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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和’字。”曾任中国驻亚欧多国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的孙玉玺回顾自己40年外交生涯时，对中国外交作出了这样的评述。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伊始的80年代初，世界格局一直都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对外交往极其有限。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新中国的领导人抓住一切机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发展外交。
本期精彩连载讲述的这些外交故事，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的特点，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灵活处理外交事务的立场和谋略，不愧为外交风云中的“大手笔”。
“葬礼外交”：邓小平让中苏重新结好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1960年后，双方则开始互相口诛笔伐，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甚至还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地区接连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为数不多的贸易及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对此有人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中国政府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给予了积极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只泛泛地谈论了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无果而终。
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苏联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因此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勃氏绝唱”。
邓小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作出反应。外交部为此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上午，地点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名中外记者就站在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周围。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他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份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这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有外电发表评论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4月16日，邓小平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这年夏天，邓小平还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到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指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儿事才行。”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启程前，外交部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于洪亮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提出在中国大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要求，特别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会面时，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解决的目标。当年秋，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晨，中国驻苏大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讲话稿只有七八百字，内容却让人感到吃惊：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苏联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被称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讲话稿中还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钱其琛8个月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讲的内容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大手笔”。
11月14日中午，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20多年来首次踏上苏联国土。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受到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會见。邓小平发动的这场“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转“阴”再转“晴”。 早在1982年10月起，谈判人员跟随钱其琛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指示，钱其琛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从60年代起，苏联在蒙古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出动20余万兵力入侵柬埔寨;时隔一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实行从北、南、西的三面包围。以上事件构成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这种各说各话的状况持续了3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次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来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研讨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
当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儿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我已经82岁了，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1969年10月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1987年2月开始恢复。1964年和1969年的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
1987年2月开始的这次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谈判气氛与前两次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讨论边界线走向问题。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层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4人，即邓小平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4人为另一方，双方进行“不对称对弈”，结果邓小平赢了。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作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已升任外长）时主动表示，对中苏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
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邓小平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5月16日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迎上前去，两人面对100多名中外记者亲切握手，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会晤中，邓小平首先提到了4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記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邓小平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时年58岁的戈尔巴乔夫坐在85岁高龄的邓小平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边记边点头，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显得毕恭毕敬。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所说的话全部是即席讲出来的，他的面前，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正是在他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中国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兰花外交”：小小花朵成为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
“能白更兼黄，无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明代诗人张羽的五言绝句《咏兰花》确实抓住了兰花的特征：花朵不大，也不问是否有人赞赏，却默默地散发着幽香。正是由于兰花的这种特点，它一直被中日两国的文人墨客所钟爱。上世纪60年代，小小的兰花更是成了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次巧妙的“兰花外交”成功地促成了两国间的重要贸易，为日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3年4月的一天深夜，中国对日工作负责人廖承志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当他拿起电话，话筒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方正是他的大学校友、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松村谦三在电话中寒暄了两句，突然提出他要以日本爱兰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迅速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个请求令廖承志感到有些奇怪。要知道，松村谦三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三木-松村派的领袖之一，在政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为何如此急切地要中国派兰花代表团访日呢？
放下电话后，廖承志立刻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两人分析认为，松村谦三的请求与当时两国贸易面临的困境有很大关系。松村谦三是日本国内力主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家。他自幼沉浸于汉学研究，最喜爱兰花，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日本投降后，松村谦三曾带头反对岸信介内阁的亲美反华政策。在1959年和1962年，松村谦三不顾党内压力和美国的威胁，两次率团访华，与周恩来达成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共识。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LT贸易备忘录》（《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的别称，以下简称备忘录。1962年11月由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率日本企业代表团访华时与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廖承志共同签订，后改称《廖高贸易备忘录》。由于两人姓氏的拉丁首字母分别为L和T，故又称《LT贸易备忘录》），同意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常驻办事处并实现互派记者，开创了著名的“备忘录贸易”。 然而在落实“备忘录贸易”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困难。先是日本政府迟迟不肯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接着两国互设常驻办事处也遇到了阻力，而来自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压力更让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产生了畏难情绪。形势的转变令松村谦三焦急万分，于是他想了一个好主意：邀请中国派兰花代表团访日，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打破当前的僵局。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因为松村谦三爱兰花是众人皆知的，在访华期间他曾与同样喜欢兰花的朱德讨论过养兰心得，因此以交流兰花的名义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日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得知松村谦三的真意后，周恩来决定立即派代表团赴日，商讨两国贸易和设立常设机构问题，并希望借机实现互派记者。
