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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美文化差异对于中美之间各阶层的交际有着细微而深远的影响。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人们行为的导向。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取向不仅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身和异族文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跨文化交流。中美大学生作为各自国家里思维最活跃，反应最迅速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可以记录社会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写照。Hofstede认为文化是被一群人共同认知的一种行为规范[1] 。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持续高效、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對人力资源开发，也就是对当代大学生的高度关注。本文从大学生视角审视中美大学生就业价值观趋向，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根植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就业和择业观的影响；探究中美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念的共性和个性特征，论证社会核心理念“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中美双方就业指导模式的影响。
二、中美职业指导理论发展综述
美国高校就业指导起源于20 世纪初期。1908 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在波士顿开设了职业局（Vocational Bureau） 指导民众选择职业。从20 世纪初至20 世纪70 年代，美国的就业指导理论从关注“人职匹配”的职业指导阶段逐渐转移到了关注个体终身发展的生涯辅导（Career Guidance）阶段。在此过程中，相应地产生了几种职业指导理论，萨伯（Super）的发展性理论、霍兰德（Holland）的类型学理论、派特森（Peterson）的认知信息加工理论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中国高校就业指导始于21世纪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但与美国一百多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就业体系相比，中国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无法提供更加完美的就业服务，影响着积极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的有效发挥。而相比之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美国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尤其是高校就业指导服务理论和实务研究，由于起步早、内容不断丰富而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就业服务体系主体之间，如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社会中间组织，
作用发挥相互补充、合作共赢。[2]
国外对大学生择业观现状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有美国波士顿职业指导局弗兰克 帕森斯（Frank parsons），他是职业指导理论的创始人。他在《职业的选择》一书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的职业指导理论，即特质一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性和能力模式，而某种人格特性及能力模式又与某些职业存在着相关性，职业选择就是使职业兴趣、职业能力与职业所需要的素质相匹配。[3] 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有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帕格（1960）以全美的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职业价值观调查；贝茨（1995）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千名大学生收入预期进行了调查；曼斯基 （1996）等人对威斯康星州一百多名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收入预期进行了合作研究；欧盟十国在 1999至2001对高校学生就业预期做了联合调查研究。所有调查都显示大学生会高估自己的预期收入，预期收入会受到家庭性别、背景、成绩、专业、就业信息来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大阪大学中西信男以日本国立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日大学生一般都向往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公司；从职业选择来看，日本青年都喜欢专业性强的工作。国内有关大学生择业观调查，具有代表性的1987 年北京农业大学 《开展大学生择业指导》 的调查研究，2006年四川大学发布的《大学生就业观探析与引导》， 2010年中国教育网站做了《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的调查与思考》，重点是指导学生增强职业意识、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自觉地为走上职业岗位准备知识和能力。同年，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出版了《大学生求职择业指导》，高校毕业生择业观教育初露端倪。中国高校在“以中国梦为指导，打造学习型创新社会”的背景下，加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
三、研究设计方案
（一） 研究对象
《中美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取向对比实证研究》课题采用双语问卷，参加问卷调查的对象来自北京市30余所500名的中国大学生以及近20名在中国大学任教的美国教师（参加表1）。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采用问卷比较研究法，内容涵盖中美两国大学生对职业规划、考研问题、首选工作地点、工作更换频率和就业指导等方面。定性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和采访分析法，包含小组座谈会、一对一深度访谈等方式，对外教的访谈涵盖了外教的教育背景、对中美大学生择业观的认识和看法以及建议等方面。
（三） 数据收集与结论
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12份，其中三四年级大学生占75%；利用
网络在线对美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了300份的配额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09份，各个年级均有分布；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和职业价值取向认识不清，导致职业定位模糊。2）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从本位出发，缺乏对于企业文化和人才标准的基本认知。
四、基于数据的结论性分析
（一）职业价值观认识不清，职业定位模糊
