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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小说，扬弃了陈规的文学认识，在拉美文学的影响下，不断的探求本土文学的发展之路，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走向了一条向内探寻，不断回归之路。综观当时涌现出来的作品和理论，不难看出，寻根文学在美学特征、民间叙事、现代性上都不断突破以往的文学，走出自己的新路。当然，在这股浪潮过去之后，仍然有对寻根文学的再度反思与审视。本文意在从这以上提到的四点论述寻根文学的发展，对其本身及相关性的研究做一个梳理和总结，揭示出寻根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关键词：寻根文学 美学特征 民间走向 现代性 后寻根文学
一、寻根小说的美学特征
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文学的寻根不是向传统的回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置入中国文学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希望更新自己文化的血液，一方面汲取着西方近似先锋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又深深地觉到自身本土文化的亟待更新，因此，再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寻根文学开启了它的生长之路。
在探讨寻根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不妨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例，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丙崽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他象征了民族文化中丑陋顽固和浑浑噩噩的劣根性，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畸形儿，与其说是一个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符号。正如刘再复在《论丙崽》中提到的那样，丙崽“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个人的，荒诞却又真实的符号”[1]，这样的人物本身就是一种表征，换一种文本，换一种情境，它的本质性不会有大的颠覆和转变，因为它的根就在民族文化劣根性之中，它是国民性阴暗面的一部分，与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其次，在环境的渲染上，韩少功以独具匠心的笔法营造了一个魔幻神秘的鸡头寨，在这样具有恒久意味的封闭空间中，民间古老的习俗都以其最为纯朴的原貌被复原出来，构成了鸡头寨百姓们鸡零狗碎的林林总总的日常。祭祀打冤、乡俗土语、轶闻奇事、风俗典故都被一块块剪贴拼合在一起，杂糅进这幅具有象征意味的民俗画之中，代表着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的民族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小说的感性书写，另一方面也彰显出理性批判的姿态与立场，赋予了寻根文学独具特色的美学意蕴。再次，在叙事形式上，韩少功的《爸爸爸》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前因后果的叙事模式，也没有刻意地进行情节的建构，而是将日常生活、迷信典故、祭祀打冤、乡俗土语这样的日常风俗细节慢慢铺展开来，形成浑融一体的乡村图景，人物在这样迷宫般的行径中左奔右突、奔腾跳跃、厮打哭嚎。在叙事视角上，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视角，但是又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全知叙事，而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滤镜，一方面对故事進行自由地讲述，仿佛来去自如，另一方面，却又有所保留，对整个故事缺少整体把握的力度。而恰恰是这种对传统叙事的突破，在保留中国古典美学特质的同时，又更新着小说的叙事模式，为传统文学更新和找到新的生长点提供了范本，成为寻根文学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最后，作家在文章中描写的一些丑陋习俗，正是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对鸡头寨原始文化及其生存方式的审视之中，它既暴露和发掘出绵延至今的畸形文化形态，同时也有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眷恋和惋惜，这样的情感张力贯穿于文本当中，让寻根文学具备了人文的审美情怀和人道的批判立场，不同以往。
总之，寻根文学的美学张力在《爸爸爸》本文中一览无余，既有着向内不断挖掘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深刻，又有向回观望、理性批判的思辨能力，这样的寻根，不愧为美的寻根。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也有人认为韩少功所倡导的寻根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寻根文学，是因为“他们把目光投在民间、地域”[2]这样的“非规范文化”上，却“没有现代意识”。而这种看法也不失为一种历史眼光，他们为寻根文学未能一直走下去提供了一种视角的借鉴。
二、寻根小说的民间走向
莫言的《红高粱》可以说是深切体现了寻根文学的民间走向，它无论是在写红高粱地的风物，还是在塑造地地道道的民间人物即农民或草根英雄上，都有着民间特有的大气磅礴和粗砺混沌。
