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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第一次改造，实质上是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次改造，是为了使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便于维护封建统一。这次改造的两重性，一是稳定性，二是神学化，其积极意义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
【关键词】：董仲舒；改造；两重性；稳定性；神学化
先秦儒学是为了解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混乱、动荡这一突出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但儒学的“仁爱”和“修身”并非是社会制度转换和国家重新走上统一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理论。儒学体现的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一种一般性的原则。秦王嬴政吞并六国，使国家重新走上统一后，继续以法家思想治国，镇压六国贵族的复辟分裂活动；废除世袭的“分封制”，改为中央任命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民间焚书坑儒，则是从思想上消灭反秦意识。这一切，都使儒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汉兴后，经历了文、景二帝的连续治理后，西汉王朝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西汉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中国封建社会至此也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的道路。汉武帝在接过文、景二帝所留下的丰厚的物质遗产之后，实现思想统一便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可回避的政治课题。这是治国的需要，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西汉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基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便标志着儒学从民间学说一跃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先秦的儒学是以人情化的伦理亲情为其特点的，要想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就必须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亦即对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这就是与时俱进，是实践的发展决定了儒学的发展，是时代选择了儒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思想，则是以神学化的天人观念为其特点的。
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首先是为“君权神授”提供神学根据：再次，就是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这是对荀子“隆礼重法”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根据阴阳理论，认为阳主阴次，阳为德，主生；阴为刑，主杀，而天道是重阳轻阴，尚德不尚刑的，故治国也要分主次，从而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不仅如此，董仲舒还从儒家理论中寻找根据，“《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春秋繁露·竹林》），从而发挥了孔子思想，肯定了仁德教化的主导性。另外，还从历史教训中寻求根据，认为秦王朝速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极端、片面地使用法家理論，从而使法家学说臭名昭著，不宜公开提倡，但法家学说在现实的一定范围内又确有治国的实际效果，故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完成了秦汉思想统一的最后一道工序，但这次改造的两重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一是稳定性，二是神学化。
首先是稳定性。西汉王朝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儒家思想作为历史性的选择而成为统治思想。为了防止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专制，因此，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就在于说明“君权神授”的神圣性、权威性，分裂割据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便于维护封建统一。为了实行王道政治，建立社会规范，董仲舒除了继承先秦儒学“修身正己”的自觉性外，又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增添了道德修养的强制性要求，使人们（包括帝王）的思想言行更加具體化、规范化，便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明确治国理念，确定治国方针，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治国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主次关系，并与天意结合起来，说明这种统治原则的合理性、必要性，便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
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封建地主阶级，它在发展初期还是革命的、进步的、向上的。因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的第一次改造，实质上是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次改造，是使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构建一个统一、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这种意义上看，这次改造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其次是神学化。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天道”与“人事”间的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化的色彩，增添了形而上的不可知论。这种理论上的模糊和缺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便是与谶纬迷信思想的快速结合，形成一种反理性的思想潮流。
任何事物都是有它的两重性的，但终归有主次之分，不可能是等量齐观的。就维护新生地主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正确方向而言，就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而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第一次改造的积极意义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
我们认识问题，不能采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所带来的恶果和教训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的。我们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甚至从更多的角度和层面来观察、分析、认识问题，分清问题的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以及对立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这样，才能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我们看待历史，也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甚至苛求古人、割裂历史。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入历史长河中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考察，看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所起的作用，然后再作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这样，才能历史地科学地看待过去。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2]孟轲《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徐仪明《中国文化论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关键词】：董仲舒；改造；两重性；稳定性；神学化
先秦儒学是为了解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混乱、动荡这一突出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但儒学的“仁爱”和“修身”并非是社会制度转换和国家重新走上统一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理论。儒学体现的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一种一般性的原则。秦王嬴政吞并六国，使国家重新走上统一后，继续以法家思想治国，镇压六国贵族的复辟分裂活动；废除世袭的“分封制”，改为中央任命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民间焚书坑儒，则是从思想上消灭反秦意识。这一切，都使儒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汉兴后，经历了文、景二帝的连续治理后，西汉王朝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西汉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中国封建社会至此也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的道路。汉武帝在接过文、景二帝所留下的丰厚的物质遗产之后，实现思想统一便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可回避的政治课题。这是治国的需要，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西汉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基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便标志着儒学从民间学说一跃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先秦的儒学是以人情化的伦理亲情为其特点的，要想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就必须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亦即对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这就是与时俱进，是实践的发展决定了儒学的发展，是时代选择了儒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思想，则是以神学化的天人观念为其特点的。
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首先是为“君权神授”提供神学根据：再次，就是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这是对荀子“隆礼重法”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根据阴阳理论，认为阳主阴次，阳为德，主生；阴为刑，主杀，而天道是重阳轻阴，尚德不尚刑的，故治国也要分主次，从而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不仅如此，董仲舒还从儒家理论中寻找根据，“《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春秋繁露·竹林》），从而发挥了孔子思想，肯定了仁德教化的主导性。另外，还从历史教训中寻求根据，认为秦王朝速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极端、片面地使用法家理論，从而使法家学说臭名昭著，不宜公开提倡，但法家学说在现实的一定范围内又确有治国的实际效果，故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完成了秦汉思想统一的最后一道工序，但这次改造的两重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一是稳定性，二是神学化。
首先是稳定性。西汉王朝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儒家思想作为历史性的选择而成为统治思想。为了防止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专制，因此，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就在于说明“君权神授”的神圣性、权威性，分裂割据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便于维护封建统一。为了实行王道政治，建立社会规范，董仲舒除了继承先秦儒学“修身正己”的自觉性外，又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增添了道德修养的强制性要求，使人们（包括帝王）的思想言行更加具體化、规范化，便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明确治国理念，确定治国方针，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治国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主次关系，并与天意结合起来，说明这种统治原则的合理性、必要性，便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
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封建地主阶级，它在发展初期还是革命的、进步的、向上的。因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的第一次改造，实质上是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次改造，是使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构建一个统一、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这种意义上看，这次改造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其次是神学化。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天道”与“人事”间的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化的色彩，增添了形而上的不可知论。这种理论上的模糊和缺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便是与谶纬迷信思想的快速结合，形成一种反理性的思想潮流。
任何事物都是有它的两重性的，但终归有主次之分，不可能是等量齐观的。就维护新生地主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正确方向而言，就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而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第一次改造的积极意义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
我们认识问题，不能采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所带来的恶果和教训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的。我们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甚至从更多的角度和层面来观察、分析、认识问题，分清问题的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以及对立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这样，才能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我们看待历史，也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甚至苛求古人、割裂历史。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入历史长河中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考察，看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所起的作用，然后再作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这样，才能历史地科学地看待过去。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2]孟轲《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徐仪明《中国文化论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