟，带给人们非同以往的巨大挑战，若干人们不久之前还觉得不错的工作转眼之间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历史上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如此多的人们为自己、为孩子的未来是否能够拥有工作机会而感到担忧。
一、劳动能帮助人创造幸福
“劳动”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词汇。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来说，“劳动”往往和“体力劳动”“劳累”“收入不高”等相联系。那时候农村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头禅往往是：“要是考不出去，就只能下地种田了！”这说明家长和教师默认的劳动观就是劳动很苦、很累，读书、考学是助人逃离劳动的捷径。后来，伴随着社会的创新和发展，城乡人口构成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口比重的变化，人们逐步更新了对“劳动”的认知和理念。但是，这一社会大发展的时期是以生产力的解放和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高为特征的，结果就是有工作的成年人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阶段正好与独生子女、应试教育相重叠，很多家长就把自己的闲暇时间毫无保留地投入了照顾孩子的事业中。这样，很多孩子就成为父母庇护下的温室里的花朵，失去了进行与自己年龄相匹配的劳动的机会，因此学到的知识与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观念严重脱节。
然而，时代越来越快的变化却让家长们发现，即使自己成功地帮助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仍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孩子们到底要拥有怎样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在未来获得为社会工作的机会？哪些素质和能力能保证他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感受到意义，都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素质能帮助他们在将来的家庭生活中感到幸福和快乐？很显然，对这些问题，家长仅仅从考试成绩或就读大学的层次中是得不到满意答案的。家长和学校应该从劳动教育那里寻找答案。劳动教育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素养，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如果一个学生的父母辈务农或者务工，然而他自己却讨厌体力劳动，我们就认为他既没有积极的劳动态度，也没有热爱劳动以及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品质，也就是说，他没有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这或者是因为他父母既鄙视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也没有有意识地培养他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或者是因为学校没有给他修正错误劳动观念的机会，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社会也没有形成尊重诚实劳动、尊重各类劳动者的文化氛围。在可见的未来，尽管很多工作会消失，但是也会有新的工作被创造出来。只是跟过去不同的是，未来的机会中有很多需要我们从洞察人类需求、从使各类人群生活得更幸福的角度来创造，因此，只有那些真正尊重劳动价值、有正确劳动观念的人才能在未来发现和创造机会。
如果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自理能力却很差，甚至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我们就会推测这个学生在家庭中被父母溺爱，一切除学习之外的劳动都有父母代劳，因此他从小没有形成最基本的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也没有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例如，很多年轻人“忙碌”异常，“没有时间做家务”，报纸和电视经常报道结婚不久或者刚生小孩不久的小夫妻因为做家务闹矛盾，甚至离婚;也有新闻吐槽一些年轻人打扮得光鲜亮丽，租住的房子却脏乱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些年轻人宁愿每天花大量时间到健身房挥汗如雨，也不愿在家通过擦地板、做饭来锻炼身体。他们把做家务看成苦差事，对劳动带来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视而不见。
美国教育学者诺丁斯在她的著作《学会关心》中指出，将劳动、锻炼和娱乐结合起来，也许能够帮助年轻的夫妻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现在的年轻人缺乏过家庭生活的准备。小伙子们不习惯做家务，姑娘们抱怨要做两份工作。历史不可能重演，不可能回到过去妇女当全职家庭主妇的时代。这样，年轻人必须学会合理安排家务工作，免得一方过分疲惫并产生抱
怨[1]100。家务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在于不仅能满足自我更新的需要，而且能让人的生活保持完整。假如转变了观念，年轻人就能从非干不可的事情中感受到乐趣和美感，这是找到并维持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二、谁该为落实劳动教育负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列举了该为学生的劳动教育担负责任的责任主体名单：家庭要发挥基础作用;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社会要发挥支持作用。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三者共同发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劳动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但问题是，万一没有共同发力呢？比如，家庭溺爱孩子，剥夺了孩子在家庭中应该受到的自我服务技能的训练;学校不重视劳动教育，既没有开足规定的学时，也没有提供劳动教育的机会和体验;社会资源没有整合，学校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来开辟劳动基地和劳动岗位。很显然，如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不给力，整体劳动教育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从很多形成了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学生的成长经历来看，即使这三者没有形成合力，劳动教育也依然可能很有成效。例如，如果学校不重视劳动教育，然而家长有正确的劳动观念，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渗透劳动教育，通过言传身教，使孩子耳濡目染地习得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他们还经常让孩子参加与年龄相匹配的家务劳动，甚至跟随父母参加体力劳动，学会了若干劳动技能，体验了劳動带来的价值感和快乐（如大扫除后家里干净整洁，厨房忙碌一小时后家人一起享用美食）。 如果家长不重视劳动教育，然而校长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学校也可以有所作为。之所以说学校在进行劳动教育时起到的是主导作用，不仅因为学校是一个有序、系统的机构，能够循序渐进地把教育意图贯彻到日常教育活动中，而且还因为校长和教师更加理解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能够通过课程建设的方式影响家长和社会。例如，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的王希萍校长，四十年如一日，不仅在校内开好劳动课，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而且对家长和社区都有持续一贯的引领。王校长的秘诀是不仅在家长会上、在学校《三结合教育》杂志上经常宣讲劳动教育的意义，还成立了“王希萍劳模工作室”，以此为载体，团结了一批劳模为教师和孩子们开发课程;而且还分年级制订了学校和家庭的劳动教育要求，学校负责指导、检查、评价，这相当于给家长也布置了连贯、清晰的劳动教育作业;学校还说服社区，为学生们提供稳定的劳动机会，让每一个年级的学生都能有序地参与和体验社区劳动。当然，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社区”的概念和范围都有所扩大，甚至可以扩大到国外姊妹学校所在的社区或者在遥远海上的科学考察。当校长和教师执着地坚持他们的教育理念的时候，家庭和社会就会随着他们起舞。
