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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记者徜徉在新安中学校园,仰望星空,思绪绵绵。2000年的一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标志着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进入了在反思中求发展的新时期。如今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所做过的、所想过的,到今天只不过是老问题翻新,语文课改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大面积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仍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就在这十年间,吴泓突破应试教育的藩篱,完成了从单篇、单元注入式到专题研究性学习的转变。他的学生无论是在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方面,还是在思想的磨砺、精神的陶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等方面,都有全面的提高和根本性的改变,实现了语文教学改革难点的最大突破。那么,这位素质教育的践行者秉持着怎样的语文教育理念?他是怎样踏上“温暖而充满挑战的旅程”,让学生“不怕考试而又超越考试”的呢?前不久,吴泓老师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蓝枫:2000年您来深圳,在单篇、单元教学方面已取得不俗的成绩,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改变自己呢?
吴泓:之所以要改变,还得从我来深圳的学校说起。2000年,我来到了新安中学。这所学校地处特区二线关外,是一所区直属的二类学校。既是关外,就是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既是二类学校,生源状况当然就不会很好。当时校长要求我“特级教师教出的成绩就应该有特级的样”,而我也带着自认为炉火纯青的课文处理“技术”在学校刮起了阵阵旋风。学生写道:“老师的讲课犹如表演,问题设置精妙,语言幽默更是令人佩服之至……典型的‘文学知识融于实践生活’的合成级人物——酷毙了!”省一级学校评估组组长、督学孙寿年先生在听完我的课后总结说:“学校有很好的老师,特级教师就有四位,吴泓老师现在才38岁,年轻的专家啊!在省内也是极少的。”然而,一年下来,学生的学习现状不容乐观:50%的学生书写零乱,20%的学生字迹难辨,85%的学生阅读量少,阅读面窄,思维缺乏深度和广度,写作内容肤浅苍白、空洞无物。可以说是要说不能说,要写写不好。不仅我所在的学校如此,我曾多次参与过市、区高中语文统考改卷工作,看到学生的答卷很不理想,特别是阅读理解不得要领,作文东拼西凑,逻辑混乱。而这种情况在我们这类学校以至往下三、四类学校可谓比比皆是。改卷老师告诉我:“往上的一类学校也绝不少见。” 这样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老师讲得这么精彩,怎么就换不来学生的精彩?哪里出问题了?我当时就颇有危机意识。
蓝枫:有了危机意识并不意味着就有正确的方向。听说您是在做完第一个专题的时候才确定采用这种语文学习方式的?
吴泓:我和我的学生做的第一个专题是“读蒋廷黼《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篇幅很短,只有5万多字,可蒋先生却写得磅礴大气又深入浅出,刚好可以和历史教科书作对应来学习。没想到,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学生竟完完全全沉浸在一种自主自愿的、自由愉悦的、充满着思维挑战性和开放性的学习过程中;更让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在阅读、思考和表达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这种在课堂上“读一本书”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是我和我的学生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期间,学生不仅没有做那些为应试而编写的练习题,就是连正式的语文课本也暂时搁置一旁。一个月下来,当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专题学习习作集《家园》送到我和我的学生手中时,那份惊喜、激动、成就感、自豪感……无以言表。而在这之前,我的这些高中学生也只是会写“我的同桌”“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班上的一件有趣(或有意义)的事”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有天壤之别了呢?学生说:“原先的语文学习,我们是上课听讲,下课做题;而现在的语文学习,我们是自主阅读,自己提问,自我思考,自由表达。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有思想!”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原来,我一直在做着“上课不停地讲,下课让学生不停地做题”的这种蠢事。由此,我也开始思考“学生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语文应该走怎样的路”这样的一些问题。
学生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起我在深圳结识的两类朋友:一类是炒股迷,这类朋友说起股票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说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另一类是足球迷,这类朋友说起足球如数家珍,什么足球的纵向发展、横向比较,足球明星的家庭趣事、风流轶事等等。当时我就在想,这些人怎么能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有板有眼?原来是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既有纵向,也有横向;既有整体,也有局部;既有宏观,也有微观。这不就是当时倡导的“研究性学习”吗?说能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想必写也不成问题。而高中语文,能不能通过专题研究性学习来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语言和表达思想呢?新课程标准不正在提倡“读整本书”吗?就这样,2001年,我毅然迈出了我教学生涯的新的一步——“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2003年,又完善了“网络环境下的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而这一“迈”就是十年。
蓝枫:28个专题都有哪些?您为什么要选这些经典之作来进行语文学习?
