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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陆贾是汉高皇帝的龙兴之臣，其作为外交官说服赵佗的南越国臣服汉王朝为世人所知晓。后人也都认为陆贾是以说客的身份伴驾高皇帝的，岂不知陆贾在政治、法律和文学方面均有建树。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陆贾发醒后世的法律思想。
【关键词】陆贾；法律思想；汉初；儒法合流
（一）《新语》的诞生
陆贾的法律思想现今都是从《新语》一书中探究而来，而《新语》创作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便决定了《新语》一书的性质。
据史书记载“陆贾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怪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
陆贾官至太中大夫，是高皇帝的进谏言官，其面折刘邦据理力争，改变了高皇帝的偏见，并且著书为初立的汉王朝寻找长治久安的出路。如果说后人认为让刘邦直观感受到了“夫儒者难于进取，而易于守成”效用的是叔孙通制定朝仪，那么，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攻守異术”则是让刘邦从理论思想上认识了儒家对于维护王朝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陆贾以五经为本，结合汉初立国的实际国情，对新生王朝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为王朝的立法创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汉帝国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指导。因此，其所奏策论深得刘邦赏识，为其书取定名号为《新语》。
由此可见《新语》一书是为讨论初兴的汉王朝应当如何进行国家的制度创立和如何进行社会管理而创作的，这样《新语》就包含了陆贾其人的治国理念和法律思想。
（二）陆贾法律思想——“道术”论
《新语》第一篇《道基》开篇云：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和，而道术生焉……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陆贾在开篇便谈到了其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道术”，从其论述中可看出“道术”包括“天道”、“人道”和“王道”，是先圣即先秦时期的远古圣人观察万物总结的天地运行规律，由此依据“天道”而效法设立“人道”和“王道”，“人道”调整人伦秩序，所谓“人道治五常”[2]，“王道”用于调整政治秩序，这样“道术”是天地运行的基本法则，也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基础，更是社会治理的圭臬。
在陆贾看来，“道术”最为天地宇宙间的最基本运行法则，在其被先圣发现后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进步：
民人食肉饮血，衣皮衣，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褥以代人力。栋金楼木，分芭烧植，以备器械。[3]
人类社会的物质进步，也同时伴随着民智的开悟，人类逐步形成社会化的生活，这样也催生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化，政治化的过程便是治理方法手段的实施，即“道术”在人类社会运行的不断完备。由此陆贾得以认为，每一次社会发展的方向偏离了“道术”原本的预设轨道时，都有圣人出现，设道制法，通过“人道”和“王道”的调整对这种社会发展的偏移予以纠正：
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侠乱。……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六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幕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4]
“人道”和“王道”作为“道术”的衍生品而不断的发展，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道术”中至此囊括了刑罚、教化、五经六艺等陆贾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即所谓“原道”。徐复观认为“从神农叙到后圣，使刘邦能把握到整个历史演进的历程，给他一个粗浅的历史观。”[5]除此之外，陆贾更主要的意图在于强调“道术”的极端重要性，它是圣人体察天道所发觉体悟“天道”而总结出来的，用以衍化出社会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是“天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使社会发展为符合规律万物和谐社会安宁，从而符合“天道”的必要手段。
这样看来，陆贾所说的“道术”并不是普通意义的“道”“术”二字的结合，也不是单纯的“天道”、“人道”和“王道”的总和，而是强调其中的“人道”和“王道”，也就是王朝君主应当学习和听从的符合天地规律而制定国家法度的理论和方法——“帝王之道”。《新语·术事》云“有士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楹匡而深藏。”《新语·本行》云：“孔子及阂周室之衰微，礼义之不行，厄挫顿仆，历说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立，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新语·慎微》云：“伊尹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这种为士之所怀，须得逢其主才能施展于世的“道术”，正是 “帝王之道”。
《新语·思务》：“今之为君者则不然，治不以五帝之术”，“五帝之术”才是“帝王之道”的切近的意义，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具体措施。陆贾一味的强调“道术”的重要性，高远其所从来，其目的必然是希望草莽出身刘邦能够效法“帝王之道”来治理国家，“口口口道，而行之于世，虽未为尧舜之君，则亦尧舜也”[6]。
“道术”作为实施统治的措施和方法，是历代先王先圣因时而设的，因时代久远，已隐晦难明，况且对它的解释，也是百家异旨。所以陆贾认为不必拘泥于古道，以《春秋》为例，说“《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7]近世之道也有足可取法者，“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8]，既然“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9]今世当然也可以与古圣法合度同，此即所谓“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10]。值得注意的是陆贾的所谓的“道”之“近”者事实上指的就是“孔子之道”，上举《春秋》便是显证。陆贾虽然进一步说“书不比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11]，这只是承认在“孔子之道”为最高原则的基础上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
注释：
[1]《史記·郦生陆贾列传》
[2]西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页；本文引用陆贾《新语》皆用王利器《新语校注》本，以下只注书及篇名。
[3]《新语·道基》
[4]《新语·道基》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新语·思务》
[7]《新语·术事》
[8]《新语·术事》
[9]《新语·术事》
[10]《新语·术事》
[11]《新语·术事》
参考文献：
