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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上的确认
从《史记·夏本纪》及古史传说可知，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与殷商社会的过渡阶段，有一个夏代。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前后延续四五百年。夏代历史，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扑朔迷离。同样，夏代的文化遗物，也不能完全确认。当今学术界的一致认识是，中原二里头文化与夏代文化有关。由于二里头文化内涵较为复杂，前后延续时期较长，考古界曾将其划分为前后四期，其中既有夏代文化的内容，又有早商文化的因素，学术界曾展开广泛的讨论。从二里头文化地望，地层关系、器物组合、文化特征、碳十四年代测定等方面综合考虑，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是夏代文化，但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四期）已经孕育着早商文化。这里所述的夏玉，主要是指二里头遗址一、二、三期文化地层、墓葬出土的玉器，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夏代玉器。二里头文化四期出土的玉器，有的与夏代玉器接近，应是夏代玉器，有的已具有商代玉器风格的特征，笔者将这部分玉器归入早商玉器。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大多数出土于中型贵族墓葬，精美玉器常与青铜礼器、漆器等名贵器物同出，表明玉器在夏代不是普通平民所能享用，具有权力、身份、财富、礼仪等多种含义。1980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三区2号墓，属二里头文化三期，保存基本完好，出土了玉圭、玉钺等礼仪玉，同出的还有铜爵、铜刀、嵌绿松石与云母片漆器等重器，墓主身份非同一般，至少是夏代显贵。1981年发掘的二里头五区4号墓，是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竖穴墓，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出土绿松石管、玉管状物等玉器，以嵌绿松石饕餮纹铜饰最为精彩。
二里头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墓葬。二期墓葬仅出土玉管、素面玉柄形饰、绿松石饰等小件饰玉，属初创阶段。有学者统计二里头文化三期19座墓葬，有7座出土了玉戈或玉钺礼仪玉，有的两者兼而有之。1980年二里头五区发掘的3号墓，是二里头文化三期典型墓葬，出土了玉钺1件、玉璋2件，还有绿松石管、陶礼器等。这表明，夏代琢玉工艺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已趋于成熟，琢玉工艺与宫殿营造、青铜浇铸、髹漆工艺交相辉映，反映出二里头文化进入三期阶段，夏代文明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准。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部分出上玉器，由于当时缺乏地层依据或对比资料，没有厘定考古学时代，现可根据器物类型学加以排定。1975年河南省偃师县文化馆征集到翟镇公社四角楼大队社员发现的一批铜器和玉器，内有青铜爵、玉钺、玉璋（当时考古简报称“玉立刀”）、七孔玉刀、玉柄形饰等，均是较重要的器物。据文物征集者判断，器物原出土于墓葬，但没有确定时代。编辑《中国美术全集》时，有关专家将青铜爵、七孔玉刀定为二里头文化。其青铜爵，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青铜容器，四件玉器的造型、装饰及琢工与商代玉器明显有别，故笔者将这批玉器、青铜器定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属夏代文物。
类型与用途
根据对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海内外文博机构收藏的夏代玉器统计分析，可以确定为夏代的玉器，大件玉器近百件，小件玉器数百件。依据这些玉器的形态与特点，夏代玉器的类型与用途，可分为武器、礼仪玉、饰玉、镶嵌玉四类。
武器
武器类玉器有玉戈和玉镞两种。
