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不知道，从哪一年起，诗和远方，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流行语。但，我知道，当任性的人们发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时，诗和远方，就给人带来无限憧憬，它意味着挣脱日常规矩的束缚，告别世俗生活的羁绊，走向一种理想的自由、舒展的生活，实现一种身体的自我松绑和精神的自我提升。
如果，只有远方，没有诗；如果，不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辞职”，不能体现多元存在状态的自我选择，而是一种被迫无奈的躲避和逃逸。走向远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令人憧憬的精神自由，而更多的是心灵的无奈、纠结、挣扎，还有对远方完全陌生而产生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1997，距离2017有些遥远，20年一晃就过去了；1997，距离1977也是20年，却不是这么一晃就过去的。当王菲和那英在春晚的舞台上，憧憬着“相约九八”时，我们的主人公——我、表哥、表哥的同学，三个大山深处的苗家少年，在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告别家人，走向未知的远方。他们只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很远很远，根本没有想到有没有诗。远方，也许有诗，也许无诗，但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与他们发生关系的，只有遠方，没有诗！
这里是远离城市文明的苗家村寨，还保留着“原生态”的一些生活模式，作者通过打糍粑一节，为我们展示了村寨这一民俗事项，而不是旅游景区带有体验、娱乐性质的“过把瘾”。打糍粑是寨子流传下来的习俗，每家每户到年底时都打糍粑，以迎接春节到来，打糍粑的工具也是从祖辈那时传承下来的。尽管我家遇到了“灾”事，为了乡亲们不跑远路，也为了延续往年的“惯例”，父亲从腊月十九就通知邻居打糍粑的消息，以便大家在集市上买到上好的糯米。作为主人，我们一家精心准备打糍粑的材料：几次三番清洗工具、到镇上购买废木块，打理灶台，生火烧水，等等。异姓大伯来了，杨木匠家人来了，吴俊杰和母亲来了……尽管吴俊杰的父亲和我父亲有几十年的矛盾，这并不妨碍吴俊杰家到我家来打糍粑。一种浓浓的、淳朴的乡情，弥漫在我家的小院内。
然而，这样祥和、淳朴的日子是短暂的，因为，我即将离开这里，不得不走向远方。
我是一个中考失利的学生，按照母亲的安排，我应该去复读，以备来年中考。然而，因为大哥结婚时，迎亲半路发生车祸，把周文江从货车上摔下来，人事不省，周文江家人三番五次来闹，讨要医药费和赔偿，大哥和新婚妻子出去打工了，应付周家的事情全部交给了父母。我家生活陷入困顿和烦恼中，我哪里还有心思去复读？上学的梦就此中断了。当周家人抬着昏迷不醒的周文江来到我家，田麻子不理母亲跪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顺手在屋檐下拿了砍柴用的柴刀”，用粗暴、冲动的方式暂时吓走了周文江家人，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我的冲动不仅吓退了田麻子，也引起父母的担心，既然不读书了，村寨里也没有多少活可干，留给我的似乎只有一条路：外出打工。
表哥，是由二姨带来，在打糍粑接近尾声的时候走进我家。表哥也是一个少年，正处于青春期的门槛上，而且辍学有些时间了。表哥猥亵了村子里的智障女子，二姨担心对方明里和解、暗里报复，一旦表哥有三长两短，传宗接代的愿望就会落空，“怎么对得起刘家的列祖列宗呢？”于是，二姨来和母亲商量，让我和表哥一起外出打工。与我不一样，表哥显然是一个“问题少年”：猥亵智障女子惹了事，还没有外出打工，就在赌场押宝，差点输掉二姨辛辛苦苦借来的路费。
第三个少年，是表哥的同学，也是正在读书的年纪，早早辍学回家，背着父母偷偷地跑出来，和我们一起外出打工。
我们对“远方”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关于未来的规划。父母、二姨对“远方”也没有相应的认知，只是反复告诫我们：到福建后，先找到表妹，希望通过表妹，尽量找到大哥。有大哥在，就不会饿着我。但是，大哥外出三个月没有和家里联系过了，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前路一片茫然。我们在大年初一凌晨，踏上了“向远方”的大巴车，母亲和二姨跟着大巴车跑，“她们怎么能够跑得过大巴车呢”。大巴车隔离开我和母亲、二姨、父亲、二姨丈，我们被现代化交通工具，带上了一个未知的远方，开启了成长的心路。
