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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桑原騭藏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著名史学家，学术态度严谨，成就很高。但其历史观、中国观存在部分自相矛盾之处，在京都学派中独树一帜，可谓“矛盾”的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学者。
关键词：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桑原騭藏
作者简介：赵恒楠（199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2
桑原騭藏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立者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风俗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国法制史，在中西方汉学界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考察其研究成果可发现桑原騭藏的中国观、历史观以及研究方法都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众多京都学派学者当中可谓特立独行。
一、矛盾的“科学的历史学”
从桑原騭藏本人的言论和著作中可清晰地发现，他一生都不遗余力的提倡“科学的历史学”，即在历史研究中讲求真凭实据不能有半点含糊，强调在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他曾说过“在研究上，一忌粗略，一忌含糊不清” [1]184因此其严谨的学术态度一直被学术界所公认。
桑原騭藏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力作《蒲寿庚考》，是其历年研究蒲寿庚的集大成之作，一直持续不断的订补更正达二十年之久。全文条理清晰考证翔实，通过“参照”“备考”等注释方式将正文和注解紧密地结合起来，旁征博引的相关资料和作者自己的考证辨析几乎达到全文篇幅的一半，此书出版后，以其精湛的考证功夫被授予为日本帝国学士院奖，被推荐为东洋史专业学生入门必读书目。桑原騭藏在读研期间编纂的《中等东洋史》这部教科书是他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它打破了以往史书只注重中国自身朝代兴旺发展顺序的编写体例，参考大量欧美人的著述的同时注重周边国家民族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梳理。王国维甚至在此书中文译本的序中悲鸣到“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2]70足可见对这本书的高度赞赏。
若只分析桑原騭藏以上两部代表作品，通过其独辟蹊径的视角以及扎实的考证功夫可轻而易举的得出他是位如此“科学”的历史学家。然而笔者在拜读其中国文化史领域的著作《东洋史说苑》后，并不完全赞同他这个“精致坚实的考证学东洋史大家”的称谓。如在《东洋史说苑》中“元代的蒙古人”这个章节，桑原騭藏举例说明蒙古人对食物非常的节俭“即使招待一百位客人，他们也只是屠宰一头小猪” [3]37以及“宴会上如果有骨头，蒙古人绝不会丢下骨头……肯定会好好保存，有空就拿出来舔一舔”，[3]37这两个例子并无出处且存在相当大的主观臆断成分。再如，在“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一章中，桑原騭藏将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议和归结为宋王朝统治者和其国民的妥协性的表现。首先，他只是从日本的尚武精神出发，以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的角度去考虑中国古代历史的事件，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隔阂。其次，他没有考虑交战双方的军事状况、经济实力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片面的指出双方的停战是宋王朝的妥协，而实际上无论宋辽合议还是宋金合议都出于两国势均力敌情况下的综合考虑。此外，他尤其批判把研究对象作为人生兴趣这种玩物丧志的理念，强调研究历史过程中要无思想性，但是在《东洋史说苑》一书中的多个章节都充斥着他主观蔑视中国的论调，如“汉人的迎合主义、自身阿谀官宪”，[3]120“中国人这般不顾节操和主义的妥协乃是一种苟合” [3]181等。他还将“ 文弱”“保守”“妥协”“猜疑”这四种世界各国人都有的性格特点总结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并将“吃人肉”这个在非洲、南美、印度等地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现象夸大的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符号。书中这种论调数不胜数，全然不是桑原騭藏一直提倡的学术研究要客观要无思想性。
二、矛盾的中国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受维新改革影响，脱亚入欧和扩张侵略的思想日益深重，尤其在学界表现更为突出，作为东洋史学重镇的京都学派的众多学者在许多著作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其中尤以桑原騭藏最为典型和极端。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吉川幸次郎等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才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不同，桑原騭藏极其厌弃中国文化，而他在中西交通史、中国法制史和中国风俗史等领域却建树颇多，这让人非常惊讶。
京都学派的诸多学者都与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往来频繁多有联系，如内藤湖南多次来访中国，与文廷式、王国维、罗振玉等通过面会、笔谈的方式加强学术交流，增进私人情感，同时盛赞推崇中国前辈学者如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而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桑原騭藏的中国观与其学派的众多学者大不相同。他除受到国家派遣才到中国留学外，再未踏足中国大陆。在众多中国学者中，桑原騭藏只称赞陈垣“现在支那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 [2]82一人，对其他学者几乎都不予关注，并且称“中国学者的脑子很糟糕”，常当面挖苦讽刺中国学者，以至于前往日本的王国维等人见他都绕道走。
