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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价值精神是了解一个民族的主视窗，要了解韩民族，只有明确把握韩国及其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才能正确地了解韩国及其民族的特殊的文化本质及其价值，而韩国的风流思想是其文化价值主要精神之所在。探寻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及其途径和方法很重要，探寻风流思想的奥秘需要新的视角和理路。
关键词：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风流思想
了解一个民族，就得研究其文化，因为文化是其历史活动的记载符号。其中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本身潜藏着民族根性，即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本文的宗旨是探寻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及其途径和方法。既然是探寻，自然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为立足点，与此同时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坐标轴”，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解读和诠释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讲，探寻的视角与理路是否得当是关键所在。
一、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
既然是探寻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首先就要弄清楚文化价值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因为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等于了解了其国家或民族历史存在的本质。诚然，社会实践及其建构的生产力对历史的本原性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肯定人类文化价值精神的决定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民族整体的意义后者的地位要比前者更高。因为实践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价值意向的“物件化”活动，而生产力终究不过是人类价值目标实现的外在标志。人作为有意识的历史主体，其一切历史活动都必然与精神相伴，而由各种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意识、哲学观念等构成的总的文化价值精神，更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文化价值精神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演化过程，在一定程度而言，是和人类的进化相伴随的。借用荣格的深层心理学说法，其源流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历史积淀形成过程。而一旦人类文化价值精神得以形成，就如同一个人的人格确立后本性难易的情形，给人类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并且它的普遍的形式存在于各个历史时代中陶铸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并支配着他们的群体价值取向，从而赋予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离开了文化价值精神，人们将不知道怎样进行价值追求和追求什么，自然更无从谈起怎样价值实现和实现什么了。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脱离他们意识到的价值去行动，即便这种价值中蕴含着某些原始、落后及非理性的成分，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观人类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一般来讲，这种价值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表面上“改弦易辙”，它也只是“遮蔽”在暗处，隐蔽地发挥着它的“权能”。因此，人的文化存在就是他们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也就是他们历史主体性的表现，同时，这种价值实现的历史活动、互动行动也标示着他们的国家、民族的特殊的文化本质和价值。
二、韩民族文化价值“原型”特点
眾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韩半岛长期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学问、宗教等方面都深深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甚至一直到朝鲜王朝末期，韩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只能用汉字表达。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韩国并没有就此湮灭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洪流中。换言之，韩国没有被同化，仍保持其国度，仍保持其民族性。这说明韩国及其民族始终保持着某种固有的文化价值精神，这正印证了笔者上述的观点。那么，这种固有的文化价值精神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寻觅它的“踪影”呢？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韩国思想史。通观作为“显学”意义上的韩国思想史，我们发现自新罗时代到朝鲜王朝，与中国思想史没有本质的区别。具体来讲，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韩国思想史不外乎是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传播和渗透的历史。三国时期的道教、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的佛教、朝鲜王朝时期的儒教（学）都是以“显学”的形式建构了朝鲜韩国思想史的“框架”。从影响的时间阶段而言，佛教思想从传入到衰微经历了一千年之久，并且在高丽时期立为国教；儒教（学）思想也大体经历了五百年之久，在朝鲜王朝时期替代佛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尽管如此，韩民族没有同化仍保持其民族独特本质的事实说明，这种“显学”的影响并没有使韩民族固有的原质思想异变乃至消融，反而使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因而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没有“改弦易辙”，至始至终固守其“神圣”的本色。笔者认为这种原质的思想观念就是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的“基质”。作为“基质”，其性质始终不变，并支配着韩民族的精神。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民族的个性及其魂魄的形成就是从远古时代开始积淀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的孕育乃至成熟，离不开原质思想文化的积淀，它构成了文化价值精神的基质。尽管后来周边思想文化的不断渗透使得本土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支配韩民族文化的基质没有变化。
