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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初，随着时局的变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当时在资产阶级各派别中主要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观，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的民族主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笔者在本文中就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原因以及这两种民族主义作简单概述。
【关键词】：民族主义；梁启超；孙中山
一、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原因
民族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到了近代晚清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注入了新的時代内容。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1]一书中，李文海教授认为“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耿云志教授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是指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地域，在历史上形成了共同文化，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以及维护这些东西不受伤害，也不侵害其他民族”；宋志民教授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共识的发展历程，是指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翁贺凯教授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民族国家）’作为忠诚的一个‘焦点’，并赋予民族成员的‘认同’与‘尊严’的集体感情”。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显示出晚清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因素，即：民族群体、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情感。从这些因素来考察和分析，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近代的民族危机。回溯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救亡图存”一直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首先，清政府战前对于日本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最尔小国”的陈旧观念上，不仅没有认真备战，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寄希望于英、俄、德、法、美等国的调停，放弃反击的主动权，最后在海军主力基本丧失之后只得求和保平安，这一切显露出清政府的无能腐败。其次，甲午海战的失败让列强更加清楚清政府的“实力”，中国随时可能引发被列强瓜分亡国的危机，例如当时的《申報》就有“瓜分之图，腾布宇内”[2]的评论。最后，德国强占胶州湾给其他列强做了表率，不久之后，列强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重。
第二，西方进化论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的引进。首先，严复翻译《天演论》。甲午战后，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刺激下，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译名）。由此引进了“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这两个观点，并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这恰好给当时陷于民族危机中的国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其次，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在该文中率先向国人介绍了卢梭自由平等的学说，“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自由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 [3]。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上最好的主义学说，因为它主张不侵犯他者自由，也不让他者侵犯我民族之自由，在国家内讲求人的独立，在世界内是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的美好景象激起了国人对于民族国家的向往。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在晚清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开始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为20世纪的众多救国志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养分，就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仍然不失其魅力。
二、晚清民族主义的两大类型
从上述的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来看，当时国人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即是“救国”，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当时在资产阶级各派别中分别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的民族主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民族主义”。
（一）梁启超：改良的民族主义
梁启超被学界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者。他第一个定义了“民族主义”，并且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他的思想认识有一个递进的发展过程。 “1895年之前，梁氏思想主要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并带有‘排满’的种族主义色彩。1897年，当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平满汉之界’的‘泛黄主义’时，其思想亦尚未能真正摆脱传统‘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4]一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走日本，在日本接触到了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理论后，开始转变了自己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
他认为 “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之幸福者未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之于外”，因而民族主义就发展成了民族帝国主义。同时他提出“凡国未经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国”，中国若要抵抗欧洲的民族帝国主义就唯有培养出属于自己的民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救国。梁启超指出现在中国内外交困，只有联合群力才能自保，而联合群力的方法就是要调动大家的爱国之心，想要国人献出爱国心，就需要培养其国家思想。所谓国家思想就是在本人、在朝廷、在外族、在世界，都应要以国家为中心。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的改良民族主义便主张在清政府体制下进行政治改良，构建满汉合一，满汉平等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主权国家。
（二）孙中山：革命的民族主义