吴泓:第一组是中国古代9个专题:读《诗经》,读《楚辞》,读《世说新语》,读陶潜,读李白与杜甫,读韩愈,读苏轼,读王安石,读《红楼梦》。第二组是中国近现代9个专题:读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读《呐喊》《彷徨》,读《雷雨》,读穆旦,读《边城》,读张爱玲,读《呼兰河传》,读《围城》,读中国当代诗歌。第三组是外国10个专题:读莎士比亚,读雨果,读托尔斯泰,读海明威,读《百年孤独》,读卡夫卡,读伍尔芙,读《等待戈多》,读加缪,读里尔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专题学习的内容也有适当地调整或替换。
我们知道,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历史的选择,具有典范性,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适价值。真正的经典可以丰富人类的心灵,给人以灵魂。阅读经典,学生不仅能获得广博的知识,还能提高他们各方面的语文能力,更能塑造他们的人格,确立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试想一下,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思想家倾心对话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轶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两者思想空间和精神境界固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今天的学校语文教育,就应该摈弃那些非经典之作的语文学习,摈弃那些拦腰斩断、割裂经典、急功近利的“应试阅读”;还要拒绝那些快餐式的所谓的“浅阅读”“悦读”对学生的侵蚀。因为“读”什么决定了你“想”什么,“想”什么决定你“说”或者“写”什么;“说”“写”的质量取决于你“阅读”的质量,“说”“写”的高度取决于你“思想”的深度。学校的语文教育要有档次、要雅,要培养学生有不同于流俗的贵族气。
蓝枫:有人说您的课改体现了一种现代的语文教育观,您能说明一下吗?
吴泓:传统语言学、语文教学强调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后来又提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实,载体和工具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现代语言学、语文教学则认为,语言是主体进入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向人类展示其本质的方式,所以语言是一种本体论性质的媒介。从传统到现代,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过去是信奉语言工具论的,搞课改以后对语言的本体性有了更多的体认。教学实践告诉我:言、意是一体的,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不能分离,“精神和言语共生”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不同的学段,进入“共生”的切入点不同,达到“共生”的途径和方式也相异。如果说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是从“言语”这一面切入,从言语技能的学习去领悟作品的思想、精神、意蕴,培育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即侧重于先技后道、由技悟道,更多地体现出语言的工具性;那么,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则要从“精神”这一方面切入,把价值观的锻造、精神家园的构建放在首位,必须先道(精神、思想层面)后技(技巧、技能层面),由道悟技,以道御技,即由“形而上”至“形而下”,更多地体现出语言的本体性。这就决定了高中语文教学应当有不同于小学、初中的方式,也可以说,单篇、单元注入式的学习可能不大适合高中生了。要在短时间内使只有较少直接人生体验的高中学生渐进为一个有思考、有思想、有见地、有创意的人,就必须选择“专题研究性学习”。“专题”为的是集中,“研究”为的是深入。当一个学生聚焦某个“专题”(或一个人物,或一部著作,或一段历史,或某个话题),材料不断积累,认识逐步加深,体验点点汇聚,思想层层积淀,分解化合,发酵蒸馏,就会凝结成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独一无二的个体认识,即精神、思想层面的东西;就会去陈言而留真意,除粗秽而存精气,就能做到由博返约,厚积薄发。
就学生个体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过程而言,语文学习就是一个“就言而得意”到“据意而择言”的过程,一个通过言语世界的学习和拓展达到精神世界的深邃和丰盈的过程,进而言之,就是“精神和言语共生”的过程。它既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或“二项对立,以一项为主导”,也不是“两者统一”,简单地重叠相加,而是双向共生,言意互转。一句话,“精神和言语共生”的“共生性”才是语文学科的特性。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经典阅读,专题研究,读写一体,言意互转,精神和言语共生”的根本原因。
蓝枫:有人说,吴泓这样做好是好,就是学不了。一来不是每一位教师的素质都像您这样;二来很多地区没有网络平台的支持。我想问,吴泓可学吗?您这一套能推广吗?推广的难度在哪里?
