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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现今最古老、最特殊的方言之一，潮汕方言分布于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潮汕地区以及海外潮籍华人生活地区。潮汕方言音韵独特，词汇丰富、语法特殊、古语义多、幽默生动、富有表现力。在潮汕方言词中，就有不少的植物名称。
潮汕方言中植物名称的本义来源非常广泛，从时间维度来看，潮汕方言中的植物名称一部分来自于我国的古汉语。潮汕方言保留了两汉六朝时期不少语音特点，甚至保留了秦汉以前的一些语音遗迹。因此，潮汕方言词汇系统中部分植物名称也来源于当时的古汉语，如柳树、竹蔗等等。这些植物名称随着语言的变迁有的已经消失在普通话中，但在潮汕方言中其保留着原始的词汇形式，如橄榄、菠薐、詹卜等等，显示出当前潮汕方言的独特魅力。而有的因为在今天的普通话中保留了下来，与普通话的表达方式相近，如竹蔗、豆仁等等。
另一部分来自当地人近年来在生活过程中创造的新词语。随着新物种的不断传入，当地人在生活创造中根据特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赋予了这些植物独特的名称。如“猪屎花”，是由于五色梅的传入，因为五色梅的枝叶与花朵中挥发出蚊蝇敏感的气味，具有很强的驱逐蚊蝇功效，但对人体无害，像猪屎一般，因此潮汕人就把五色梅称为“猪屎花”。这种造词方法是将花“猪屎”气味的比喻与“花”字组合在一起，属于词汇材料法中的组合型。
从空间维度来看，潮州方言中植物名称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和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当中产生的。一方面，当地人在劳动生产与文化发展中，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会根据潮汕方言的表达习惯，对一些植物进行命名，如“头毛菜”（发菜）、荷兰豆（豌豆）、乌豆（黑豆）、菜头（白萝卜）、北葱（洋葱）等等。另一方面，我国古代与西域、南洋等地的经济交流、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多次南迁、近代以来潮人下南洋等活动，带来了潮汕当地与其他地区的物种交流，丰富了潮汕当地的语言词汇。如上文提及的一些源自于古汉语的植物名称，就是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产生的，如橄榄、菠薐、詹卜等等。
植物名称不单用于相应植物的指称，有些还作为词汇材料，与其他语素组成了新的潮汕方言词。如“冬瓜册”，是当地一种以冬瓜瓤肉作为原料、用于润喉清肺的小零食。因为这种小零食刚制作完成时形如小书册，所以人们将它的原料“冬瓜”和形状“册”，结合在一起，组成“冬瓜册”。
有些植物名称则是因为相关特性，进入了潮汕方言当中的熟语系统，展现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三四卖梅，五六刮草”，每年的三、四月杨梅当令，市面上就开始有人卖杨梅了。由于杨梅不易保存，过了端午节，市面上没有杨梅可卖。每年的五、六月天气热，街上开始有人卖草粿。因为草粿的原材料是一种可食用的甘草，所以五六月需要去刮（潮汕方言中“割”的意思）草。
著名的潮学研究者林伦伦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分支。这个分支虽然带有浓烈的地域性色彩，但不是绝对的地方文化，而是带有地域特征的群体文化。而潮汕方言词中很多植物名称正是在这种潮汕文化背景的基础下产生、发展的。
潮汕方言中对古代汉语植物名称的保留，是与其地理所形成的独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潮汕地区，由于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独特地理环境，历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在历史的滚滚长河当中，因为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潮汕地区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少，较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因而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中原文化。尽管近代以来汉语词汇受到外来语与白话文的冲击，但是潮汕方言词依然保留了大多数的古汉语，如上文的“橄榄”、“菠薐”、“詹卜”等等。
从产生方法看，潮汕方言中植物名称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当地人的价值观念有关。在命名物种时也会根据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进行命名，使得潮汕文化中也有属于自己当地独特的植物名称。其次，在对这些方言词进行发展时，会将植物的特性、当地人的农业生产特点、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认同结合起来，使得植物名称也可作为词汇材料去产生新的潮汕方言词、进入当地的熟语系统，创造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语言。这体现了潮汕人对当地的自身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知识探索、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表达了潮汕人对独立的创新精神。
在对植物名称的进一步发展使用中，当地人巧妙地运用了自然植物的特点，对当地人们的农业生产习惯加以概括提炼，教育后人，如“三四卖梅，五六刮草”、“霜降，橄榄落瓮”。又有通过这些植物的特性，将植物去比喻人与食物，以提高后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如“猴仔吃薄荷”。这种对自然植物的关注、审美及运用的方式，体现了潮汕人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审美意识。
在潮汕当地文化心理的作用下，潮汕方言词中的植物名称拥有广泛的来源。在产生之后，这些植物名称或被当地人作为词汇材料与其他语素组成了新的潮汕方言词，或加以改造进入了潮汕方言的熟语系统。它们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丰富了潮州方言词汇系统，而且也使得潮汕当地人们的语言表达更加形象、生动、方便，使得潮汕文化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更加绚烂、独特。