分析其厌恶中国文化的原因，笔者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政治制度方面；明治维新如火如荼的进行，日本开始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和现代化改革，在制度、司法、军事、交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咋舌的快速发展，日本也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在日本全国都沉浸在西学至上的狂潮中时，以西方近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标准来评判，隔壁腐朽落后的清帝国自然而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第二、思想文化方面；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文明论概略》，文中强烈的批判了儒学的因循守旧，而这种文明观念所包含的“汉学批判”的热潮最终凝结为“脱亚”的观念。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写道中国“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所以要“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脱亚论”思潮的勃兴使日本对中国文化关心日趋淡薄，不再继续模仿和追随。而桑原騭藏又是极端追赶西方近代学术的学者，所以不难分析出他轻视中国文化的原因。第三，能力高低方面；桑原騭藏的研究成果《蒲寿庚考》和《中等东洋史》都是相关领域的示范性著作，在相关领域地位之高对于中国人来说无出其右，因此他也在主观上轻视研究本国文化不足的中国学者。 同时，分析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原因，总结为两点。第一，是兴趣和专业。桑原騭藏在高中时曾在日记中写下了“世界的历史家桑原騭藏”这几个字，可以看出立志从事历史学研究是他兴趣所在。他在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之后就一直从事东洋史的学习研究，尽管一直强调他研究的是东洋史不是中国史，可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后可知其专业就是中国史。第二，是时代背景。在明治维新改革和脱亚入欧的大背景下，顺应当时的思想潮流，立足于西方的价值观去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现象，从而进行中日人种和文化的比较，给日本人树立一个和传统不同的“中国形象”。
三、矛盾的考证方法
桑原騭藏所处的京都学派又被称为“实证主义学派”，从名称上就可窥见这一学派推崇清朝的乾嘉考证学，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注重文献的考定，强调确实的事实。在京都学派学者看来，这种细致考证的治学精神，十分符合近代科学的精神，而桑原騭藏却对乾嘉考证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乾嘉考据学的考证力度过于暧昧和软弱，根本达不到他心目中“科学”的历史学的程度。然而实际上，桑原騭藏所看重的德国兰克实证学与清朝乾嘉考据学在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并无多大差别。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砺波护在《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中的《桑原騭藏》一文中对比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和桑原騭藏的学术异同点后，得出“双方都是实证学风” [2]85的结论，且宫崎市定也曾说过“桑原騭藏治学的这种态度与清朝考证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相同”。所以，被桑原騭藏相当鄙夷的乾嘉考据学与他所使用的治学方法有很多相通且可以相互借鉴的特点。
考察桑原騭藏的学业生涯可知，在1887年，由于受到追慕西学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高薪聘请德国兰克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里斯出任史学科教授，因此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所采用的教学和研究方法都是出自德国兰克学派。在此时桑原騭藏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部汉学科，本科毕业又直接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所以桑原騭藏的本科和研究生求学生涯都深深受到西方的历史观——兰克史学的影响。并且由于受到那珂通世世界史的研究角度和视野的影响，注重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史料，所以桑原騭藏一直坚持的主张即便非常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结语
桑原騭藏治学视角独特，他一直强调坚持“科学”的历史学，治学时要无倾向性，但其著作中又充斥很多偏激的观点；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学术成就也难以企及，但又极其蔑视中国文化，对与他治学特点相通的乾嘉考证学也从不正眼相看；在桑原騭藏身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可谓“矛盾”的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史学家。
参考文献：
[1]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M].中华书局2007.
