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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正规学历要求，提高非师范生从教的门槛
《中国教师》：您对国家制定“三个标准”这件事以及《标准》的文本是怎样看的？
张武升：作为国家制定的標准，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很好地贯彻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也体现了统一要求。“三个标准”所提的要求比较符合我国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有些内容，如师德，“三个标准”强调师德为先，但在其他国家的教师专业标准里是没有的，至少是不太突出的。《标准》的出台对改善教育管理、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教师资格考试、教师注册、教师职称评定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三个标准”里也有一些相对难以测量、难以实现的要求。这次制定的《标准》不但有了二级指标，还有了三级指标，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三级指标太多，就给评估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一旦无法评估，就有流于形式的危险。此外，有些内容作为要求是可以的，作为评价指标却很难施测。例如，“三个标准”都要求教师“认同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对于“认同感”就很难评价，因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难以避免教师按照社会赞许的方向作答。再如，“三个标准”都要求教师“协助学校与社区建立合作互助的良好关系”，这个要求就有点高。首先教师的本职工作是育人教书，不是当“外交家”。其次，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教师未必能非常好地开展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即使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更多的时候也得是学校搭台，教师唱戏，就是学校首先和社区搞好关系，建立合作机制，然后教师再利用各种机会增进学校和社区的良好关系。但《标准》大部分条款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要通过整体谋划，齐心协力地确保《标准》的实现。
此外，标准有一个缺失是没有提学历和师范教育方面的要求。当前我们的教师队伍里面确实有些没受过师范教育，甚至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但终属凤毛麟角。目前虽然有教师资格考试，可是就像托福、雅思一样，非师范专业甚至未接受过正规学历教育的考生通过短期强化培训基本都可以通过。但短平快的培训和系统化的长期培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总体而言，他们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实际表现还是不如师范生。所以，既然是个标准，就应当加强正规学历方面的要求，而且将来应该适度提高非师范生从教的门槛。专业化就应当有接受过系统化培养之义，这种规定并不是歧视，而是为了真正选拔到根基扎实、更具有可塑性的人才。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先例，国内很多院校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时对同等学力的考生都会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素养、综合素质和可塑性往往会有明显差距。
制定不同层次、分学科的教师专业标准更有针对性
《中国教师》：与国内外已有的教师专业标准相比，“三个标准”具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张武升：首先，我认为我国应该制定不同层次的教师专业标准，这样的标准更有针对性。对于新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可以相应多一些，对于取得中级以上专业职称的教师在“专业能力”，尤其是教育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等方面的要求就应该更高一些，以推动他们向研究型教师的方向发展。例如，拿“三个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去衡量新教师，那很多人可能都达不到“专业能力”维度的各项要求；去衡量取得高级专业职称的教师，很多要求又是人人早已达到的。在国外，澳大利亚的《全国教师标准》明确地规定了新手教师直至大师级教师四种层次的教师分别应当达到的专业水准，美国的《外语教师专业标准》也是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应当达到的标准分别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样就使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都有了前进的方向，有利于他们较好地诊断自身的专业发展情况，反思自己的教学工作；有助于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选对职后培训的内容和形式。
其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教师胜任力的结构是不同的，总的标准里面只能涉及一般能力，不可能涉及有关各学科的特殊能力，也很难规定得清楚。例如，物理、化学涉及很多实验，要求教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语文教师则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如撰写范文之类的能力。所以除了当前这三个上位的教师标准，将来还应该制定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师专业标准，历史应当有历史教师的专业标准，音乐应当有音乐教师的专业标准。这样的标准在欧美国家早已出台，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的《外语教师专业标准》。在这一点上，我国还需加快进程。当然，各层级、各学科的标准是对《标准》的必要的有益补充，必须和总的标准保持一致。
再次，国外多是由专业的社会机构制定教师专业标准，例如美国外语教师的三个专业标准是由美国三个权威的教师教育质量认证机构制定的。政府牵头做这件事有利的地方是便于组织最优秀的专家团队，不利的地方是为了避免不良影响、避免大的改动，只能追求完美，以至于费尽周折，迟迟不能出台。社会机构担纲的好处是可以早一点出台试行的标准，在试行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将来我国如果要制定分学科、分层次的教师专业标准，也可以委托有足够资质的教育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来制定，让他们在大型调研、试点和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