1963年4月29日，由兰花专家、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兆汉为团长的中国兰花代表团访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的3位得力助手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晓贤成为代表团成员。孙平化等3人虽然对兰花了解不多，但他们却是代表团中最重要的人物。很快，中国兰花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孙平化等3人则留在日本，开始了此次访问最重要的日程。
经“备忘录贸易”日方主要负责人河和良一的秘密安排，孙平化等3人会见了通产省官员渡边弥荣司，就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日方出口信贷问题，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渡边弥荣司犹豫再三，说明此事很难办，因为当时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采取出口信贷的方式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日本政客认为这样做对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好处。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支持“备忘录贸易”，因为这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有利。
37年后，渡边弥荣司对中国记者透露了当时他下决心帮助中国的原因：“1963年，我45岁，是日本通产省官房长官，那是我第一次与孙平化见面。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个好人，是个可以一生交往的朋友。当时，我所能做的，就是背着通产大臣，利用我的权力，批准这套设备出口，因为通产大臣知道了会禁止的。我当时拿定了主意，要是被查出来了，我就辞官，当老百姓！”在渡边弥荣司签署文件3周后，日本通产大臣发觉了此事，根据渡边弥荣司的回忆：“他（通产大臣）像看到家里着了火一样着急，可根据国际惯例，这个文件已经生效了。但是通产大臣并没有让我交辞呈，他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首战告捷后，孙平化等人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与日本政坛的一些重量级人物相继会面，展开了新一轮的秘密外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政治家宇都宫德马在他家专门为中国客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酒会，特意邀请日本通产省负责成套设备审批的通商课长谷敷宽出席，他还精心安排孙平化在酒会进行期间，到楼上一个小房间与谷敷宽磋商中日贸易问题。
接着，后来成为日本外相的园田直又安排孙平化与池田内阁里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实力派人物、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在一家日本餐馆会面。当时，河野一郎是自民党领袖之一，他在与孙平化详谈之后表示：“池田首相理解中国的立场，对开展日中贸易也是有决心的，不会因为别国（指美国）施加压力就不干。”
此后，孙平化等人又委托自民党议员高碕达之助，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中日贸易问题进行了沟通。高碕达之助秘密会见池田勇人后，请孙平化转告中国方面，池田勇人一定履行诺言，日本政府已下决心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1963年6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第一个成套设备贸易成交，使日本厂商大大增强了发展中日贸易的信心，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美日右翼和台湾当局不停地出来捣乱，企图阻挠日本政府履行合同。但经过“兰花外交”，中国方面与日本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双方共同打破了美日右翼和台湾方面的阻挠，使维尼纶工厂顺利地落户北京。
这次兰花代表团访日所接触的日本政治家，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促使日本政府最终作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乒乓外交”：“那年乒乓球一弹过去，就震动了世界”
1971年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的4月6日，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此事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交往隔绝的局面。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下文为徐寅生口述：
1971年1月，日本乒协的老会长后藤钾二来到中国。他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对中国很友好。故第31届世锦赛将在名古屋举行时，他作为东道主（名古屋是他的家乡），决定亲自来北京邀請中国队参加。
当时，中日之间只有民间交流，没有建立邦交。日本内阁也是右翼势力当道。听说后藤钾二要力邀中国队，有人对他进行威胁恐吓，并给他设置种种障碍，但他置之不理。
此刻，宋中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兼中国乒协代主席，便由他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同日本客人进行会谈。后藤钾二到北京饭店刚落脚，便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递给宋中，表示希望以这份草拟会谈纪要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后藤钾二对宋中说：“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下简称世乒赛）了，第31届世乒赛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这次世乒赛就会失去世界大赛的意义，将缺少光彩。”
日文草拟的会谈纪要很快被译成中文，参与会谈的中方人员连夜逐条推敲。该会谈纪要很简洁，大意是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日方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这三原则，本是1958年7月周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来的，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但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中方参与会谈的代表提出来，必须加上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听了中方的意见，后藤钾二急了，他说：“我是搞乒乓球的，是民间的，我怎么有权力能够答应呢。”因谈判进入僵局，后藤钾二索性称病躺在床上不起来。 此时，周总理听了韩念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宋中等人的汇报后，说：“我看后藤先生的那份会谈纪要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话了，不要难为人家。”周总理最后表态：“你们回去后，马上跟后藤先生谈，谈妥了我就见他。”
当宋中转告周总理的意见后，后藤钾二高兴极了，“病”也好了。所以中国队能否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一切按照民间交往的原则展开和进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周总理、郭沫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很快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后藤钾二一行。周总理说：“后藤先生，感谢您为中日之间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
后藤钾二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把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
周总理说：“我们坚决地支持您。”
后藤钾二说：“这么说，我得到了7亿人的支持？”
周总理说：“是的，您背后有7亿中国人民的支持，您就放手去做吧……”
会见结束，后藤钾二对宋中说：“中国总理对乒乓球运动这样关心支持，实在是令人想不到。和他谈话，真让人感动。”
1971年2月1日，中日两国乒协的会谈纪要在北京签署，郭沫若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国乒协同意派队参加世乒赛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原来中国队不去，名古屋世乒赛也就被当成一项平常的赛事，现在中国队要来，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则中国队是强队，二则因为中国在“文革”时期，于世界根本就没什么交往。舆论的关注和宣传，使球赛的门票迅速销售一空。
周总理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很重视，还专程接见了代表团，并提出“你们到底去干什么”的问题。周总理说：“你们不光是去打乒乓球的。”就此，特别为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然而，离世乒赛开幕不到半个月时，形势突然有了变化。原来，柬埔寨王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朗诺集团在国内发动政变。中国政府表态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10日，韩念龙和宋中向周总理报告，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简称民柬政府）外交副大臣万比尼、青年和教育大臣江裕朗等近日向中国提出，朗诺集团将派队参加世乒赛，民柬政府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中国和朝鲜的支持，支持的内容包括，中国队是否可不参加这届比赛，以示不承认朗诺集团。
周总理说：“如果需要考虑放弃比赛，只好放弃，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的人比赛，就说不通了。”考虑片刻，周总理又说，“如果朗诺的人和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应弃权。”
宋中回答：“签已经抽完了，团体赛不相遇，只是在单打比赛中，庄则栋和林美群将和朗诺集团的选手相遇。”
究竟该不该参加名古屋的世乒赛？这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箭在弦上，突然横插了一杠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周总理立即召集韩念龙和宋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他说：“我们究竟参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在场的人全部沉默。最后，周总理作出指示：“把乒乓球队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还有代表团的有关人员都召集起来，让大家讨论，究竟要不要参加这届锦标赛？”这就是说要广泛地听听群众的意见。
记得是3月15日凌晨1时多，我们突然被召集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会议室开会，如此紧急匆忙，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见大家到齐了，韩念龙先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乒乓球队连夜开会，讨论“去，还是不去”的问题。韩念龙指出：“这是总理对大家的信任，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发表意见。”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庄则栋说不去，理由是支持西哈努克，是从政治上判断的，但也可能从技术上考虑多一些。因为不去就谈不上输，就保持冠军了嘛，去就意味着不一定能赢，就会有风险。不同意的主要就那几个人，认为要服从政治利益。还有一些是犹豫观望的。有一部分人坚持要去，包括我在内。我说：“既然已经与日本乒协签了协议，就要言而有信，就应该去，这样对乒乓球的发展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利。”最后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应该参加。