如果学校和家庭都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那么社会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比如，通过媒体和各种仪式、活动，宣扬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观，形成尊重各类劳动者的风气，敬重工匠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和风气会作用于校长、教师和家长身上，通过影响他们的理念和精神进而影响学校和家庭的实践。
诺丁斯曾经批评美国的应试教育倾向：“普通教育成了为孩子升入大学做准备的教育。这种实践的结果是，大多数孩子既没有得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知识或者技巧，也没有养成一种对未来最终要做的工作的欣赏和喜爱。相反，他们很有可能学会一种对体力劳动者的鄙视，这种鄙视也有可能指向他们自己。”[1]48为了转变这种风气，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尽己所能，先从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入手。
三、劳动教育需要进行融合式整体设计
当劳动教育成为一种“要求”，成为写在各级政府年度工作要点或者教育发展规划中的项目，它就有成为“抽象概念”的危险：或者人人都在谈论，但是谁也不打算现在就做;或者被添加进学校课程体系中，但是并未有人认真研究如何才能明智地落实;或者列支了专门款项用于建设专用教室或基地，但是并未有针对性地开发配套课程……
其实，当我们想知道一所学校的劳动教育开展得怎么样，它的主导作用发挥得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只需把目光和耳朵从抽象概念上移开，然后聚焦到具体的个体身上即可。
首先，这所学校的每一位孩子，从来到这所学校到从这所学校毕业，会参与哪些具体的劳动？会参与哪些有关劳动的观察、体验和对话？
其次，这所学校设置的每一个具体的校内劳动体验岗位，或者劳动教育载体，都是如何被安排、被使用的？
再次，学校在与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教育中具体是如何发挥主导作用的？学校是怎么知道由家长实施的劳动教育的效果的？学校是如何与社区合作开发校外劳动教育岗位的？如果我们只看学校开展了几次活动来评估劳动教育的落实情况，那么几乎所有学校都开展得很好。但如果从长期性、延续性、具体性、有效性等方面来考量，则很可能就会发现有些学校做的是“活动性”教育—搞几个活动就算完成任务了。
今天我们在谈论学校发挥主导作用落实劳动教育的时候，应该把目光转向具体的、每一个活生生的学生，而不应该采用添加式思维来应对新的教育要求。任何教育活动都是时间负载的，添加式思维常常意味着只能搞“活动式”教育，而“活动式”教育往往就是抽象的，是说教，是灌输。
解决方案当然是融合式的整体设计。整体设计思维运用到学校这一微观层面的教育实践，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国家教育方针、课程标准以及本校的毕业生形象所要求的素质和能力这样一个整体构建的维度;二是从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学生在本校会经历怎样的学习、实践过程这样一个具体的验证性维度。这两个维度与“时间”这个潜在的制约性因素相遇以后，融合式整体设计就呼之即出了。
一方面，劳动教育需要融入德智体美四育中。融入的方式有很多，如可以作为实施其他四育的“情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指出，高考评价体系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利用“学科素养”这一关键连接层实现了融合知识、能力、价值的综合测评，用“情境”作为进行综合考查的载体[2]。简言之，高考的考试方式变了，要更多地考查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去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考查学生对必备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教师理解了这种对学生考核方式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那么还有什么比各种劳动场景更好的问题情境呢？一个真实的劳动场景，蕴含着无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生都能观察、提问、设计、建模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会使學生们潜移默化地形成这样的观念：劳动无所不在，劳动是美丽的，是智慧的，是必须升级换代的……
另一方面，专门进行劳动教育的课程也应该融入其他的教育目标，如德育和美育。有的学校专门在食堂开辟了供学生操作的空间，这样开在食堂里的课程算是劳动教育课程？还是食育课程？还是德育课程？还是生物课程的某些实验主题？当我们用融合思维来看的话，就会把这样的课程定位为在新的学习场景下的跨学科或者超学科主题学习，一般以项目学习的方式实施。例如，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他们建有多个学科基地，与新高考的选课相契合，把新课程方案中的“任意选修Ⅱ”与研究性学习等活动整合成为“研创式大任务”课程，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都必须至少完成一个研创式大任务。那些在校外开展的劳动教育课程，包括体力劳动的课程，也应该融入其他各育的目标，聚焦学生当下的健康成长，聚焦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和素养，进行融合式整体
设计。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曾说过：“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很多人引用这句话为自己当下的努力加油。这句话非常励志，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献给现在的，是建立在怎样的洞察力基础上的行动。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眼光注视着一个个具体的孩子们，我们在各种教育机会之间做取舍的时候，就会更理智，劳动机会和劳动课程才会得到恰当的落实。
参考文献
[1] 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 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35-36.
本文系天津市2019年教学成果奖重点培育项目“聚焦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普通高中校本教研整体改革”（项目编号：PYJJ-023）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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