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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香港电影呈现出诸多异域文化的特质，其中，祖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文化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无疑最为突出。
[关键词] 香港电影 异域元素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7.002
香港是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都市，英国殖民者的放任促成了香港文化的多元特色。传统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岭南文化）在香港得以延续，而西方文化也在这里恣意生长，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得香港成为光怪陆离、迷离恍惚之所，成为著名的“动感之都”。
电影是文化的显影。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香港电影自然也呈现出诸多异域文化的特质。在这些异域文化中，祖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文化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无疑最为突出。
一、香港电影的大陆元素
“大陆元素”无疑是香港电影最为突出的外来元素。虽然我们不能把大陆称之为“外来”，但在百余年的殖民地时期，作为母体的大陆对香港来说，确实是一个“外来”的形象。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加之英国殖民政府管理上的宽松，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颇为频繁，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尤为突出。而早期的香港电影，很大程度上更是作为大陆电影的一个分支而存在。
大陆与香港电影的紧密联系可以追溯到1909年。这一年，香港人梁少坡在香港拍摄的一部短片《偷烧鸭》即是由上海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投资的。《偷烧鸭》是第一部香港人拍摄的电影。《偷烧鸭》的拍摄也是香港和大陆在电影领域进行合作的最早记录。四年之后，1913年，香港人黎民伟与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老板布拉斯基合作，创办了香港第一家制片机构“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影片《庄子试妻》。《庄子试妻》被看作是香港电影的开端，黎民伟也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
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的“电影之都”，是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一度被誉为“东方好莱坞”。早期的香港电影，于是便与上海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早期的电影事业便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完成的。1913年黎民伟拍摄完成《庄子试妻》之后，由于布拉斯基的撤资，华美影片公司宣布倒闭，黎民伟于是只好自己筹资建立电影公司。1922年，黎民伟成立了“民新”公司，拍摄了轰动一时的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三年后，由于“省港大罢工”的影响，黎民伟把公司迁到了上海。1930年，黎民伟的上海民新公司和其它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公司的总部设在香港，生产机构仍然留在上海。第二年，“联华”在香港设立分厂，拍摄了几部影片。不过，由于经济的萧条，分厂很快倒闭，黎民伟把电影事业重心固定在了上海。
与黎民伟相反，对香港电影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物邵醉翁虽身在大陆，却把香港视为自己电影事业的重心所在。邵醉翁是赫赫有名的邵氏兄弟中的老大，1925年，邵醉翁在上海创办了天一电影公司，宣布邵氏家族进军电影领域。天一公司在短时间内拍摄了大量的娱乐影片，成为闻名上海滩的电影公司。1935年，邵醉翁将天一公司迁至香港，自己也于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此后，邵醉翁与弟弟邵逸夫、邵仁枚一起，开创了香港电影历史上辉煌一时的“邵氏时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沦陷使得许多电影机构和电影人大批涌入香港，香港电影也迎来了自己的活跃期。从1937年至1941年，是香港与内地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香港成为了内地文化人的“大后方”。这一时期，从上海来到香港的电影人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主力军，蔡楚生、司徒慧敏、夏衍、汤晓丹、胡蝶等知名影人是个中代表。
上海影人的到来改变了香港电影的格局，香港开始出现国语电影。《孤岛天堂》《白云故乡》是第一批国语片的代表作。此后，带有明显大陆特色的国语片在香港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国语片与粤语片一道，成为香港电影的两大片种。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大批内地影人移居香港。朱石麟、李翰祥等对香港电影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影人均在这一时期进入香港。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又有一批上海影人进入香港，这其中，包括许多电影公司的老板，如文华公司的老板吴性栽。同时，许多原来滞留香港的左翼电影人也纷纷回流大陆，比如汤晓丹、张骏祥、夏衍等人。此后，香港与大陆之间这种大规模的电影人才往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迫渐渐中断。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又开始得以恢复。