1.对职业目标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大学生的问卷数据中得出，仅有7%的大学生对于未来职业有非常清晰的认识，选择比较清晰和有想法但比较模糊的人分别为36%和54%。选择从未规划的人占3%。对比美大学生的数据，有26%的人觉得非常清晰，而选择比较清晰和有想法但比较模糊的人占大多数，分别为40%和33%。选择从未规划的人仅占1%。从人职理论分析，中美双方的大学生都对自己的职业目标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的职业兴趣不是很了解。
2.半工半读倾向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美大学生中约有63%的学生是属于半工半读类型，尽管打工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打工已成为大学生从经济上，逐渐走向独立、积累工作经验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大学生中只有15%学生有此倾向。半工半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通过实践来发现自身的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关注到社会的需求方向，并且在工作中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进而通过在校学习来不断的进行改进、完善、从而适应社会的需求，最终达到人职合一。 3.是否接受过就业指导
根据调查样本显示，基本国内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大学生职业规划课程，但大部分同学表示此课程不具有针对性，且课程的数量设置较少，因而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帮助。61%的同学认为学校和社会应该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和服务。美国大学生调查问卷显示每个人都接受过就业指导，从大一开始，贯穿整个大学毕业。且内容丰富具有实际意义，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发现自身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
（二） 对于社会标準和企业文化的缺失
1.首选的就业方向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中国大学生首选的就业方向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是政府机关公务员（35.63%）、国有企业（23.54%）、学校及科研所（14.16%）、外资企业（13.96%）、其他事业单位（9.38%）、自主创业（3.33%），仅有1人选择了非政府社会组织忽略不计，而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却没有人选择。美国大学生的数据排序依次是学校及科研所（35.54%）、私人企业（21.26%）、非政府组织（23.12%）、政府机关公务员（6.35%）、NGO（7.08%）、其他事业单位（6.65%）。从这组数据对比中得出中国大学生在择业方面上更倾向于国企或公务员等高薪、舒适、体面的职业，拒绝基层的工作。而“人职匹配”理论的理想状态必然要树立与之匹配的职业价值观，它不但决定了人们的择业倾向，而且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态度。
2.职业的更换频率
劳工统计局经济学家彼雷特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一项研究，以更精确地统计美国人的工作稳定性状况。此项研究始于1979年，共有10000名14至22岁的美国人接受了调查，目前最近的数据显示，这组调查对象在 18至42岁之间每人平均从事过10.8份工作。[4] 根据调查数据同样也显示中国大学生相对于美方大学生来说更追求稳定，不太喜欢更换工作的内容以及地点。只有35%的中国大学生表示愿意更换职业，大部分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可以长期做下去。美方大学生则表示愿意尝试不同的工作。
五、不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职业倾向的分析与讨论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是价值的主体，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要服务于集体利益。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主流价值观文化中，所有人都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政治的基本价值体系，儒家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是融于社会中的，一个人必须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当一个人不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本身的价值，强调个人的利益高于集体的利益，对集体的依赖性较少。在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主流价值观文化中，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集合，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发展个人的个性，尊重每个个体的不同，以公平、自由的竞争的方式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往往以个人本身的成就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对比中国而言，美国更为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思想的自由。鼓励大学生勇敢表达自己的见解，注重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性。教师们利用各种方式来培养大学生思辨的能力，不被传统意识所束缚， 敢于向权威提出质疑。“美国梦”也正是此方面的完美体现，强调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个人不懈的奋斗来实现自我价值，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大学生相比于美国大学生更有依赖性，据媒体统计，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此次的152万人。 20年间涨了344倍。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5] 中国大学生择业观念还十分陈旧，许多大学生希望”一次就业定终生“，依然追求高薪、舒适、体面。他们缺乏吃苦耐劳，自主创业的精神，而公务员舒适稳定的性质正好迎合了大学生的择业观。[6]在中国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核心的价值观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中国大学生只盲目地依靠集体也就是国家向人们提供就业机会，首选的的就业地区也多为一线城市和家乡城市，极少数同学愿意去西部或者三线城市工作，这些数据都可以表现出来当今大学生的择业观是非常具有功利色彩的。[7]
（一）根植的价值观对于教育理念和行为的影响
教育理念的问题，源自意识形态。每个国家教育理念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根植价值观差异的体现。 从家庭教育来看，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求久”是人们的文化心态。提倡的是谦虚谨慎，主张中庸之道，忌讳锋芒毕露。而美国的家庭教育恰恰相反，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注重培养孩子们的个性，鼓励他们要敢于发展自我，表现自我。中国的教学理念，更多的是主张标准化；主张集体主义，注重用统一的内容，统一的方法，统一的评价机制。美国则是典型的边疆文化，“求变”是他们普遍的文化心理。[8] 强调天赋人权，就个体发挥到极致之后对于国家的贡献。中美两国的教育，一个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个是自下而上推动的，随着中西方的跨文化交际的扩大，中西方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借鉴和融合。