同梁启超一样，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以汉族为中心、以反满为目标的民族观”[5]。在1894年创建兴中会时，其宣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宣誓的内容明显带有排满复汉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在同盟会成立时，他在兴中会誓词的基础上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其中“驱除鞑虏”这一项内容还是排在革命的首位。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前一年，孙中山还曾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政府，只存在满洲人建立的清政府。“满洲人在与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前，本是在黑龙江地区旷野中漂泊无定的游牧部落。明朝中叶，中国发生大内战，满洲人利用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袭来，占领了北京”，“现在，他们经常害怕中国人有一天会奋发起并恢复其祖国”。[6]从上述可知，孙中山一直到同盟会成立前都是一种以汉族为正统的狭隘民 （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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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观。他并不认为满清政府是“中国政府”，而“中国人”就是指汉人，所以他要革了满清政府的命，建立一个属于汉族人的“中国政府”。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孙中山在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等人的论战中，受对方合群自保的“大民族主義”观念的影响后，孙中山的民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并最终打破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观。1906年，他在东京演讲时说民族主义不是排斥异族人，而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不是寻仇，而是推翻残害我们的满族人。并且他还提出要把民族革命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因为，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就是政治革命。其中最能体现出他冲破了之前的狭隘民族观的是他提出了“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7]虽然孙中山的观念较之前有所改变，但他依然把打到清政府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打到清政府，而对于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相对于梁启超的“合群保种”一致对外的主张，孙中山的民族观里表现出对西方列强妥协的态度。
尽管如此，孙中山的民族主義观在当时还是符合资产阶级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他本人的民族观念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中，从当初强烈的排满意识，到后来发展为五族共和，再至最后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之前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到后来也明确转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明确提出反帝的革命目标。只是在20世纪初，他的民族观念还未能突破旧有的认识，表现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反清复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不论是梁启超的改良的民族主义观还是孙中山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观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而且两种民族观都在发挥着一种工具效用。梁启超从最初的“排满”民族观转化为希望在维护既有的满清政权基础上，通过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建立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的目标；孙中山同样如此，从最初的强烈的“排满”民族情绪转变为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国家，进而提出建立各民族平等的国家，并且在后期也明确提出了反帝的革命目标。这表明两者的目标相同，所不同只是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所以对于二人来说，民族主义只是一件工具。不光是民族主义，20世纪活跃在中国的诸多思潮，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它们之所以在当时能够流行，就是因为它们有工具效用，都是希望能够为救国、建国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
此外，民族主义是从全民族出发，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其内涵涵盖了个人的自由、各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等内容。从根本上说，个人的自由是最基础的东西，而民族、国家的平等和独立则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前提与保障，即先有国才能谈个人，所以这种思潮揭示了个人同国家的紧密联系。当国家遭受危亡之际，由个人至民族再上升至国家的情绪就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从而使国人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对于梁、孙这类的救国志士来说是工具，它的作用就是要号召国人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国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它则更像是“爱国主义”情绪的渲染，从每个人的内心里调出对于家国存亡的责任感，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从情绪出发而演变为行动，真正的将民族主义的建国目标付诸实践，这也许就是它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为国人所追从的原因吧！
【关键词】：民族主义；梁启超；孙中山
一、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原因
民族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到了近代晚清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注入了新的時代内容。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1]一书中，李文海教授认为“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耿云志教授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是指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地域，在历史上形成了共同文化，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以及维护这些东西不受伤害，也不侵害其他民族”；宋志民教授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共识的发展历程，是指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翁贺凯教授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民族国家）’作为忠诚的一个‘焦点’，并赋予民族成员的‘认同’与‘尊严’的集体感情”。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显示出晚清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因素，即：民族群体、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情感。从这些因素来考察和分析，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近代的民族危机。回溯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救亡图存”一直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首先，清政府战前对于日本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最尔小国”的陈旧观念上，不仅没有认真备战，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寄希望于英、俄、德、法、美等国的调停，放弃反击的主动权，最后在海军主力基本丧失之后只得求和保平安，这一切显露出清政府的无能腐败。其次，甲午海战的失败让列强更加清楚清政府的“实力”，中国随时可能引发被列强瓜分亡国的危机，例如当时的《申報》就有“瓜分之图，腾布宇内”[2]的评论。最后，德国强占胶州湾给其他列强做了表率，不久之后，列强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重。
第二，西方进化论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的引进。首先，严复翻译《天演论》。甲午战后，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刺激下，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译名）。由此引进了“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这两个观点，并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这恰好给当时陷于民族危机中的国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其次，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在该文中率先向国人介绍了卢梭自由平等的学说，“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自由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 [3]。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上最好的主义学说，因为它主张不侵犯他者自由，也不让他者侵犯我民族之自由，在国家内讲求人的独立，在世界内是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的美好景象激起了国人对于民族国家的向往。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在晚清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开始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为20世纪的众多救国志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养分，就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仍然不失其魅力。