吴泓:我想,“可不可学”和“推广难度”,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不是“可不可学”而是“愿不愿学”。做任何事情都有难度,关键在于老师是否愿意去做,能否坚持去做。简单事,重复做,就能在做中积累经验教训;总结了经验教训继续前行就有可能越做越好。“罗马不是在一个白天建成的”。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十年,深刻地体会到“人只有不断地尝试着改变自己,才能够解放自己”。至于说学生,刚开始的时候也不适应,因为他们还被禁锢在旧有的学习模式当中,要他们马上适应新的学习模式也不现实。怎么办?那就要教师辛苦一点,和学生共同阅读,让学生自己提问,帮助他们学习别人是怎么思考的,让他们在阅读、思考中学习表达,学会表达。这样做,开始时进度会慢一些,但一个月、两个月,节奏或速度就会上来,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就会逐步形成。
说到素质,我原本也是师范院校的底子,十几年局限于教科书没有突破。2001年,我小心翼翼从教科书里走出来。比如说教科书里有《诗经》的《静女》和《氓》,学生学完之后我就加量,组合成十几首爱情诗专题;随后又加入战争诗、农事诗等。这样层层叠加诗歌作品及后人评述性文章,就可逐步窥探到《诗经》的全貌,直达文字背后生命的本真。可以说,今天这28个专题,最初都是从教科书里派生出来最后完全突破教科书的。为了做这样一个专题,我前后翻阅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余冠英的《诗经选译》、金启华的《国风今译》、程俊英的《诗经译注》、褚斌杰主编的《〈诗经〉与楚辞》、金性尧的《闲坐说诗经》等;在报刊、书籍、网络等媒体上,只要能找得到有关《诗经》评论、赏析的文字,我都尽可能找来阅读,然后有选择地推荐给学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也真正领会到“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这句话的含义。
说到网络,我认为网络是美的,但网络再美也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信息时代里我们不可或缺的、使用起来方便快捷的工具,一个使用之后感觉到能够与人的思维、思想同步的工具。2001年,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下,我借助书籍也做完了四个专题的研究性学习。
蓝枫:学生读历史名著,这跟语文学习有什么关系吗?看到您学生习作的标题和内容,我在想主流社会能包容它们吗?您怎么处理这些矛盾?
吴泓:这是听我课的人常会提到的问题:“这样的课,是语文课,是历史课,还是政治课?”我想,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阅读、思考这些材料,让学生生成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进而生长出高质量的语言。围绕着“精神和语言共生”这一总目标,文学也好,历史也罢,只要能用的都要拿来为我所用,实行鲁迅的“拿来主义”。
至于说到主流社会包容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个开放包容、鼓励独立思考、探索创新的中国正在崛起。在我们深圳,学生的思想相当活跃开放,如果语文教学还是用“政治正确”的观念来束缚学生,已经行不通了,它明显地落后于时代了。教学中再像过去那样把预设的一些所谓正确答案灌输给学生,肯定不利于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也就肯定不会被他们所接受。今天做蒋廷黼《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专题已经和我当年做很不一样了。拿李鸿章来说,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在欧美列强眼中,他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和改革者,是满清的俾斯麦,东方的拿破仑;对满清政府来说,李鸿章是他们的救世主;而在大部分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他又是一个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和卖国贼。学生到底会怎么看?我并没有给出单一的“政治正确”的指向性和规定性,而是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相信学生的判断力,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思考。积十年之经验,我觉得专题研究性学习为学生树立先进的价值观开辟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更有利于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蓝枫:您这样做,校长会支持吗?高一、高二您进行这样的专题学习,高三您会怎么做?