因此，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并未改变韩民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基质。那么这种基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揭开内核来发现基质的“本真面目”？笔者认为要使其“本真面目”得以“呈现”，我们必须回到孕育韩民族的“本真境况”之中。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本真面目”与“本真境况”是有区别的。“本真境况”是客观显现在观察者面前的现象材料；“本真面目”则是观察者通过“本真直观”（eideticvision）对现象材料的结构和本质做出直接把握的结果。
那么韩民族的“本真境况”究竟是什么？既然“显学”不能提供相关的材料，换言之，我们只能追溯到古朝鲜时期。我们应从韩民族未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前的“境况”中去挖掘“现象材料”。
关于古朝鲜的定义及范围、时期的划分中外学术界有诸多分歧，有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说。本文的宗旨是研究韩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从逻辑运思角度而言，立足点放在檀君朝鲜说更合理一些。况且对古朝鲜时代划分来讲，尽管有很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檀君和箕子到底谁创建了古朝鲜），但是有檀君先于箕子之说，而尚未发现箕子先于檀君之说。基于上述理路，笔者认为古朝鲜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是外来思想尚未传入，韩民族保持固有的本土文化时期；后半期则是箕子流亡朝鲜时所传入的洪范九畴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渗透时期（即便如此，本土文化仍保持其固有的特质，或许更加规范化了）。因此，本文自然地把“本真境况”探索的起点聚焦在古朝鲜时期。 我们对古朝鲜时期的思想进行一番考察发现，有关反映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仅存有与檀君等有关的建国神话的几篇资料。许多因素造成了目前的这一“境况”，其中最大的因素恐怕与当时古朝鲜尚未创造文字相关联。由于古朝鲜时期没有文字，反映该时期的思想只能以口诵的方式代代相传。通观世界各民族历史境况，我们不难发现，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各民族都以口诵的方式反映其民族的历史及其思想，而且基本上以神话作为其表现形态，表述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表述其民族的理想追求。
就神话的形成而言，神话不是个人创造的一部文学作品。有关民族的、建国的神话更是如此。神话是部族集团成员之间相互传诵并代代传承下来的反映民族历程的“活化石”。
就神话的形式而言，神话尽管以神创形式描绘世间图景，其实这只是神话的“密码”。如果我们解开密码，进入其深层结构，就会发现神话其实以象征的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对所处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关系，乃至对自我的理解；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对理想的追求。
古朝鲜时期韩民族的系列建国神话（包括前期的檀君神话、后期的朱蒙神话和赫居世神话）也是如此。以檀君神话为例，该神话作为韩民族创造的最初神话，其中内涵韩民族原初的宇宙观、人性观、历史观、宗教观、国家观及伦理观等等。内涵有韩民族先祖们自觉的反映韩民族精神的哲学原理，这些原初思想作为最原初的“本真境况”的部分供我们进行“本质直观”，直至发现其“本真面目”。问题是我们如何“直观”，才能找到“本真面目”？换言之，既然神话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固有特质的一把钥匙，我们如何使用它才能揭开这一谜底呢？这就牵涉到方法论上，即我们应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
探讨这一问题之前，先简要地考察韩国有关神话研究的状况，从而了解韩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采取的方法、研究的视野及存在的问题。
还是以檀君神话研究为例，韩国学者李银峰在《檀君神话研究》一书中罗列了自安鼎福等民主主义史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的有关檀君神话研究成果目录。通观所收录的研究论文，有从民俗学角度研究的，也有从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以及文学角度研究的，却很少有从思想层面研究的成果。从哲学高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此外，由首尔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尹理钦教授主持，汇集许多韩国学者研究论文而编著的《檀君的解读与资料》，也收集了有关檀君神话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该书还提供了以檀君作为信仰物件的宗教团体活动的现状资料。但是，正如尹理钦在书中所提到的从哲学角度研究檀君神话的成果非常少，与之相联系，从思想层面而言，系统地对檀君神话整理的工作尚未进行。
鉴于上述研究状况，笔者认为哲学研究方法是进入神话深层结构，真正解读神话真正“所指”的正确途径。研究韩民族的神话固然是了解韩民族文化固有特质的一把钥匙，但不是唯一的钥匙。换言之，了解其民族文化特质还需要其他途径。韩民族的祭礼风俗和他们的原始宗教——巫教也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因而考察祭礼风俗和巫教，同样采取哲学研究方法，深入其内在结构，找到其“原型”（或模式），也是揭开韩民族固有文化特质，或者说是他们的文化价值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韩民族风流思想是其文化价值的“本真直观”