中美两国高校都设有通识教育课程，可是对学生们的影响却大相径庭。美国的高校在学生初进入学校的时候，大一大二阶段不要求划分专业。此阶段接受“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国的通识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个人的兴趣与特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且非功利性的基本常识和技能。这种常识不仅仅在知识上体现，也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体现。[9]
中国的大学生也接受通识教育，以通识教育中的英语和计算机课程为例，是为了考级和以后应付工作，迎合社会市场的需求。并没有发挥到如美国通识教育的作用。调查问卷显示，在报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表示了解所选专业，67%的人并不了解。67.9%的人承认，自己在报考专业时是“盲目的”，其中35%的同学承认专业是由父母一手操办的。而在实际学习中，仅有16%的人觉得所学专业符合当初预期，56.2%的人觉得并不符合，71.2%的人明确表示对专业的不满意。而专业不合适就影响到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学习，没有过硬的技能和知识自然也没有高质量的就业率。 （二） 根植的价值观对大学生未来职业与社会融入度的影响
美国高校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就业指导系统，全程化，个性化。从机构上来说，不只是中国高校泛泛式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分工更为明确，机构也更加多元化。主要有“职业服务中心”（Career Service Office）、“职业指导中心”（Career Guidance Center），“职业发展规划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职业咨询中心”（Career Counseling Office），“职业咨询中心”（Career Counseling Office）等。从时间来说跨度较长。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从学生一入学就开始进行，而且针对不同的时间段都有特定的目标和与目标相适应的就业指导、咨询、培训和课程等。这种就业指导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甚至在毕业后还为其提供服务。从内容上来说全面且兼顾个性化。
中国高校就业指导机构相对与美国高校来说建立晚，机构人员少且工作量大。目前，全国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设置分为学生处下属、就业指导中心独立和招生一就业合一三种类型。就业指导机构运行基本上是按照两种模式：一是单纯的就业指导中心模式，直接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就业指导、咨询和服务工作。二是学校就业中心加学生辅导员模式。学校就业中心主要负责为全体学生提供就业信息等服务，而学生辅导员则主要为毕业生提供辅导和咨询。二者共同完成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但各有侧重。由此可见，就业指导服务机构不统一，合理的统筹管理还没有建立起来。[10]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对全国 20 多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学校的就业指导机构及其工作仅仅“知道一点”和“根本不知道”的占调查总数的比例达65.7%，“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仅为 30%多。尽管我们在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据调查表明，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服务指导工作，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只有 25%，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达到 21.5%。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我国高等学校普遍还没有建立起以学生为本的，以市場需求为导向的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机制。[11]
不仅仅是高校提供就业指导，美国上至中央联邦政府下到各州、各市均设有管理大学生就业的专门机构——劳工部来监测就业数据和趋势。劳工部设有劳工统计局， 主要职能是收集不同时期美国就业市场的职业需求状况、不同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等数据， 重点预测经济发展对未来就业需求的影响。统计结果通过上网和发行出版物向全社会公布， 作为政府决策和个人择业的参考依据。[12] 同时美国政府就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颁布了许多促进就业的政策。有早期的1962年的《人力发展和培训法案》、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1973 年的《就业机会法》、1980年颁布的的《综合就业与培训法》、1983年的《职业恢复和教育规定》、1984年的《帕金斯职业教育法》、1988年的《工作培训伙伴法》、《强化美国经济竞争力教育、培训法》、1994年制定的《从学校到就业机会法》，还有近几年发布的就业法案，如2003年开始的“高增长行业就业培训计划”（The High Growth Job Training Initiative）、2008年初的《 高等教育机会法案》、2008年末的“青年机会拨款计划”（Youth Opportunity Grants Initiative）、2009 青年塑造计划”（Youth Build USA2009）、2009年的奥巴马签署的《 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这 些促进就业的政策都不仅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技能，有效的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切实可行的人生目标，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
六、结语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以个人主义和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因此，大学生择业的过程也是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以人职匹配原则为依据，才能达到最合适的理想匹配状态，即通过对个体特性和性格特征的认识及对职业岗位的分析，选择最能发挥个人特性、适合个人性格的理想职业。
美国人长期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个人主义，而在大学生就业方面所体现的就是美国大学生独立能力和就业自主能力。所以，当今的大学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借鉴美国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树立自主择业观，树立职业平等观，认真审视自己的职业兴趣，专业技能与素养，积极融入于社会的大环境中，自强不息，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成就自身的价值。