在《红高粱》中，莫言开辟了一个鲜活的、没有经过滤镜的民间世界，这样的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自由自在的民间，也是一个不同于官方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民间。首先，在民间的生命形态上，每个人似乎都按照本能和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和生活，戴凤莲在婚嫁时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抛弃麻风病人丈夫，这样的情节放在任何一种非民间立场的小说中是不合适的、也不可有的，只有在莫言笔下的民间世界中，人物才能按照生命的意志自如地舒展，尽管有大善大恶、大是大非、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这些看似矛盾的二元对立因素却杂糅在一起，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下并行不悖，凸显出民间人物生命的元气淋漓和朝气蓬勃，进而给人一种不同以往的别致感觉。这样的人物，往前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是不存在的，在伤痕、反思下的文本中，人物都是畸形的、压抑的、扭曲的，尽管有着对于过往的耿耿于怀和批判反观，仍然不能够出现像寻根文学中这样的民间人物，因为前两种文学的人物都是被模式和框架所塑造出来的，与扎根于民间的寻根文学相比，少了生命本能的呐喊与奔放，那些受冤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尽管高大完美，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忠贞的立场，却少了民间的那种藏污纳垢之下的可爱可亲，民间愚昧顽固姿态下的善良纯朴。其次，在民间立场上，莫言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营养，他曾提到《聊斋志异》出于群众和民间，并且深受启发，“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3]，以此表现真正的民间。他认为，民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他要“保持老百姓的立场和思维方式”[4]，为农民写作，书写民间奇闻异事，表现民间的奇特与美丽。这样的书写姿态与立场也就意味着，《红高粱》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民间大幅度靠拢的，它故意与文人的、官方的叙事立场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凸显出民间应有的姿态。再次，在民间复杂人性的观照上，莫言对人性的阴暗面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他在《红高粱》中写罗大爷遭受酷刑时凄厉的模样，让人为之震撼。对于逼近死亡的绝望体验、对于人性中不可直视的一面、对于灵魂中肮脏不堪的一面、对于血腥暴力的场面，莫言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其赤裸裸暴露在我们面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出民间的狂野与不羁，民间生命的坚韧与执着，民间形态的可歌可叹。最后，在民间叙事上，莫言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华民族叙事传统相糅合，使得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寻根文学这片沃土上生出了本土的果实。莫言曾多次谈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借鉴、模仿了里面的形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红高粱》中，在讲述故事时，则动用了三个维度，写我、我父亲、我爷爷的故事。 縱观《红高粱》整部文本，不难发现，寻根文学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当中，诞生于民间这样普遍而又具有独特的生命形态当中。尽管它有着一些不堪、甚至丑陋的一面，但是你无可否认的是，《红高粱》这样的本文只能在民间这样特殊的空间下诞生出来，也恰恰因为作者将其与西方的独特艺术相结合，更具有本土性的寻根文学才得以面世。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莫言在本文中所张扬的，从另一个当面看，也会是民间糟粕的显现，这样看来，寻根之路或许刚刚开始就踏入了阻滞之中，“对于寻根作家来说，本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寻根’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艰难的未竟的事业。”[5]
三、寻根小说的现代性探讨
关于寻根文学的现代性，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也有一些人持有保留态度。在本文中，不妨以阿城的《棋王》为例，去论述寻根文学的现代性及其背后的疑虑。
滥觞于上世纪中期的寻根文学，本就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刺激与本国历史语境的双重压力下诞生而出，它既有超越西方、将有特色的本土文化推向世界的兴奋与激动，又有在这样的目标之下的焦灼与质疑。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极速发展，让中国的作家感到了焦躁与不安，他们无从对具有先锋性和异质性的西方文化完全的吸收和照搬，值得转而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开掘出更为深层的东西。然而，再这样急不可耐的姿态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与精华同时被开采出来，还来不及分辨便被急切地放入文本之中等待评判和新一轮的更新，这样几近功利的现代性难免有捉襟见袖之际，这是无法避免的。寻根文学向前的大踏步必然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后撤，相信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这样的语境当中，如此一来，现代性的转换另一面也是披着寻根的伪现代性。