夏代玉戈，考古发掘中常有出土，这里举两件加以说明。1967年圪垱头社员在建窑时出土一件玉戈，长21.9厘米。1975年考古工作者清理三号坑（估计是墓葬）时，也出土一件玉戈。两件玉戈援上下均出刃，双刃前聚成锋，锋尖出棱，线条挺拔流畅。内中均有一穿。1975年出土的玉戈，穿援问有若干平行阴细线刻纹，均衡流利。从玉戈内部安秘痕迹可知，玉戈是安秘（与戈垂直）使用的，既作武器，亦作仪仗器。
玉镞，有两种形式。1972年二里头宫殿遗址出土的玉镞，镞身略呈圆柱形，通体磨光。1978年二里头二号宫殿8号坑出土的3件玉镞，造型与青铜镞相仿，镞身呈三角形，两面起脊，规矩锋利。礼仪玉
夏代玉器中器形较大、数量较多、琢工较精的玉器，要数礼仪玉。夏代礼仪玉主要有圭、钺、璋、梯形刀叫类。后世“六器”礼玉中的甓、琥、璜不见，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及商周礼玉均不同，表明夏代有独特的礼玉。作为重要礼玉之一的玉琮，二里头遗址仅出土一件，而且是四分之一残琮，器分上下两节，与良渚文化玉琮有某些相同因素。1967年二里头村民建窑时发现的一件圆筒状玉器，发掘报告的作者将其定为玉琮。该器系淡青玉琢制，晶莹光润，周壁厚度不均，中间微向内凹，口径7.1厘米。据有关考古资料，这类玉器是戴在手臂上使用的，应为玉臂饰。故定名玉琮实不妥，不是礼玉，而是饰玉。
玉圭，是夏代重要礼玉之一，多为平首玉圭，形若锛，扁平长条形，钝端对穿一孔或双孔。大多数玉圭光素无纹，仅见两件玉圭穿部饰弦纹或回纹。1980年二里头遗址三区2号墓出土的玉圭，通体磨光，双面刃，近钝端穿双孔，上孔上端的一面有三道朱条纹。玉圭长17.4厘米、宽4.4厘米，出土时与铜爵、雕花漆器放置在一起，是当时社会上的名贵器具，属礼仪玉无疑。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圭，报告作者定名为玉铲形器，笔者将其划入圭类。
夏代玉圭均呈扁平长条穿孔状，钝端穿一孔的光素无纹，穿双孔的孔旁饰弦纹、云雷纹等，较为精致，是否表示物主身份等级高低不同，尚需要探讨。同时，夏代玉圭均穿孔，孔是为了携带方便，还是缚柄必需，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加以说明。
夏代玉钺，据粗略统计，有三种类型。一类为平面梯形状，以1980年二里头遗址五区3号墓出土的玉钺为代表，乳白色玉，通体磨光，平面梯形，双面刃，钻两个圆孔，下面一孔用绿松石嵌平；长9.2厘米。另一类为长方形扉牙形，1975年二里头村民挖出一件，略呈长方形，刃微圆，上穿一孔，两侧有对称扉牙饰，每侧扉牙饰分上下两组，每组三牙；长11.2厘米。1982年二里头九区4号墓出土的玉钺，形状、大小同前，钝端微残。还有一类是曲刃扉牙玉钺，孔均较大，亦有学者称为玉戚璧。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和5号坑各出一件曲刃扉牙玉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背部较圆，两侧近直，各有两组六扉牙，刃分四段，多为双面直刃，段问过渡处较厚，中间透穿大孔。玉钺也为缚柄使用。 玉牙璋，亦有人称为玉立刀。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牙璋，长48厘米，斜凹刃，两阑均出扉牙，把手下部中间有一圆孔，报告作者定为玉立刀，笔者改定为玉牙璋。1980年二里头遗址五区3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两件玉璋，均位于棺室中部。两件玉牙璋形制基本相同，长48.1厘米至54厘米，青灰色玉，通体磨光，两面出刃，刃部内凹，两阑均出三组扉牙，柄部均穿孔。其中一件玉璋器身一侧琢一圆孔，但又用绿松石片嵌平。这种现象不是孤例。同墓出土的玉钺穿双孔，下面一孔用圆绿松石嵌平。这种琢孔后再用异色绿松石嵌平的玉器，是一种专门的装饰技法，还是特殊用途的标识，值得注意。从玉璋柄部构造及遗痕观察，玉璋应为安柄使用。
梯形带孔玉刀，是夏代礼仪玉的又一类型。夏代玉刀呈扁平长条形，有的刀身狭窄，有的扁宽，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玉钺，似应称玉刀为妥。玉刀两肩上收呈梯形，双面刃，背端一般琢孔三个，多者达七个。多数玉刀与玉钺、玉璋一样，两侧出扉牙装饰。大多数玉刀器身光素无纹，少数饰细阴线纹。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玉刀，笔者定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可视为夏代文化的典型器。器身为扁长梯形，双面刃，两肩各饰六个扉牙，肩部并有阴刻平行线及网状纹饰，以两条平行阴线间隔刀之刃、背，背部琢等距一面钻七圆孔；长65厘米。从玉刀造型分析，夏代玉刀似为安柄使用。饰玉