讨论结束，韩念龙说，要立刻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还在大会堂等着听乒乓球队的讨论结果呢”。对此，我们十分感动。据说，当夜听了韩念龙、宋中等人的汇报后，周总理果断地说：“我们遵守诺言，参加31届比赛。只有下这个决心了。”周总理亲自写了一篇报告请示毛主席。此时，已是次日清晨7时了。
3月15日上午，毛主席在周总理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终成定局。
按照国内的指示，中国代表團此次在日本邀请了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5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在世乒赛结束后访问中国。一天下午休息时，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来到宋中面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宋中先生，听说你们邀请了5个国家的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宋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岔开话题。
当晚，宋中把斯廷霍文的问话向代表团负责人作了汇报。由于此次赴日事关重大，代表团成立了由赵正洪、宋中等7人组成的临时党委。临时党委成员听完宋中的介绍后，都陷入沉思：“斯廷霍文说这话，是弦外有音，还是巧合，随便问问？”
临时党委很快决定向国内报告。报告一到北京，外交部、国家体委权衡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就写了《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上报周总理，周总理圈阅后送到毛主席那里。
据毛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自名古屋世乒赛开始后，毛主席一直关心那里的情况，嘱咐她：“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对我讲。”并对“美国运动员科恩坐上中国队的汽车，庄则栋友好相待，还送礼物（名古屋世乒赛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庄则栋按照周总理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示精神，热情地与科恩交流，并赠送给他一块织锦纪念品）”这样一条花絮很感兴趣，对庄则栋的举动给予好评。 吴旭君说：“4月6日这一天，主席已经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画了圈，并退给外交部办理。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谁知晚上11时多，主席突然对我说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嘟嘟哝哝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毛主席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于是，吴旭君故意大声说：“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啊？”毛主席这才又一字一句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并一挥手说：“赶快办，要来不及了。”吴旭君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外交部打电话。
第二天毛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便迫不及待地跑进他的卧室，要和他核对这件事，还生怕毛主席不记得。结果毛主席呵呵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事后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当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
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下榻的藤久旅馆后花园与日本、尼泊尔、埃及、尼日利亚、加纳、毛里求斯、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乌拉圭等亚非拉选手一起联欢。大约10时，代表团接到国内来电，明确指示：“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代表团领导紧急磋商，决定由宋中立即通知美国队。宋中悄悄离开联欢的人群，乘车直奔美国队驻地。当美国乒协国际部部长哈里森听宋中说“我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同中国”时，一下子惊呆了。
消息传到华盛顿，尼克松惊喜交加。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
此时已是下午4时多了。斯廷霍文、哈里森同宋中紧急磋商访华的日程和路线。商量的结果是：美国队4月9日飞往香港，10日进入中国内地，访华一周后，再由原路线经东京回国。
1971年4月10日晚，美国乒乓球隊从广州飞往北京，下榻在新侨饭店。美国队参观了天安门广场，访问了清华大学，游览了万里长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4月13日，中方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仪式后，进行了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受到全场1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电台向全国实况转播。美国队到中国访问的所有行程和细节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考虑中国人乒乓球水平高，把人家打得一塌糊涂也不行，周总理就特意安排双打时，由中美选手混合配对，既体现了友好比赛的精神，打起来也更精彩。美国队随队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让最强的选手上场。比赛可以称为中国人待客礼貌得体的精彩展现。”
4月14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起会见各代表团。因请的外国队比较多，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接见，于是就将接见的座席围成一个圆圈，每个代表团的团长旁都空一个座位。周总理与每一位来宾握手表示欢迎，当与某个队主要交谈时，总理就坐到这个空位上，这样就合理地照顾到了每一个队，既不淡化谁，也不突出谁，一视同仁，同时也显得亲切友好。
当周总理走向美国队的座位时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欢迎你们！”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总理立即表态：“可以去。”当天，世界各大通讯社争相报道或转发周总理接见美国等乒乓球队的消息，国际舆论界为之轰动。
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不到10个小时，尼克松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了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构筑的长达22年的经济封锁之墙，崩塌了一个大缺口。
5个月后，北京举办了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参加比赛的亚非各国和地区的球队共达51支。国际乒联主席埃文斯等也应邀前来观看。面对气氛友好、规模壮观的赛场，后藤钾二钦佩地说：“中国真了不起，5个月的时间就请来这么多国家。中国有气魄，只要想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办成。”
对于中国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体育盛会，外媒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伟大胜利，中国在外交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就在这年7月，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悄无声息地从伊斯兰堡飞抵北京。之后，尼克松访华，一时轰动全球。
“乒乓外交”带动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系列变化。中国与日本、英国、联邦德国等20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周总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曾对外交部几位负责人说过：“‘乒乓外交’是我们整个外交攻势的一部分。乒乓球一弹过去，就震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大球。”
“熊猫外交”：大熊猫特使经历了5任美国总统
1972年，尼克松应周恩来的邀请首次访华。这次访华，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破冰之旅。在政治家的记忆里，它是《中美联合公报》背后的细枝末节，然而，公众对这次意义重大的外交事件的记忆，更多的是作为中国“国礼”回赠给美国的那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关于这段历史，还要从尼克松的访华先遣队说起。
尼克松正式访华之前，美国曾派来几批由政府高级官员带队的先遣小组。令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个先遣组来到中国，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都是他们的必到之处。起初，唐龙彬并没太在意，因为中国的国宝熊猫虽然早已名扬四海，但对于外国人来说，终究还是难得一见，再加上熊猫的憨态可掬，想让人不喜欢都难。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如约来到中国。帕特毫不掩饰对大熊猫的喜爱，尽管她的行程一再修改，但是去动物园看大熊猫这一项却始终保留。据唐龙彬回忆，帕特到达中国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北京动物园，虽然有专门的摄影组跟随，但她还是用相机亲自为大熊猫拍照，喂它们吃东西，临走时还依依不舍，不断称赞大熊猫可愛，并且试探性地提出想要大熊猫。事后，唐龙彬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当时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
事实上，1956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就曾先后致信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一对大熊猫”。考虑到当时北京动物园只有3只雌性大熊猫，而其中2只已预定送给苏联，再加上当时中美之间还处于冷战阶段以及美国国务院的阻拦，交换计划最终流产。
尼克松希望借访华之机，再次争取获得大熊猫的机会。访问期间，按照国际惯例，两国要互赠礼物。尼克松赠送的是一组由美国鸣禽硬瓷烧制大师波姆亲手烧制的瓷塑天鹅、水晶玻璃花瓶。中国回赠的则是双面苏绣、花瓶等。本以为大熊猫计划就此搁浅的尼克松一行人，在临行前的答谢晚宴上，却出乎意料地得知，中国同意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
这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周恩来指着摆放在餐桌上的“熊猫”牌香烟对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样东西。”帕特以为要送给她香烟，连连拒绝：“香烟？我不会抽……”周恩来含笑解释：“不是烟，我说的是大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大熊猫。”她惊喜地拿起一包精制的香烟，指着烟盒上的大熊猫图案，大声对尼克松说：“喂，理查德，周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大熊猫！真的大熊猫！”
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始赠美大熊猫的甄选工作。年龄3岁左右、身体健康、体型适中、外观漂亮是挑选的4个基本标准。在比较了北京动物园和四川卧龙、宝兴等地的大熊猫后，在北京动物园生活了不到一年的两只雌性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被选中。临行前，两只大熊猫得到了特殊待遇，它们吃的都是当时中国人都很难享用到的牛奶、鸡蛋和维生素。
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玲玲”和“兴兴”便到达华盛顿动物园，8000多名美国民众冒雨迎接，帕特亲自出席了动物园熊猫馆的揭幕式。两只大熊猫公开展示的第一天，就吸引了2万人排队参观，以致造成交通堵塞。
美国人对“玲玲”和“兴兴”着迷不已，一股“熊猫热”迅速席卷美国，“玲玲”和“兴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的焦点，关于大熊猫的啤酒瓶和画册等周边产品层出不穷。就连运送它们赴美的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绿色柳条箱，都被拿出来展览。1972年因而被美国民众称为“熊猫年”。
然而，华盛顿动物园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满足“玲玲”和“兴兴”对竹子的大量需求。大熊猫的饮食中，99%都是竹子，没有竹子就无法生存。这两只大熊猫对竹子的品质又格外挑剔，不新鲜的竹子碰都不会碰。动物园只好刊登广告，向人们征集新鲜竹子。
一位名叫南茜·塔夫斯的女孩看到广告后，拨通了动物园的电话。她的父母都是中国迷，自家的土地上就种有超过2英亩的竹林。动物园工作人员考察了塔夫斯家的竹林后喜出望外，他们发现这正是他们寻找的竹子类型，是大熊猫最喜欢的品种。塔夫斯家就成了华盛顿动物园的竹子供应商，每周，动物园都会从她家砍伐数百磅竹子，专门供给“玲玲”和“兴兴”。