阿城的《棋王》再这样的大环境下诞生有它的道理，而其中对王一生两个重要的元素，吃饭和下棋，被包裹在这样的语境模式之下。棋，是一种精神符码的象征，王一生下棋是一层外在，而真正的内里是，通过下棋，解释出王一生的内在精神和人格智慧。王一生在文革这样的乱世中，不与人争论是非，也不去管鸡零狗碎，而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之中，这与道家文化中的与世无争、天人合一的精神不谋而合，淡泊名利、无为超脱或许是对王一生最为简洁精练的概括，人、棋、乱世，三个维度却提现着不同的宇宙能量，乱世乱而不能长存，人与棋的故事却在持续上演，一瞬间的静止成为永恒。吃饭，则是王一生对于物欲的追寻，更近乎一种生存本能，这与儒家的入世而为又有契合之处。而仔细探寻本源，我们便知道，儒释道三股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经久不衰，相互补充，竞争发展。王一生本身的存在恰恰印证了这儒与道的相互纠葛与杂糅。因而，再这样的本文当中，文化之根就是通过编织一系列的精神符码，借以故事和主要人物进行演绎，突出这种精神文化内核对于现世、对于生存的意义。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寻根文学是否实现了它的现代性？或者它的现代性价值几许？这仍然是有待考量的问题。“说到底，阿城还是在忧虑那个‘进步的意识’，选择某种‘古代性’的文化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向后看’的姿态显示了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6]
退一步来说，我们讲寻根文学的现代性，那么文学的现代性又是怎样的特质与评判标准？是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对以往传统文化的反叛？是对古代文化的重新唤醒并付予现代性的意义？还是在“现代性”的旗号之下，对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一概拿来剖析一番，美其名曰现代性的开启？且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下的现代性，在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并打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号，倡导文学的现代化。然而，落到实处终是有所欠缺，毕竟传统的惯性力量不是一时可以打败和击退的。借用孟宛音学者的一段话，来做结语，“历史证明现代性并不是传统与现代，进步与回归，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与矛盾。”[7]
四、寻根小说的再度审视
寻根浪潮过去之后，有许多人对于寻根文学进行了再度思考，毕竟，寻根文学来势凶猛，也迅速退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不及深入地思考和评判，就已经被历史的大潮裹挟而去。而再度思考与审视，也能让我们深入历史的细节，看到历史地表之下的真相，这对于寻根文学的深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既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之后，许多学者积极响应，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热潮。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像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都被归在寻根文学之列。作品的出现为寻根文学的兴盛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无可否认的是，国内外的双重环境也在催生着这股文学的兴盛。从国际方面来看，西方现代文学涌入大大刺激了中国作家革新本国文化的欲望，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引入，让许多作家争相效仿，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影子。从国内方面来看，在十年文革结束、文学破冰之后，国内涌现出了大量的回顾历史、反思现实的作品，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涌现出来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总结自己的青春历史，在他们返城之后，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让作家措手不及，急切的想要寻找精神的庇护所，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曾经历劫的农村。那些山水风物、民风民情都打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独特的素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寻根文学在初期确实深挖民族文化传统，一些民族劣根性、民族精神力量杂糅呈现，但之后，许多作家为了迎合大众市场，或者处于自己的审美习惯，很快就滑向了庸俗的境地，这也不得不为之惋惜。
总之，寻根文学从兴起到失落，都有着它的历史渊源，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一系列嬗变中获得独特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刘虹利，张巍，刘丙全.《爸爸爸》美学特征新探[N].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4，（6）.
[2]马征.“寻根”背后的犹疑——《棋王》与80年代文化意识研究[N].山西大学学报，2011，（3）.
[3][4]冷耀军，高松.“寻根文学”与民间、地域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2，（4）.
[5]朱柳翠.论莫言小说的美学追求——以《红高粱家族》为例[N].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2）.
