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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离任回到北京。我在参加了他的一次演讲会后，有幸采访了林毅夫。
林毅夫是世行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一特殊身份为其公众形象增色不少。但是在经济学界，林毅夫的一些观点却备受争议，连他自己也自嘲并非主流经济学家。比如最近，当欧洲和美国经济不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时，林毅夫预测中国至少还有 20年的高增长期，在 2030年之前，中国GDP将继续维持平均 8%左右的年增长率。看上去，似乎没有比林毅夫更乐观的经济学家了。
但是，林毅夫却非常认真又自信地对我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中国政府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甚至主流经济学界不乏有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中国经济还是充满希望！
不唯上 只唯实
林毅夫说，“虽然我在多个场合一再提到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但是，作为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我必须立足全球视角，探寻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途径。”首席经济学家相当于行长顾问，历史上一直由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其职责主要为政策制订的决策者提供建议。在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林毅夫负责主管 2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在坚持自己的中国视角和激发这些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智慧之间，林毅夫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这并不容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 1997年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过，个性倔强不喜妥协的斯蒂格利茨因为在任期间对世行提出过尖锐批评，于 2000年任期尚未届满就被要求辞职。林毅夫对我说，他喜欢阅读老子《道德经》等中国古典论著，崇尚中庸之道，试图在任何复杂矛盾中保持平衡。在重大议题上，林毅夫自称他不唯上，只唯实，愿意用“一双婴儿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2008年，林毅夫到任不久，世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时这场金融危机将很快过去。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历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其持续时间多在三到七个季度之间，此次危机亦不会例外。林毅夫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次危机的影响将是深远和持久的，欧美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期。过去的经济危机多发生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外需拉动来度过危机。而 2008年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注定了这场危机的深远性和持久性。实际情况印证了林毅夫的预测。
林毅夫并不惧怕争议。事实上，在中国经验、金融危机等多个重大议题上，他几乎都保留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没有把这种坚持已见化为专断独行。他告诉我说：“从我的前任斯蒂格利茨的辞职经历可知，缺乏包容心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是不可取的。”
凭借蕴藏在温和微笑背后的锋芒与坚持，林毅夫在世行任内留给人的印象，并非只是一个和事佬。林毅夫离任后，世行网站上公布的同事对林毅夫的评价中有人这样写道：“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并非主流，但是在世行期间，他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讨论他的观点。林毅夫是第一位把‘中国经验’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
林毅夫说，“四年前，我离开北京大学去世行赴任前夕，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苦难。”世行任职四年中，林毅夫走访了世界 60多个国家，作了数百场演讲、报告。他竭尽全力，努力工作。世行行长罗伯特 ·佐利克评价说，林毅夫在世行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求发展 需转型
世行任职四年之后，林毅夫不变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从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今年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同比创下近两年新低，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看法各异。但是，林毅夫依然是最为乐观者中的一位。他的判断是，未来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长。他说，“针对此次的经济增速下滑，中国可以在必要时刻启动下一轮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 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成绩还是主要的”。
在我参加的这次演讲会上，有人不无调侃地反问林毅夫，如此乐观是不是在放卫星（我理解此话的意思就是有点牛皮兮兮）。林毅夫却很认真地回答道：“我是不是在放卫星？ 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就说我放卫星，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 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赶上美国，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共识！”
在林毅夫看来，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一直未能停歇。主要原因是，中国走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是用理想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他说，“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这样指指点点，你看你们这个没改，那个没改。但是你应该知道，政府资源和政府力量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你要全部都一下子改善，需要花多少时间？也许二三十年还是改善不了，那么这一代人还要不要生活，要不要发展呢？”林毅夫与坚持中国崩溃论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在哪里？他的答案是：“我不会那么理想主义，把必须达到全优最优作为参照系。中国作为转型期国家，没有问题就不是转型国家也不需要改革了，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新理论 新创意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 21%，这相当于 1975年的台湾地区、1977年的韩国、1951年的日本跟美国比较的水平。从 1951年到 1971年，日本维持了平均每年 9.2%的高速增长；台湾地区从 1975年到 1995年，每年维持了 8.3%的高速增长；韩国则在 1977年到 1997年维持 7.6%的高速增长。
上述种种数据，让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只要中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中国应该能够继续维持 20年的高速增长。在林毅夫的预测中，至 2030年时，内地人均收入将能达到美国 50%，按照人口比例换算，届时中国 GDP将达到美国的 2倍左右。
在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理论框架层面，林毅夫提出了有创意思想的新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这是什么样的理论？林毅夫告诉我，经济学家卢峰将他的这个学说简述为“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林毅夫说，“这方面，被频频引用的例子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不但要制定宏观战略，还要参与到项目的建设运营之中。”
尽管相对西方只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相比，林毅夫认为政府干预不可或缺。不过，林毅夫说，“目前，亦有一些领域，政府管控过多。比如，中国在金融领域政府应该更为开放，中小型银行改革可以作为改革突破口。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格局，导致多数资金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支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劳动者储蓄低利率的补贴，是‘穷人在补贴富人’。这种情景实在不能再持续下去！”
在坚信中国经济发展有希望的同时，林毅夫亦担心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分配首先在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总收入的大盘子中如何分蛋糕。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 50%～ 65%，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例却由从 1985年时的 56.18%下降至 2010年的43%。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近年来一直也未能缓解。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 2010年做过一个调查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 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 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 65倍。
对此，林毅夫认为，可以从二次分配中增加对有钱人的扣税，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次分配上面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比如，发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特点明显的产业，这将会使就业需求增大。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其收入水平也可得到提高。但是整体而言，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始终如初。他将“中国经验”解密给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一个发展中大国崛起的伟大。