与较为发达的礼玉相比，夏代饰玉则较为简略，品种、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玉柄形饰、绿松石耳坠及项饰、玉臂饰等。
玉柄形饰，多为扁长条形，顶端有一束腰柄，大多数光素无纹，唯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坑出土的玉柄形饰，满身精琢兽面纹。该器通长17.1厘米，身分六节，粗细相错，三粗节饰兽面纹，中间两节饰花瓣纹，以凸弦纹间隔。这是夏代玉柄形饰中最精美的一件，反映出夏代已有相当高的琢玉水平，对此工艺界已有很高的评价。此玉饰的“臣”字眼兽面纹及双勾线等特征，已具有商代玉器的某些因素。关于玉柄形饰的用途，先人曾定为拨琴用具。笔者从其出土位置及造型特点分析，暂定为玉坠饰。当然，1975年出土的精美玉柄形饰，与青铜礼器、乐器同出，已不是普通玉饰，应具某些礼仪的功能。
玉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除广泛使用透闪石软玉外，还大量使用绿松石、玛瑙、水晶、琥珀等半宝石玉。
夏代礼玉多用透闪石软玉琢制，而耳坠、项饰等玉多用绿松石琢制。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坑出土的一对绿松石饰，呈三角形，从顶到底有一管钻的对穿孔，似为耳坠。1981年二里头五区1号墓出土的绿松石患饰，计87枚，为粗细长短小同的管状，皆两端穿孔，长0.4-2.8厘米间，应为项饰。
镶嵌玉
夏代玉器除上述武器、礼仪玉、饰玉外，还有一类是镶嵌玉，是反映夏代琢玉技艺水平的又一重要方面。
从遗迹遗物初步观察，夏代镶嵌玉有镶漆与嵌铜两种。
1980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三区2号墓，墓葬保存基本完好，漆片与绿松石片、云母片散置于棺内，这是以绿松石片和云母片镶嵌漆器的物证。但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情况不好，绿松石镶嵌技法及漆器形状已无法辨认。近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也有可能原先是镶嵌在漆器上的。
夏代铜器属于初创阶段，铜爵礼器光素无纹，但夏代有相当高超的绿松石嵌铜技术，看来明曹昭撰《格古要论》时指出的夏代铜器流行镶嵌工艺，并非随意杜撰。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坑出土的一批绿松石片，形状大小不同，大的如指甲，小的如芝麻，出土时散置于铜戈、铜戚及圆形铜器附近，应是这些铜器的镶嵌物。
1975年二里头遗址4号坑出土的一件用途不明的绿松石镶嵌圆形铜器，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器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中间镶嵌成两圈，器表还用四种粗细不同的布包扎，共包六层。其镶嵌图像在x光照射下清晰可见。
1981年二里头遗址V区4号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保存最好、图案最为精美的夏代镶嵌玉。铜饰呈椭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束腰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的兽面纹，形象生动，通体碧绿，精巧美观。两侧各有两穿孔钮，背面附着麻布纹。铜饰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胸部略偏左。从铜饰两侧穿孔及出土位置判断，似为有较高或特殊身份人物的佩饰。
如果说1981年二里头遗址V区4号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年代为早商的话，那么，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属夏代无疑。此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夏文化地层，长16.5厘米，长圆形，正面以长方形绿松石片规整地镶嵌成兽面纹。铜牌上、下侧有互相对应的四个半圆形穿孔，可系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与铜爵同出于一墓，出土时置放在墓主的胸前，应是一种装饰品。
类似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海内外已发现10余件，其中也有夏代的。
艺术特点