总之，韩民族的“本真境况”就是古朝鲜时期韩民族的系列建国神话、祭礼风俗和原始宗教（巫教或萨满教）等。这些“现象材料”构成孕育基质的条件。通过考察这些“现象材料”，把握其结构和本质，理解其意义，即通过“本质直观”揭示其“本真面目”——风流思想。
谈到风流一词，古今中外有众多解释和用法。在审美领域，风流是东方美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其重要性不仅是由于“风流”是东方美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其重要性不仅是由于西方美学范畴体系中没有与之相应的审美范畴，更在于它能充分体现东方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境。闵周植先生在比较东西方美学特点时，认为“在西方，‘美’是古典主义的核心；在东方，古典主义的核心则是‘风流’”。
在韩半岛，“风流”一词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审美范畴，它还具有本体论意义。换言之，“风流”一词具有哲学、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多重含义。这种多重性与韩民族固有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统一新罗时期的儒者崔致远的《鸾郎碑序》中的一段话有很好的佐证。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祥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
崔致远认为，韩国有一种“玄妙之道”即“风流”，其具体内容记录在《仙史》上。它不属于儒、佛、道，却又包含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和理念。崔致远对三教均有很深的研究，因此他的说法很有分量。他认为“玄妙之道”并不是在新罗时代三教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他将该道解释为“接化群生”，这意味着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被接化、教化。因而他认为它比三教思想更加圆融、宏大，其玄妙之处也在于此。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韩民族方面的风流，与其说是“风流”，莫不如说是“风流道”或者“风流思想”更恰当。“风流道”作为韩民族固有的传统思想，它既是韩民族的宗教信仰，又是民族哲学理念，也是民族心理和审美观的集体反映。一句话，它是探究韩国民族文化价值精神的关键所在。由此不难看出研究风流道思想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韩国的风流思想与韩民族的系列建国神话、祭礼风俗和巫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神话、祭礼和巫教是风流思想产生的“源流”，也是探究风流思想的“通道”。具体而言，神話为风流思想提供了本体论意义，它构成了风流思想的“体”；祭礼风俗为风流思想提供了行为模式，它构成了风流思想的“相”；巫教则是二者（神话与祭礼）的综合，也是二者的具体运用，因而它构成了风流思想的“用”。这样，我们在上述“境况”中发现了风流思想的“体、相、用”，进而发现了风流思想的“原型”——对“光明天神”的信仰，天、地、人的亲和关系，“神人妙合”和“天人相契”、“弘益人间”等内容都源自上述“境况”中，而这些都成为风流思想“原型”的构成要素。 在此基础上，风流思想的原型进一步完善化，形成了崔致远所说的“玄妙之道”——“风流道”。有关风流思想的特点大致归纳为两点：其一，“实乃包含三教”；其二，“接化群生”。“实乃包含三教”中的“三教”是指儒教（学）、佛教和道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风流思想并不是杂揉了三教，而是指它本身兼备三教的特点。因为风流思想源于韩民族固有源始风流思想即“风流思想原型”，而“原型”本身具备了三教的特点。例如，对“天一”神的信仰和崇拜，以及重归天一的向往，与佛教中的“归一心之源”没有什么两样；天、地、人的亲和关系，“神人妙合”与道教中的“天人合一”如出一辙；“弘益人间，在世理化”与儒教的“齐家治国”的主张并无二致。这样，就能揭开为什么佛教、道教和儒教能够接踵传入韩国而韩民族仍能保持其民族文化特质的“谜团”。风流思想自身的包容性，使之不仅不和外来三教发生冲突，反而能够吸纳这些外来思想的精华不断充实自己。风流思想的包容性特点是韩民族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精神的关键因素之一。风流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接化群生”。“接化群生”意味着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被接化、教化。这说明风流思想不单纯是“形而上”的哲学、宗教等理念，它还是一个“功能化”了的教育理念。风流思想的教育理念的出发点是“神人妙合”（天人合一）。其结果是“弘益人间”。风流思想的教化作用不单纯是政治教化层面上的，它还是宗教、伦理和艺术层面上的多功能的修养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有关花郎的生活记载中可以更多的了解：
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闪烁，无远不至。
总之，通过道义和审美等方面的修身养性，使人能够领悟天、地、人的和谐关系，成为“弘益人间”的仙士是“接化群生”的主旨所在。对理想人格的崇尚和追求可以说是韩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一些韩国学者把韩国传统文化称之为“仙士文化”。
综上所述，通过“本质直观”我们了解了韩国思想文化固有的基质——风流思想。风流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之成为韩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使之能够成为韩民族长期保持的民族文化和特色的深层支撑。因此要真正把握韩国思想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把握其文化价值精神，就要深入研究风流思想及其历史，深入研究风流思想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风流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哲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这些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義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李银峰.檀君神话研究[M].举世社，1986.
[2]尹理钦.檀君的解读与资料[M].首尔大学出版社，1994.
[3]闵周植.文艺美学研究[M].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06，26.
