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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曾写有《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张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他的传世作品很多，我们熟知的有《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琅嬛文集》等。他还编纂了一本颇有特点的百科全书，即《夜航船》。
一、从浮华到苍凉：张岱的一生
（一）家世
张岱，一名维城，初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九十三岁。由于其祖籍原属四川绵竹，所以他又自称“蜀人”“古剑陶庵老人”（绵竹古属剑州）。
张岱的远祖为唐代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张九皋的后代张浚，为宋代抗金名将，后为宰相，封魏国公。再往后的张天复，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官云南按察副使，迁甘肃行太仆卿。其子元忭，隆庆五年（1571）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升任翰林院侍读。元忭之子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清江令，迁兵部主事，历任山东、贵州、广西副使等职。汝霖之子耀芳，即张岱的父亲，少工举子业，然而屡试不中，后为山东鲁王长史。
由此可以看出，张岱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士大夫家庭，这对他的兴趣爱好以及个性品格都有很大影响。
张岱家族在张元忭一代最为荣显隆盛，元忭的人品、学问、地望皆垂范后世。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七岁的元忭惊闻弹劾奸相严嵩“五奸”“十罪’’的杨继盛被处决于西市的消息，十分悲愤，公然设位作文哭祭之，闻者不禁咋指吐舌。其父天复曾经被嫉妒之人所中伤，元忭为父亲申冤，往返于云南、北京之间，奔驰数万里，忧愁劳顿，鬓发变白。等到自己做官时，又以清廉自守，从未因私事到地方官府请托，“然事关公义，则侃侃无少避”。因此口碑甚佳。
张岱的父亲耀芳也急公好义，在山东时曾代理嘉祥县事，为救前任县令赵某的困厄，他慷慨解囊，代偿所欠库银一千八百两。当地百姓十分感动，纷纷捐钱要为他立碑。耀芳处理县务十分公正，平反了多起冤狱。应该说，先辈们的这些节操风范对张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张岱的高祖、曾祖、祖父还都是学者、藏书家，且有治史的传统。张天复著有《湖广通志》《广舆图考》，张元忭著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天复父子共修《绍兴府志》《会稽县志》《山阴县志》，时人譬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这也是张岱把修撰明史作为自己一项重要使命的重要原因，他说“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欲追彪、固”。张岱花费数十年时间完成的《石匮书》，记载了明代洪武至天启二百六十年间的史事，材料宏富而翔实;又完成《石匮书后集》，记载崇祯一朝和南明史事，价值也很高。这是以实际行动达成了自己的宏愿。
还需指出的是，张氏几代也是著名的文人，常游于文坛艺苑，结识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张元忭曾救同乡徐渭出狱，与汤显祖、屠隆等也交谊深厚。张汝霖的文友也很多，如陈继儒、黄汝亨等都是文坛名流。张岱的叔父张烨芳逝世之日，文人雅士纷纷来吊。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张岱自然对文学艺术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能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小品文，成为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与这种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
（二）绝意科举
张氏家族传到张岱的父亲耀芳一代，渐渐显露出衰落的迹象。耀芳很想振兴祖业，无奈屡困科场，年过半百，也未登科。他又不善料理家务，花钱如水，家底一点点被消耗。于是，张耀芳便把重振家风、光耀门第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张岱身上。张岱自幼聪敏过人，有“神童”之誉，他不忘家族对他的期望，刻苦用功，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时，明朝已经江河日下，社会危机四伏。魏忠贤专政时，大肆排斥、杀戮贞良之臣。包括张岱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以济国于艰危，救民于水火，这就是所谓的“补天”之志。张岱也曾说过：“张子志在补天。”然而，当时要想“补天”，就要先过科举一关。于是，张岱早年也与其父一样，学习“举业”，结果也名落孙山。“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这深深刺痛了张岱的心，他感到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它摧残人才，贻害国家。科场的失利，加深了张岱对现实的认识和对腐朽统治的不满，他开始写文章揭露当时社会的问题，借以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