中美文化差异对于中美之间各阶层的交际有着细微而深远的影响。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人们行为的导向。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取向不仅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身和异族文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跨文化交流。中美大学生作为各自国家里思维最活跃，反应最迅速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可以记录社会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写照。Hofstede认为文化是被一群人共同认知的一种行为规范[1] 。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持续高效、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對人力资源开发，也就是对当代大学生的高度关注。本文从大学生视角审视中美大学生就业价值观趋向，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根植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就业和择业观的影响；探究中美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念的共性和个性特征，论证社会核心理念“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中美双方就业指导模式的影响。
二、中美职业指导理论发展综述
美国高校就业指导起源于20 世纪初期。1908 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在波士顿开设了职业局（Vocational Bureau） 指导民众选择职业。从20 世纪初至20 世纪70 年代，美国的就业指导理论从关注“人职匹配”的职业指导阶段逐渐转移到了关注个体终身发展的生涯辅导（Career Guidance）阶段。在此过程中，相应地产生了几种职业指导理论，萨伯（Super）的发展性理论、霍兰德（Holland）的类型学理论、派特森（Peterson）的认知信息加工理论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中国高校就业指导始于21世纪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但与美国一百多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就业体系相比，中国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无法提供更加完美的就业服务，影响着积极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的有效发挥。而相比之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美国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尤其是高校就业指导服务理论和实务研究，由于起步早、内容不断丰富而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就业服务体系主体之间，如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社会中间组织，
作用发挥相互补充、合作共赢。[2]
国外对大学生择业观现状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有美国波士顿职业指导局弗兰克 帕森斯（Frank parsons），他是职业指导理论的创始人。他在《职业的选择》一书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的职业指导理论，即特质一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性和能力模式，而某种人格特性及能力模式又与某些职业存在着相关性，职业选择就是使职业兴趣、职业能力与职业所需要的素质相匹配。[3] 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有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帕格（1960）以全美的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职业价值观调查；贝茨（1995）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千名大学生收入预期进行了调查；曼斯基 （1996）等人对威斯康星州一百多名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收入预期进行了合作研究；欧盟十国在 1999至2001对高校学生就业预期做了联合调查研究。所有调查都显示大学生会高估自己的预期收入，预期收入会受到家庭性别、背景、成绩、专业、就业信息来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大阪大学中西信男以日本国立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日大学生一般都向往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公司；从职业选择来看，日本青年都喜欢专业性强的工作。国内有关大学生择业观调查，具有代表性的1987 年北京农业大学 《开展大学生择业指导》 的调查研究，2006年四川大学发布的《大学生就业观探析与引导》， 2010年中国教育网站做了《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的调查与思考》，重点是指导学生增强职业意识、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自觉地为走上职业岗位准备知识和能力。同年，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出版了《大学生求职择业指导》，高校毕业生择业观教育初露端倪。中国高校在“以中国梦为指导，打造学习型创新社会”的背景下，加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
三、研究设计方案
（一） 研究对象
《中美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取向对比实证研究》课题采用双语问卷，参加问卷调查的对象来自北京市30余所500名的中国大学生以及近20名在中国大学任教的美国教师（参加表1）。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采用问卷比较研究法，内容涵盖中美两国大学生对职业规划、考研问题、首选工作地点、工作更换频率和就业指导等方面。定性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和采访分析法，包含小组座谈会、一对一深度访谈等方式，对外教的访谈涵盖了外教的教育背景、对中美大学生择业观的认识和看法以及建议等方面。
（三） 数据收集与结论
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12份，其中三四年级大学生占75%；利用
网络在线对美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了300份的配额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09份，各个年级均有分布；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和职业价值取向认识不清，导致职业定位模糊。2）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从本位出发，缺乏对于企业文化和人才标准的基本认知。
四、基于数据的结论性分析
（一）职业价值观认识不清，职业定位模糊