[4]金钟植.三国史记[M].光进文化社，1960.
[5]姜云.韩国风流思想的历史嬗变与价值研究[M].亚洲香港出版社，2011.
[6]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32.
作者简介：
方玲玲，女，汉族，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外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姜云，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西方哲学比较。
关键词：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风流思想
了解一个民族，就得研究其文化，因为文化是其历史活动的记载符号。其中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本身潜藏着民族根性，即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本文的宗旨是探寻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及其途径和方法。既然是探寻，自然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为立足点，与此同时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坐标轴”，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解读和诠释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讲，探寻的视角与理路是否得当是关键所在。
一、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
既然是探寻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首先就要弄清楚文化价值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因为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等于了解了其国家或民族历史存在的本质。诚然，社会实践及其建构的生产力对历史的本原性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肯定人类文化价值精神的决定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民族整体的意义后者的地位要比前者更高。因为实践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价值意向的“物件化”活动，而生产力终究不过是人类价值目标实现的外在标志。人作为有意识的历史主体，其一切历史活动都必然与精神相伴，而由各种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意识、哲学观念等构成的总的文化价值精神，更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文化价值精神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演化过程，在一定程度而言，是和人类的进化相伴随的。借用荣格的深层心理学说法，其源流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历史积淀形成过程。而一旦人类文化价值精神得以形成，就如同一个人的人格确立后本性难易的情形，给人类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并且它的普遍的形式存在于各个历史时代中陶铸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并支配着他们的群体价值取向，从而赋予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离开了文化价值精神，人们将不知道怎样进行价值追求和追求什么，自然更无从谈起怎样价值实现和实现什么了。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脱离他们意识到的价值去行动，即便这种价值中蕴含着某些原始、落后及非理性的成分，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观人类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一般来讲，这种价值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表面上“改弦易辙”，它也只是“遮蔽”在暗处，隐蔽地发挥着它的“权能”。因此，人的文化存在就是他们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也就是他们历史主体性的表现，同时，这种价值实现的历史活动、互动行动也标示着他们的国家、民族的特殊的文化本质和价值。
二、韩民族文化价值“原型”特点
眾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韩半岛长期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学问、宗教等方面都深深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甚至一直到朝鲜王朝末期，韩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只能用汉字表达。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韩国并没有就此湮灭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洪流中。换言之，韩国没有被同化，仍保持其国度，仍保持其民族性。这说明韩国及其民族始终保持着某种固有的文化价值精神，这正印证了笔者上述的观点。那么，这种固有的文化价值精神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寻觅它的“踪影”呢？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韩国思想史。通观作为“显学”意义上的韩国思想史，我们发现自新罗时代到朝鲜王朝，与中国思想史没有本质的区别。具体来讲，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韩国思想史不外乎是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传播和渗透的历史。三国时期的道教、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的佛教、朝鲜王朝时期的儒教（学）都是以“显学”的形式建构了朝鲜韩国思想史的“框架”。从影响的时间阶段而言，佛教思想从传入到衰微经历了一千年之久，并且在高丽时期立为国教；儒教（学）思想也大体经历了五百年之久，在朝鲜王朝时期替代佛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尽管如此，韩民族没有同化仍保持其民族独特本质的事实说明，这种“显学”的影响并没有使韩民族固有的原质思想异变乃至消融，反而使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因而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没有“改弦易辙”，至始至终固守其“神圣”的本色。笔者认为这种原质的思想观念就是韩民族文化价值精神的“基质”。作为“基质”，其性质始终不变，并支配着韩民族的精神。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民族的个性及其魂魄的形成就是从远古时代开始积淀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的孕育乃至成熟，离不开原质思想文化的积淀，它构成了文化价值精神的基质。尽管后来周边思想文化的不断渗透使得本土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支配韩民族文化的基质没有变化。