“玲玲”曾四次产下幼仔，但都夭折了。这期间，华盛顿动物园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玲玲”产崽，甚至从伦敦动物园借来一只雄性大熊猫与“玲玲”交配，也没有成功。1992年，“玲玲”因心脏病，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在了笼子里，此时它已经23岁。大熊猫20岁，就意味着已经步入了老年，相当于人类的80至90岁。1997年，美国国家动物园专门为“玲玲”立碑：“本国的大熊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物，为几百万游客带来欢乐。”
7年后，28岁的“兴兴”也因年老引发器官衰竭，动物园不忍看它受罪，为它实施了安乐死，据说，“兴兴”去世前，胃口还不错，吃了甜土豆、竹子嫩芽、米粥和它最喜欢的星巴克蓝莓松饼。至此，“玲玲”和“兴兴”完成了它们的特殊使命，它们共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5任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瓷盘外交”：毛泽东暗示苏联“替天行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国家的孤立政策，毛泽东亲自策划了一曲完全可以媲美“乒乓外交”的绝唱——“瓷盘外交”。
那是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艰苦卓绝的白炽化胶着状态之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时关注、指挥着朝鲜战局。
当年初夏，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江西省委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礼品瓷赠送给斯大林，要求“高级、特制、美观”，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民族特色”。
江西省委旋即派员赶赴景德镇，决定以明、清两朝的皇家御窑、解放后更名为建国瓷厂的瓷器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共同策划、设计、烧制这套“水浒故事瓷盘”。根据水浒108将的故事，设计出108个故事连贯的瓷盘，为了更充分表达毛泽东赠送斯大林“水浒故事瓷盘”的深刻用意，中央办公厅决定增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替天行道”楷书跋尾盘，共110只为一套。
建国瓷厂全体工作人员为中苏友好的热情所鼓舞，竭尽全力，精炼瓷泥和釉料，彩绘高手们精心设计图案，终于烧制成功三套“水浒故事瓷盘”。瓷盘出窑后精选一套派专人送往北京，毛泽东十分满意，将其作为国家礼品瓷，并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赠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对这套精美绝伦的“水浒故事瓷盘”十分喜爱，更深谙毛泽东希望苏联“替天行道”的弦外之音。
于是，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了大力支持。除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斯大林命令苏联空军和防空军高炮部队直接参战外，又专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培训空军并派出顾问团协助年轻的中国空军作战。根据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陈旧的实际情况，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40个陆军师的全部装备及大批运输车辆、军用物资等援助，还将威力巨大的、令“联合国军”闻风丧胆的新式武器“卡秋莎”火箭炮装备志愿军炮兵，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逝世后，这套110个“水浒故事瓷盘”被当做中苏友好的象征被苏联国家博物馆（今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上世纪80年代，湖南省一个代表团访问瓷都景德镇，在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看见了剩下的两套“水浒故事瓷盘”。出于对毛泽东“瓷盘外交”策略的崇敬和对这套旷世罕见的极品瓷盘的喜爱，湖南一位实业家出巨资买下了一套珍藏，如今已成为国内仅存的完整的一套。这套精美绝倫的旷世珍瓷，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毛泽东高超的外交艺术。
“围棋外交”：“黑白碰撞”中的中日关系
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让中日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困难重重。
1958年，中日关系因为“长崎国旗事件”出现严重危机：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会上首次在日本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却被两名日本人撕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随即中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为了缓和关系，次年10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代表团来华访问。
松村谦三与陈毅一样，都酷爱围棋，陈毅建议：中日应该多展开文化交流，“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不谈政治，只谈友谊”。周恩来也提议：双方可以就此达成君子协定。松村谦三自然无不允之理。中日“围棋外交”就此开启。
1960年和1961年，在松村谦三的推动下，日本围棋代表团两度访华。值得一提的是，首度访华时的团长是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名誉九段，当时他已是72岁高龄，而且双目已因广岛核爆炸失明。
1962年，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日本通”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也首度访问日本。这次礼尚往来的访问活动受到日方热烈欢迎，获得空前成功。
1963年，受中方邀请，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派出联合代表团访华。此次访华堪称中日围棋交流的里程碑，日方代表团不仅带来了杉内雅男（日方代表团团长）、宫本直毅、加藤正夫等一众高手，还授予陈毅荣誉七段棋手称号，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如此殊荣。陈毅在赠送荣誉证书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围棋交流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64年底，日本29名著名棋手联名呼吁恢复日中邦交，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棋手，如漱越宪作、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杉内雅男等，都是日本棋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都在访华的围棋代表团之列。还有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征集签名，为日中友好鼓呼。
这一着“围棋外交”，恰似围棋术语中所说“手筋”，一子落定，通盘皆活，中日友好的种子自此便深深埋下，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关系不断升温，交流日益频繁。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订，让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围棋，自然也包括在内。与日方联系合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郝克强说：“到了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的围棋界都有进行一场决战的需求。是时势促成双方一拍即合，诞生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
当时的时势究竟如何，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例。这部电影由中日合拍，“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漫长岁月为背景，通过中日两个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
中方剧本作者洪州、康同回忆说，他们在1979年初展开剧本写作之时，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不久，“有人以为我们意在赶这个浪头”。初稿完成之后，日方导演、编剧、制片人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与中方反复讨论如何修改剧本。一共花了3年时间，剧本才最终修改完成，在此基础上拍摄的电影，“取得了始料未及的成功”。
洪州、康同总结原因说：“彼此都有所坚持，又都有所让步，共同的原则和目标是加强中日友好，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圆满的结局。”
对中国围棋给予最大程度支持的，是老干部，对中日围棋交流给予最大程度关注的，也是老干部。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方毅（国务院副总理）、廖井丹（中宣部副部长）、金明（国务院秘书长）、张劲夫（国务委员）、唐克（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叶飞（上将、海军司令员）、黄克诚（大将、中纪委常务书记）、袁先禄（《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而这些老干部，大多受到陈毅的影响。方毅、张劲夫、黄克诚、叶飞等，都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部下，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廖井丹任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陈毅到成都视察，一定会和他聊围棋，并叮咛嘱咐“把围棋搞上去”。方毅更是接替陈毅，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1984年，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曾亲自到场观战的方毅还感叹道：“如果陈老总还在，他该有多高兴啊！”
除了这些老干部以外，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对中国围棋特别关注。
聂卫平在其自传《围棋人生》中回忆，邓小平、胡耀邦曾多次邀请他去北戴河休假，他的入党问题是胡耀邦过问后解决的，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文降低围棋队伙食标准，也是他找了胡耀邦，才没有降下来。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他和曹大元还一起被邀请到北戴河，与邓小平、胡耀邦一起打桥牌休息。当时小林觉已连胜中方三人，邓小平对聂卫平说：“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胡耀邦说：“输了没关系，明年再来。”
万里去世后，聂卫平在《怀念万里叔叔》一文中说：“万里不下围棋，但对围棋特别关心。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我连胜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请出了日本队主将、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决战前，万里找到我，拿出一副网球拍，对我说：‘送你一副拍子，你要学习打打网球，学会放松，学会了打网球，肯定能赢日本人。’他建议我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让脑子恢复活力。”
而聂卫平最感念的，还是陈毅，用他的话来说：“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他只有10岁时，就被父母带到北京体育馆，与陈毅下棋。此后，只要有时间，陈毅就接他过去“杀上几盘”。聂卫平后来在中日擂台赛期间，不吃午饭，只吃几片西瓜的习惯，就是因为陈毅与他初次见面时，就请他吃了当时难得一见的西瓜。
聂卫平说，他清楚地记得，1964年中国完成原子弹试验以后，陈毅说：“原子弹相当于中国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
20年后，聂卫平真的做到了。他率领的中国围棋队在头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三连胜，以及随之而来的围棋热，都足以告慰陈毅这位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而今时今日，中日之间国力以及棋力的逆转，则是陈毅那句名言“国运盛，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的最好证明。
下期预告：新中国第一（3）——强国腾飞：东方古国的复兴之路