[2]刘正.京都学派[M].中华书局2009.
[3]邵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另类学者——桑原騭藏[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1）.
关键词：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桑原騭藏
作者简介：赵恒楠（199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2
桑原騭藏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立者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风俗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国法制史，在中西方汉学界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考察其研究成果可发现桑原騭藏的中国观、历史观以及研究方法都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众多京都学派学者当中可谓特立独行。
一、矛盾的“科学的历史学”
从桑原騭藏本人的言论和著作中可清晰地发现，他一生都不遗余力的提倡“科学的历史学”，即在历史研究中讲求真凭实据不能有半点含糊，强调在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他曾说过“在研究上，一忌粗略，一忌含糊不清” [1]184因此其严谨的学术态度一直被学术界所公认。
桑原騭藏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力作《蒲寿庚考》，是其历年研究蒲寿庚的集大成之作，一直持续不断的订补更正达二十年之久。全文条理清晰考证翔实，通过“参照”“备考”等注释方式将正文和注解紧密地结合起来，旁征博引的相关资料和作者自己的考证辨析几乎达到全文篇幅的一半，此书出版后，以其精湛的考证功夫被授予为日本帝国学士院奖，被推荐为东洋史专业学生入门必读书目。桑原騭藏在读研期间编纂的《中等东洋史》这部教科书是他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它打破了以往史书只注重中国自身朝代兴旺发展顺序的编写体例，参考大量欧美人的著述的同时注重周边国家民族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梳理。王国维甚至在此书中文译本的序中悲鸣到“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2]70足可见对这本书的高度赞赏。
若只分析桑原騭藏以上两部代表作品，通过其独辟蹊径的视角以及扎实的考证功夫可轻而易举的得出他是位如此“科学”的历史学家。然而笔者在拜读其中国文化史领域的著作《东洋史说苑》后，并不完全赞同他这个“精致坚实的考证学东洋史大家”的称谓。如在《东洋史说苑》中“元代的蒙古人”这个章节，桑原騭藏举例说明蒙古人对食物非常的节俭“即使招待一百位客人，他们也只是屠宰一头小猪” [3]37以及“宴会上如果有骨头，蒙古人绝不会丢下骨头……肯定会好好保存，有空就拿出来舔一舔”，[3]37这两个例子并无出处且存在相当大的主观臆断成分。再如，在“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一章中，桑原騭藏将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议和归结为宋王朝统治者和其国民的妥协性的表现。首先，他只是从日本的尚武精神出发，以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的角度去考虑中国古代历史的事件，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隔阂。其次，他没有考虑交战双方的军事状况、经济实力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片面的指出双方的停战是宋王朝的妥协，而实际上无论宋辽合议还是宋金合议都出于两国势均力敌情况下的综合考虑。此外，他尤其批判把研究对象作为人生兴趣这种玩物丧志的理念，强调研究历史过程中要无思想性，但是在《东洋史说苑》一书中的多个章节都充斥着他主观蔑视中国的论调，如“汉人的迎合主义、自身阿谀官宪”，[3]120“中国人这般不顾节操和主义的妥协乃是一种苟合” [3]181等。他还将“ 文弱”“保守”“妥协”“猜疑”这四种世界各国人都有的性格特点总结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并将“吃人肉”这个在非洲、南美、印度等地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现象夸大的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符号。书中这种论调数不胜数，全然不是桑原騭藏一直提倡的学术研究要客观要无思想性。
二、矛盾的中国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受维新改革影响，脱亚入欧和扩张侵略的思想日益深重，尤其在学界表现更为突出，作为东洋史学重镇的京都学派的众多学者在许多著作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其中尤以桑原騭藏最为典型和极端。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吉川幸次郎等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才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不同，桑原騭藏极其厌弃中国文化，而他在中西交通史、中国法制史和中国风俗史等领域却建树颇多，这让人非常惊讶。
京都学派的诸多学者都与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往来频繁多有联系，如内藤湖南多次来访中国，与文廷式、王国维、罗振玉等通过面会、笔谈的方式加强学术交流，增进私人情感，同时盛赞推崇中国前辈学者如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而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桑原騭藏的中国观与其学派的众多学者大不相同。他除受到国家派遣才到中国留学外，再未踏足中国大陆。在众多中国学者中，桑原騭藏只称赞陈垣“现在支那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 [2]82一人，对其他学者几乎都不予关注，并且称“中国学者的脑子很糟糕”，常当面挖苦讽刺中国学者，以至于前往日本的王国维等人见他都绕道走。