前述夏代玉器的出土情况及分类、用途，这里根据这些重要资料，归纳一下夏代玉器的若干主要特点、重要特征，作为鉴定夏代玉器的参考依据，并由此判断、鉴别一批传世的夏代玉器。
夏代玉器的艺术特点，我们可从玉材、造型、装饰、工艺四个方面加以重点提炼。
玉材
夏代玉器材料主要为透闪石软玉和绿松石两大类。透闪石软玉色泽有青、青灰、豆青、墨绿、淡白、乳白、骨白等，玉质普遍欠佳，石性明显，透明度、滋润感不高。大多数玉器沁泽较重，有些沁泽呈令人爱不释手的鸡骨白。透闪石软玉主要用于琢制武器、礼仪器及玉柄饰。夏代玉器由于缺乏详细的矿物学分析资料，其确切产地难于断定。据笔者目验，大多数应为中原地区的地产玉，包括一定数量的南阳独山玉，为就地取材。新疆和田玉在中原地区一定规模的使用，始于商代晚期，夏代慕本不见。夏代绿松石质地精良，青翠欲滴，主要用于耳饰、项饰以及镶嵌青铜器、漆器等。造型
夏代玉器造型，多圭、璋、戈、钺礼仪玉，少擘、琮、璜、琥礼仪玉；多大件礼仪玉，少小件饰玉；多管、柱形饰，少珧、佩、坠片状饰玉；多扁平几何造型，少立体动物造型。这表明夏代玉器有自己独特的造型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夏代玉器处于中原玉器的开创阶段。 装饰
夏代大多数玉器光素无纹，以质为美，所饰花纹大多不在器物主要部位，而在边缘，并不显山露水。主要装饰纹样有阴刻细线纹和扉牙两类。
阴刻细线纹，精细优美，线条较长，道劲流畅，多数呈平行状分布。有些玉器将若十组平行阴细线纹交绘成网状纹或云雷纹。商代玉器典型的舣勾线装饰技巧，源丁夏代玉器阴刻细线纹，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夏代玉璋、玉刀、玉钺、玉圭等器物的肩部或柄部，大多数有扉牙装饰。夏代玉器扉牙装饰，左右两侧呈对称排列，每侧上下一般饰两至三组，每组饰两至三牙。扉牙形状一般尖细，间距较窄。扉牙纹在商代玉器上还偶尔出现，但扉牙较粗，间距较大，与夏代玉器扉牙装饰明显有别。
关丁扉牙装饰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是源于先民对风和水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是华夏古代原始哲学中“气”的观念的表现，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缚固器物所需。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认为，以扉牙装饰玉器，是夏族文化的产物，是典型的夏代玉器标识。扉牙纹是夏代玉匠喜用的一种玉雕装饰手法，在某些玉器上琢扉牙纹饰，是夏代玉器文化的一种时尚。据现有资料排比分析，笔者认为，扉牙装饰是夏代礼玉的重要标志。它源于山东龙山，至商代演变为具有镂空装饰效果的扉棱装饰。其确切含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柄形饰，其双勾线兽面纹及“臣”字眼的表现手法，精美典雅，具有较好的图案装饰效果，已接近商代玉器的装饰技法。这是夏代玉器的特例，同时表明，发达的商代玉雕，已在夏代玉文化中孕育成长。
工艺
从工艺上反映出的夏代玉器特征，穿孔技法及镶嵌工艺别具一格。夏代玉器钻孔多为一面钻穿，一头大一头小，光滑圆整，一器数孔，大小基本一致。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双面对穿孔及商代玉器孔一面钻，孔径大小、孔口正反两面基本一致，明显有别。
夏代玉器镶嵌工世，主要镶嵌青铜器及漆器，不仅娴熟地掌握了馕嵌技术，还能拼出形象生动的兽面纹图案等，是夏代玉器与青铜工艺日趋成熟的表现。
其他一些夏代玉器例证
以上简要分了夏代玉器的艺术特点及主要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再来看看其他地区出土或传世玉器的一些夏代玉器例证。
1929年四川省广汉县中兴出现的玉器窖藏，内涵较为复杂，其中一件玉牙璋，长56.1厘米，原定为西周，但其造型、装饰及材质等显示的综合特征，与夏代玉璋类似，笔者认为是夏代玉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新收的一件青玉五孔大玉刀，长64.7厘米，器呈扁平梯形，刃长背短，斜肩，背一面穿五孔，等距排列，背端通饰阴线刻网状纹，细如毫发，技法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一致。此刀原定为早商时期，笔者定为夏代玉刀。
我们还不妨重新检索一下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书中亦载有夏代玉器。吴氏书中所述的一件玉笏，青玉黑晕，长19厘米，长刃短背，肩部斜收，背部一面钻三孔，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无异，应为夏代玉器。