可以看出，1949年前的香港电影无论在产业上还是人才上，都受到大陆的极大影响。那个时候的香港，经济还比较落后，港人的本土意识也尚不浓厚，因此，作为母体的大陆元素便得以在香港电影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从香港电影的影像内容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从最早的《庄子试妻》，到其后的《胭脂》《铁骨兰心》《人海泪痕》《强盗孝子》以及抗战时期的《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白云故乡》，再到战后的《同病不相怜》《三女性》《珠江泪》等，香港电影的大多数影片无论是内容表达还是影像技巧，都具有浓烈的大陆色彩。
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分治，大陆与香港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明显淡化。不过，在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前，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时有进行，当然，这种交流主要局限于“长城”、“凤凰”等香港左翼制片公司的影片。这期间，香港电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17年间共4000部影片的生产规模，使得香港轻而易举地从上海手中接过了“东方好莱坞”的桂冠。不过，此时的香港电影，已经显出娱乐化、低俗化、快餐化的特征，武侠片、言情片充斥银幕，来自大陆的影像与记忆正在香港电影中渐渐消退。
在香港电影的大陆元素逐渐减弱乃至于无的同时，来自台湾和欧美的影响则开始在香港电影中渐渐显现出来。
二、香港电影的台湾元素
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以后，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才开始有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台湾电影作为一个区域电影也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电影版图上。大陆的封闭使得同文同宗的台湾电影与香港电影有了亲近的契机，于是，自1950年代开始，台湾便开始在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对香港电影施加影响，香港电影因此便多了一道“台湾元素”。
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似乎总是从人才的流动开始的。1950年代，刚刚起步的台湾电影在成就上远远比不上正值辉煌时期的香港电影，于是，许多台湾影人便奔赴香港，追寻自己的电影梦想。第一批到香港发展的台湾影人有穆虹、张仲文、夷光、唐菁、丁善玺等，这些影人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可能相当陌生，但正是他们拉开了港台电影联姻的序幕。
此后，到了1970至1980年代，更多的台湾影人涌入香港，香港几乎成为了台湾的电影基地。在香港众多的电影明星中，来自台湾的影人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包括：张艾嘉、林青霞、王祖贤、胡慧中、吴倩莲、舒淇、柯受良等等。台湾影人的加盟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不过，与1949年前大陆影人进入香港不同的是，大陆影人在香港起着引领作用，而台湾影人到香港更多的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谋取生计。但无论如何，有了台湾影人的加盟，香港电影或多或少掺进了台湾的影子。
与影人的流动相比，台湾的资金与市场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更具杀伤力。19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电影市场急速膨胀，观影需求急剧上升，但是，生产能力本已有限的台湾电影在政府当局的限制下，根本无法拍摄足够的影片供应市场。于是，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香港电影便成了台湾电影市场的救世良药。而香港电影也借机占领了台湾市场。
香港电影在台湾的热卖使得台湾的本土电影几乎无人问津，台湾的电影投资商于是纷纷把资金转向香港，在香港拍完片子后再拿到台湾放映赚钱。台湾很快成为香港电影最大的销售市场和投资来源地。
台湾资金和市场的双重催化，使得香港电影在1990年代初形成了又一个高峰期。不过，随着好莱坞电影的大量涌入、韩国电影的崛起以及“九七”前电影人才的流失，香港电影很快失去了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重要市场，开始走向低迷。台湾对香港电影的强大影响力也随之逐渐减弱。
与“大陆元素”对香港电影的作用不同，“台湾元素”对香港电影影响只企及肌肤，而非心灵。在“大陆元素”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地常常作为电影的故事发生地而存在，大陆意象几乎无所不在。而台湾却很少出现在香港电影的影像文本中，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一笔带过或是侧面交待。比如在《英雄本色》中，台湾只是作为狄龙交易毒品被出卖的背景出现。即使是台湾意象出现篇幅最长的《古惑仔》系列中，台湾也仅仅是黑帮人物避难的场所而已。