分析其厌恶中国文化的原因，笔者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政治制度方面；明治维新如火如荼的进行，日本开始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和现代化改革，在制度、司法、军事、交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咋舌的快速发展，日本也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在日本全国都沉浸在西学至上的狂潮中时，以西方近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标准来评判，隔壁腐朽落后的清帝国自然而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第二、思想文化方面；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文明论概略》，文中强烈的批判了儒学的因循守旧，而这种文明观念所包含的“汉学批判”的热潮最终凝结为“脱亚”的观念。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写道中国“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所以要“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脱亚论”思潮的勃兴使日本对中国文化关心日趋淡薄，不再继续模仿和追随。而桑原騭藏又是极端追赶西方近代学术的学者，所以不难分析出他轻视中国文化的原因。第三，能力高低方面；桑原騭藏的研究成果《蒲寿庚考》和《中等东洋史》都是相关领域的示范性著作，在相关领域地位之高对于中国人来说无出其右，因此他也在主观上轻视研究本国文化不足的中国学者。 同时，分析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原因，总结为两点。第一，是兴趣和专业。桑原騭藏在高中时曾在日记中写下了“世界的历史家桑原騭藏”这几个字，可以看出立志从事历史学研究是他兴趣所在。他在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之后就一直从事东洋史的学习研究，尽管一直强调他研究的是东洋史不是中国史，可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后可知其专业就是中国史。第二，是时代背景。在明治维新改革和脱亚入欧的大背景下，顺应当时的思想潮流，立足于西方的价值观去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现象，从而进行中日人种和文化的比较，给日本人树立一个和传统不同的“中国形象”。
三、矛盾的考证方法
桑原騭藏所处的京都学派又被称为“实证主义学派”，从名称上就可窥见这一学派推崇清朝的乾嘉考证学，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注重文献的考定，强调确实的事实。在京都学派学者看来，这种细致考证的治学精神，十分符合近代科学的精神，而桑原騭藏却对乾嘉考证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乾嘉考据学的考证力度过于暧昧和软弱，根本达不到他心目中“科学”的历史学的程度。然而实际上，桑原騭藏所看重的德国兰克实证学与清朝乾嘉考据学在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并无多大差别。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砺波护在《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中的《桑原騭藏》一文中对比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和桑原騭藏的学术异同点后，得出“双方都是实证学风” [2]85的结论，且宫崎市定也曾说过“桑原騭藏治学的这种态度与清朝考证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相同”。所以，被桑原騭藏相当鄙夷的乾嘉考据学与他所使用的治学方法有很多相通且可以相互借鉴的特点。
考察桑原騭藏的学业生涯可知，在1887年，由于受到追慕西学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高薪聘请德国兰克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里斯出任史学科教授，因此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所采用的教学和研究方法都是出自德国兰克学派。在此时桑原騭藏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部汉学科，本科毕业又直接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所以桑原騭藏的本科和研究生求学生涯都深深受到西方的历史观——兰克史学的影响。并且由于受到那珂通世世界史的研究角度和视野的影响，注重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史料，所以桑原騭藏一直坚持的主张即便非常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结语
桑原騭藏治学视角独特，他一直强调坚持“科学”的历史学，治学时要无倾向性，但其著作中又充斥很多偏激的观点；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学术成就也难以企及，但又极其蔑视中国文化，对与他治学特点相通的乾嘉考证学也从不正眼相看；在桑原騭藏身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可谓“矛盾”的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史学家。
参考文献：
[1]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M].中华书局2007.
[2]刘正.京都学派[M].中华书局2009.
[3]邵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另类学者——桑原騭藏[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