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活动我很高兴，也很激动。昨天接到远东兄的电话，让我代表丛刊编辑来发言。其实我更愿意代表我个人。我对严老师是有感情的，我现在在丛刊工作，从工作岗位上说是接了严先生的班，但是在學术上，我觉得离接班还很远。
　　我读本科的时候，在座的严老师和孙老师就是授课老师。那个时候，严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还没成书，只是讲义，孙玉石老师的《<野草>研究》也还没出书。到后来我读博士的时候，孙老师和吴老师是我导师组的老师，赵园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所以在这个场合，我想祝严老师生日快乐，也想对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四年前，2009年的11月1号，北京大雪，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老师可能都印象深刻。那天开幕式之后，本来是想取消拍大合影的，因为雪下得很大。但是很多从外地来的朋友都希望跟严老师照相，不想错过机会，所以尽管那天雪很大，我们还是照了相。从中也可以看出严老师在我们学生以及学人心目当中的位置。我自己是特别愿意把我自己看成严老师和孙老师的学生的，因为他们就是我本科时候的老师。我那时候还有点作家梦，想当作家。严老师讲课，我也觉得有点单一，有点枯燥，不太好听，上课也不好好听讲，经常读小说读课外书。考试的时候就抄抄摘摘，结果严老师还给了我及格，那个时候分数不是百分制，就是及格和不及格，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严老师认为我抄得还算认真。
　　多年以后，我到现代文学馆工作，严老师那本《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题一句客气的话送给我。那个时候我想起严老师给我及格的那一幕，那一幕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有些心跳，这一辈子也不会忘。刚才有的老师讲严老师给自己喜欢的学生打电话，虽然我从来没接到过严老师这样的电话，但我坚决认为我是严老师的学生。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丛刊开会，严老师力辞丛刊编委。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希望年轻人接上，今天是最后一次做，说完以后他就告辞，让我们继续开会。我和远东去送，出来之后，严老师说你们不要送了，你俩回去开会。那个时候严老师身体不太好，人又很瘦弱，慢慢地向远方走去。这个时候我看远东兄眼角挂着眼泪，我一看远东的眼泪，心情十分复杂。另外还有一个，我读本科的时候，1983年的一天，严老师走进教室，头跟今天差不多一样光。有同学就说老师那么老，会不会有八十岁。我们也不知道，就觉得严老师那年差不多就八十岁了。结果今年终于八十岁了，好像还是当年那样。所以我也希望严老师永远八十岁不要老去。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的感想和内心的纠结。赵园老师也讲到，我们好像离学术远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各位老师也感觉到了我们当下的世风不好。我现在渐渐地感受到这点，而且很多时候感触很深。我想说什么意思呢？我就想说丛刊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丛刊这样一个刊物，丛刊和北大，和现代文学研究会，和我们诸位学入学者，关系非常密切。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一个优良的持重的学术传统，我想怎样能够在我们这一代编辑的岗位上继承发扬下去。我常常感受到一些学术以外的东西，比如说行政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比如说权力与学术的某种不太和谐的关系，都存在着，常常让人无可奈何，不过有严老师和诸位前辈老师作为榜样，我会努力坚守学术底线，坚守学术诚信。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