（责编/闻立 来源/《邓小平妙手走活中苏关系这盘棋》，孟兰英/文，《世纪风采》2011年第3期;《鲜为人知的中日“兰花外交”》，王俊彦/文，《环球时报》2007年1月9日;《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徐寅生/口述，金大陆/采写，吴维/整理，《世纪》2017年第1期;《熊猫外交故事解密：周总理拍板送美国两只大熊猫》，李菁/文，《北京晚报》2009年4月25日;《抗美援朝中毛泽东策划的“瓷盘外交”》，王永健/文，《名家讲坛》2019年第3期;《“围棋外交”：1982年代“黑白碰撞”中的中日关系》，徐书白/文，《名家讲坛》2019年第3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伊始的80年代初，世界格局一直都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对外交往极其有限。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新中国的领导人抓住一切机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发展外交。
本期精彩连载讲述的这些外交故事，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的特点，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灵活处理外交事务的立场和谋略，不愧为外交风云中的“大手笔”。
“葬礼外交”：邓小平让中苏重新结好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1960年后，双方则开始互相口诛笔伐，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甚至还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地区接连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为数不多的贸易及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对此有人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中国政府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给予了积极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只泛泛地谈论了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无果而终。
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苏联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因此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勃氏绝唱”。
邓小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作出反应。外交部为此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上午，地点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名中外记者就站在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周围。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他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份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这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有外电发表评论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4月16日，邓小平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这年夏天，邓小平还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到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指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儿事才行。”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启程前，外交部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于洪亮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提出在中国大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要求，特别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会面时，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解决的目标。当年秋，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晨，中国驻苏大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讲话稿只有七八百字，内容却让人感到吃惊：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苏联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被称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讲话稿中还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钱其琛8个月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讲的内容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大手笔”。
11月14日中午，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20多年来首次踏上苏联国土。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受到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會见。邓小平发动的这场“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转“阴”再转“晴”。 早在1982年10月起，谈判人员跟随钱其琛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指示，钱其琛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从60年代起，苏联在蒙古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出动20余万兵力入侵柬埔寨;时隔一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实行从北、南、西的三面包围。以上事件构成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这种各说各话的状况持续了3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次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来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研讨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
当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儿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我已经82岁了，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1969年10月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1987年2月开始恢复。1964年和1969年的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
1987年2月开始的这次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谈判气氛与前两次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讨论边界线走向问题。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层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4人，即邓小平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4人为另一方，双方进行“不对称对弈”，结果邓小平赢了。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作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已升任外长）时主动表示，对中苏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
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邓小平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5月16日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迎上前去，两人面对100多名中外记者亲切握手，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会晤中，邓小平首先提到了4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記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邓小平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时年58岁的戈尔巴乔夫坐在85岁高龄的邓小平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边记边点头，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显得毕恭毕敬。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所说的话全部是即席讲出来的，他的面前，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正是在他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中国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兰花外交”：小小花朵成为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
“能白更兼黄，无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明代诗人张羽的五言绝句《咏兰花》确实抓住了兰花的特征：花朵不大，也不问是否有人赞赏，却默默地散发着幽香。正是由于兰花的这种特点，它一直被中日两国的文人墨客所钟爱。上世纪60年代，小小的兰花更是成了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次巧妙的“兰花外交”成功地促成了两国间的重要贸易，为日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3年4月的一天深夜，中国对日工作负责人廖承志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当他拿起电话，话筒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方正是他的大学校友、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松村谦三在电话中寒暄了两句，突然提出他要以日本爱兰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迅速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个请求令廖承志感到有些奇怪。要知道，松村谦三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三木-松村派的领袖之一，在政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为何如此急切地要中国派兰花代表团访日呢？
放下电话后，廖承志立刻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两人分析认为，松村谦三的请求与当时两国贸易面临的困境有很大关系。松村谦三是日本国内力主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家。他自幼沉浸于汉学研究，最喜爱兰花，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日本投降后，松村谦三曾带头反对岸信介内阁的亲美反华政策。在1959年和1962年，松村谦三不顾党内压力和美国的威胁，两次率团访华，与周恩来达成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共识。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LT贸易备忘录》（《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的别称，以下简称备忘录。1962年11月由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率日本企业代表团访华时与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廖承志共同签订，后改称《廖高贸易备忘录》。由于两人姓氏的拉丁首字母分别为L和T，故又称《LT贸易备忘录》），同意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常驻办事处并实现互派记者，开创了著名的“备忘录贸易”。 然而在落实“备忘录贸易”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困难。先是日本政府迟迟不肯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接着两国互设常驻办事处也遇到了阻力，而来自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压力更让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产生了畏难情绪。形势的转变令松村谦三焦急万分，于是他想了一个好主意：邀请中国派兰花代表团访日，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打破当前的僵局。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因为松村谦三爱兰花是众人皆知的，在访华期间他曾与同样喜欢兰花的朱德讨论过养兰心得，因此以交流兰花的名义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日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得知松村谦三的真意后，周恩来决定立即派代表团赴日，商讨两国贸易和设立常设机构问题，并希望借机实现互派记者。