吴泓:校长是鼓励创新的,因为只有创新,才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够提高教学的效率,让学生获得更好的成绩,同时给学校带来好声誉。在这一点上,更为关键是学生家长的支持。既然是谈中国教育,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高考。对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父母而言,孩子的高考成绩是硬道理,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希望自己的孩子既有好的考试成绩,又有好的综合素质。我们教师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做到让家长比较满意的话,他们是会支持课改和创新的。高考语文考试主要考评的是学生的语文知识、能力的运用。我的课改实验既有知识的积累,又有思维、语言的训练,更有思想、精神的培育,素养和人格的培养,可以说我的课改是全方位的。有人曾问我:你让孩子把精力花到这些与高考没直接关系的地方,会不会影响高考成绩?我认为这个担心过于狭隘,过于急功近利。首先,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任务远不只是高考,还包括对知识的热爱,对自我成长的信心、对生命的珍视以及更乐观的生活态度的树立等等,这对人一生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只为了高考而偏废了这一任务,我认为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是对学生的极大的不尊重;其次,事实证明,这些“额外的东西”恰恰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高考;最后,我的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公民意识,这正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家长们关心孩子的高考,背后的实质是关心孩子未来生活的质量。一个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公民才更有可能在社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更有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成为未来社会的精英。而这不恰恰是社会主流和家长们所期望的吗?
当然,高三这个阶段我也会指导学生把专题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迁移到复习备考中来,充分运用在专题研究性学习中储备的知识、磨练出来的能力,把复习备考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纳入专题研究性学习的系统中。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我的学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对试题进行收集、整理、归类、统计、分析和比较,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命题的特征和规律,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益。比如说原先阅读、思考、表达的对象是经典,现在转向关注社会、体察人生、探索人性等,学生无论在阅读还是写作上都会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可以说,我的做法与其他的班级做法并不一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考试成绩不比你差,甚至还要好一点,因为学生的心态不一样,学生的优势就不一样。
蓝枫:如果用一句话来结束这次访谈,您最想说什么?
吴泓:如果我们只看眼前利益,那就让孩子拼命做各种练习题吧;如果着眼于孩子一生的发展,那就让孩子们阅读经典,在“精神和言语共生”中成长!
蓝枫:2000年您来深圳,在单篇、单元教学方面已取得不俗的成绩,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改变自己呢?
吴泓:之所以要改变,还得从我来深圳的学校说起。2000年,我来到了新安中学。这所学校地处特区二线关外,是一所区直属的二类学校。既是关外,就是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既是二类学校,生源状况当然就不会很好。当时校长要求我“特级教师教出的成绩就应该有特级的样”,而我也带着自认为炉火纯青的课文处理“技术”在学校刮起了阵阵旋风。学生写道:“老师的讲课犹如表演,问题设置精妙,语言幽默更是令人佩服之至……典型的‘文学知识融于实践生活’的合成级人物——酷毙了!”省一级学校评估组组长、督学孙寿年先生在听完我的课后总结说:“学校有很好的老师,特级教师就有四位,吴泓老师现在才38岁,年轻的专家啊!在省内也是极少的。”然而,一年下来,学生的学习现状不容乐观:50%的学生书写零乱,20%的学生字迹难辨,85%的学生阅读量少,阅读面窄,思维缺乏深度和广度,写作内容肤浅苍白、空洞无物。可以说是要说不能说,要写写不好。不仅我所在的学校如此,我曾多次参与过市、区高中语文统考改卷工作,看到学生的答卷很不理想,特别是阅读理解不得要领,作文东拼西凑,逻辑混乱。而这种情况在我们这类学校以至往下三、四类学校可谓比比皆是。改卷老师告诉我:“往上的一类学校也绝不少见。” 这样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老师讲得这么精彩,怎么就换不来学生的精彩?哪里出问题了?我当时就颇有危机意识。
蓝枫:有了危机意识并不意味着就有正确的方向。听说您是在做完第一个专题的时候才确定采用这种语文学习方式的?