最后，《标准》未能很好地体现不同学段的特点。例如，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制定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特别强调教师的课程开发与整合等教育教学技能，相比之下就更好地契合了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国教师》：前面您提到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一些不足，那么如何提高《标准》的实效性？
张武升：前面已经提到条款太多、太细。建章立制时，越全就越难周全，所以应当精简一下，并在呈现方式上要做一些改观。例如，“仁义礼智信”容易记，但很多单位制定的“十不准”之类的要求就不容易记住。容易记住，就更容易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关于“专业理念与师德”，《标准》可以就用简单的几个字或词语来概括，接下来可以出台实施细则，具体阐释其意思，而不是把一干内容全部列到《标准》里面。其他两个维度也应如此。就像立法一样，一部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写成一大本书，而只能简明扼要地写出几条。一部法律出台之后，为了让大家在实际操作中能抓住要领，后续会通过一些司法解释去完善。
其次，有些内容的表述应该做些调整，例如“基本理念”要求教师做到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概念太大、太泛，并非特指专业领域的学习，从专业标准的角度讲宜采用“以科研为先导”之类的提法。针对这一问题，澳大利亚的《全国教师标准》规定教师需“持续不断地反思、评估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这样就更加明确。
建立完善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试题库，将考试成绩作为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
《中国教师》：“三个标准”都是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维度，不同维度的要求分别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去落实？
张武升：“专业知识”维度和“专业能力”维度的很多内容都可以通过考试加以考查。将来应当建立完善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试题库，确立科学的评价方式及标准，通过考试来测试教师的学科知识、教育教学技能包括教育智慧等，并将考试成绩作为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另有一些“师能”方面的要求可以通过听课、微格教学等形式去考查。但推动教师自主自发地向专业能力高标准迈进还是要通过学习型学校和学习型团队的建设，靠教师研究能力与科研意识的提高。
优质学校制定标准可以从高位着手，以激发教师的自豪感，显著提高教师的自我要求。另一方面，薄弱校则可以从最易见到成效的方面入手，由此迅速树立教师队伍的形象，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规约教师行为底线的标准，该有的一条也不能少，至于其他标准究竟是粗线条还是面面俱到，应该因校制宜，但是不能把所有教师当做“假想敌”。在教师经常出现过问题的学校，就要更严格一些，更细致一些。
建立一套完整的、能自上而下执行标准的保障体系
《中国教师》：《标准》中最难评价、最难落实的是哪方面的要求？
张武升：最难评价的和最难落实的就是师德。为什么《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却依然无法落实，就是因为执法不严。如果教师真出了问题，学校都能做到不袒护、不姑息，经教育仍不悔改者一律清除出教师队伍，教师行为失范的事情肯定会大大减少。可现在因为教育领域，包括各行各业都存在执行不严的问题，导致问题层出不穷。假如只要查出恶意体罚学生的教师，如用火钳子烫学生的教师，马上驱逐出教师队伍，永不再用，很多教师就会严于律己，不敢恣意妄为。然而，现实中就是因为好多教师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出了事情还能“摆平”，导致恶性事件此起彼伏。所以，建立标准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定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能自上而下地执行标准的一个保障体系，师德标准也好，法律法规也好，皆是如此。《标准》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好的标准还要有好的执行，否则制定得再严密也是废纸。师德虽然看上去非常不好评价，其实位于两极的并不难办，最好的就大力弘扬，予以嘉奖；最差的一票否决，清退出教师队伍。“推进教师向更高的师德标准迈进”难就难在中间这一大批人无法分出上下，絕大部分教师都是既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或多或少的缺点，既不易做出明确要求，也不易做出精确的评判。
《中国教师》：怎样从源头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
张武升：用人学校要把好入口关，选出合适的人，尽量避免让不热爱育人教书工作的人进入教师队伍。首先必须确保新招聘的教师热爱教育，甘于献身教育事业，学历合格，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其次是要让新教师了解教师职业的要求，要清楚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乃至优秀的人民教师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与使命、职业的发展前景，包括福利待遇的水平和晋级晋职的难度等。如果新教师都具有相对高尚的人生境界和正确的工作价值观，他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必然也会逐渐提高，他在工作多年后出现职业枯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中国教师》：教育科研院所应该怎样助力《标准》的贯彻落实？
张武升：目前《标准》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我们主要是组织力量加强对《标准》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宣传出台《标准》的现实意义。将来《标准》正式出台后，我们将积极开发科学的、易于实施的评估方法，包括量表等工具，对各区县、各学校落实《标准》的情况进行监测。此外还将针对各区县、各学校在推行《标准》中遇到的困难大力开展调研，积极解决问题，指导、帮助学校开发行之有效的建设组织文化的策略，以确保《标准》的贯彻落实。有的区县和学校可能还会在《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或要求更高的教师专业标准，我们也会对其制定的实施细则及规章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专家简介：张武升，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会长，天津市授衔专家，市级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责任编辑：孙立人）