因此，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并未改变韩民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基质。那么这种基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揭开内核来发现基质的“本真面目”？笔者认为要使其“本真面目”得以“呈现”，我们必须回到孕育韩民族的“本真境况”之中。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本真面目”与“本真境况”是有区别的。“本真境况”是客观显现在观察者面前的现象材料；“本真面目”则是观察者通过“本真直观”（eideticvision）对现象材料的结构和本质做出直接把握的结果。
那么韩民族的“本真境况”究竟是什么？既然“显学”不能提供相关的材料，换言之，我们只能追溯到古朝鲜时期。我们应从韩民族未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前的“境况”中去挖掘“现象材料”。
关于古朝鲜的定义及范围、时期的划分中外学术界有诸多分歧，有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说。本文的宗旨是研究韩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从逻辑运思角度而言，立足点放在檀君朝鲜说更合理一些。况且对古朝鲜时代划分来讲，尽管有很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檀君和箕子到底谁创建了古朝鲜），但是有檀君先于箕子之说，而尚未发现箕子先于檀君之说。基于上述理路，笔者认为古朝鲜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是外来思想尚未传入，韩民族保持固有的本土文化时期；后半期则是箕子流亡朝鲜时所传入的洪范九畴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渗透时期（即便如此，本土文化仍保持其固有的特质，或许更加规范化了）。因此，本文自然地把“本真境况”探索的起点聚焦在古朝鲜时期。 我们对古朝鲜时期的思想进行一番考察发现，有关反映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仅存有与檀君等有关的建国神话的几篇资料。许多因素造成了目前的这一“境况”，其中最大的因素恐怕与当时古朝鲜尚未创造文字相关联。由于古朝鲜时期没有文字，反映该时期的思想只能以口诵的方式代代相传。通观世界各民族历史境况，我们不难发现，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各民族都以口诵的方式反映其民族的历史及其思想，而且基本上以神话作为其表现形态，表述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表述其民族的理想追求。
就神话的形成而言，神话不是个人创造的一部文学作品。有关民族的、建国的神话更是如此。神话是部族集团成员之间相互传诵并代代传承下来的反映民族历程的“活化石”。
就神话的形式而言，神话尽管以神创形式描绘世间图景，其实这只是神话的“密码”。如果我们解开密码，进入其深层结构，就会发现神话其实以象征的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对所处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关系，乃至对自我的理解；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对理想的追求。
古朝鲜时期韩民族的系列建国神话（包括前期的檀君神话、后期的朱蒙神话和赫居世神话）也是如此。以檀君神话为例，该神话作为韩民族创造的最初神话，其中内涵韩民族原初的宇宙观、人性观、历史观、宗教观、国家观及伦理观等等。内涵有韩民族先祖们自觉的反映韩民族精神的哲学原理，这些原初思想作为最原初的“本真境况”的部分供我们进行“本质直观”，直至发现其“本真面目”。问题是我们如何“直观”，才能找到“本真面目”？换言之，既然神话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固有特质的一把钥匙，我们如何使用它才能揭开这一谜底呢？这就牵涉到方法论上，即我们应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
探讨这一问题之前，先简要地考察韩国有关神话研究的状况，从而了解韩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采取的方法、研究的视野及存在的问题。
还是以檀君神话研究为例，韩国学者李银峰在《檀君神话研究》一书中罗列了自安鼎福等民主主义史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的有关檀君神话研究成果目录。通观所收录的研究论文，有从民俗学角度研究的，也有从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以及文学角度研究的，却很少有从思想层面研究的成果。从哲学高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此外，由首尔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尹理钦教授主持，汇集许多韩国学者研究论文而编著的《檀君的解读与资料》，也收集了有关檀君神话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该书还提供了以檀君作为信仰物件的宗教团体活动的现状资料。但是，正如尹理钦在书中所提到的从哲学角度研究檀君神话的成果非常少，与之相联系，从思想层面而言，系统地对檀君神话整理的工作尚未进行。
鉴于上述研究状况，笔者认为哲学研究方法是进入神话深层结构，真正解读神话真正“所指”的正确途径。研究韩民族的神话固然是了解韩民族文化固有特质的一把钥匙，但不是唯一的钥匙。换言之，了解其民族文化特质还需要其他途径。韩民族的祭礼风俗和他们的原始宗教——巫教也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因而考察祭礼风俗和巫教，同样采取哲学研究方法，深入其内在结构，找到其“原型”（或模式），也是揭开韩民族固有文化特质，或者说是他们的文化价值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韩民族风流思想是其文化价值的“本真直观”
总之，韩民族的“本真境况”就是古朝鲜时期韩民族的系列建国神话、祭礼风俗和原始宗教（巫教或萨满教）等。这些“现象材料”构成孕育基质的条件。通过考察这些“现象材料”，把握其结构和本质，理解其意义，即通过“本质直观”揭示其“本真面目”——风流思想。