吴泓:我和我的学生做的第一个专题是“读蒋廷黼《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篇幅很短,只有5万多字,可蒋先生却写得磅礴大气又深入浅出,刚好可以和历史教科书作对应来学习。没想到,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学生竟完完全全沉浸在一种自主自愿的、自由愉悦的、充满着思维挑战性和开放性的学习过程中;更让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在阅读、思考和表达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这种在课堂上“读一本书”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是我和我的学生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期间,学生不仅没有做那些为应试而编写的练习题,就是连正式的语文课本也暂时搁置一旁。一个月下来,当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专题学习习作集《家园》送到我和我的学生手中时,那份惊喜、激动、成就感、自豪感……无以言表。而在这之前,我的这些高中学生也只是会写“我的同桌”“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班上的一件有趣(或有意义)的事”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有天壤之别了呢?学生说:“原先的语文学习,我们是上课听讲,下课做题;而现在的语文学习,我们是自主阅读,自己提问,自我思考,自由表达。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有思想!”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原来,我一直在做着“上课不停地讲,下课让学生不停地做题”的这种蠢事。由此,我也开始思考“学生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语文应该走怎样的路”这样的一些问题。
学生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起我在深圳结识的两类朋友:一类是炒股迷,这类朋友说起股票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说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另一类是足球迷,这类朋友说起足球如数家珍,什么足球的纵向发展、横向比较,足球明星的家庭趣事、风流轶事等等。当时我就在想,这些人怎么能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有板有眼?原来是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既有纵向,也有横向;既有整体,也有局部;既有宏观,也有微观。这不就是当时倡导的“研究性学习”吗?说能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想必写也不成问题。而高中语文,能不能通过专题研究性学习来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语言和表达思想呢?新课程标准不正在提倡“读整本书”吗?就这样,2001年,我毅然迈出了我教学生涯的新的一步——“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2003年,又完善了“网络环境下的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而这一“迈”就是十年。
蓝枫:28个专题都有哪些?您为什么要选这些经典之作来进行语文学习?
吴泓:第一组是中国古代9个专题:读《诗经》,读《楚辞》,读《世说新语》,读陶潜,读李白与杜甫,读韩愈,读苏轼,读王安石,读《红楼梦》。第二组是中国近现代9个专题:读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读《呐喊》《彷徨》,读《雷雨》,读穆旦,读《边城》,读张爱玲,读《呼兰河传》,读《围城》,读中国当代诗歌。第三组是外国10个专题:读莎士比亚,读雨果,读托尔斯泰,读海明威,读《百年孤独》,读卡夫卡,读伍尔芙,读《等待戈多》,读加缪,读里尔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专题学习的内容也有适当地调整或替换。
我们知道,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历史的选择,具有典范性,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适价值。真正的经典可以丰富人类的心灵,给人以灵魂。阅读经典,学生不仅能获得广博的知识,还能提高他们各方面的语文能力,更能塑造他们的人格,确立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试想一下,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思想家倾心对话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轶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两者思想空间和精神境界固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今天的学校语文教育,就应该摈弃那些非经典之作的语文学习,摈弃那些拦腰斩断、割裂经典、急功近利的“应试阅读”;还要拒绝那些快餐式的所谓的“浅阅读”“悦读”对学生的侵蚀。因为“读”什么决定了你“想”什么,“想”什么决定你“说”或者“写”什么;“说”“写”的质量取决于你“阅读”的质量,“说”“写”的高度取决于你“思想”的深度。学校的语文教育要有档次、要雅,要培养学生有不同于流俗的贵族气。
蓝枫:有人说您的课改体现了一种现代的语文教育观,您能说明一下吗?
