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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产生了“新史学”思潮，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运动，到胡适的“做成中国文化史”，阐述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本文以时间轴为主线简要分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转变，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学；新史学
1 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从学科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史学自身内部学术的触动与蜕变。
“新史学”讨论、规范了传统史学范畴内所不曾涉及的在史书体例、研究内容等方面一系列问题，引发中国通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理念（世界视野）、历史观（进化论）和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人们对历史学科的近代认知。
“新史学”还提出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治史，结合多学科（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运用于史学研究中，这其中所蕴涵的近代学科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主张，都具有明显的近代史学特征。
“新史学”思潮前后，中国史学在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继续充实着中国近代史学的整体内容。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1901年，清朝政府谕令改科举、废八股，科举考试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的内容。1902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大学堂章程》，史学作为应修课程被列入其中。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新学制下的历史教育作出规定。到了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则》，历史学被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并列出了具体的历史课程科目。这期间，为适应各级学校历史教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这些举措与“新史学”思潮一同推进了近代史学的学科化进程，并且随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不断发展继续得以系统和完善。
毋庸置疑“新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刻意强化史学的现实功能，把史学作为救亡图强的工具，是史学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产物。
2 “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拐点”。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独立、史学求真的理念在“新史学”之后渐趋明显，尤其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等人所重视，因提倡“科学”而以史学求真为鹄的的新旧史料考证、对中国古史体系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念等，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的重要理念和研究方法。
20世纪初对“国粹、国故、国学”的讨论，其核心问题就是面对“西学”大潮涌入的局面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学问体系引向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分类意识。此时胡适提出“中国文化史”的概念，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学范畴，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代之以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文化史”来统整“国学”，“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研究的范畴与内容作了新的界定，以各种现代意义的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通过“整理国故”逐渐用现代学术体系来取代“国故”，构建中国史学的新体系。
胡适提出的“文化史”系统及各种专史分类也需要在实际研究中逐渐完善，实际上是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最重要收获，也是“新史学”后对传统史学的更为理性的处理方式，中国近代史学在“新史学”之后的这次变化也勾勒出中国史学“学科化”的新面貌。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诠释了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是史学“求真”和“斩除思想上的荆棘”的产物，由此引发的古史论战则是新旧史学观念在史学功能上不同认知的交锋；梁启超欧游归来后以中国传统史学为资源撰写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论著，标志着他对传统史学的重新认识以及融汇中外史学的尝试；“南高派”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则反映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又一种态度，“五四”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成为“新史学”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新史学”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很快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迥异于传统史学的中国史学“新潮流”。
3 结论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从“中国古代史学”走向了“中国近代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史学成就，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甚至磨难。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特点和关系究竟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在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中是如何体现的，应当怎样评价中國近代史学对中国历史的各种解释，应当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学所受西方史学的强势影响，未来中国史学的出路在哪里等，仍然是影响中国史学发展走向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8（02）：4-30+189.
[2]吴擎华.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07（03）：84-88.
[3]陈慧霞.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问题[J].文史博览（理论），2014（01）：17-18.
（作者单位：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学；新史学
1 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从学科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史学自身内部学术的触动与蜕变。
“新史学”讨论、规范了传统史学范畴内所不曾涉及的在史书体例、研究内容等方面一系列问题，引发中国通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理念（世界视野）、历史观（进化论）和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人们对历史学科的近代认知。
“新史学”还提出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治史，结合多学科（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运用于史学研究中，这其中所蕴涵的近代学科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主张，都具有明显的近代史学特征。
“新史学”思潮前后，中国史学在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继续充实着中国近代史学的整体内容。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1901年，清朝政府谕令改科举、废八股，科举考试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的内容。1902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大学堂章程》，史学作为应修课程被列入其中。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新学制下的历史教育作出规定。到了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则》，历史学被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并列出了具体的历史课程科目。这期间，为适应各级学校历史教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这些举措与“新史学”思潮一同推进了近代史学的学科化进程，并且随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不断发展继续得以系统和完善。
毋庸置疑“新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刻意强化史学的现实功能，把史学作为救亡图强的工具，是史学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产物。
2 “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拐点”。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独立、史学求真的理念在“新史学”之后渐趋明显，尤其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等人所重视，因提倡“科学”而以史学求真为鹄的的新旧史料考证、对中国古史体系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念等，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的重要理念和研究方法。
20世纪初对“国粹、国故、国学”的讨论，其核心问题就是面对“西学”大潮涌入的局面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学问体系引向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分类意识。此时胡适提出“中国文化史”的概念，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学范畴，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代之以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文化史”来统整“国学”，“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研究的范畴与内容作了新的界定，以各种现代意义的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通过“整理国故”逐渐用现代学术体系来取代“国故”，构建中国史学的新体系。
胡适提出的“文化史”系统及各种专史分类也需要在实际研究中逐渐完善，实际上是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最重要收获，也是“新史学”后对传统史学的更为理性的处理方式，中国近代史学在“新史学”之后的这次变化也勾勒出中国史学“学科化”的新面貌。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诠释了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是史学“求真”和“斩除思想上的荆棘”的产物，由此引发的古史论战则是新旧史学观念在史学功能上不同认知的交锋；梁启超欧游归来后以中国传统史学为资源撰写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论著，标志着他对传统史学的重新认识以及融汇中外史学的尝试；“南高派”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则反映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又一种态度，“五四”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成为“新史学”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新史学”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很快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迥异于传统史学的中国史学“新潮流”。
3 结论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从“中国古代史学”走向了“中国近代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史学成就，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甚至磨难。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特点和关系究竟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在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中是如何体现的，应当怎样评价中國近代史学对中国历史的各种解释，应当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学所受西方史学的强势影响，未来中国史学的出路在哪里等，仍然是影响中国史学发展走向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8（02）：4-30+189.
[2]吴擎华.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07（03）：84-88.
[3]陈慧霞.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问题[J].文史博览（理论），2014（01）：17-18.
（作者单位：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