《中国教师》：您对国家制定“三个标准”这件事以及《标准》的文本是怎样看的？
张武升：作为国家制定的標准，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很好地贯彻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也体现了统一要求。“三个标准”所提的要求比较符合我国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有些内容，如师德，“三个标准”强调师德为先，但在其他国家的教师专业标准里是没有的，至少是不太突出的。《标准》的出台对改善教育管理、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教师资格考试、教师注册、教师职称评定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三个标准”里也有一些相对难以测量、难以实现的要求。这次制定的《标准》不但有了二级指标，还有了三级指标，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三级指标太多，就给评估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一旦无法评估，就有流于形式的危险。此外，有些内容作为要求是可以的，作为评价指标却很难施测。例如，“三个标准”都要求教师“认同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对于“认同感”就很难评价，因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难以避免教师按照社会赞许的方向作答。再如，“三个标准”都要求教师“协助学校与社区建立合作互助的良好关系”，这个要求就有点高。首先教师的本职工作是育人教书，不是当“外交家”。其次，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教师未必能非常好地开展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即使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更多的时候也得是学校搭台，教师唱戏，就是学校首先和社区搞好关系，建立合作机制，然后教师再利用各种机会增进学校和社区的良好关系。但《标准》大部分条款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要通过整体谋划，齐心协力地确保《标准》的实现。
此外，标准有一个缺失是没有提学历和师范教育方面的要求。当前我们的教师队伍里面确实有些没受过师范教育，甚至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但终属凤毛麟角。目前虽然有教师资格考试，可是就像托福、雅思一样，非师范专业甚至未接受过正规学历教育的考生通过短期强化培训基本都可以通过。但短平快的培训和系统化的长期培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总体而言，他们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实际表现还是不如师范生。所以，既然是个标准，就应当加强正规学历方面的要求，而且将来应该适度提高非师范生从教的门槛。专业化就应当有接受过系统化培养之义，这种规定并不是歧视，而是为了真正选拔到根基扎实、更具有可塑性的人才。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先例，国内很多院校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时对同等学力的考生都会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素养、综合素质和可塑性往往会有明显差距。
制定不同层次、分学科的教师专业标准更有针对性
《中国教师》：与国内外已有的教师专业标准相比，“三个标准”具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张武升：首先，我认为我国应该制定不同层次的教师专业标准，这样的标准更有针对性。对于新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可以相应多一些，对于取得中级以上专业职称的教师在“专业能力”，尤其是教育教学研究、教材建设等方面的要求就应该更高一些，以推动他们向研究型教师的方向发展。例如，拿“三个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去衡量新教师，那很多人可能都达不到“专业能力”维度的各项要求；去衡量取得高级专业职称的教师，很多要求又是人人早已达到的。在国外，澳大利亚的《全国教师标准》明确地规定了新手教师直至大师级教师四种层次的教师分别应当达到的专业水准，美国的《外语教师专业标准》也是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应当达到的标准分别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样就使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都有了前进的方向，有利于他们较好地诊断自身的专业发展情况，反思自己的教学工作；有助于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选对职后培训的内容和形式。
其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教师胜任力的结构是不同的，总的标准里面只能涉及一般能力，不可能涉及有关各学科的特殊能力，也很难规定得清楚。例如，物理、化学涉及很多实验，要求教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语文教师则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如撰写范文之类的能力。所以除了当前这三个上位的教师标准，将来还应该制定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师专业标准，历史应当有历史教师的专业标准，音乐应当有音乐教师的专业标准。这样的标准在欧美国家早已出台，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的《外语教师专业标准》。在这一点上，我国还需加快进程。当然，各层级、各学科的标准是对《标准》的必要的有益补充，必须和总的标准保持一致。
再次，国外多是由专业的社会机构制定教师专业标准，例如美国外语教师的三个专业标准是由美国三个权威的教师教育质量认证机构制定的。政府牵头做这件事有利的地方是便于组织最优秀的专家团队，不利的地方是为了避免不良影响、避免大的改动，只能追求完美，以至于费尽周折，迟迟不能出台。社会机构担纲的好处是可以早一点出台试行的标准，在试行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将来我国如果要制定分学科、分层次的教师专业标准，也可以委托有足够资质的教育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来制定，让他们在大型调研、试点和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