（责任编辑：李珍萍）
从《史记·夏本纪》及古史传说可知，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与殷商社会的过渡阶段，有一个夏代。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前后延续四五百年。夏代历史，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扑朔迷离。同样，夏代的文化遗物，也不能完全确认。当今学术界的一致认识是，中原二里头文化与夏代文化有关。由于二里头文化内涵较为复杂，前后延续时期较长，考古界曾将其划分为前后四期，其中既有夏代文化的内容，又有早商文化的因素，学术界曾展开广泛的讨论。从二里头文化地望，地层关系、器物组合、文化特征、碳十四年代测定等方面综合考虑，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是夏代文化，但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四期）已经孕育着早商文化。这里所述的夏玉，主要是指二里头遗址一、二、三期文化地层、墓葬出土的玉器，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夏代玉器。二里头文化四期出土的玉器，有的与夏代玉器接近，应是夏代玉器，有的已具有商代玉器风格的特征，笔者将这部分玉器归入早商玉器。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大多数出土于中型贵族墓葬，精美玉器常与青铜礼器、漆器等名贵器物同出，表明玉器在夏代不是普通平民所能享用，具有权力、身份、财富、礼仪等多种含义。1980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三区2号墓，属二里头文化三期，保存基本完好，出土了玉圭、玉钺等礼仪玉，同出的还有铜爵、铜刀、嵌绿松石与云母片漆器等重器，墓主身份非同一般，至少是夏代显贵。1981年发掘的二里头五区4号墓，是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竖穴墓，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出土绿松石管、玉管状物等玉器，以嵌绿松石饕餮纹铜饰最为精彩。
二里头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墓葬。二期墓葬仅出土玉管、素面玉柄形饰、绿松石饰等小件饰玉，属初创阶段。有学者统计二里头文化三期19座墓葬，有7座出土了玉戈或玉钺礼仪玉，有的两者兼而有之。1980年二里头五区发掘的3号墓，是二里头文化三期典型墓葬，出土了玉钺1件、玉璋2件，还有绿松石管、陶礼器等。这表明，夏代琢玉工艺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已趋于成熟，琢玉工艺与宫殿营造、青铜浇铸、髹漆工艺交相辉映，反映出二里头文化进入三期阶段，夏代文明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准。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部分出上玉器，由于当时缺乏地层依据或对比资料，没有厘定考古学时代，现可根据器物类型学加以排定。1975年河南省偃师县文化馆征集到翟镇公社四角楼大队社员发现的一批铜器和玉器，内有青铜爵、玉钺、玉璋（当时考古简报称“玉立刀”）、七孔玉刀、玉柄形饰等，均是较重要的器物。据文物征集者判断，器物原出土于墓葬，但没有确定时代。编辑《中国美术全集》时，有关专家将青铜爵、七孔玉刀定为二里头文化。其青铜爵，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青铜容器，四件玉器的造型、装饰及琢工与商代玉器明显有别，故笔者将这批玉器、青铜器定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属夏代文物。
类型与用途
根据对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海内外文博机构收藏的夏代玉器统计分析，可以确定为夏代的玉器，大件玉器近百件，小件玉器数百件。依据这些玉器的形态与特点，夏代玉器的类型与用途，可分为武器、礼仪玉、饰玉、镶嵌玉四类。
武器
武器类玉器有玉戈和玉镞两种。