1.对职业目标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大学生的问卷数据中得出，仅有7%的大学生对于未来职业有非常清晰的认识，选择比较清晰和有想法但比较模糊的人分别为36%和54%。选择从未规划的人占3%。对比美大学生的数据，有26%的人觉得非常清晰，而选择比较清晰和有想法但比较模糊的人占大多数，分别为40%和33%。选择从未规划的人仅占1%。从人职理论分析，中美双方的大学生都对自己的职业目标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的职业兴趣不是很了解。
2.半工半读倾向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美大学生中约有63%的学生是属于半工半读类型，尽管打工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打工已成为大学生从经济上，逐渐走向独立、积累工作经验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大学生中只有15%学生有此倾向。半工半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通过实践来发现自身的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关注到社会的需求方向，并且在工作中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进而通过在校学习来不断的进行改进、完善、从而适应社会的需求，最终达到人职合一。 3.是否接受过就业指导
根据调查样本显示，基本国内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大学生职业规划课程，但大部分同学表示此课程不具有针对性，且课程的数量设置较少，因而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帮助。61%的同学认为学校和社会应该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和服务。美国大学生调查问卷显示每个人都接受过就业指导，从大一开始，贯穿整个大学毕业。且内容丰富具有实际意义，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发现自身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
（二） 对于社会标準和企业文化的缺失
1.首选的就业方向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中国大学生首选的就业方向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是政府机关公务员（35.63%）、国有企业（23.54%）、学校及科研所（14.16%）、外资企业（13.96%）、其他事业单位（9.38%）、自主创业（3.33%），仅有1人选择了非政府社会组织忽略不计，而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却没有人选择。美国大学生的数据排序依次是学校及科研所（35.54%）、私人企业（21.26%）、非政府组织（23.12%）、政府机关公务员（6.35%）、NGO（7.08%）、其他事业单位（6.65%）。从这组数据对比中得出中国大学生在择业方面上更倾向于国企或公务员等高薪、舒适、体面的职业，拒绝基层的工作。而“人职匹配”理论的理想状态必然要树立与之匹配的职业价值观，它不但决定了人们的择业倾向，而且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态度。
2.职业的更换频率
劳工统计局经济学家彼雷特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一项研究，以更精确地统计美国人的工作稳定性状况。此项研究始于1979年，共有10000名14至22岁的美国人接受了调查，目前最近的数据显示，这组调查对象在 18至42岁之间每人平均从事过10.8份工作。[4] 根据调查数据同样也显示中国大学生相对于美方大学生来说更追求稳定，不太喜欢更换工作的内容以及地点。只有35%的中国大学生表示愿意更换职业，大部分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可以长期做下去。美方大学生则表示愿意尝试不同的工作。
五、不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职业倾向的分析与讨论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是价值的主体，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要服务于集体利益。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主流价值观文化中，所有人都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政治的基本价值体系，儒家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是融于社会中的，一个人必须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当一个人不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本身的价值，强调个人的利益高于集体的利益，对集体的依赖性较少。在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主流价值观文化中，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集合，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发展个人的个性，尊重每个个体的不同，以公平、自由的竞争的方式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往往以个人本身的成就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对比中国而言，美国更为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思想的自由。鼓励大学生勇敢表达自己的见解，注重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性。教师们利用各种方式来培养大学生思辨的能力，不被传统意识所束缚， 敢于向权威提出质疑。“美国梦”也正是此方面的完美体现，强调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个人不懈的奋斗来实现自我价值，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大学生相比于美国大学生更有依赖性，据媒体统计，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此次的152万人。 20年间涨了344倍。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5] 中国大学生择业观念还十分陈旧，许多大学生希望”一次就业定终生“，依然追求高薪、舒适、体面。他们缺乏吃苦耐劳，自主创业的精神，而公务员舒适稳定的性质正好迎合了大学生的择业观。[6]在中国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核心的价值观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中国大学生只盲目地依靠集体也就是国家向人们提供就业机会，首选的的就业地区也多为一线城市和家乡城市，极少数同学愿意去西部或者三线城市工作，这些数据都可以表现出来当今大学生的择业观是非常具有功利色彩的。[7]
（一）根植的价值观对于教育理念和行为的影响
教育理念的问题，源自意识形态。每个国家教育理念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根植价值观差异的体现。 从家庭教育来看，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求久”是人们的文化心态。提倡的是谦虚谨慎，主张中庸之道，忌讳锋芒毕露。而美国的家庭教育恰恰相反，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注重培养孩子们的个性，鼓励他们要敢于发展自我，表现自我。中国的教学理念，更多的是主张标准化；主张集体主义，注重用统一的内容，统一的方法，统一的评价机制。美国则是典型的边疆文化，“求变”是他们普遍的文化心理。[8] 强调天赋人权，就个体发挥到极致之后对于国家的贡献。中美两国的教育，一个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个是自下而上推动的，随着中西方的跨文化交际的扩大，中西方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借鉴和融合。