吴泓:传统语言学、语文教学强调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后来又提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实,载体和工具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现代语言学、语文教学则认为,语言是主体进入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向人类展示其本质的方式,所以语言是一种本体论性质的媒介。从传统到现代,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过去是信奉语言工具论的,搞课改以后对语言的本体性有了更多的体认。教学实践告诉我:言、意是一体的,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不能分离,“精神和言语共生”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不同的学段,进入“共生”的切入点不同,达到“共生”的途径和方式也相异。如果说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是从“言语”这一面切入,从言语技能的学习去领悟作品的思想、精神、意蕴,培育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即侧重于先技后道、由技悟道,更多地体现出语言的工具性;那么,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则要从“精神”这一方面切入,把价值观的锻造、精神家园的构建放在首位,必须先道(精神、思想层面)后技(技巧、技能层面),由道悟技,以道御技,即由“形而上”至“形而下”,更多地体现出语言的本体性。这就决定了高中语文教学应当有不同于小学、初中的方式,也可以说,单篇、单元注入式的学习可能不大适合高中生了。要在短时间内使只有较少直接人生体验的高中学生渐进为一个有思考、有思想、有见地、有创意的人,就必须选择“专题研究性学习”。“专题”为的是集中,“研究”为的是深入。当一个学生聚焦某个“专题”(或一个人物,或一部著作,或一段历史,或某个话题),材料不断积累,认识逐步加深,体验点点汇聚,思想层层积淀,分解化合,发酵蒸馏,就会凝结成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独一无二的个体认识,即精神、思想层面的东西;就会去陈言而留真意,除粗秽而存精气,就能做到由博返约,厚积薄发。
就学生个体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过程而言,语文学习就是一个“就言而得意”到“据意而择言”的过程,一个通过言语世界的学习和拓展达到精神世界的深邃和丰盈的过程,进而言之,就是“精神和言语共生”的过程。它既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或“二项对立,以一项为主导”,也不是“两者统一”,简单地重叠相加,而是双向共生,言意互转。一句话,“精神和言语共生”的“共生性”才是语文学科的特性。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经典阅读,专题研究,读写一体,言意互转,精神和言语共生”的根本原因。
蓝枫:有人说,吴泓这样做好是好,就是学不了。一来不是每一位教师的素质都像您这样;二来很多地区没有网络平台的支持。我想问,吴泓可学吗?您这一套能推广吗?推广的难度在哪里?
吴泓:我想,“可不可学”和“推广难度”,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不是“可不可学”而是“愿不愿学”。做任何事情都有难度,关键在于老师是否愿意去做,能否坚持去做。简单事,重复做,就能在做中积累经验教训;总结了经验教训继续前行就有可能越做越好。“罗马不是在一个白天建成的”。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十年,深刻地体会到“人只有不断地尝试着改变自己,才能够解放自己”。至于说学生,刚开始的时候也不适应,因为他们还被禁锢在旧有的学习模式当中,要他们马上适应新的学习模式也不现实。怎么办?那就要教师辛苦一点,和学生共同阅读,让学生自己提问,帮助他们学习别人是怎么思考的,让他们在阅读、思考中学习表达,学会表达。这样做,开始时进度会慢一些,但一个月、两个月,节奏或速度就会上来,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就会逐步形成。
说到素质,我原本也是师范院校的底子,十几年局限于教科书没有突破。2001年,我小心翼翼从教科书里走出来。比如说教科书里有《诗经》的《静女》和《氓》,学生学完之后我就加量,组合成十几首爱情诗专题;随后又加入战争诗、农事诗等。这样层层叠加诗歌作品及后人评述性文章,就可逐步窥探到《诗经》的全貌,直达文字背后生命的本真。可以说,今天这28个专题,最初都是从教科书里派生出来最后完全突破教科书的。为了做这样一个专题,我前后翻阅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余冠英的《诗经选译》、金启华的《国风今译》、程俊英的《诗经译注》、褚斌杰主编的《〈诗经〉与楚辞》、金性尧的《闲坐说诗经》等;在报刊、书籍、网络等媒体上,只要能找得到有关《诗经》评论、赏析的文字,我都尽可能找来阅读,然后有选择地推荐给学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也真正领会到“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这句话的含义。
说到网络,我认为网络是美的,但网络再美也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信息时代里我们不可或缺的、使用起来方便快捷的工具,一个使用之后感觉到能够与人的思维、思想同步的工具。2001年,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下,我借助书籍也做完了四个专题的研究性学习。
蓝枫:学生读历史名著,这跟语文学习有什么关系吗?看到您学生习作的标题和内容,我在想主流社会能包容它们吗?您怎么处理这些矛盾?
