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资本主义精神没有确切定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以加尔文宗为例，探讨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产生出来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如何能够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并制约个人行动。韦伯提出，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苦行主义重塑世界，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资本积累，但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后，又挣脱抛弃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牢笼。
【关键词】：新教；苦行主义；禁欲主义；天职观；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首先指出一个现象：资本所有者、管理人员和高级劳工之中，新教徒占较大比例，由此引出对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的探讨。
一般来说，宗教关系是经济结果的呈现，而非导致经济状况的原因。但是韦伯认为，意识并不总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是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能反过来推动社会结构变化。比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易宗教改革，从而从经济传统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但改革并不意味着铲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取代。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之间一般没有太大关系，即使有也更多是否定关系。但在西欧和美国等普遍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会接受对行为整体的管制及教规对个人宗教的控制。
由此引发出讨论的问题，即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产生出来的心理约束力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制约。
一、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问题，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
旧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倒塌，让位于聚财无数的欲望。前资本主义认为，把聚敛财富当做生活的唯一目的是拜金欲的产物。
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对赚钱事业的献身，它是对待物质财富的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理想类型是新教教徒式的人物，他开支有度，不会炫耀卖弄，从不有意使用手中的权力，相反，对于所获得的社会声誉之类的外部标签，他会觉得困窘不安，带有明显的苦行倾向。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且它能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但理性主义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发展路线绝非相似的。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基本观点，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向使生活理性化。新型企业家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就在于经济理性主义，即为了给人类提供物质产品，在理性的组织下进行劳动。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以严密的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明察、审慎地追求经济成功。资本主义集团自身持富兰克林的道德态度，认为追求财富的牟利行为是天职。
二、天职观
“天职”源自《圣经》的翻译，传达了译者的精神，而非《圣经》的原初精神。天职概念中包含着对尘世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其新颖处在于把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奉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应承担的最高形式，如此，日常的世俗活动就具有了宗教意义。
中世纪传统观念则认为尘世活动不具道德色彩。
路德宗主张“因信称义”。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大的结果之一，强调生活事件的神意因素，认为履行神意所赋予个人的特定责任是上帝的一个专门命令。世俗责任不再附庸于苦行责任，所宣扬的是服从权威，安于现状。
加尔文教的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更容易理解。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就是：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让人民用苛刻的苦行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只要完成个人在尘世中的位置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加尔文宗信仰基础是“神圣恩宠”之感与某种确定不移的信念相结合，这种信念来源于“预定论”，取消法术等神秘东西在信仰世界中的合法地位。同时，私人告解的消失，加尔文宗信徒用以阶段性地释放其情绪性罪感的某种途径就此消失。对上帝的极端排他性的信赖，导致深深的精神孤寂，个体内在孤独感则导致以具有幻灭感和悲观倾向为特征的个人主义。
加尔文教在社会组织方面的优越性与它的弃世倾向结合，塵世间基督徒的职业生活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光荣”，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尔文宗认为，人是实施上帝神圣意愿的工具，导致苦行主义的道德行为，这种“清教徒道德”是一种条理而有理性的道德行为，清教徒对整个生活彻底的基督教化，理性化是决定性要素。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以上帝意愿解释经济秩序的思想，心理约束力量是新教苦行运动最为重要的结果。在这种约束力下，人们才会把自己的道德生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且合乎理性的安排。阿奎那认为，社会的劳动和职业分工是上帝对万有加以神圣计划的直接结果。
新教的双重审判/预定说中，上帝不仅预定一部分人得救，还预定了一部分人永遭弃绝，导致宗教精英阶层即基于上帝特別恩宠的选民精英阶层出现，普遍的内在心态即自认为是上帝之选民，对上帝感恩之情渗透到清教徒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之中，并促使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代表者们形成了特有的整齐、坚强且严正的性格。新教苦行主义的心理约束力，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视为一种最佳的、归根结底也是唯一获得恩宠的手段，把对这类自愿劳动的剥削合法化，把雇用者的职业活动也解释为一种天职。苦行主义强烈反对那种占有财产后的本能享乐，它限制消费，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又有把营利欲望从传统主义伦理的抑制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捆绑在人们营利冲动上的重重枷锁，不仅使这种欲望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将营利解释为上帝的安排，为实业家逐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推重固定职业的苦行意义，为近代劳动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
加尔文宗推崇依靠个人能力与主动精神去获得财富，反对团体垄断。当限制消费和渴望发财的活力释放相结合时，苦行主义的强制力必然导致节俭，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清教经济道德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伦理之所在。
结论