[1]王利器撰，《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3]赵翼翼撰，《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贾谊撰，《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5]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关键词】陆贾；法律思想；汉初；儒法合流
（一）《新语》的诞生
陆贾的法律思想现今都是从《新语》一书中探究而来，而《新语》创作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便决定了《新语》一书的性质。
据史书记载“陆贾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怪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
陆贾官至太中大夫，是高皇帝的进谏言官，其面折刘邦据理力争，改变了高皇帝的偏见，并且著书为初立的汉王朝寻找长治久安的出路。如果说后人认为让刘邦直观感受到了“夫儒者难于进取，而易于守成”效用的是叔孙通制定朝仪，那么，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攻守異术”则是让刘邦从理论思想上认识了儒家对于维护王朝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陆贾以五经为本，结合汉初立国的实际国情，对新生王朝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为王朝的立法创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汉帝国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指导。因此，其所奏策论深得刘邦赏识，为其书取定名号为《新语》。
由此可见《新语》一书是为讨论初兴的汉王朝应当如何进行国家的制度创立和如何进行社会管理而创作的，这样《新语》就包含了陆贾其人的治国理念和法律思想。
（二）陆贾法律思想——“道术”论
《新语》第一篇《道基》开篇云：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和，而道术生焉……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陆贾在开篇便谈到了其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道术”，从其论述中可看出“道术”包括“天道”、“人道”和“王道”，是先圣即先秦时期的远古圣人观察万物总结的天地运行规律，由此依据“天道”而效法设立“人道”和“王道”，“人道”调整人伦秩序，所谓“人道治五常”[2]，“王道”用于调整政治秩序，这样“道术”是天地运行的基本法则，也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基础，更是社会治理的圭臬。
在陆贾看来，“道术”最为天地宇宙间的最基本运行法则，在其被先圣发现后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进步：
民人食肉饮血，衣皮衣，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褥以代人力。栋金楼木，分芭烧植，以备器械。[3]
人类社会的物质进步，也同时伴随着民智的开悟，人类逐步形成社会化的生活，这样也催生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化，政治化的过程便是治理方法手段的实施，即“道术”在人类社会运行的不断完备。由此陆贾得以认为，每一次社会发展的方向偏离了“道术”原本的预设轨道时，都有圣人出现，设道制法，通过“人道”和“王道”的调整对这种社会发展的偏移予以纠正：
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侠乱。……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六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幕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4]
“人道”和“王道”作为“道术”的衍生品而不断的发展，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道术”中至此囊括了刑罚、教化、五经六艺等陆贾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即所谓“原道”。徐复观认为“从神农叙到后圣，使刘邦能把握到整个历史演进的历程，给他一个粗浅的历史观。”[5]除此之外，陆贾更主要的意图在于强调“道术”的极端重要性，它是圣人体察天道所发觉体悟“天道”而总结出来的，用以衍化出社会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是“天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使社会发展为符合规律万物和谐社会安宁，从而符合“天道”的必要手段。
这样看来，陆贾所说的“道术”并不是普通意义的“道”“术”二字的结合，也不是单纯的“天道”、“人道”和“王道”的总和，而是强调其中的“人道”和“王道”，也就是王朝君主应当学习和听从的符合天地规律而制定国家法度的理论和方法——“帝王之道”。《新语·术事》云“有士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楹匡而深藏。”《新语·本行》云：“孔子及阂周室之衰微，礼义之不行，厄挫顿仆，历说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立，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新语·慎微》云：“伊尹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这种为士之所怀，须得逢其主才能施展于世的“道术”，正是 “帝王之道”。
《新语·思务》：“今之为君者则不然，治不以五帝之术”，“五帝之术”才是“帝王之道”的切近的意义，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具体措施。陆贾一味的强调“道术”的重要性，高远其所从来，其目的必然是希望草莽出身刘邦能够效法“帝王之道”来治理国家，“口口口道，而行之于世，虽未为尧舜之君，则亦尧舜也”[6]。
“道术”作为实施统治的措施和方法，是历代先王先圣因时而设的，因时代久远，已隐晦难明，况且对它的解释，也是百家异旨。所以陆贾认为不必拘泥于古道，以《春秋》为例，说“《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7]近世之道也有足可取法者，“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8]，既然“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9]今世当然也可以与古圣法合度同，此即所谓“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10]。值得注意的是陆贾的所谓的“道”之“近”者事实上指的就是“孔子之道”，上举《春秋》便是显证。陆贾虽然进一步说“书不比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11]，这只是承认在“孔子之道”为最高原则的基础上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
注释：
[1]《史記·郦生陆贾列传》
[2]西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页；本文引用陆贾《新语》皆用王利器《新语校注》本，以下只注书及篇名。
[3]《新语·道基》
[4]《新语·道基》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新语·思务》
[7]《新语·术事》
[8]《新语·术事》
[9]《新语·术事》
[10]《新语·术事》
[11]《新语·术事》
参考文献：
[1]王利器撰，《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3]赵翼翼撰，《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贾谊撰，《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5]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