我想起了余华发表于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初次出门、独立闯世界的“我”，仅仅一天的经历，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只能和同样遍体鳞伤的汽车在一起。《我的1997》没有写出三位少年“去远方”的过程，而是去远方的“前戏”。但我仍然担心，余华塑造的那个遍体鳞伤的少年，在前方的某个角落等着他们。
读罢《我的1997》，心绪久久不能平复。从苗家村寨观望福建，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未知的地方，只有远方，不关乎诗。从2017年观望1997，何尝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1997年的苗家村寨，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远方，同样不关乎诗。
而作者杨胜应恰恰是一位诗人。“我的1997，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虽然悲伤大过欢乐，但因为有了更多的经历，我迅速地成长着，并在多年以后无比地感怀和追忆那段时光。我想，如果没有那场远行，也就没有如今的我。”在一个不关乎诗的远方，如何成就一位诗人？那是因为在远方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回望故乡，回望苗寨的亲人——母亲、二姨等等，用“远方”的生活体验反复咀嚼故乡的生活，并用这种反复咀嚼出来的经验、梦想、超验，注入“远方”的生活中，从不关乎诗的地方，生发出诗意。是的，诗，永远在心中，不在远方！
当我们去远方寻找“诗”的时候，却回归了自我内心。“直觉即表现”，心中有诗意，也就成了诗人。诗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东西，距离我们很遥远，需要到远方，行万里路才能找到；诗，又距离我们很近，去远方正是为了回归内心，把握内心的直觉。这就是成长，有代价，也有诗意。
假若这个“如今的我”，就是诗人杨胜应，上面的“阐释”也许是合理的。然而，还有表哥、表哥的同学、表妹、大哥，“如今的”他们，到哪里去了？
突然想起了洪子诚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
如果，只有远方，没有诗；如果，不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辞职”，不能体现多元存在状态的自我选择，而是一种被迫无奈的躲避和逃逸。走向远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令人憧憬的精神自由，而更多的是心灵的无奈、纠结、挣扎，还有对远方完全陌生而产生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1997，距离2017有些遥远，20年一晃就过去了；1997，距离1977也是20年，却不是这么一晃就过去的。当王菲和那英在春晚的舞台上，憧憬着“相约九八”时，我们的主人公——我、表哥、表哥的同学，三个大山深处的苗家少年，在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告别家人，走向未知的远方。他们只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很远很远，根本没有想到有没有诗。远方，也许有诗，也许无诗，但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与他们发生关系的，只有遠方，没有诗！
这里是远离城市文明的苗家村寨，还保留着“原生态”的一些生活模式，作者通过打糍粑一节，为我们展示了村寨这一民俗事项，而不是旅游景区带有体验、娱乐性质的“过把瘾”。打糍粑是寨子流传下来的习俗，每家每户到年底时都打糍粑，以迎接春节到来，打糍粑的工具也是从祖辈那时传承下来的。尽管我家遇到了“灾”事，为了乡亲们不跑远路，也为了延续往年的“惯例”，父亲从腊月十九就通知邻居打糍粑的消息，以便大家在集市上买到上好的糯米。作为主人，我们一家精心准备打糍粑的材料：几次三番清洗工具、到镇上购买废木块，打理灶台，生火烧水，等等。异姓大伯来了，杨木匠家人来了，吴俊杰和母亲来了……尽管吴俊杰的父亲和我父亲有几十年的矛盾，这并不妨碍吴俊杰家到我家来打糍粑。一种浓浓的、淳朴的乡情，弥漫在我家的小院内。