[6]杨国伟.寻根文学“民俗”叙事的现代性批判[J].文史天地，2017，（09）.
[7]孟宛音.寻根文学和现代性[J].文学评论，2011，（05）.
作者简介：王海月（1997年—），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学历：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诗歌，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关键词：寻根文学 美学特征 民间走向 现代性 后寻根文学
一、寻根小说的美学特征
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文学的寻根不是向传统的回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置入中国文学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希望更新自己文化的血液，一方面汲取着西方近似先锋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又深深地觉到自身本土文化的亟待更新，因此，再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寻根文学开启了它的生长之路。
在探讨寻根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不妨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例，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丙崽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他象征了民族文化中丑陋顽固和浑浑噩噩的劣根性，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畸形儿，与其说是一个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符号。正如刘再复在《论丙崽》中提到的那样，丙崽“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个人的，荒诞却又真实的符号”[1]，这样的人物本身就是一种表征，换一种文本，换一种情境，它的本质性不会有大的颠覆和转变，因为它的根就在民族文化劣根性之中，它是国民性阴暗面的一部分，与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其次，在环境的渲染上，韩少功以独具匠心的笔法营造了一个魔幻神秘的鸡头寨，在这样具有恒久意味的封闭空间中，民间古老的习俗都以其最为纯朴的原貌被复原出来，构成了鸡头寨百姓们鸡零狗碎的林林总总的日常。祭祀打冤、乡俗土语、轶闻奇事、风俗典故都被一块块剪贴拼合在一起，杂糅进这幅具有象征意味的民俗画之中，代表着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的民族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小说的感性书写，另一方面也彰显出理性批判的姿态与立场，赋予了寻根文学独具特色的美学意蕴。再次，在叙事形式上，韩少功的《爸爸爸》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前因后果的叙事模式，也没有刻意地进行情节的建构，而是将日常生活、迷信典故、祭祀打冤、乡俗土语这样的日常风俗细节慢慢铺展开来，形成浑融一体的乡村图景，人物在这样迷宫般的行径中左奔右突、奔腾跳跃、厮打哭嚎。在叙事视角上，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视角，但是又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全知叙事，而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滤镜，一方面对故事進行自由地讲述，仿佛来去自如，另一方面，却又有所保留，对整个故事缺少整体把握的力度。而恰恰是这种对传统叙事的突破，在保留中国古典美学特质的同时，又更新着小说的叙事模式，为传统文学更新和找到新的生长点提供了范本，成为寻根文学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最后，作家在文章中描写的一些丑陋习俗，正是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对鸡头寨原始文化及其生存方式的审视之中，它既暴露和发掘出绵延至今的畸形文化形态，同时也有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眷恋和惋惜，这样的情感张力贯穿于文本当中，让寻根文学具备了人文的审美情怀和人道的批判立场，不同以往。
总之，寻根文学的美学张力在《爸爸爸》本文中一览无余，既有着向内不断挖掘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深刻，又有向回观望、理性批判的思辨能力，这样的寻根，不愧为美的寻根。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也有人认为韩少功所倡导的寻根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寻根文学，是因为“他们把目光投在民间、地域”[2]这样的“非规范文化”上，却“没有现代意识”。而这种看法也不失为一种历史眼光，他们为寻根文学未能一直走下去提供了一种视角的借鉴。
二、寻根小说的民间走向
莫言的《红高粱》可以说是深切体现了寻根文学的民间走向，它无论是在写红高粱地的风物，还是在塑造地地道道的民间人物即农民或草根英雄上，都有着民间特有的大气磅礴和粗砺混沌。