吴泓:这是听我课的人常会提到的问题:“这样的课,是语文课,是历史课,还是政治课?”我想,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阅读、思考这些材料,让学生生成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进而生长出高质量的语言。围绕着“精神和语言共生”这一总目标,文学也好,历史也罢,只要能用的都要拿来为我所用,实行鲁迅的“拿来主义”。
至于说到主流社会包容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个开放包容、鼓励独立思考、探索创新的中国正在崛起。在我们深圳,学生的思想相当活跃开放,如果语文教学还是用“政治正确”的观念来束缚学生,已经行不通了,它明显地落后于时代了。教学中再像过去那样把预设的一些所谓正确答案灌输给学生,肯定不利于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也就肯定不会被他们所接受。今天做蒋廷黼《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专题已经和我当年做很不一样了。拿李鸿章来说,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在欧美列强眼中,他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和改革者,是满清的俾斯麦,东方的拿破仑;对满清政府来说,李鸿章是他们的救世主;而在大部分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他又是一个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和卖国贼。学生到底会怎么看?我并没有给出单一的“政治正确”的指向性和规定性,而是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相信学生的判断力,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思考。积十年之经验,我觉得专题研究性学习为学生树立先进的价值观开辟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更有利于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蓝枫:您这样做,校长会支持吗?高一、高二您进行这样的专题学习,高三您会怎么做?
吴泓:校长是鼓励创新的,因为只有创新,才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够提高教学的效率,让学生获得更好的成绩,同时给学校带来好声誉。在这一点上,更为关键是学生家长的支持。既然是谈中国教育,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高考。对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父母而言,孩子的高考成绩是硬道理,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希望自己的孩子既有好的考试成绩,又有好的综合素质。我们教师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做到让家长比较满意的话,他们是会支持课改和创新的。高考语文考试主要考评的是学生的语文知识、能力的运用。我的课改实验既有知识的积累,又有思维、语言的训练,更有思想、精神的培育,素养和人格的培养,可以说我的课改是全方位的。有人曾问我:你让孩子把精力花到这些与高考没直接关系的地方,会不会影响高考成绩?我认为这个担心过于狭隘,过于急功近利。首先,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任务远不只是高考,还包括对知识的热爱,对自我成长的信心、对生命的珍视以及更乐观的生活态度的树立等等,这对人一生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只为了高考而偏废了这一任务,我认为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是对学生的极大的不尊重;其次,事实证明,这些“额外的东西”恰恰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高考;最后,我的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公民意识,这正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家长们关心孩子的高考,背后的实质是关心孩子未来生活的质量。一个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公民才更有可能在社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更有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成为未来社会的精英。而这不恰恰是社会主流和家长们所期望的吗?
当然,高三这个阶段我也会指导学生把专题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迁移到复习备考中来,充分运用在专题研究性学习中储备的知识、磨练出来的能力,把复习备考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纳入专题研究性学习的系统中。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我的学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对试题进行收集、整理、归类、统计、分析和比较,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命题的特征和规律,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益。比如说原先阅读、思考、表达的对象是经典,现在转向关注社会、体察人生、探索人性等,学生无论在阅读还是写作上都会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可以说,我的做法与其他的班级做法并不一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考试成绩不比你差,甚至还要好一点,因为学生的心态不一样,学生的优势就不一样。
蓝枫:如果用一句话来结束这次访谈,您最想说什么?
吴泓:如果我们只看眼前利益,那就让孩子拼命做各种练习题吧;如果着眼于孩子一生的发展,那就让孩子们阅读经典,在“精神和言语共生”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