谈到风流一词，古今中外有众多解释和用法。在审美领域，风流是东方美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其重要性不仅是由于“风流”是东方美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其重要性不仅是由于西方美学范畴体系中没有与之相应的审美范畴，更在于它能充分体现东方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境。闵周植先生在比较东西方美学特点时，认为“在西方，‘美’是古典主义的核心；在东方，古典主义的核心则是‘风流’”。
在韩半岛，“风流”一词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审美范畴，它还具有本体论意义。换言之，“风流”一词具有哲学、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多重含义。这种多重性与韩民族固有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统一新罗时期的儒者崔致远的《鸾郎碑序》中的一段话有很好的佐证。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祥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
崔致远认为，韩国有一种“玄妙之道”即“风流”，其具体内容记录在《仙史》上。它不属于儒、佛、道，却又包含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和理念。崔致远对三教均有很深的研究，因此他的说法很有分量。他认为“玄妙之道”并不是在新罗时代三教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他将该道解释为“接化群生”，这意味着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被接化、教化。因而他认为它比三教思想更加圆融、宏大，其玄妙之处也在于此。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韩民族方面的风流，与其说是“风流”，莫不如说是“风流道”或者“风流思想”更恰当。“风流道”作为韩民族固有的传统思想，它既是韩民族的宗教信仰，又是民族哲学理念，也是民族心理和审美观的集体反映。一句话，它是探究韩国民族文化价值精神的关键所在。由此不难看出研究风流道思想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韩国的风流思想与韩民族的系列建国神话、祭礼风俗和巫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神话、祭礼和巫教是风流思想产生的“源流”，也是探究风流思想的“通道”。具体而言，神話为风流思想提供了本体论意义，它构成了风流思想的“体”；祭礼风俗为风流思想提供了行为模式，它构成了风流思想的“相”；巫教则是二者（神话与祭礼）的综合，也是二者的具体运用，因而它构成了风流思想的“用”。这样，我们在上述“境况”中发现了风流思想的“体、相、用”，进而发现了风流思想的“原型”——对“光明天神”的信仰，天、地、人的亲和关系，“神人妙合”和“天人相契”、“弘益人间”等内容都源自上述“境况”中，而这些都成为风流思想“原型”的构成要素。 在此基础上，风流思想的原型进一步完善化，形成了崔致远所说的“玄妙之道”——“风流道”。有关风流思想的特点大致归纳为两点：其一，“实乃包含三教”；其二，“接化群生”。“实乃包含三教”中的“三教”是指儒教（学）、佛教和道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风流思想并不是杂揉了三教，而是指它本身兼备三教的特点。因为风流思想源于韩民族固有源始风流思想即“风流思想原型”，而“原型”本身具备了三教的特点。例如，对“天一”神的信仰和崇拜，以及重归天一的向往，与佛教中的“归一心之源”没有什么两样；天、地、人的亲和关系，“神人妙合”与道教中的“天人合一”如出一辙；“弘益人间，在世理化”与儒教的“齐家治国”的主张并无二致。这样，就能揭开为什么佛教、道教和儒教能够接踵传入韩国而韩民族仍能保持其民族文化特质的“谜团”。风流思想自身的包容性，使之不仅不和外来三教发生冲突，反而能够吸纳这些外来思想的精华不断充实自己。风流思想的包容性特点是韩民族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精神的关键因素之一。风流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接化群生”。“接化群生”意味着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被接化、教化。这说明风流思想不单纯是“形而上”的哲学、宗教等理念，它还是一个“功能化”了的教育理念。风流思想的教育理念的出发点是“神人妙合”（天人合一）。其结果是“弘益人间”。风流思想的教化作用不单纯是政治教化层面上的，它还是宗教、伦理和艺术层面上的多功能的修养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有关花郎的生活记载中可以更多的了解：
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闪烁，无远不至。
总之，通过道义和审美等方面的修身养性，使人能够领悟天、地、人的和谐关系，成为“弘益人间”的仙士是“接化群生”的主旨所在。对理想人格的崇尚和追求可以说是韩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一些韩国学者把韩国传统文化称之为“仙士文化”。
综上所述，通过“本质直观”我们了解了韩国思想文化固有的基质——风流思想。风流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之成为韩民族的文化价值精神，使之能够成为韩民族长期保持的民族文化和特色的深层支撑。因此要真正把握韩国思想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把握其文化价值精神，就要深入研究风流思想及其历史，深入研究风流思想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风流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哲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这些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義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李银峰.檀君神话研究[M].举世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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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云.韩国风流思想的历史嬗变与价值研究[M].亚洲香港出版社，2011.
[6]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32.
作者简介：
方玲玲，女，汉族，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外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姜云，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西方哲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