1963年4月29日，由兰花专家、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兆汉为团长的中国兰花代表团访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的3位得力助手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晓贤成为代表团成员。孙平化等3人虽然对兰花了解不多，但他们却是代表团中最重要的人物。很快，中国兰花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孙平化等3人则留在日本，开始了此次访问最重要的日程。
经“备忘录贸易”日方主要负责人河和良一的秘密安排，孙平化等3人会见了通产省官员渡边弥荣司，就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日方出口信贷问题，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渡边弥荣司犹豫再三，说明此事很难办，因为当时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采取出口信贷的方式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日本政客认为这样做对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好处。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支持“备忘录贸易”，因为这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有利。
37年后，渡边弥荣司对中国记者透露了当时他下决心帮助中国的原因：“1963年，我45岁，是日本通产省官房长官，那是我第一次与孙平化见面。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个好人，是个可以一生交往的朋友。当时，我所能做的，就是背着通产大臣，利用我的权力，批准这套设备出口，因为通产大臣知道了会禁止的。我当时拿定了主意，要是被查出来了，我就辞官，当老百姓！”在渡边弥荣司签署文件3周后，日本通产大臣发觉了此事，根据渡边弥荣司的回忆：“他（通产大臣）像看到家里着了火一样着急，可根据国际惯例，这个文件已经生效了。但是通产大臣并没有让我交辞呈，他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首战告捷后，孙平化等人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与日本政坛的一些重量级人物相继会面，展开了新一轮的秘密外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政治家宇都宫德马在他家专门为中国客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酒会，特意邀请日本通产省负责成套设备审批的通商课长谷敷宽出席，他还精心安排孙平化在酒会进行期间，到楼上一个小房间与谷敷宽磋商中日贸易问题。
接着，后来成为日本外相的园田直又安排孙平化与池田内阁里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实力派人物、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在一家日本餐馆会面。当时，河野一郎是自民党领袖之一，他在与孙平化详谈之后表示：“池田首相理解中国的立场，对开展日中贸易也是有决心的，不会因为别国（指美国）施加压力就不干。”
此后，孙平化等人又委托自民党议员高碕达之助，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中日贸易问题进行了沟通。高碕达之助秘密会见池田勇人后，请孙平化转告中国方面，池田勇人一定履行诺言，日本政府已下决心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1963年6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第一个成套设备贸易成交，使日本厂商大大增强了发展中日贸易的信心，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美日右翼和台湾当局不停地出来捣乱，企图阻挠日本政府履行合同。但经过“兰花外交”，中国方面与日本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双方共同打破了美日右翼和台湾方面的阻挠，使维尼纶工厂顺利地落户北京。
这次兰花代表团访日所接触的日本政治家，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促使日本政府最终作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乒乓外交”：“那年乒乓球一弹过去，就震动了世界”
1971年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的4月6日，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此事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交往隔绝的局面。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下文为徐寅生口述：
1971年1月，日本乒协的老会长后藤钾二来到中国。他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对中国很友好。故第31届世锦赛将在名古屋举行时，他作为东道主（名古屋是他的家乡），决定亲自来北京邀請中国队参加。
当时，中日之间只有民间交流，没有建立邦交。日本内阁也是右翼势力当道。听说后藤钾二要力邀中国队，有人对他进行威胁恐吓，并给他设置种种障碍，但他置之不理。
此刻，宋中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兼中国乒协代主席，便由他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同日本客人进行会谈。后藤钾二到北京饭店刚落脚，便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递给宋中，表示希望以这份草拟会谈纪要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后藤钾二对宋中说：“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下简称世乒赛）了，第31届世乒赛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这次世乒赛就会失去世界大赛的意义，将缺少光彩。”
日文草拟的会谈纪要很快被译成中文，参与会谈的中方人员连夜逐条推敲。该会谈纪要很简洁，大意是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日方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这三原则，本是1958年7月周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来的，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但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中方参与会谈的代表提出来，必须加上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听了中方的意见，后藤钾二急了，他说：“我是搞乒乓球的，是民间的，我怎么有权力能够答应呢。”因谈判进入僵局，后藤钾二索性称病躺在床上不起来。 此时，周总理听了韩念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宋中等人的汇报后，说：“我看后藤先生的那份会谈纪要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话了，不要难为人家。”周总理最后表态：“你们回去后，马上跟后藤先生谈，谈妥了我就见他。”
当宋中转告周总理的意见后，后藤钾二高兴极了，“病”也好了。所以中国队能否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一切按照民间交往的原则展开和进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周总理、郭沫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很快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后藤钾二一行。周总理说：“后藤先生，感谢您为中日之间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
后藤钾二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把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
周总理说：“我们坚决地支持您。”
后藤钾二说：“这么说，我得到了7亿人的支持？”
周总理说：“是的，您背后有7亿中国人民的支持，您就放手去做吧……”
会见结束，后藤钾二对宋中说：“中国总理对乒乓球运动这样关心支持，实在是令人想不到。和他谈话，真让人感动。”
1971年2月1日，中日两国乒协的会谈纪要在北京签署，郭沫若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国乒协同意派队参加世乒赛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原来中国队不去，名古屋世乒赛也就被当成一项平常的赛事，现在中国队要来，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则中国队是强队，二则因为中国在“文革”时期，于世界根本就没什么交往。舆论的关注和宣传，使球赛的门票迅速销售一空。
周总理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很重视，还专程接见了代表团，并提出“你们到底去干什么”的问题。周总理说：“你们不光是去打乒乓球的。”就此，特别为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然而，离世乒赛开幕不到半个月时，形势突然有了变化。原来，柬埔寨王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朗诺集团在国内发动政变。中国政府表态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10日，韩念龙和宋中向周总理报告，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简称民柬政府）外交副大臣万比尼、青年和教育大臣江裕朗等近日向中国提出，朗诺集团将派队参加世乒赛，民柬政府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中国和朝鲜的支持，支持的内容包括，中国队是否可不参加这届比赛，以示不承认朗诺集团。
周总理说：“如果需要考虑放弃比赛，只好放弃，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的人比赛，就说不通了。”考虑片刻，周总理又说，“如果朗诺的人和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应弃权。”
宋中回答：“签已经抽完了，团体赛不相遇，只是在单打比赛中，庄则栋和林美群将和朗诺集团的选手相遇。”
究竟该不该参加名古屋的世乒赛？这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箭在弦上，突然横插了一杠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周总理立即召集韩念龙和宋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他说：“我们究竟参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在场的人全部沉默。最后，周总理作出指示：“把乒乓球队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还有代表团的有关人员都召集起来，让大家讨论，究竟要不要参加这届锦标赛？”这就是说要广泛地听听群众的意见。
记得是3月15日凌晨1时多，我们突然被召集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会议室开会，如此紧急匆忙，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见大家到齐了，韩念龙先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乒乓球队连夜开会，讨论“去，还是不去”的问题。韩念龙指出：“这是总理对大家的信任，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发表意见。”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庄则栋说不去，理由是支持西哈努克，是从政治上判断的，但也可能从技术上考虑多一些。因为不去就谈不上输，就保持冠军了嘛，去就意味着不一定能赢，就会有风险。不同意的主要就那几个人，认为要服从政治利益。还有一些是犹豫观望的。有一部分人坚持要去，包括我在内。我说：“既然已经与日本乒协签了协议，就要言而有信，就应该去，这样对乒乓球的发展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利。”最后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应该参加。