作者简介
詹晓悦（1997—），女，汉族，广东潮州人，單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本科生，汉语言文学（师范）。
潮汕方言中植物名称的本义来源非常广泛，从时间维度来看，潮汕方言中的植物名称一部分来自于我国的古汉语。潮汕方言保留了两汉六朝时期不少语音特点，甚至保留了秦汉以前的一些语音遗迹。因此，潮汕方言词汇系统中部分植物名称也来源于当时的古汉语，如柳树、竹蔗等等。这些植物名称随着语言的变迁有的已经消失在普通话中，但在潮汕方言中其保留着原始的词汇形式，如橄榄、菠薐、詹卜等等，显示出当前潮汕方言的独特魅力。而有的因为在今天的普通话中保留了下来，与普通话的表达方式相近，如竹蔗、豆仁等等。
另一部分来自当地人近年来在生活过程中创造的新词语。随着新物种的不断传入，当地人在生活创造中根据特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赋予了这些植物独特的名称。如“猪屎花”，是由于五色梅的传入，因为五色梅的枝叶与花朵中挥发出蚊蝇敏感的气味，具有很强的驱逐蚊蝇功效，但对人体无害，像猪屎一般，因此潮汕人就把五色梅称为“猪屎花”。这种造词方法是将花“猪屎”气味的比喻与“花”字组合在一起，属于词汇材料法中的组合型。
从空间维度来看，潮州方言中植物名称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和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当中产生的。一方面，当地人在劳动生产与文化发展中，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会根据潮汕方言的表达习惯，对一些植物进行命名，如“头毛菜”（发菜）、荷兰豆（豌豆）、乌豆（黑豆）、菜头（白萝卜）、北葱（洋葱）等等。另一方面，我国古代与西域、南洋等地的经济交流、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多次南迁、近代以来潮人下南洋等活动，带来了潮汕当地与其他地区的物种交流，丰富了潮汕当地的语言词汇。如上文提及的一些源自于古汉语的植物名称，就是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产生的，如橄榄、菠薐、詹卜等等。
植物名称不单用于相应植物的指称，有些还作为词汇材料，与其他语素组成了新的潮汕方言词。如“冬瓜册”，是当地一种以冬瓜瓤肉作为原料、用于润喉清肺的小零食。因为这种小零食刚制作完成时形如小书册，所以人们将它的原料“冬瓜”和形状“册”，结合在一起，组成“冬瓜册”。
有些植物名称则是因为相关特性，进入了潮汕方言当中的熟语系统，展现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三四卖梅，五六刮草”，每年的三、四月杨梅当令，市面上就开始有人卖杨梅了。由于杨梅不易保存，过了端午节，市面上没有杨梅可卖。每年的五、六月天气热，街上开始有人卖草粿。因为草粿的原材料是一种可食用的甘草，所以五六月需要去刮（潮汕方言中“割”的意思）草。
著名的潮学研究者林伦伦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分支。这个分支虽然带有浓烈的地域性色彩，但不是绝对的地方文化，而是带有地域特征的群体文化。而潮汕方言词中很多植物名称正是在这种潮汕文化背景的基础下产生、发展的。
潮汕方言中对古代汉语植物名称的保留，是与其地理所形成的独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潮汕地区，由于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独特地理环境，历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在历史的滚滚长河当中，因为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潮汕地区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少，较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因而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中原文化。尽管近代以来汉语词汇受到外来语与白话文的冲击，但是潮汕方言词依然保留了大多数的古汉语，如上文的“橄榄”、“菠薐”、“詹卜”等等。
从产生方法看，潮汕方言中植物名称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当地人的价值观念有关。在命名物种时也会根据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进行命名，使得潮汕文化中也有属于自己当地独特的植物名称。其次，在对这些方言词进行发展时，会将植物的特性、当地人的农业生产特点、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认同结合起来，使得植物名称也可作为词汇材料去产生新的潮汕方言词、进入当地的熟语系统，创造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语言。这体现了潮汕人对当地的自身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知识探索、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表达了潮汕人对独立的创新精神。
在对植物名称的进一步发展使用中，当地人巧妙地运用了自然植物的特点，对当地人们的农业生产习惯加以概括提炼，教育后人，如“三四卖梅，五六刮草”、“霜降，橄榄落瓮”。又有通过这些植物的特性，将植物去比喻人与食物，以提高后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如“猴仔吃薄荷”。这种对自然植物的关注、审美及运用的方式，体现了潮汕人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审美意识。
在潮汕当地文化心理的作用下，潮汕方言词中的植物名称拥有广泛的来源。在产生之后，这些植物名称或被当地人作为词汇材料与其他语素组成了新的潮汕方言词，或加以改造进入了潮汕方言的熟语系统。它们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丰富了潮州方言词汇系统，而且也使得潮汕当地人们的语言表达更加形象、生动、方便，使得潮汕文化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更加绚烂、独特。
作者简介
詹晓悦（1997—），女，汉族，广东潮州人，單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本科生，汉语言文学（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