三、香港电影的欧美元素
在大陆和台湾之外，来自欧美的“西方元素”在香港电影有着突出的显现。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有西方人的影子——香港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偷烧鸭》便是美国人的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只在美国公映过。
香港电影首先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关系，陈果的《香港有个好莱坞》用片名直言不讳的道出了这一点——当然，这部影片的内容跟好莱坞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早期的香港电影从上海电影那里间接地接受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的话，那么1970年代以后的香港电影则是直接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大面积“侵蚀”。这种“侵蚀”不是电影市场的占领，而是电影观念和电影手法的效仿和学习。典型的例子是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香港“新浪潮”电影，当徐克、许鞍华、章国明等人以《碟变》《疯劫》《点指兵兵》等影片引发香港影坛地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徐克等人均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海归”影人，他们对电影的理解、对电影影像的把握以及个人风格的呈现均表现出“新好莱坞电影”的某些特征。而此后，随着徐克们转向商业电影的拍摄，香港的好莱坞特色愈是浓厚，与好莱坞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如徐克的新片《龙门飞甲》更是直接聘请了好莱坞的3D特效团队参与影片的制作。
在好莱坞之外，欧洲电影也给香港电影提供了滋补的营养。欧洲毕竟是电影的发源地，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现代电影、作者电影等等电影史上著名的流派和现象均出自欧洲大陆。虽然曾经统治了香港上百年的英国在电影上的造诣并不深厚，但香港电影还是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欧洲电影的营养。
王家卫无疑是欧洲营养的吸取者之一。在这位喜欢戴墨镜的导演的影片中，充满了自我追问似的喃喃自语和错综复杂的心理探寻，片中的主人公似乎永远在寻找某种答案，而总也找寻不到。从内容到结构，从风格到手法，王家卫电影显然属于源自欧洲的作者电影的一种。
大陆、台湾、欧美，三个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对香港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香港电影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大陆、台湾、欧美乃至世界的电影文化。《大话西游》的流行、《骇客帝国》的武打、《无间道》的翻拍……香港电影在吸纳着世界文明，世界电影也在感受着香港文化。
[关键词] 香港电影 异域元素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7.002
香港是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都市，英国殖民者的放任促成了香港文化的多元特色。传统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岭南文化）在香港得以延续，而西方文化也在这里恣意生长，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得香港成为光怪陆离、迷离恍惚之所，成为著名的“动感之都”。
电影是文化的显影。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香港电影自然也呈现出诸多异域文化的特质。在这些异域文化中，祖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文化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无疑最为突出。
一、香港电影的大陆元素
“大陆元素”无疑是香港电影最为突出的外来元素。虽然我们不能把大陆称之为“外来”，但在百余年的殖民地时期，作为母体的大陆对香港来说，确实是一个“外来”的形象。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加之英国殖民政府管理上的宽松，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颇为频繁，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尤为突出。而早期的香港电影，很大程度上更是作为大陆电影的一个分支而存在。
大陆与香港电影的紧密联系可以追溯到1909年。这一年，香港人梁少坡在香港拍摄的一部短片《偷烧鸭》即是由上海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投资的。《偷烧鸭》是第一部香港人拍摄的电影。《偷烧鸭》的拍摄也是香港和大陆在电影领域进行合作的最早记录。四年之后，1913年，香港人黎民伟与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老板布拉斯基合作，创办了香港第一家制片机构“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影片《庄子试妻》。《庄子试妻》被看作是香港电影的开端，黎民伟也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