讨论结束，韩念龙说，要立刻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还在大会堂等着听乒乓球队的讨论结果呢”。对此，我们十分感动。据说，当夜听了韩念龙、宋中等人的汇报后，周总理果断地说：“我们遵守诺言，参加31届比赛。只有下这个决心了。”周总理亲自写了一篇报告请示毛主席。此时，已是次日清晨7时了。
3月15日上午，毛主席在周总理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终成定局。
按照国内的指示，中国代表團此次在日本邀请了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5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在世乒赛结束后访问中国。一天下午休息时，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来到宋中面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宋中先生，听说你们邀请了5个国家的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宋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岔开话题。
当晚，宋中把斯廷霍文的问话向代表团负责人作了汇报。由于此次赴日事关重大，代表团成立了由赵正洪、宋中等7人组成的临时党委。临时党委成员听完宋中的介绍后，都陷入沉思：“斯廷霍文说这话，是弦外有音，还是巧合，随便问问？”
临时党委很快决定向国内报告。报告一到北京，外交部、国家体委权衡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就写了《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上报周总理，周总理圈阅后送到毛主席那里。
据毛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自名古屋世乒赛开始后，毛主席一直关心那里的情况，嘱咐她：“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对我讲。”并对“美国运动员科恩坐上中国队的汽车，庄则栋友好相待，还送礼物（名古屋世乒赛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庄则栋按照周总理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示精神，热情地与科恩交流，并赠送给他一块织锦纪念品）”这样一条花絮很感兴趣，对庄则栋的举动给予好评。 吴旭君说：“4月6日这一天，主席已经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画了圈，并退给外交部办理。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谁知晚上11时多，主席突然对我说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嘟嘟哝哝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毛主席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于是，吴旭君故意大声说：“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啊？”毛主席这才又一字一句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并一挥手说：“赶快办，要来不及了。”吴旭君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外交部打电话。
第二天毛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便迫不及待地跑进他的卧室，要和他核对这件事，还生怕毛主席不记得。结果毛主席呵呵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事后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当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
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下榻的藤久旅馆后花园与日本、尼泊尔、埃及、尼日利亚、加纳、毛里求斯、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乌拉圭等亚非拉选手一起联欢。大约10时，代表团接到国内来电，明确指示：“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代表团领导紧急磋商，决定由宋中立即通知美国队。宋中悄悄离开联欢的人群，乘车直奔美国队驻地。当美国乒协国际部部长哈里森听宋中说“我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同中国”时，一下子惊呆了。
消息传到华盛顿，尼克松惊喜交加。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
此时已是下午4时多了。斯廷霍文、哈里森同宋中紧急磋商访华的日程和路线。商量的结果是：美国队4月9日飞往香港，10日进入中国内地，访华一周后，再由原路线经东京回国。
1971年4月10日晚，美国乒乓球隊从广州飞往北京，下榻在新侨饭店。美国队参观了天安门广场，访问了清华大学，游览了万里长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4月13日，中方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仪式后，进行了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受到全场1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电台向全国实况转播。美国队到中国访问的所有行程和细节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考虑中国人乒乓球水平高，把人家打得一塌糊涂也不行，周总理就特意安排双打时，由中美选手混合配对，既体现了友好比赛的精神，打起来也更精彩。美国队随队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让最强的选手上场。比赛可以称为中国人待客礼貌得体的精彩展现。”
4月14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起会见各代表团。因请的外国队比较多，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接见，于是就将接见的座席围成一个圆圈，每个代表团的团长旁都空一个座位。周总理与每一位来宾握手表示欢迎，当与某个队主要交谈时，总理就坐到这个空位上，这样就合理地照顾到了每一个队，既不淡化谁，也不突出谁，一视同仁，同时也显得亲切友好。
当周总理走向美国队的座位时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欢迎你们！”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总理立即表态：“可以去。”当天，世界各大通讯社争相报道或转发周总理接见美国等乒乓球队的消息，国际舆论界为之轰动。
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不到10个小时，尼克松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了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构筑的长达22年的经济封锁之墙，崩塌了一个大缺口。
5个月后，北京举办了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参加比赛的亚非各国和地区的球队共达51支。国际乒联主席埃文斯等也应邀前来观看。面对气氛友好、规模壮观的赛场，后藤钾二钦佩地说：“中国真了不起，5个月的时间就请来这么多国家。中国有气魄，只要想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办成。”
对于中国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体育盛会，外媒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伟大胜利，中国在外交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就在这年7月，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悄无声息地从伊斯兰堡飞抵北京。之后，尼克松访华，一时轰动全球。
“乒乓外交”带动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系列变化。中国与日本、英国、联邦德国等20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周总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曾对外交部几位负责人说过：“‘乒乓外交’是我们整个外交攻势的一部分。乒乓球一弹过去，就震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大球。”
“熊猫外交”：大熊猫特使经历了5任美国总统
1972年，尼克松应周恩来的邀请首次访华。这次访华，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破冰之旅。在政治家的记忆里，它是《中美联合公报》背后的细枝末节，然而，公众对这次意义重大的外交事件的记忆，更多的是作为中国“国礼”回赠给美国的那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关于这段历史，还要从尼克松的访华先遣队说起。
尼克松正式访华之前，美国曾派来几批由政府高级官员带队的先遣小组。令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个先遣组来到中国，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都是他们的必到之处。起初，唐龙彬并没太在意，因为中国的国宝熊猫虽然早已名扬四海，但对于外国人来说，终究还是难得一见，再加上熊猫的憨态可掬，想让人不喜欢都难。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如约来到中国。帕特毫不掩饰对大熊猫的喜爱，尽管她的行程一再修改，但是去动物园看大熊猫这一项却始终保留。据唐龙彬回忆，帕特到达中国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北京动物园，虽然有专门的摄影组跟随，但她还是用相机亲自为大熊猫拍照，喂它们吃东西，临走时还依依不舍，不断称赞大熊猫可愛，并且试探性地提出想要大熊猫。事后，唐龙彬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当时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
事实上，1956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就曾先后致信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一对大熊猫”。考虑到当时北京动物园只有3只雌性大熊猫，而其中2只已预定送给苏联，再加上当时中美之间还处于冷战阶段以及美国国务院的阻拦，交换计划最终流产。
尼克松希望借访华之机，再次争取获得大熊猫的机会。访问期间，按照国际惯例，两国要互赠礼物。尼克松赠送的是一组由美国鸣禽硬瓷烧制大师波姆亲手烧制的瓷塑天鹅、水晶玻璃花瓶。中国回赠的则是双面苏绣、花瓶等。本以为大熊猫计划就此搁浅的尼克松一行人，在临行前的答谢晚宴上，却出乎意料地得知，中国同意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
这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周恩来指着摆放在餐桌上的“熊猫”牌香烟对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样东西。”帕特以为要送给她香烟，连连拒绝：“香烟？我不会抽……”周恩来含笑解释：“不是烟，我说的是大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大熊猫。”她惊喜地拿起一包精制的香烟，指着烟盒上的大熊猫图案，大声对尼克松说：“喂，理查德，周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大熊猫！真的大熊猫！”
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始赠美大熊猫的甄选工作。年龄3岁左右、身体健康、体型适中、外观漂亮是挑选的4个基本标准。在比较了北京动物园和四川卧龙、宝兴等地的大熊猫后，在北京动物园生活了不到一年的两只雌性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被选中。临行前，两只大熊猫得到了特殊待遇，它们吃的都是当时中国人都很难享用到的牛奶、鸡蛋和维生素。
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玲玲”和“兴兴”便到达华盛顿动物园，8000多名美国民众冒雨迎接，帕特亲自出席了动物园熊猫馆的揭幕式。两只大熊猫公开展示的第一天，就吸引了2万人排队参观，以致造成交通堵塞。
美国人对“玲玲”和“兴兴”着迷不已，一股“熊猫热”迅速席卷美国，“玲玲”和“兴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的焦点，关于大熊猫的啤酒瓶和画册等周边产品层出不穷。就连运送它们赴美的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绿色柳条箱，都被拿出来展览。1972年因而被美国民众称为“熊猫年”。
然而，华盛顿动物园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满足“玲玲”和“兴兴”对竹子的大量需求。大熊猫的饮食中，99%都是竹子，没有竹子就无法生存。这两只大熊猫对竹子的品质又格外挑剔，不新鲜的竹子碰都不会碰。动物园只好刊登广告，向人们征集新鲜竹子。
一位名叫南茜·塔夫斯的女孩看到广告后，拨通了动物园的电话。她的父母都是中国迷，自家的土地上就种有超过2英亩的竹林。动物园工作人员考察了塔夫斯家的竹林后喜出望外，他们发现这正是他们寻找的竹子类型，是大熊猫最喜欢的品种。塔夫斯家就成了华盛顿动物园的竹子供应商，每周，动物园都会从她家砍伐数百磅竹子，专门供给“玲玲”和“兴兴”。