然而，这样祥和、淳朴的日子是短暂的，因为，我即将离开这里，不得不走向远方。
我是一个中考失利的学生，按照母亲的安排，我应该去复读，以备来年中考。然而，因为大哥结婚时，迎亲半路发生车祸，把周文江从货车上摔下来，人事不省，周文江家人三番五次来闹，讨要医药费和赔偿，大哥和新婚妻子出去打工了，应付周家的事情全部交给了父母。我家生活陷入困顿和烦恼中，我哪里还有心思去复读？上学的梦就此中断了。当周家人抬着昏迷不醒的周文江来到我家，田麻子不理母亲跪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顺手在屋檐下拿了砍柴用的柴刀”，用粗暴、冲动的方式暂时吓走了周文江家人，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我的冲动不仅吓退了田麻子，也引起父母的担心，既然不读书了，村寨里也没有多少活可干，留给我的似乎只有一条路：外出打工。
表哥，是由二姨带来，在打糍粑接近尾声的时候走进我家。表哥也是一个少年，正处于青春期的门槛上，而且辍学有些时间了。表哥猥亵了村子里的智障女子，二姨担心对方明里和解、暗里报复，一旦表哥有三长两短，传宗接代的愿望就会落空，“怎么对得起刘家的列祖列宗呢？”于是，二姨来和母亲商量，让我和表哥一起外出打工。与我不一样，表哥显然是一个“问题少年”：猥亵智障女子惹了事，还没有外出打工，就在赌场押宝，差点输掉二姨辛辛苦苦借来的路费。
第三个少年，是表哥的同学，也是正在读书的年纪，早早辍学回家，背着父母偷偷地跑出来，和我们一起外出打工。
我们对“远方”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关于未来的规划。父母、二姨对“远方”也没有相应的认知，只是反复告诫我们：到福建后，先找到表妹，希望通过表妹，尽量找到大哥。有大哥在，就不会饿着我。但是，大哥外出三个月没有和家里联系过了，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前路一片茫然。我们在大年初一凌晨，踏上了“向远方”的大巴车，母亲和二姨跟着大巴车跑，“她们怎么能够跑得过大巴车呢”。大巴车隔离开我和母亲、二姨、父亲、二姨丈，我们被现代化交通工具，带上了一个未知的远方，开启了成长的心路。
我想起了余华发表于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初次出门、独立闯世界的“我”，仅仅一天的经历，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只能和同样遍体鳞伤的汽车在一起。《我的1997》没有写出三位少年“去远方”的过程，而是去远方的“前戏”。但我仍然担心，余华塑造的那个遍体鳞伤的少年，在前方的某个角落等着他们。
读罢《我的1997》，心绪久久不能平复。从苗家村寨观望福建，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未知的地方，只有远方，不关乎诗。从2017年观望1997，何尝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1997年的苗家村寨，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远方，同样不关乎诗。
而作者杨胜应恰恰是一位诗人。“我的1997，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虽然悲伤大过欢乐，但因为有了更多的经历，我迅速地成长着，并在多年以后无比地感怀和追忆那段时光。我想，如果没有那场远行，也就没有如今的我。”在一个不关乎诗的远方，如何成就一位诗人？那是因为在远方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回望故乡，回望苗寨的亲人——母亲、二姨等等，用“远方”的生活体验反复咀嚼故乡的生活，并用这种反复咀嚼出来的经验、梦想、超验，注入“远方”的生活中，从不关乎诗的地方，生发出诗意。是的，诗，永远在心中，不在远方！
当我们去远方寻找“诗”的时候，却回归了自我内心。“直觉即表现”，心中有诗意，也就成了诗人。诗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东西，距离我们很遥远，需要到远方，行万里路才能找到；诗，又距离我们很近，去远方正是为了回归内心，把握内心的直觉。这就是成长，有代价，也有诗意。
假若这个“如今的我”，就是诗人杨胜应，上面的“阐释”也许是合理的。然而，还有表哥、表哥的同学、表妹、大哥，“如今的”他们，到哪里去了？
突然想起了洪子诚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