夏代玉戈，考古发掘中常有出土，这里举两件加以说明。1967年圪垱头社员在建窑时出土一件玉戈，长21.9厘米。1975年考古工作者清理三号坑（估计是墓葬）时，也出土一件玉戈。两件玉戈援上下均出刃，双刃前聚成锋，锋尖出棱，线条挺拔流畅。内中均有一穿。1975年出土的玉戈，穿援问有若干平行阴细线刻纹，均衡流利。从玉戈内部安秘痕迹可知，玉戈是安秘（与戈垂直）使用的，既作武器，亦作仪仗器。
玉镞，有两种形式。1972年二里头宫殿遗址出土的玉镞，镞身略呈圆柱形，通体磨光。1978年二里头二号宫殿8号坑出土的3件玉镞，造型与青铜镞相仿，镞身呈三角形，两面起脊，规矩锋利。礼仪玉
夏代玉器中器形较大、数量较多、琢工较精的玉器，要数礼仪玉。夏代礼仪玉主要有圭、钺、璋、梯形刀叫类。后世“六器”礼玉中的甓、琥、璜不见，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及商周礼玉均不同，表明夏代有独特的礼玉。作为重要礼玉之一的玉琮，二里头遗址仅出土一件，而且是四分之一残琮，器分上下两节，与良渚文化玉琮有某些相同因素。1967年二里头村民建窑时发现的一件圆筒状玉器，发掘报告的作者将其定为玉琮。该器系淡青玉琢制，晶莹光润，周壁厚度不均，中间微向内凹，口径7.1厘米。据有关考古资料，这类玉器是戴在手臂上使用的，应为玉臂饰。故定名玉琮实不妥，不是礼玉，而是饰玉。
玉圭，是夏代重要礼玉之一，多为平首玉圭，形若锛，扁平长条形，钝端对穿一孔或双孔。大多数玉圭光素无纹，仅见两件玉圭穿部饰弦纹或回纹。1980年二里头遗址三区2号墓出土的玉圭，通体磨光，双面刃，近钝端穿双孔，上孔上端的一面有三道朱条纹。玉圭长17.4厘米、宽4.4厘米，出土时与铜爵、雕花漆器放置在一起，是当时社会上的名贵器具，属礼仪玉无疑。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圭，报告作者定名为玉铲形器，笔者将其划入圭类。
夏代玉圭均呈扁平长条穿孔状，钝端穿一孔的光素无纹，穿双孔的孔旁饰弦纹、云雷纹等，较为精致，是否表示物主身份等级高低不同，尚需要探讨。同时，夏代玉圭均穿孔，孔是为了携带方便，还是缚柄必需，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加以说明。
夏代玉钺，据粗略统计，有三种类型。一类为平面梯形状，以1980年二里头遗址五区3号墓出土的玉钺为代表，乳白色玉，通体磨光，平面梯形，双面刃，钻两个圆孔，下面一孔用绿松石嵌平；长9.2厘米。另一类为长方形扉牙形，1975年二里头村民挖出一件，略呈长方形，刃微圆，上穿一孔，两侧有对称扉牙饰，每侧扉牙饰分上下两组，每组三牙；长11.2厘米。1982年二里头九区4号墓出土的玉钺，形状、大小同前，钝端微残。还有一类是曲刃扉牙玉钺，孔均较大，亦有学者称为玉戚璧。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和5号坑各出一件曲刃扉牙玉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背部较圆，两侧近直，各有两组六扉牙，刃分四段，多为双面直刃，段问过渡处较厚，中间透穿大孔。玉钺也为缚柄使用。 玉牙璋，亦有人称为玉立刀。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牙璋，长48厘米，斜凹刃，两阑均出扉牙，把手下部中间有一圆孔，报告作者定为玉立刀，笔者改定为玉牙璋。1980年二里头遗址五区3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两件玉璋，均位于棺室中部。两件玉牙璋形制基本相同，长48.1厘米至54厘米，青灰色玉，通体磨光，两面出刃，刃部内凹，两阑均出三组扉牙，柄部均穿孔。其中一件玉璋器身一侧琢一圆孔，但又用绿松石片嵌平。这种现象不是孤例。同墓出土的玉钺穿双孔，下面一孔用圆绿松石嵌平。这种琢孔后再用异色绿松石嵌平的玉器，是一种专门的装饰技法，还是特殊用途的标识，值得注意。从玉璋柄部构造及遗痕观察，玉璋应为安柄使用。
梯形带孔玉刀，是夏代礼仪玉的又一类型。夏代玉刀呈扁平长条形，有的刀身狭窄，有的扁宽，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玉钺，似应称玉刀为妥。玉刀两肩上收呈梯形，双面刃，背端一般琢孔三个，多者达七个。多数玉刀与玉钺、玉璋一样，两侧出扉牙装饰。大多数玉刀器身光素无纹，少数饰细阴线纹。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玉刀，笔者定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可视为夏代文化的典型器。器身为扁长梯形，双面刃，两肩各饰六个扉牙，肩部并有阴刻平行线及网状纹饰，以两条平行阴线间隔刀之刃、背，背部琢等距一面钻七圆孔；长65厘米。从玉刀造型分析，夏代玉刀似为安柄使用。饰玉
与较为发达的礼玉相比，夏代饰玉则较为简略，品种、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玉柄形饰、绿松石耳坠及项饰、玉臂饰等。
