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其编纂的《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明代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冯梦龙如此解释“三言”的命名：“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导愚”“适俗”“习之不厌，传之可久”，今读之，仍有借鉴意义。
　　“导愚”，
　　冯梦龙要用文学作品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叵而天亦得其叵。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
　　把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启发民智的作用，看得比世人奉为经典的《论语》还高：“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冯梦龙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把理论付诸到创作实践中。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主人公蒋兴哥远在他乡经商，妻子王三巧儿被他人引诱失贞。蒋兴哥一气之下将妻子休了。痛定思痛，反省自己“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得知三巧儿再嫁，蒋兴哥将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交与三巧儿作陪嫁。而三巧儿在蒋兴哥摊上人命官司的紧要关头，哀求县主：“若哥哥无救，贱妾亦当自尽，不能相见了。”最后，大庭广众之下二人相见时，“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在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社会，蒋兴哥自我反省，冲破世俗的“贞节观”，与妻子和好;妻子出轨，再嫁时送与嫁妆，是可贵的男女平等意识。提倡男女平等，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即使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导愚”意义。
　　反观今日文坛，有的作者在创作中回避社会主要矛盾，同现实保持距离。作品主题平浅，缺少新意。如此创作，怎能写出有影响力有生命力的作品？
　　“适俗”不是庸俗，不是迎合低级趣味，而是老妪能解，老少咸宜。来自民间的话本，在民间广泛流行，而冯梦龙编纂的“三言”，经过其提炼加工，故事性更强，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语言更大众化，故作品更加“接地气”。一些自以为“高雅”的作品，故弄玄虚，堆砌辞藻，诘曲聱牙，这一弊病，即便当下文坛，也屡见不鲜。“适俗”？我是高雅文学，曲高和寡。读不懂？看不明白？这就对了，证明你没学问。我才有学问。“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冯梦龙对此可谓深恶痛绝。
　　“习之不厌，传之可久”，只有优秀作品，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三言”自问世之日起，便受到广泛欢迎，经久不衰，甚至流传到海外。由抱瓮老人依据“三言二拍”选编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德国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赞叹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
　　作家孙犁说：“文学作品，以时代和读者，为筛选之具。如果连书名都不能印在读者心中，
　　这种文学奖还有什么意义？”而今，一些作品粗制滥造，鸡汤泛溢，一些刊物大同小异，仿佛孪生，翻一页，看一眼，便立刻与它“拜拜”，哪里还谈得上“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有經世治国之志的冯梦龙，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政治上不得舒展，便倾注笔端，用文学作品，唤醒沉醉的世人。这种家国情怀，担当意识，令人尊敬。冯梦龙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写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晤。”不为名利所左右，到民间去，寻找“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二十载之苦心，终于奉献给世人一部流传千古的璀璨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