（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驻北京记者站资深记者）
林毅夫是世行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一特殊身份为其公众形象增色不少。但是在经济学界，林毅夫的一些观点却备受争议，连他自己也自嘲并非主流经济学家。比如最近，当欧洲和美国经济不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时，林毅夫预测中国至少还有 20年的高增长期，在 2030年之前，中国GDP将继续维持平均 8%左右的年增长率。看上去，似乎没有比林毅夫更乐观的经济学家了。
但是，林毅夫却非常认真又自信地对我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中国政府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甚至主流经济学界不乏有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中国经济还是充满希望！
不唯上 只唯实
林毅夫说，“虽然我在多个场合一再提到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但是，作为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我必须立足全球视角，探寻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途径。”首席经济学家相当于行长顾问，历史上一直由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其职责主要为政策制订的决策者提供建议。在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林毅夫负责主管 2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在坚持自己的中国视角和激发这些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智慧之间，林毅夫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这并不容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 1997年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过，个性倔强不喜妥协的斯蒂格利茨因为在任期间对世行提出过尖锐批评，于 2000年任期尚未届满就被要求辞职。林毅夫对我说，他喜欢阅读老子《道德经》等中国古典论著，崇尚中庸之道，试图在任何复杂矛盾中保持平衡。在重大议题上，林毅夫自称他不唯上，只唯实，愿意用“一双婴儿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2008年，林毅夫到任不久，世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时这场金融危机将很快过去。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历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其持续时间多在三到七个季度之间，此次危机亦不会例外。林毅夫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次危机的影响将是深远和持久的，欧美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期。过去的经济危机多发生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外需拉动来度过危机。而 2008年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注定了这场危机的深远性和持久性。实际情况印证了林毅夫的预测。
林毅夫并不惧怕争议。事实上，在中国经验、金融危机等多个重大议题上，他几乎都保留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没有把这种坚持已见化为专断独行。他告诉我说：“从我的前任斯蒂格利茨的辞职经历可知，缺乏包容心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是不可取的。”
凭借蕴藏在温和微笑背后的锋芒与坚持，林毅夫在世行任内留给人的印象，并非只是一个和事佬。林毅夫离任后，世行网站上公布的同事对林毅夫的评价中有人这样写道：“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并非主流，但是在世行期间，他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讨论他的观点。林毅夫是第一位把‘中国经验’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
林毅夫说，“四年前，我离开北京大学去世行赴任前夕，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苦难。”世行任职四年中，林毅夫走访了世界 60多个国家，作了数百场演讲、报告。他竭尽全力，努力工作。世行行长罗伯特 ·佐利克评价说，林毅夫在世行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求发展 需转型
世行任职四年之后，林毅夫不变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从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今年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同比创下近两年新低，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看法各异。但是，林毅夫依然是最为乐观者中的一位。他的判断是，未来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长。他说，“针对此次的经济增速下滑，中国可以在必要时刻启动下一轮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 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成绩还是主要的”。
在我参加的这次演讲会上，有人不无调侃地反问林毅夫，如此乐观是不是在放卫星（我理解此话的意思就是有点牛皮兮兮）。林毅夫却很认真地回答道：“我是不是在放卫星？ 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就说我放卫星，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 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赶上美国，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共识！”
在林毅夫看来，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一直未能停歇。主要原因是，中国走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是用理想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他说，“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这样指指点点，你看你们这个没改，那个没改。但是你应该知道，政府资源和政府力量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你要全部都一下子改善，需要花多少时间？也许二三十年还是改善不了，那么这一代人还要不要生活，要不要发展呢？”林毅夫与坚持中国崩溃论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在哪里？他的答案是：“我不会那么理想主义，把必须达到全优最优作为参照系。中国作为转型期国家，没有问题就不是转型国家也不需要改革了，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新理论 新创意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 21%，这相当于 1975年的台湾地区、1977年的韩国、1951年的日本跟美国比较的水平。从 1951年到 1971年，日本维持了平均每年 9.2%的高速增长；台湾地区从 1975年到 1995年，每年维持了 8.3%的高速增长；韩国则在 1977年到 1997年维持 7.6%的高速增长。
上述种种数据，让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只要中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中国应该能够继续维持 20年的高速增长。在林毅夫的预测中，至 2030年时，内地人均收入将能达到美国 50%，按照人口比例换算，届时中国 GDP将达到美国的 2倍左右。
在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理论框架层面，林毅夫提出了有创意思想的新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这是什么样的理论？林毅夫告诉我，经济学家卢峰将他的这个学说简述为“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林毅夫说，“这方面，被频频引用的例子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不但要制定宏观战略，还要参与到项目的建设运营之中。”
尽管相对西方只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相比，林毅夫认为政府干预不可或缺。不过，林毅夫说，“目前，亦有一些领域，政府管控过多。比如，中国在金融领域政府应该更为开放，中小型银行改革可以作为改革突破口。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格局，导致多数资金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支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劳动者储蓄低利率的补贴，是‘穷人在补贴富人’。这种情景实在不能再持续下去！”
在坚信中国经济发展有希望的同时，林毅夫亦担心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分配首先在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总收入的大盘子中如何分蛋糕。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 50%～ 65%，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例却由从 1985年时的 56.18%下降至 2010年的43%。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近年来一直也未能缓解。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 2010年做过一个调查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 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 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 65倍。
对此，林毅夫认为，可以从二次分配中增加对有钱人的扣税，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次分配上面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比如，发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特点明显的产业，这将会使就业需求增大。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其收入水平也可得到提高。但是整体而言，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始终如初。他将“中国经验”解密给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一个发展中大国崛起的伟大。
（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驻北京记者站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