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记》是清代散文桐城派代表姚鼐游泰山后所写,这是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游记奇文。真可谓有奇情,取奇道,览奇景,悟奇境,出奇语,留奇文,兴之所致,留恋忘返。经作者的生花妙笔,全文不足五百字,其语言之洗练,内容之丰厚,情感之蕴藉,境界之高妙,无不令人称奇。
　　境界一取景经典,用语奇清
　　全文450多字,写尽了泰山胜景之姿色。作者取景经典,“夕照”“日出”,寥寥几笔,绘形得神,神形俱真。“苍山负雪,明烛天南”两句中“负”字用得神奇,写出了匍匐绵延的山坡,远望如人之脊梁,又如不堪重负的老妪,极富人情味,写出了积雪之深厚状;“烛”字名词活用为动词,形象地勾勒出了在雪的折射下,天空明净、清新、开阔的壮大之美。最妙的是“半山居雾若带然”, 它使这幅雪山晚晴图神采顿现,写出了泰山安祥、明媚,肃穆中不失温柔飘逸的特殊风韵,这一笔给整个画面以无限的生机和情趣。如果说这两句极尽泰山静态之美,那么“日出”胜景则彰显出一种云霞幻变之魅,绛皓驳色,异彩纷呈,但绝无冗杂,刚劲而不局促。至于文章结尾,以“雪与人膝齐”的奇景煞住全篇,收缩有力却又余味无穷,定格于整个浩大邈远而又苍茫的雪景之中,让人顿生肃穆之感,震撼人心。还有,文中对泰山冬景的简练描绘更是令人瞠目:“山多石,少土;少杂树,多松;冰雪,无瀑布,无鸟兽音迹。”这能算写景吗?而对石、松的描绘则更显奇崛:“多平方,少圜”“生石罅,皆平顶。”用语极尽洁净、清朗,而形象则极其生动、鲜明。惜墨如金,如诗如画!这也正好体现了作者“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完美结合!全文无论是记叙还是描写,都极省笔墨,却并不显得生涩,展示出文章语言的强大张力。可以说不事渲染,却又处处渲染,境界全出。此乃文学用语之绝妙境界也。
　　境界二取道奇新,以壮为美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作歌》(诗)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隆冬之际,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如此短促铿锵的节奏,不恰是作者仰慕泰山、意欲登高览胜的急切心情的写照吗?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冬天登山困难可想而知,“道中迷雾冰滑”,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不过在万家团聚共度良辰之日,作者立于泰山之巅,睥睨万世,于皑皑白雪之中,看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霎时,金光万道,洒满了群山之巅,难道就没有一股冲天豪气从胸腔喷薄而出?这不正是对壮美人生的讴歌和赞美吗?不正是作者一种人生境界的诗意表现吗? 只不过他绝不像我们现代所谓的文明人为显示意识层的艰难而在家里挂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山行图”,而是用他的足来丈量、来体会在绘画上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传统的山水。在那个漫天风雪的时候,他与自然周旋着;在漫漫长途中,他快乐着;他也知道他有可能要被风雪所吞没,但他还是从艰难中走出来。姚鼐先生比我们富有诗意,因为他深知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是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的。无独有偶,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如凡尔赛宫一般规整无比的园林,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这也是姚鼐心中呼唤并践行的诗意——艰难出壮美,此乃文学人生审美之境界也。
　　境界三刚柔相济、中正平和之人生
　　鲍安顺说:相对于方苞和刘大櫆来说,姚鼐扮演的角色更像当年周游列国、传道授业的孔圣人。因为他辞官后,执掌教鞭长达40年之久,一生曾在多家书院当任过主讲,八十高龄时仍然倚床为弟子批改文章。他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理论学说,统一了方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神气”说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调和了清代乾、嘉时期“尊汉抑宋”、“张扬理学”的治学主张。以至于有人惊呼:“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可以说,姚鼐奠定了桐城派“立家法”的导师地位,如果没有姚鼐,“桐城派”绝对不会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姚鼐也曾经在朝为官,只是因编《四库全书》与大名鼎鼎的纪昀闹出了矛盾,故而辞官。据说姚鼐辞官回家时,是一路春风,犹如得道神仙一样快乐悠然。可见,他骨子里完全是一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也正是这一点,这位“不甘流俗”的高官才弃官不做,从而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文学人格”,创造了“桐城派”长久的“文学精神”。(《寂寞的姚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5.2)
　　上属文字是颇有意味的。姚氏的辞官还乡,我们姑且承认是因为“汉宋”之争,由此可见他心中的怨气是很重的,但他“一路春风,犹如得道神仙一样快乐悠然”,显然是得之于《周易》的“安静贞正”的道理。他非争一时之胜负,不赌一时之意气,在他的胸中充沛着郁郁勃勃的浩气。当然,退出一时的纷争,而以一生来营垒,不能不叹其眼界的深远。所以,作为辞官之后的标志性事件的《登泰山记》便别有意味了。文中明写登山,而毋宁说是作者心灵的一次体悟,是自然的律动与他心中节奏的合拍,于是带来了他心灵审美上的快乐,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想情操上便得到一次培育。
　　姚鼐曾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姚门弟子陈用光曾评价三家古文说:“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引自《方苞姚鼐文选译》,巴蜀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确实,姚鼐的散文兼取了方、刘的长处,那么,“理与辞兼胜”在何处呢?姚鼐的散文,简而言之,以“义理”为核心而“言有物”,并且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也。与方苞的说理、刘大櫆的盛气相比,姚鼐的散文给人以平和自然、淡远而不乏沉厚的感觉。
　　其实,名文《登泰山记》中的“登山”“日出”部分,姚鼐的情感也有奋张的一面,但他借助短促的句式、精净的言语、清朗的意境圆润出一片中正平和之天地,由激昂、奋争、愉悦转为最后的肃穆、平和之境,少了词锋的“盛气”,多了一份内敛的浑厚——此乃刚柔相济、中正平和之人生境界也。所以,人在旅途,风景这边独好!
　　[作者通联:武汉市青山区钢城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