（三）著述、游历与交友
后来，张岱毅然放弃科举，而专事著述、游历和交友，开始了他的“文学艺术”生涯。
三十二岁时，年富力强的张岱开始了《石匮书》的写作，如前文所述，这是他的一项宏伟目标。撰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明清鼎革，在国破家亡的艰难条件下，张岱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辛，以惊人的毅力，求实的精神，“事必求真，语必求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历经三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明史巨著。
在潜心史学的同时，张岱又从事各种文学艺术活动。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曾说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通音乐，深于琴理，又善篆刻与书法，真是多才多艺。
当时的文人还喜欢游山玩水，张岱亦然。他曾说“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其游踪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长江以北，到过辽宁、河北、山东等地。所至名山，有山东泰山、浙江普陀、安徽齐云、湖北武当等。他尤其熟悉吴越地区，此地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市民集中的地区。在这里，张岱除了领略山水名胜，还了解到熙熙攘攘的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民俗人情，各种各样的市井^物，从而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
在游历和艺术活动中，张岱还结识了许多奇人才士，其中包括官吏、文士、工匠、伶人，还有僧人、道士等。而相交最多最深的，还是那些不得志的文人（张岱称之为“寒士”）和民间艺人。张岱交友广而不滥，极重感情的交流，强调待人以诚，且对那些品节高尚、才华出众的友人，不论地位，皆倾心相与，推崇备至。从众多益友那里，他汲取到了丰富的思想、艺术养料和创作素材。 丰富的学识，加上广泛的爱好，加上广博的见识，再加上众多益友，是张岱成为一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基础。他的作品文笔斐然、内容丰富、入情入理，都归功于此。他能编成《夜航船》这样的百科全书，更与他的博学多闻分不开。
（四）明清易代，晚景苍凉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统治;不久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建立了清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
明清鼎革，对张岱来说就是国破家亡。当时，南明鲁王邀请张岱为自己效力，张岱见“时事日非”，乃未赴任;当然，他也不愿意在清朝做官，于是隐居于绍兴嵊县（今嵊州）山中。此时，他已是“身无长物，委弃无余”，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破砚一方，常常“瓶粟屡空，不能举火”。此前的一些故旧见了他也纷纷躲避，不愿接纳。睹此世态炎凉，经历了家庭的彻底破产，张岱甚至想“自决”。但由于写了近二十年的《石匮书》尚未完成，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在隐忍中坚持著述。
此时的张岱已由一个名门大族沦落为贫困农户。在嵊县山中大约住了一年，他回到山阴，避居郊外三十里处的项里，后又搬入城里。为了生活，他要亲自耕种，虽然很不适应，但也要“习惯成自然”。
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张岱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从事著述，完成了一部又一部著作。从四十八岁到辞世的四十六年间，是张岱一生中最困难、最痛苦的岁月，也是他获得丰硕成果的季节，《石匮书》《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快园道古》《四书遇》《夜航船》等著作，流传至今，是我们了解张岱和明朝社会的重要资料。
二、关于《夜航船》的一段疑案
对于《夜航船》的真伪，曾经有人产生过怀疑。由于《夜航船》写成后并未刊刻，仅有钞本流传，且阅者很少。直至1987年，刘耀林先生才以天一阁所藏观术斋钞本为底本对此书进行了校注，其面目才大白于天下。然而，因为观术斋钞本的年代较晚，所以有人对此书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此外，张岱在康熙四年（1665）曾为自己作了篇《自为墓志铭》，其中提及他的著作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等，却未提及《夜航船》。而且《西湖梦寻》的自序作于康熙十年（1671），也就是说在作墓志铭时《西湖梦寻》尚未完成，未完稿都被列入，《夜航船》却只字未提，所以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张岱所作。
其实，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此书确为张岱所作，并非伪书。