中美两国高校都设有通识教育课程，可是对学生们的影响却大相径庭。美国的高校在学生初进入学校的时候，大一大二阶段不要求划分专业。此阶段接受“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国的通识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个人的兴趣与特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且非功利性的基本常识和技能。这种常识不仅仅在知识上体现，也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体现。[9]
中国的大学生也接受通识教育，以通识教育中的英语和计算机课程为例，是为了考级和以后应付工作，迎合社会市场的需求。并没有发挥到如美国通识教育的作用。调查问卷显示，在报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表示了解所选专业，67%的人并不了解。67.9%的人承认，自己在报考专业时是“盲目的”，其中35%的同学承认专业是由父母一手操办的。而在实际学习中，仅有16%的人觉得所学专业符合当初预期，56.2%的人觉得并不符合，71.2%的人明确表示对专业的不满意。而专业不合适就影响到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学习，没有过硬的技能和知识自然也没有高质量的就业率。 （二） 根植的价值观对大学生未来职业与社会融入度的影响
美国高校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就业指导系统，全程化，个性化。从机构上来说，不只是中国高校泛泛式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分工更为明确，机构也更加多元化。主要有“职业服务中心”（Career Service Office）、“职业指导中心”（Career Guidance Center），“职业发展规划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职业咨询中心”（Career Counseling Office），“职业咨询中心”（Career Counseling Office）等。从时间来说跨度较长。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从学生一入学就开始进行，而且针对不同的时间段都有特定的目标和与目标相适应的就业指导、咨询、培训和课程等。这种就业指导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甚至在毕业后还为其提供服务。从内容上来说全面且兼顾个性化。
中国高校就业指导机构相对与美国高校来说建立晚，机构人员少且工作量大。目前，全国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设置分为学生处下属、就业指导中心独立和招生一就业合一三种类型。就业指导机构运行基本上是按照两种模式：一是单纯的就业指导中心模式，直接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就业指导、咨询和服务工作。二是学校就业中心加学生辅导员模式。学校就业中心主要负责为全体学生提供就业信息等服务，而学生辅导员则主要为毕业生提供辅导和咨询。二者共同完成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但各有侧重。由此可见，就业指导服务机构不统一，合理的统筹管理还没有建立起来。[10]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对全国 20 多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学校的就业指导机构及其工作仅仅“知道一点”和“根本不知道”的占调查总数的比例达65.7%，“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仅为 30%多。尽管我们在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据调查表明，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服务指导工作，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只有 25%，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达到 21.5%。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我国高等学校普遍还没有建立起以学生为本的，以市場需求为导向的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机制。[11]
不仅仅是高校提供就业指导，美国上至中央联邦政府下到各州、各市均设有管理大学生就业的专门机构——劳工部来监测就业数据和趋势。劳工部设有劳工统计局， 主要职能是收集不同时期美国就业市场的职业需求状况、不同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等数据， 重点预测经济发展对未来就业需求的影响。统计结果通过上网和发行出版物向全社会公布， 作为政府决策和个人择业的参考依据。[12] 同时美国政府就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颁布了许多促进就业的政策。有早期的1962年的《人力发展和培训法案》、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1973 年的《就业机会法》、1980年颁布的的《综合就业与培训法》、1983年的《职业恢复和教育规定》、1984年的《帕金斯职业教育法》、1988年的《工作培训伙伴法》、《强化美国经济竞争力教育、培训法》、1994年制定的《从学校到就业机会法》，还有近几年发布的就业法案，如2003年开始的“高增长行业就业培训计划”（The High Growth Job Training Initiative）、2008年初的《 高等教育机会法案》、2008年末的“青年机会拨款计划”（Youth Opportunity Grants Initiative）、2009 青年塑造计划”（Youth Build USA2009）、2009年的奥巴马签署的《 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这 些促进就业的政策都不仅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技能，有效的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切实可行的人生目标，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
六、结语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以个人主义和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因此，大学生择业的过程也是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以人职匹配原则为依据，才能达到最合适的理想匹配状态，即通过对个体特性和性格特征的认识及对职业岗位的分析，选择最能发挥个人特性、适合个人性格的理想职业。
美国人长期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个人主义，而在大学生就业方面所体现的就是美国大学生独立能力和就业自主能力。所以，当今的大学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借鉴美国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树立自主择业观，树立职业平等观，认真审视自己的职业兴趣，专业技能与素养，积极融入于社会的大环境中，自强不息，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成就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