在《红高粱》中，莫言开辟了一个鲜活的、没有经过滤镜的民间世界，这样的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自由自在的民间，也是一个不同于官方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民间。首先，在民间的生命形态上，每个人似乎都按照本能和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和生活，戴凤莲在婚嫁时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抛弃麻风病人丈夫，这样的情节放在任何一种非民间立场的小说中是不合适的、也不可有的，只有在莫言笔下的民间世界中，人物才能按照生命的意志自如地舒展，尽管有大善大恶、大是大非、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这些看似矛盾的二元对立因素却杂糅在一起，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下并行不悖，凸显出民间人物生命的元气淋漓和朝气蓬勃，进而给人一种不同以往的别致感觉。这样的人物，往前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是不存在的，在伤痕、反思下的文本中，人物都是畸形的、压抑的、扭曲的，尽管有着对于过往的耿耿于怀和批判反观，仍然不能够出现像寻根文学中这样的民间人物，因为前两种文学的人物都是被模式和框架所塑造出来的，与扎根于民间的寻根文学相比，少了生命本能的呐喊与奔放，那些受冤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尽管高大完美，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忠贞的立场，却少了民间的那种藏污纳垢之下的可爱可亲，民间愚昧顽固姿态下的善良纯朴。其次，在民间立场上，莫言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营养，他曾提到《聊斋志异》出于群众和民间，并且深受启发，“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3]，以此表现真正的民间。他认为，民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他要“保持老百姓的立场和思维方式”[4]，为农民写作，书写民间奇闻异事，表现民间的奇特与美丽。这样的书写姿态与立场也就意味着，《红高粱》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民间大幅度靠拢的，它故意与文人的、官方的叙事立场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凸显出民间应有的姿态。再次，在民间复杂人性的观照上，莫言对人性的阴暗面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他在《红高粱》中写罗大爷遭受酷刑时凄厉的模样，让人为之震撼。对于逼近死亡的绝望体验、对于人性中不可直视的一面、对于灵魂中肮脏不堪的一面、对于血腥暴力的场面，莫言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其赤裸裸暴露在我们面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出民间的狂野与不羁，民间生命的坚韧与执着，民间形态的可歌可叹。最后，在民间叙事上，莫言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华民族叙事传统相糅合，使得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寻根文学这片沃土上生出了本土的果实。莫言曾多次谈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借鉴、模仿了里面的形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红高粱》中，在讲述故事时，则动用了三个维度，写我、我父亲、我爷爷的故事。 縱观《红高粱》整部文本，不难发现，寻根文学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当中，诞生于民间这样普遍而又具有独特的生命形态当中。尽管它有着一些不堪、甚至丑陋的一面，但是你无可否认的是，《红高粱》这样的本文只能在民间这样特殊的空间下诞生出来，也恰恰因为作者将其与西方的独特艺术相结合，更具有本土性的寻根文学才得以面世。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莫言在本文中所张扬的，从另一个当面看，也会是民间糟粕的显现，这样看来，寻根之路或许刚刚开始就踏入了阻滞之中，“对于寻根作家来说，本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寻根’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艰难的未竟的事业。”[5]
三、寻根小说的现代性探讨
关于寻根文学的现代性，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也有一些人持有保留态度。在本文中，不妨以阿城的《棋王》为例，去论述寻根文学的现代性及其背后的疑虑。
滥觞于上世纪中期的寻根文学，本就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刺激与本国历史语境的双重压力下诞生而出，它既有超越西方、将有特色的本土文化推向世界的兴奋与激动，又有在这样的目标之下的焦灼与质疑。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极速发展，让中国的作家感到了焦躁与不安，他们无从对具有先锋性和异质性的西方文化完全的吸收和照搬，值得转而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开掘出更为深层的东西。然而，再这样急不可耐的姿态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与精华同时被开采出来，还来不及分辨便被急切地放入文本之中等待评判和新一轮的更新，这样几近功利的现代性难免有捉襟见袖之际，这是无法避免的。寻根文学向前的大踏步必然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后撤，相信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这样的语境当中，如此一来，现代性的转换另一面也是披着寻根的伪现代性。