“玲玲”曾四次产下幼仔，但都夭折了。这期间，华盛顿动物园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玲玲”产崽，甚至从伦敦动物园借来一只雄性大熊猫与“玲玲”交配，也没有成功。1992年，“玲玲”因心脏病，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在了笼子里，此时它已经23岁。大熊猫20岁，就意味着已经步入了老年，相当于人类的80至90岁。1997年，美国国家动物园专门为“玲玲”立碑：“本国的大熊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物，为几百万游客带来欢乐。”
7年后，28岁的“兴兴”也因年老引发器官衰竭，动物园不忍看它受罪，为它实施了安乐死，据说，“兴兴”去世前，胃口还不错，吃了甜土豆、竹子嫩芽、米粥和它最喜欢的星巴克蓝莓松饼。至此，“玲玲”和“兴兴”完成了它们的特殊使命，它们共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5任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瓷盘外交”：毛泽东暗示苏联“替天行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国家的孤立政策，毛泽东亲自策划了一曲完全可以媲美“乒乓外交”的绝唱——“瓷盘外交”。
那是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艰苦卓绝的白炽化胶着状态之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时关注、指挥着朝鲜战局。
当年初夏，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江西省委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礼品瓷赠送给斯大林，要求“高级、特制、美观”，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民族特色”。
江西省委旋即派员赶赴景德镇，决定以明、清两朝的皇家御窑、解放后更名为建国瓷厂的瓷器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共同策划、设计、烧制这套“水浒故事瓷盘”。根据水浒108将的故事，设计出108个故事连贯的瓷盘，为了更充分表达毛泽东赠送斯大林“水浒故事瓷盘”的深刻用意，中央办公厅决定增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替天行道”楷书跋尾盘，共110只为一套。
建国瓷厂全体工作人员为中苏友好的热情所鼓舞，竭尽全力，精炼瓷泥和釉料，彩绘高手们精心设计图案，终于烧制成功三套“水浒故事瓷盘”。瓷盘出窑后精选一套派专人送往北京，毛泽东十分满意，将其作为国家礼品瓷，并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赠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对这套精美绝伦的“水浒故事瓷盘”十分喜爱，更深谙毛泽东希望苏联“替天行道”的弦外之音。
于是，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了大力支持。除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斯大林命令苏联空军和防空军高炮部队直接参战外，又专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培训空军并派出顾问团协助年轻的中国空军作战。根据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陈旧的实际情况，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40个陆军师的全部装备及大批运输车辆、军用物资等援助，还将威力巨大的、令“联合国军”闻风丧胆的新式武器“卡秋莎”火箭炮装备志愿军炮兵，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逝世后，这套110个“水浒故事瓷盘”被当做中苏友好的象征被苏联国家博物馆（今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上世纪80年代，湖南省一个代表团访问瓷都景德镇，在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看见了剩下的两套“水浒故事瓷盘”。出于对毛泽东“瓷盘外交”策略的崇敬和对这套旷世罕见的极品瓷盘的喜爱，湖南一位实业家出巨资买下了一套珍藏，如今已成为国内仅存的完整的一套。这套精美绝倫的旷世珍瓷，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毛泽东高超的外交艺术。
“围棋外交”：“黑白碰撞”中的中日关系
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让中日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困难重重。
1958年，中日关系因为“长崎国旗事件”出现严重危机：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会上首次在日本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却被两名日本人撕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随即中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为了缓和关系，次年10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代表团来华访问。
松村谦三与陈毅一样，都酷爱围棋，陈毅建议：中日应该多展开文化交流，“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不谈政治，只谈友谊”。周恩来也提议：双方可以就此达成君子协定。松村谦三自然无不允之理。中日“围棋外交”就此开启。
1960年和1961年，在松村谦三的推动下，日本围棋代表团两度访华。值得一提的是，首度访华时的团长是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名誉九段，当时他已是72岁高龄，而且双目已因广岛核爆炸失明。
1962年，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日本通”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也首度访问日本。这次礼尚往来的访问活动受到日方热烈欢迎，获得空前成功。
1963年，受中方邀请，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派出联合代表团访华。此次访华堪称中日围棋交流的里程碑，日方代表团不仅带来了杉内雅男（日方代表团团长）、宫本直毅、加藤正夫等一众高手，还授予陈毅荣誉七段棋手称号，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如此殊荣。陈毅在赠送荣誉证书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围棋交流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64年底，日本29名著名棋手联名呼吁恢复日中邦交，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棋手，如漱越宪作、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杉内雅男等，都是日本棋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都在访华的围棋代表团之列。还有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征集签名，为日中友好鼓呼。
这一着“围棋外交”，恰似围棋术语中所说“手筋”，一子落定，通盘皆活，中日友好的种子自此便深深埋下，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关系不断升温，交流日益频繁。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订，让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围棋，自然也包括在内。与日方联系合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郝克强说：“到了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的围棋界都有进行一场决战的需求。是时势促成双方一拍即合，诞生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
当时的时势究竟如何，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例。这部电影由中日合拍，“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漫长岁月为背景，通过中日两个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
中方剧本作者洪州、康同回忆说，他们在1979年初展开剧本写作之时，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不久，“有人以为我们意在赶这个浪头”。初稿完成之后，日方导演、编剧、制片人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与中方反复讨论如何修改剧本。一共花了3年时间，剧本才最终修改完成，在此基础上拍摄的电影，“取得了始料未及的成功”。
洪州、康同总结原因说：“彼此都有所坚持，又都有所让步，共同的原则和目标是加强中日友好，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圆满的结局。”
对中国围棋给予最大程度支持的，是老干部，对中日围棋交流给予最大程度关注的，也是老干部。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方毅（国务院副总理）、廖井丹（中宣部副部长）、金明（国务院秘书长）、张劲夫（国务委员）、唐克（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叶飞（上将、海军司令员）、黄克诚（大将、中纪委常务书记）、袁先禄（《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而这些老干部，大多受到陈毅的影响。方毅、张劲夫、黄克诚、叶飞等，都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部下，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廖井丹任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陈毅到成都视察，一定会和他聊围棋，并叮咛嘱咐“把围棋搞上去”。方毅更是接替陈毅，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1984年，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曾亲自到场观战的方毅还感叹道：“如果陈老总还在，他该有多高兴啊！”
除了这些老干部以外，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对中国围棋特别关注。
聂卫平在其自传《围棋人生》中回忆，邓小平、胡耀邦曾多次邀请他去北戴河休假，他的入党问题是胡耀邦过问后解决的，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文降低围棋队伙食标准，也是他找了胡耀邦，才没有降下来。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他和曹大元还一起被邀请到北戴河，与邓小平、胡耀邦一起打桥牌休息。当时小林觉已连胜中方三人，邓小平对聂卫平说：“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胡耀邦说：“输了没关系，明年再来。”
万里去世后，聂卫平在《怀念万里叔叔》一文中说：“万里不下围棋，但对围棋特别关心。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我连胜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请出了日本队主将、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决战前，万里找到我，拿出一副网球拍，对我说：‘送你一副拍子，你要学习打打网球，学会放松，学会了打网球，肯定能赢日本人。’他建议我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让脑子恢复活力。”
而聂卫平最感念的，还是陈毅，用他的话来说：“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他只有10岁时，就被父母带到北京体育馆，与陈毅下棋。此后，只要有时间，陈毅就接他过去“杀上几盘”。聂卫平后来在中日擂台赛期间，不吃午饭，只吃几片西瓜的习惯，就是因为陈毅与他初次见面时，就请他吃了当时难得一见的西瓜。
聂卫平说，他清楚地记得，1964年中国完成原子弹试验以后，陈毅说：“原子弹相当于中国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
20年后，聂卫平真的做到了。他率领的中国围棋队在头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三连胜，以及随之而来的围棋热，都足以告慰陈毅这位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而今时今日，中日之间国力以及棋力的逆转，则是陈毅那句名言“国运盛，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的最好证明。
下期预告：新中国第一（3）——强国腾飞：东方古国的复兴之路
（责编/闻立 来源/《邓小平妙手走活中苏关系这盘棋》，孟兰英/文，《世纪风采》2011年第3期;《鲜为人知的中日“兰花外交”》，王俊彦/文，《环球时报》2007年1月9日;《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徐寅生/口述，金大陆/采写，吴维/整理，《世纪》2017年第1期;《熊猫外交故事解密：周总理拍板送美国两只大熊猫》，李菁/文，《北京晚报》2009年4月25日;《抗美援朝中毛泽东策划的“瓷盘外交”》，王永健/文，《名家讲坛》2019年第3期;《“围棋外交”：1982年代“黑白碰撞”中的中日关系》，徐书白/文，《名家讲坛》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