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的“电影之都”，是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一度被誉为“东方好莱坞”。早期的香港电影，于是便与上海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早期的电影事业便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完成的。1913年黎民伟拍摄完成《庄子试妻》之后，由于布拉斯基的撤资，华美影片公司宣布倒闭，黎民伟于是只好自己筹资建立电影公司。1922年，黎民伟成立了“民新”公司，拍摄了轰动一时的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三年后，由于“省港大罢工”的影响，黎民伟把公司迁到了上海。1930年，黎民伟的上海民新公司和其它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公司的总部设在香港，生产机构仍然留在上海。第二年，“联华”在香港设立分厂，拍摄了几部影片。不过，由于经济的萧条，分厂很快倒闭，黎民伟把电影事业重心固定在了上海。
与黎民伟相反，对香港电影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物邵醉翁虽身在大陆，却把香港视为自己电影事业的重心所在。邵醉翁是赫赫有名的邵氏兄弟中的老大，1925年，邵醉翁在上海创办了天一电影公司，宣布邵氏家族进军电影领域。天一公司在短时间内拍摄了大量的娱乐影片，成为闻名上海滩的电影公司。1935年，邵醉翁将天一公司迁至香港，自己也于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此后，邵醉翁与弟弟邵逸夫、邵仁枚一起，开创了香港电影历史上辉煌一时的“邵氏时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沦陷使得许多电影机构和电影人大批涌入香港，香港电影也迎来了自己的活跃期。从1937年至1941年，是香港与内地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香港成为了内地文化人的“大后方”。这一时期，从上海来到香港的电影人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主力军，蔡楚生、司徒慧敏、夏衍、汤晓丹、胡蝶等知名影人是个中代表。
上海影人的到来改变了香港电影的格局，香港开始出现国语电影。《孤岛天堂》《白云故乡》是第一批国语片的代表作。此后，带有明显大陆特色的国语片在香港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国语片与粤语片一道，成为香港电影的两大片种。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大批内地影人移居香港。朱石麟、李翰祥等对香港电影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影人均在这一时期进入香港。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又有一批上海影人进入香港，这其中，包括许多电影公司的老板，如文华公司的老板吴性栽。同时，许多原来滞留香港的左翼电影人也纷纷回流大陆，比如汤晓丹、张骏祥、夏衍等人。此后，香港与大陆之间这种大规模的电影人才往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迫渐渐中断。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又开始得以恢复。
可以看出，1949年前的香港电影无论在产业上还是人才上，都受到大陆的极大影响。那个时候的香港，经济还比较落后，港人的本土意识也尚不浓厚，因此，作为母体的大陆元素便得以在香港电影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从香港电影的影像内容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从最早的《庄子试妻》，到其后的《胭脂》《铁骨兰心》《人海泪痕》《强盗孝子》以及抗战时期的《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白云故乡》，再到战后的《同病不相怜》《三女性》《珠江泪》等，香港电影的大多数影片无论是内容表达还是影像技巧，都具有浓烈的大陆色彩。
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分治，大陆与香港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明显淡化。不过，在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前，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时有进行，当然，这种交流主要局限于“长城”、“凤凰”等香港左翼制片公司的影片。这期间，香港电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17年间共4000部影片的生产规模，使得香港轻而易举地从上海手中接过了“东方好莱坞”的桂冠。不过，此时的香港电影，已经显出娱乐化、低俗化、快餐化的特征，武侠片、言情片充斥银幕，来自大陆的影像与记忆正在香港电影中渐渐消退。
在香港电影的大陆元素逐渐减弱乃至于无的同时，来自台湾和欧美的影响则开始在香港电影中渐渐显现出来。
二、香港电影的台湾元素
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以后，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才开始有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台湾电影作为一个区域电影也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电影版图上。大陆的封闭使得同文同宗的台湾电影与香港电影有了亲近的契机，于是，自1950年代开始，台湾便开始在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对香港电影施加影响，香港电影因此便多了一道“台湾元素”。