玉柄形饰，多为扁长条形，顶端有一束腰柄，大多数光素无纹，唯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坑出土的玉柄形饰，满身精琢兽面纹。该器通长17.1厘米，身分六节，粗细相错，三粗节饰兽面纹，中间两节饰花瓣纹，以凸弦纹间隔。这是夏代玉柄形饰中最精美的一件，反映出夏代已有相当高的琢玉水平，对此工艺界已有很高的评价。此玉饰的“臣”字眼兽面纹及双勾线等特征，已具有商代玉器的某些因素。关于玉柄形饰的用途，先人曾定为拨琴用具。笔者从其出土位置及造型特点分析，暂定为玉坠饰。当然，1975年出土的精美玉柄形饰，与青铜礼器、乐器同出，已不是普通玉饰，应具某些礼仪的功能。
玉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除广泛使用透闪石软玉外，还大量使用绿松石、玛瑙、水晶、琥珀等半宝石玉。
夏代礼玉多用透闪石软玉琢制，而耳坠、项饰等玉多用绿松石琢制。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坑出土的一对绿松石饰，呈三角形，从顶到底有一管钻的对穿孔，似为耳坠。1981年二里头五区1号墓出土的绿松石患饰，计87枚，为粗细长短小同的管状，皆两端穿孔，长0.4-2.8厘米间，应为项饰。
镶嵌玉
夏代玉器除上述武器、礼仪玉、饰玉外，还有一类是镶嵌玉，是反映夏代琢玉技艺水平的又一重要方面。
从遗迹遗物初步观察，夏代镶嵌玉有镶漆与嵌铜两种。
1980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三区2号墓，墓葬保存基本完好，漆片与绿松石片、云母片散置于棺内，这是以绿松石片和云母片镶嵌漆器的物证。但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情况不好，绿松石镶嵌技法及漆器形状已无法辨认。近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也有可能原先是镶嵌在漆器上的。
夏代铜器属于初创阶段，铜爵礼器光素无纹，但夏代有相当高超的绿松石嵌铜技术，看来明曹昭撰《格古要论》时指出的夏代铜器流行镶嵌工艺，并非随意杜撰。1975年二里头遗址3号坑出土的一批绿松石片，形状大小不同，大的如指甲，小的如芝麻，出土时散置于铜戈、铜戚及圆形铜器附近，应是这些铜器的镶嵌物。
1975年二里头遗址4号坑出土的一件用途不明的绿松石镶嵌圆形铜器，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器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中间镶嵌成两圈，器表还用四种粗细不同的布包扎，共包六层。其镶嵌图像在x光照射下清晰可见。
1981年二里头遗址V区4号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保存最好、图案最为精美的夏代镶嵌玉。铜饰呈椭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束腰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的兽面纹，形象生动，通体碧绿，精巧美观。两侧各有两穿孔钮，背面附着麻布纹。铜饰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胸部略偏左。从铜饰两侧穿孔及出土位置判断，似为有较高或特殊身份人物的佩饰。
如果说1981年二里头遗址V区4号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年代为早商的话，那么，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属夏代无疑。此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夏文化地层，长16.5厘米，长圆形，正面以长方形绿松石片规整地镶嵌成兽面纹。铜牌上、下侧有互相对应的四个半圆形穿孔，可系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与铜爵同出于一墓，出土时置放在墓主的胸前，应是一种装饰品。
类似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海内外已发现10余件，其中也有夏代的。
艺术特点
前述夏代玉器的出土情况及分类、用途，这里根据这些重要资料，归纳一下夏代玉器的若干主要特点、重要特征，作为鉴定夏代玉器的参考依据，并由此判断、鉴别一批传世的夏代玉器。
夏代玉器的艺术特点，我们可从玉材、造型、装饰、工艺四个方面加以重点提炼。