首先，康熙五十六年（1717），张岱之孙张礼为《西湖梦寻》作《凡例》，云其“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匮全书》以及《夜行船》《快园道古》”，其中的《夜行船》当即《夜航船》。此外，《西湖寻梦》未完成却被写入《自为墓志铭》，而没有列《夜航船》，很可能是此时张岱还没有开始《夜航船》的编写工作，这部书当成于张岱一生的后十年间。当然，由于此书内容庞杂，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也许作者此前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直到晚年才将这些资料编辑成书。
其次，《夜航船》的内容与张岱《快园道古》及《西湖梦寻》等有重合的地方，如此书述雷峰塔之得名、周新断案、虎跑泉、六一泉、天竺寺木刻观音之来历等，文句皆与《西湖梦寻》大体相同，甚至有些张岱的误记都是一样的。如《西湖梦寻·明圣二湖》云：“故余尝谓：‘善读书，无过董遇三余。而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董遇曰：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不可解。其实《三国志》原文为“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可见，张岱对此典有误记。而《夜航船·天文部·时令》中有《三余》一条云：“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魏董遇以三余读书。”与前者全同。这一小误恰恰成为判定两书同出于一个作者的证据。
最后，观术斋钞本抄录年代虽晚，但也有渊源。此钞本为天一阁所藏，但并非范氏旧物，而出自朱酂卿先生所捐之别宥斋藏品。《别宥斋藏书目录》著录了两种《夜航船》，一种是：“《夜航船》二十卷：明题陶庵老人撰，清观木（当作“术”）斋绿丝栏钞本，十册，有“朱别宥收藏记，朱文长方印。”另一种著录云：“《夜航船》二十卷：明张岱撰，有‘香句赏心’朱文方印。”前者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由此看来，《夜航船》当出自张岱之手无疑，是张岱留给后人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三、《夜航船》的编纂目的和原则
说到《夜航船》的编纂目的，作者是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和构思的。他在《夜航船序》中说道：“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意思是，我由此想到我们浙江绍兴、余姚有这样的风俗，年轻人没有不读书的，等到二十岁还没有取得成就的人，就改学手艺。所以所有从事工艺制造行业的人，对于《性理》《纲鉴》都烂熟于心。偶然问到其中的一件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点，他们都能一一列举出来，并且未曾出现一点差错。他们的学问真富有啊，简直可以算是两只脚的书橱，但这些对文章的词句、内容的条理和校正并没有益处，这样便和那些不识字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了。这是对只记人名、官爵等的“两脚书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于“学问文理”或“文理考校”并无用处。张岱在这里所提出的“文理”，应该指纵贯的线索与对总体规律的认识。
他继而讲了一个我们熟知的“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故事，来说明白己编撰《夜航船》的用意。故事的内容是：过去，有一个僧人和一个读书人_同住宿在夜航船上。读书人的高谈阔论，使僧人既敬畏又害怕，缩着脚睡了。后来僧人听他的话中有疏漏的地方，于是就问道：“请问，澹臺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读书人说：“是两个人。”僧人又问：“这样的话，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读书人答：“当然是一个人了。”僧人笑了笑说：“这样说起来的话，还是让小僧伸伸脚吧。”于是张岱总结道：“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于幽默诙谐的言语之中，体现了一种学以致用的思想，同时提出将此书命名为“夜航船”。 说到“夜航船”，其实是与张岱的江南生活分不开的。夜航船是江南水乡特有的在夜间行驶的船只，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其名流传亦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云：“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然古乐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诗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则此名亦古矣。”由此可见，夜航船在江南水乡与人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张岱以“夜航船”为书名，也蕴含着这本书的内容和夜航船一样与人们息息相关，是一本通俗的读物。