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似乎总是从人才的流动开始的。1950年代，刚刚起步的台湾电影在成就上远远比不上正值辉煌时期的香港电影，于是，许多台湾影人便奔赴香港，追寻自己的电影梦想。第一批到香港发展的台湾影人有穆虹、张仲文、夷光、唐菁、丁善玺等，这些影人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可能相当陌生，但正是他们拉开了港台电影联姻的序幕。
此后，到了1970至1980年代，更多的台湾影人涌入香港，香港几乎成为了台湾的电影基地。在香港众多的电影明星中，来自台湾的影人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包括：张艾嘉、林青霞、王祖贤、胡慧中、吴倩莲、舒淇、柯受良等等。台湾影人的加盟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不过，与1949年前大陆影人进入香港不同的是，大陆影人在香港起着引领作用，而台湾影人到香港更多的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谋取生计。但无论如何，有了台湾影人的加盟，香港电影或多或少掺进了台湾的影子。
与影人的流动相比，台湾的资金与市场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更具杀伤力。19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电影市场急速膨胀，观影需求急剧上升，但是，生产能力本已有限的台湾电影在政府当局的限制下，根本无法拍摄足够的影片供应市场。于是，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香港电影便成了台湾电影市场的救世良药。而香港电影也借机占领了台湾市场。
香港电影在台湾的热卖使得台湾的本土电影几乎无人问津，台湾的电影投资商于是纷纷把资金转向香港，在香港拍完片子后再拿到台湾放映赚钱。台湾很快成为香港电影最大的销售市场和投资来源地。
台湾资金和市场的双重催化，使得香港电影在1990年代初形成了又一个高峰期。不过，随着好莱坞电影的大量涌入、韩国电影的崛起以及“九七”前电影人才的流失，香港电影很快失去了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重要市场，开始走向低迷。台湾对香港电影的强大影响力也随之逐渐减弱。
与“大陆元素”对香港电影的作用不同，“台湾元素”对香港电影影响只企及肌肤，而非心灵。在“大陆元素”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地常常作为电影的故事发生地而存在，大陆意象几乎无所不在。而台湾却很少出现在香港电影的影像文本中，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一笔带过或是侧面交待。比如在《英雄本色》中，台湾只是作为狄龙交易毒品被出卖的背景出现。即使是台湾意象出现篇幅最长的《古惑仔》系列中，台湾也仅仅是黑帮人物避难的场所而已。
三、香港电影的欧美元素
在大陆和台湾之外，来自欧美的“西方元素”在香港电影有着突出的显现。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有西方人的影子——香港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偷烧鸭》便是美国人的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只在美国公映过。
香港电影首先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关系，陈果的《香港有个好莱坞》用片名直言不讳的道出了这一点——当然，这部影片的内容跟好莱坞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早期的香港电影从上海电影那里间接地接受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的话，那么1970年代以后的香港电影则是直接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大面积“侵蚀”。这种“侵蚀”不是电影市场的占领，而是电影观念和电影手法的效仿和学习。典型的例子是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香港“新浪潮”电影，当徐克、许鞍华、章国明等人以《碟变》《疯劫》《点指兵兵》等影片引发香港影坛地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徐克等人均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海归”影人，他们对电影的理解、对电影影像的把握以及个人风格的呈现均表现出“新好莱坞电影”的某些特征。而此后，随着徐克们转向商业电影的拍摄，香港的好莱坞特色愈是浓厚，与好莱坞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如徐克的新片《龙门飞甲》更是直接聘请了好莱坞的3D特效团队参与影片的制作。
在好莱坞之外，欧洲电影也给香港电影提供了滋补的营养。欧洲毕竟是电影的发源地，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现代电影、作者电影等等电影史上著名的流派和现象均出自欧洲大陆。虽然曾经统治了香港上百年的英国在电影上的造诣并不深厚，但香港电影还是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欧洲电影的营养。
王家卫无疑是欧洲营养的吸取者之一。在这位喜欢戴墨镜的导演的影片中，充满了自我追问似的喃喃自语和错综复杂的心理探寻，片中的主人公似乎永远在寻找某种答案，而总也找寻不到。从内容到结构，从风格到手法，王家卫电影显然属于源自欧洲的作者电影的一种。
大陆、台湾、欧美，三个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对香港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香港电影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大陆、台湾、欧美乃至世界的电影文化。《大话西游》的流行、《骇客帝国》的武打、《无间道》的翻拍……香港电影在吸纳着世界文明，世界电影也在感受着香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