阿城的《棋王》再这样的大环境下诞生有它的道理，而其中对王一生两个重要的元素，吃饭和下棋，被包裹在这样的语境模式之下。棋，是一种精神符码的象征，王一生下棋是一层外在，而真正的内里是，通过下棋，解释出王一生的内在精神和人格智慧。王一生在文革这样的乱世中，不与人争论是非，也不去管鸡零狗碎，而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之中，这与道家文化中的与世无争、天人合一的精神不谋而合，淡泊名利、无为超脱或许是对王一生最为简洁精练的概括，人、棋、乱世，三个维度却提现着不同的宇宙能量，乱世乱而不能长存，人与棋的故事却在持续上演，一瞬间的静止成为永恒。吃饭，则是王一生对于物欲的追寻，更近乎一种生存本能，这与儒家的入世而为又有契合之处。而仔细探寻本源，我们便知道，儒释道三股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经久不衰，相互补充，竞争发展。王一生本身的存在恰恰印证了这儒与道的相互纠葛与杂糅。因而，再这样的本文当中，文化之根就是通过编织一系列的精神符码，借以故事和主要人物进行演绎，突出这种精神文化内核对于现世、对于生存的意义。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寻根文学是否实现了它的现代性？或者它的现代性价值几许？这仍然是有待考量的问题。“说到底，阿城还是在忧虑那个‘进步的意识’，选择某种‘古代性’的文化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向后看’的姿态显示了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6]
退一步来说，我们讲寻根文学的现代性，那么文学的现代性又是怎样的特质与评判标准？是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对以往传统文化的反叛？是对古代文化的重新唤醒并付予现代性的意义？还是在“现代性”的旗号之下，对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一概拿来剖析一番，美其名曰现代性的开启？且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下的现代性，在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并打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号，倡导文学的现代化。然而，落到实处终是有所欠缺，毕竟传统的惯性力量不是一时可以打败和击退的。借用孟宛音学者的一段话，来做结语，“历史证明现代性并不是传统与现代，进步与回归，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与矛盾。”[7]
四、寻根小说的再度审视
寻根浪潮过去之后，有许多人对于寻根文学进行了再度思考，毕竟，寻根文学来势凶猛，也迅速退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不及深入地思考和评判，就已经被历史的大潮裹挟而去。而再度思考与审视，也能让我们深入历史的细节，看到历史地表之下的真相，这对于寻根文学的深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既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之后，许多学者积极响应，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热潮。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像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都被归在寻根文学之列。作品的出现为寻根文学的兴盛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无可否认的是，国内外的双重环境也在催生着这股文学的兴盛。从国际方面来看，西方现代文学涌入大大刺激了中国作家革新本国文化的欲望，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引入，让许多作家争相效仿，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影子。从国内方面来看，在十年文革结束、文学破冰之后，国内涌现出了大量的回顾历史、反思现实的作品，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涌现出来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总结自己的青春历史，在他们返城之后，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让作家措手不及，急切的想要寻找精神的庇护所，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曾经历劫的农村。那些山水风物、民风民情都打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独特的素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寻根文学在初期确实深挖民族文化传统，一些民族劣根性、民族精神力量杂糅呈现，但之后，许多作家为了迎合大众市场，或者处于自己的审美习惯，很快就滑向了庸俗的境地，这也不得不为之惋惜。
总之，寻根文学从兴起到失落，都有着它的历史渊源，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一系列嬗变中获得独特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刘虹利，张巍，刘丙全.《爸爸爸》美学特征新探[N].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4，（6）.
[2]马征.“寻根”背后的犹疑——《棋王》与80年代文化意识研究[N].山西大学学报，2011，（3）.
[3][4]冷耀军，高松.“寻根文学”与民间、地域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2，（4）.
[5]朱柳翠.论莫言小说的美学追求——以《红高粱家族》为例[N].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2）.
[6]杨国伟.寻根文学“民俗”叙事的现代性批判[J].文史天地，2017，（09）.
[7]孟宛音.寻根文学和现代性[J].文学评论，2011，（05）.
作者简介：王海月（1997年—），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学历：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诗歌，单位：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