张岱编撰《夜航船》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近俗，二是致用。他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借鉴古代一些类书的分类标准，把全书分为“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理、方术”二十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又有若干条目，如“外国部”分“夷语、外译”两类，“外译”又分“朝鲜国、日本国”等四十二条，全书共计四千多个条目。这样细致的分类，容括了天地万物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条目的取材范围极广，包括正史、诗词、笔记、稗说甚至俗谚、传闻等。以一己之力完成这样丰富的内容和繁多的条目，使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张岱兴趣之广、记闻之博、学问之深。
四、《夜航船》的特点和价值
从内容、编排和具体条目的选择来看，《夜航船》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是鲜明的人文倾向。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感受晚明市民思潮的学者，张岱始终关注着社会的情况。《夜航船》的人文倾向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政治伦理的记录上。《夜航船》中与此相关的“人物、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诸部占了该书的一半篇幅。在天文、地理等部，张岱也是重点介绍与社会政治相关的星象变异、地理沿革等内容，表现出对人文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世俗社会生活的观察，《夜航船》中的“旧用、宝玩、九流、物理、方术”诸部，涉及晚明市井生活的各个方面，张岱通过自己的耳闻目见给我们提供了晚明市井的鲜活资料，是今人研究晚明史的重要参考。
二是文理考校的格局。在内容的编排上，张岱往往围绕某一专题从古到今娓娓道来，如山川地理的沿革，历代典章文物的发展变化，无不体现一种纵贯的格局，给人以整体而系统的知识，显示出史家的眼光。正是由于《夜航船》文理考校的格局，使这本书具有稳健扎实的功底和较强的实用价值。
三是通俗幽默的语言。《夜航船》一书的文字幽默诙谐，这与作者的乐观精神和广阔胸襟是分不开的。从《夜航船序》中“且待小僧伸伸脚”便可领略作者的幽默风趣;在一些具体条目的编选上，作者采用了当时一些俗谚、传说和古代典籍中的幽默故事。这种语言散发着智慧之光，提高了读者的兴趣，增强了可读性，降低了阅读难度，从而表现出鲜明的近俗倾向。
总之，《夜航船》以鲜明的人文倾向、文理考校的格局和通俗幽默的語言成为一部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这部书可以看作是张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阐释，体现了一位饱经忧患的学者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而付出的一片苦心和深情，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一、从浮华到苍凉：张岱的一生
（一）家世
张岱，一名维城，初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九十三岁。由于其祖籍原属四川绵竹，所以他又自称“蜀人”“古剑陶庵老人”（绵竹古属剑州）。
张岱的远祖为唐代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张九皋的后代张浚，为宋代抗金名将，后为宰相，封魏国公。再往后的张天复，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官云南按察副使，迁甘肃行太仆卿。其子元忭，隆庆五年（1571）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升任翰林院侍读。元忭之子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清江令，迁兵部主事，历任山东、贵州、广西副使等职。汝霖之子耀芳，即张岱的父亲，少工举子业，然而屡试不中，后为山东鲁王长史。
由此可以看出，张岱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士大夫家庭，这对他的兴趣爱好以及个性品格都有很大影响。
张岱家族在张元忭一代最为荣显隆盛，元忭的人品、学问、地望皆垂范后世。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七岁的元忭惊闻弹劾奸相严嵩“五奸”“十罪’’的杨继盛被处决于西市的消息，十分悲愤，公然设位作文哭祭之，闻者不禁咋指吐舌。其父天复曾经被嫉妒之人所中伤，元忭为父亲申冤，往返于云南、北京之间，奔驰数万里，忧愁劳顿，鬓发变白。等到自己做官时，又以清廉自守，从未因私事到地方官府请托，“然事关公义，则侃侃无少避”。因此口碑甚佳。
张岱的父亲耀芳也急公好义，在山东时曾代理嘉祥县事，为救前任县令赵某的困厄，他慷慨解囊，代偿所欠库银一千八百两。当地百姓十分感动，纷纷捐钱要为他立碑。耀芳处理县务十分公正，平反了多起冤狱。应该说，先辈们的这些节操风范对张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张岱的高祖、曾祖、祖父还都是学者、藏书家，且有治史的传统。张天复著有《湖广通志》《广舆图考》，张元忭著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天复父子共修《绍兴府志》《会稽县志》《山阴县志》，时人譬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这也是张岱把修撰明史作为自己一项重要使命的重要原因，他说“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欲追彪、固”。张岱花费数十年时间完成的《石匮书》，记载了明代洪武至天启二百六十年间的史事，材料宏富而翔实;又完成《石匮书后集》，记载崇祯一朝和南明史事，价值也很高。这是以实际行动达成了自己的宏愿。