最后，《标准》未能很好地体现不同学段的特点。例如，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制定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特别强调教师的课程开发与整合等教育教学技能，相比之下就更好地契合了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国教师》：前面您提到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一些不足，那么如何提高《标准》的实效性？
张武升：前面已经提到条款太多、太细。建章立制时，越全就越难周全，所以应当精简一下，并在呈现方式上要做一些改观。例如，“仁义礼智信”容易记，但很多单位制定的“十不准”之类的要求就不容易记住。容易记住，就更容易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关于“专业理念与师德”，《标准》可以就用简单的几个字或词语来概括，接下来可以出台实施细则，具体阐释其意思，而不是把一干内容全部列到《标准》里面。其他两个维度也应如此。就像立法一样，一部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写成一大本书，而只能简明扼要地写出几条。一部法律出台之后，为了让大家在实际操作中能抓住要领，后续会通过一些司法解释去完善。
其次，有些内容的表述应该做些调整，例如“基本理念”要求教师做到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概念太大、太泛，并非特指专业领域的学习，从专业标准的角度讲宜采用“以科研为先导”之类的提法。针对这一问题，澳大利亚的《全国教师标准》规定教师需“持续不断地反思、评估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这样就更加明确。
建立完善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试题库，将考试成绩作为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
《中国教师》：“三个标准”都是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维度，不同维度的要求分别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去落实？
张武升：“专业知识”维度和“专业能力”维度的很多内容都可以通过考试加以考查。将来应当建立完善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试题库，确立科学的评价方式及标准，通过考试来测试教师的学科知识、教育教学技能包括教育智慧等，并将考试成绩作为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另有一些“师能”方面的要求可以通过听课、微格教学等形式去考查。但推动教师自主自发地向专业能力高标准迈进还是要通过学习型学校和学习型团队的建设，靠教师研究能力与科研意识的提高。
优质学校制定标准可以从高位着手，以激发教师的自豪感，显著提高教师的自我要求。另一方面，薄弱校则可以从最易见到成效的方面入手，由此迅速树立教师队伍的形象，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规约教师行为底线的标准，该有的一条也不能少，至于其他标准究竟是粗线条还是面面俱到，应该因校制宜，但是不能把所有教师当做“假想敌”。在教师经常出现过问题的学校，就要更严格一些，更细致一些。
建立一套完整的、能自上而下执行标准的保障体系
《中国教师》：《标准》中最难评价、最难落实的是哪方面的要求？
张武升：最难评价的和最难落实的就是师德。为什么《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却依然无法落实，就是因为执法不严。如果教师真出了问题，学校都能做到不袒护、不姑息，经教育仍不悔改者一律清除出教师队伍，教师行为失范的事情肯定会大大减少。可现在因为教育领域，包括各行各业都存在执行不严的问题，导致问题层出不穷。假如只要查出恶意体罚学生的教师，如用火钳子烫学生的教师，马上驱逐出教师队伍，永不再用，很多教师就会严于律己，不敢恣意妄为。然而，现实中就是因为好多教师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出了事情还能“摆平”，导致恶性事件此起彼伏。所以，建立标准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定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能自上而下地执行标准的一个保障体系，师德标准也好，法律法规也好，皆是如此。《标准》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好的标准还要有好的执行，否则制定得再严密也是废纸。师德虽然看上去非常不好评价，其实位于两极的并不难办，最好的就大力弘扬，予以嘉奖；最差的一票否决，清退出教师队伍。“推进教师向更高的师德标准迈进”难就难在中间这一大批人无法分出上下，絕大部分教师都是既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或多或少的缺点，既不易做出明确要求，也不易做出精确的评判。
《中国教师》：怎样从源头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
张武升：用人学校要把好入口关，选出合适的人，尽量避免让不热爱育人教书工作的人进入教师队伍。首先必须确保新招聘的教师热爱教育，甘于献身教育事业，学历合格，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其次是要让新教师了解教师职业的要求，要清楚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乃至优秀的人民教师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与使命、职业的发展前景，包括福利待遇的水平和晋级晋职的难度等。如果新教师都具有相对高尚的人生境界和正确的工作价值观，他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必然也会逐渐提高，他在工作多年后出现职业枯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中国教师》：教育科研院所应该怎样助力《标准》的贯彻落实？
张武升：目前《标准》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我们主要是组织力量加强对《标准》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宣传出台《标准》的现实意义。将来《标准》正式出台后，我们将积极开发科学的、易于实施的评估方法，包括量表等工具，对各区县、各学校落实《标准》的情况进行监测。此外还将针对各区县、各学校在推行《标准》中遇到的困难大力开展调研，积极解决问题，指导、帮助学校开发行之有效的建设组织文化的策略，以确保《标准》的贯彻落实。有的区县和学校可能还会在《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或要求更高的教师专业标准，我们也会对其制定的实施细则及规章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专家简介：张武升，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会长，天津市授衔专家，市级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责任编辑：孙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