玉材
夏代玉器材料主要为透闪石软玉和绿松石两大类。透闪石软玉色泽有青、青灰、豆青、墨绿、淡白、乳白、骨白等，玉质普遍欠佳，石性明显，透明度、滋润感不高。大多数玉器沁泽较重，有些沁泽呈令人爱不释手的鸡骨白。透闪石软玉主要用于琢制武器、礼仪器及玉柄饰。夏代玉器由于缺乏详细的矿物学分析资料，其确切产地难于断定。据笔者目验，大多数应为中原地区的地产玉，包括一定数量的南阳独山玉，为就地取材。新疆和田玉在中原地区一定规模的使用，始于商代晚期，夏代慕本不见。夏代绿松石质地精良，青翠欲滴，主要用于耳饰、项饰以及镶嵌青铜器、漆器等。造型
夏代玉器造型，多圭、璋、戈、钺礼仪玉，少擘、琮、璜、琥礼仪玉；多大件礼仪玉，少小件饰玉；多管、柱形饰，少珧、佩、坠片状饰玉；多扁平几何造型，少立体动物造型。这表明夏代玉器有自己独特的造型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夏代玉器处于中原玉器的开创阶段。 装饰
夏代大多数玉器光素无纹，以质为美，所饰花纹大多不在器物主要部位，而在边缘，并不显山露水。主要装饰纹样有阴刻细线纹和扉牙两类。
阴刻细线纹，精细优美，线条较长，道劲流畅，多数呈平行状分布。有些玉器将若十组平行阴细线纹交绘成网状纹或云雷纹。商代玉器典型的舣勾线装饰技巧，源丁夏代玉器阴刻细线纹，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夏代玉璋、玉刀、玉钺、玉圭等器物的肩部或柄部，大多数有扉牙装饰。夏代玉器扉牙装饰，左右两侧呈对称排列，每侧上下一般饰两至三组，每组饰两至三牙。扉牙形状一般尖细，间距较窄。扉牙纹在商代玉器上还偶尔出现，但扉牙较粗，间距较大，与夏代玉器扉牙装饰明显有别。
关丁扉牙装饰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是源于先民对风和水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是华夏古代原始哲学中“气”的观念的表现，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缚固器物所需。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认为，以扉牙装饰玉器，是夏族文化的产物，是典型的夏代玉器标识。扉牙纹是夏代玉匠喜用的一种玉雕装饰手法，在某些玉器上琢扉牙纹饰，是夏代玉器文化的一种时尚。据现有资料排比分析，笔者认为，扉牙装饰是夏代礼玉的重要标志。它源于山东龙山，至商代演变为具有镂空装饰效果的扉棱装饰。其确切含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柄形饰，其双勾线兽面纹及“臣”字眼的表现手法，精美典雅，具有较好的图案装饰效果，已接近商代玉器的装饰技法。这是夏代玉器的特例，同时表明，发达的商代玉雕，已在夏代玉文化中孕育成长。
工艺
从工艺上反映出的夏代玉器特征，穿孔技法及镶嵌工艺别具一格。夏代玉器钻孔多为一面钻穿，一头大一头小，光滑圆整，一器数孔，大小基本一致。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双面对穿孔及商代玉器孔一面钻，孔径大小、孔口正反两面基本一致，明显有别。
夏代玉器镶嵌工世，主要镶嵌青铜器及漆器，不仅娴熟地掌握了馕嵌技术，还能拼出形象生动的兽面纹图案等，是夏代玉器与青铜工艺日趋成熟的表现。
其他一些夏代玉器例证
以上简要分了夏代玉器的艺术特点及主要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再来看看其他地区出土或传世玉器的一些夏代玉器例证。
1929年四川省广汉县中兴出现的玉器窖藏，内涵较为复杂，其中一件玉牙璋，长56.1厘米，原定为西周，但其造型、装饰及材质等显示的综合特征，与夏代玉璋类似，笔者认为是夏代玉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新收的一件青玉五孔大玉刀，长64.7厘米，器呈扁平梯形，刃长背短，斜肩，背一面穿五孔，等距排列，背端通饰阴线刻网状纹，细如毫发，技法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一致。此刀原定为早商时期，笔者定为夏代玉刀。
我们还不妨重新检索一下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书中亦载有夏代玉器。吴氏书中所述的一件玉笏，青玉黑晕，长19厘米，长刃短背，肩部斜收，背部一面钻三孔，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无异，应为夏代玉器。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