二、晚清民族主义的两大类型
从上述的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来看，当时国人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即是“救国”，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当时在资产阶级各派别中分别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的民族主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民族主义”。
（一）梁启超：改良的民族主义
梁启超被学界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者。他第一个定义了“民族主义”，并且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他的思想认识有一个递进的发展过程。 “1895年之前，梁氏思想主要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并带有‘排满’的种族主义色彩。1897年，当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平满汉之界’的‘泛黄主义’时，其思想亦尚未能真正摆脱传统‘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4]一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走日本，在日本接触到了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理论后，开始转变了自己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
他认为 “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之幸福者未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之于外”，因而民族主义就发展成了民族帝国主义。同时他提出“凡国未经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国”，中国若要抵抗欧洲的民族帝国主义就唯有培养出属于自己的民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救国。梁启超指出现在中国内外交困，只有联合群力才能自保，而联合群力的方法就是要调动大家的爱国之心，想要国人献出爱国心，就需要培养其国家思想。所谓国家思想就是在本人、在朝廷、在外族、在世界，都应要以国家为中心。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的改良民族主义便主张在清政府体制下进行政治改良，构建满汉合一，满汉平等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主权国家。
（二）孙中山：革命的民族主义
同梁启超一样，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以汉族为中心、以反满为目标的民族观”[5]。在1894年创建兴中会时，其宣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宣誓的内容明显带有排满复汉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在同盟会成立时，他在兴中会誓词的基础上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其中“驱除鞑虏”这一项内容还是排在革命的首位。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前一年，孙中山还曾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政府，只存在满洲人建立的清政府。“满洲人在与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前，本是在黑龙江地区旷野中漂泊无定的游牧部落。明朝中叶，中国发生大内战，满洲人利用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袭来，占领了北京”，“现在，他们经常害怕中国人有一天会奋发起并恢复其祖国”。[6]从上述可知，孙中山一直到同盟会成立前都是一种以汉族为正统的狭隘民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族主义观。他并不认为满清政府是“中国政府”，而“中国人”就是指汉人，所以他要革了满清政府的命，建立一个属于汉族人的“中国政府”。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孙中山在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等人的论战中，受对方合群自保的“大民族主義”观念的影响后，孙中山的民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并最终打破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观。1906年，他在东京演讲时说民族主义不是排斥异族人，而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不是寻仇，而是推翻残害我们的满族人。并且他还提出要把民族革命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因为，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就是政治革命。其中最能体现出他冲破了之前的狭隘民族观的是他提出了“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7]虽然孙中山的观念较之前有所改变，但他依然把打到清政府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打到清政府，而对于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相对于梁启超的“合群保种”一致对外的主张，孙中山的民族观里表现出对西方列强妥协的态度。
尽管如此，孙中山的民族主義观在当时还是符合资产阶级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他本人的民族观念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中，从当初强烈的排满意识，到后来发展为五族共和，再至最后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之前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到后来也明确转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明确提出反帝的革命目标。只是在20世纪初，他的民族观念还未能突破旧有的认识，表现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反清复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不论是梁启超的改良的民族主义观还是孙中山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观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而且两种民族观都在发挥着一种工具效用。梁启超从最初的“排满”民族观转化为希望在维护既有的满清政权基础上，通过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建立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的目标；孙中山同样如此，从最初的强烈的“排满”民族情绪转变为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国家，进而提出建立各民族平等的国家，并且在后期也明确提出了反帝的革命目标。这表明两者的目标相同，所不同只是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所以对于二人来说，民族主义只是一件工具。不光是民族主义，20世纪活跃在中国的诸多思潮，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它们之所以在当时能够流行，就是因为它们有工具效用，都是希望能够为救国、建国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
此外，民族主义是从全民族出发，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其内涵涵盖了个人的自由、各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等内容。从根本上说，个人的自由是最基础的东西，而民族、国家的平等和独立则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前提与保障，即先有国才能谈个人，所以这种思潮揭示了个人同国家的紧密联系。当国家遭受危亡之际，由个人至民族再上升至国家的情绪就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从而使国人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对于梁、孙这类的救国志士来说是工具，它的作用就是要号召国人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国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它则更像是“爱国主义”情绪的渲染，从每个人的内心里调出对于家国存亡的责任感，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从情绪出发而演变为行动，真正的将民族主义的建国目标付诸实践，这也许就是它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为国人所追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