苦行主义助长了近代经济组织庞大秩序的建立，这一秩序与机器生产的技术、经济条件相结合，以不可抗拒的强制力量控制着所有人的生活。现代劳动局限于专业化的工作，放弃对与人自身相关知识的追求，具有一种苦行性质。苦行主义重塑世界，物质产品获得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最终以一种无可更改的势力统治了人类的生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依赖于机械之基础，已经不再需要苦行主义的支持。个人职业责任的理念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这一理念发展成熟的地方，追求财富的行为已经剥去原有的宗教伦理内涵，而趋于和纯粹的尘俗欲望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新教；苦行主义；禁欲主义；天职观；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首先指出一个现象：资本所有者、管理人员和高级劳工之中，新教徒占较大比例，由此引出对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的探讨。
一般来说，宗教关系是经济结果的呈现，而非导致经济状况的原因。但是韦伯认为，意识并不总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是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能反过来推动社会结构变化。比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易宗教改革，从而从经济传统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但改革并不意味着铲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取代。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之间一般没有太大关系，即使有也更多是否定关系。但在西欧和美国等普遍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会接受对行为整体的管制及教规对个人宗教的控制。
由此引发出讨论的问题，即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产生出来的心理约束力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制约。
一、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问题，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
旧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倒塌，让位于聚财无数的欲望。前资本主义认为，把聚敛财富当做生活的唯一目的是拜金欲的产物。
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对赚钱事业的献身，它是对待物质财富的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理想类型是新教教徒式的人物，他开支有度，不会炫耀卖弄，从不有意使用手中的权力，相反，对于所获得的社会声誉之类的外部标签，他会觉得困窘不安，带有明显的苦行倾向。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且它能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但理性主义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发展路线绝非相似的。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基本观点，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向使生活理性化。新型企业家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就在于经济理性主义，即为了给人类提供物质产品，在理性的组织下进行劳动。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以严密的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明察、审慎地追求经济成功。资本主义集团自身持富兰克林的道德态度，认为追求财富的牟利行为是天职。
二、天职观
“天职”源自《圣经》的翻译，传达了译者的精神，而非《圣经》的原初精神。天职概念中包含着对尘世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其新颖处在于把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奉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应承担的最高形式，如此，日常的世俗活动就具有了宗教意义。
中世纪传统观念则认为尘世活动不具道德色彩。
路德宗主张“因信称义”。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大的结果之一，强调生活事件的神意因素，认为履行神意所赋予个人的特定责任是上帝的一个专门命令。世俗责任不再附庸于苦行责任，所宣扬的是服从权威，安于现状。
加尔文教的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更容易理解。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就是：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让人民用苛刻的苦行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只要完成个人在尘世中的位置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加尔文宗信仰基础是“神圣恩宠”之感与某种确定不移的信念相结合，这种信念来源于“预定论”，取消法术等神秘东西在信仰世界中的合法地位。同时，私人告解的消失，加尔文宗信徒用以阶段性地释放其情绪性罪感的某种途径就此消失。对上帝的极端排他性的信赖，导致深深的精神孤寂，个体内在孤独感则导致以具有幻灭感和悲观倾向为特征的个人主义。
加尔文教在社会组织方面的优越性与它的弃世倾向结合，塵世间基督徒的职业生活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光荣”，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尔文宗认为，人是实施上帝神圣意愿的工具，导致苦行主义的道德行为，这种“清教徒道德”是一种条理而有理性的道德行为，清教徒对整个生活彻底的基督教化，理性化是决定性要素。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以上帝意愿解释经济秩序的思想，心理约束力量是新教苦行运动最为重要的结果。在这种约束力下，人们才会把自己的道德生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且合乎理性的安排。阿奎那认为，社会的劳动和职业分工是上帝对万有加以神圣计划的直接结果。
新教的双重审判/预定说中，上帝不仅预定一部分人得救，还预定了一部分人永遭弃绝，导致宗教精英阶层即基于上帝特別恩宠的选民精英阶层出现，普遍的内在心态即自认为是上帝之选民，对上帝感恩之情渗透到清教徒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之中，并促使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代表者们形成了特有的整齐、坚强且严正的性格。新教苦行主义的心理约束力，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视为一种最佳的、归根结底也是唯一获得恩宠的手段，把对这类自愿劳动的剥削合法化，把雇用者的职业活动也解释为一种天职。苦行主义强烈反对那种占有财产后的本能享乐，它限制消费，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又有把营利欲望从传统主义伦理的抑制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捆绑在人们营利冲动上的重重枷锁，不仅使这种欲望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将营利解释为上帝的安排，为实业家逐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推重固定职业的苦行意义，为近代劳动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
加尔文宗推崇依靠个人能力与主动精神去获得财富，反对团体垄断。当限制消费和渴望发财的活力释放相结合时，苦行主义的强制力必然导致节俭，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清教经济道德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伦理之所在。
结论
苦行主义助长了近代经济组织庞大秩序的建立，这一秩序与机器生产的技术、经济条件相结合，以不可抗拒的强制力量控制着所有人的生活。现代劳动局限于专业化的工作，放弃对与人自身相关知识的追求，具有一种苦行性质。苦行主义重塑世界，物质产品获得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最终以一种无可更改的势力统治了人类的生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依赖于机械之基础，已经不再需要苦行主义的支持。个人职业责任的理念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这一理念发展成熟的地方，追求财富的行为已经剥去原有的宗教伦理内涵，而趋于和纯粹的尘俗欲望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