还需指出的是，张氏几代也是著名的文人，常游于文坛艺苑，结识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张元忭曾救同乡徐渭出狱，与汤显祖、屠隆等也交谊深厚。张汝霖的文友也很多，如陈继儒、黄汝亨等都是文坛名流。张岱的叔父张烨芳逝世之日，文人雅士纷纷来吊。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张岱自然对文学艺术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能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小品文，成为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与这种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
（二）绝意科举
张氏家族传到张岱的父亲耀芳一代，渐渐显露出衰落的迹象。耀芳很想振兴祖业，无奈屡困科场，年过半百，也未登科。他又不善料理家务，花钱如水，家底一点点被消耗。于是，张耀芳便把重振家风、光耀门第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张岱身上。张岱自幼聪敏过人，有“神童”之誉，他不忘家族对他的期望，刻苦用功，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时，明朝已经江河日下，社会危机四伏。魏忠贤专政时，大肆排斥、杀戮贞良之臣。包括张岱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以济国于艰危，救民于水火，这就是所谓的“补天”之志。张岱也曾说过：“张子志在补天。”然而，当时要想“补天”，就要先过科举一关。于是，张岱早年也与其父一样，学习“举业”，结果也名落孙山。“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这深深刺痛了张岱的心，他感到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它摧残人才，贻害国家。科场的失利，加深了张岱对现实的认识和对腐朽统治的不满，他开始写文章揭露当时社会的问题，借以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
（三）著述、游历与交友
后来，张岱毅然放弃科举，而专事著述、游历和交友，开始了他的“文学艺术”生涯。
三十二岁时，年富力强的张岱开始了《石匮书》的写作，如前文所述，这是他的一项宏伟目标。撰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明清鼎革，在国破家亡的艰难条件下，张岱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辛，以惊人的毅力，求实的精神，“事必求真，语必求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历经三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明史巨著。
在潜心史学的同时，张岱又从事各种文学艺术活动。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曾说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通音乐，深于琴理，又善篆刻与书法，真是多才多艺。
当时的文人还喜欢游山玩水，张岱亦然。他曾说“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其游踪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长江以北，到过辽宁、河北、山东等地。所至名山，有山东泰山、浙江普陀、安徽齐云、湖北武当等。他尤其熟悉吴越地区，此地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市民集中的地区。在这里，张岱除了领略山水名胜，还了解到熙熙攘攘的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民俗人情，各种各样的市井^物，从而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
在游历和艺术活动中，张岱还结识了许多奇人才士，其中包括官吏、文士、工匠、伶人，还有僧人、道士等。而相交最多最深的，还是那些不得志的文人（张岱称之为“寒士”）和民间艺人。张岱交友广而不滥，极重感情的交流，强调待人以诚，且对那些品节高尚、才华出众的友人，不论地位，皆倾心相与，推崇备至。从众多益友那里，他汲取到了丰富的思想、艺术养料和创作素材。 丰富的学识，加上广泛的爱好，加上广博的见识，再加上众多益友，是张岱成为一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基础。他的作品文笔斐然、内容丰富、入情入理，都归功于此。他能编成《夜航船》这样的百科全书，更与他的博学多闻分不开。
（四）明清易代，晚景苍凉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统治;不久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建立了清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
明清鼎革，对张岱来说就是国破家亡。当时，南明鲁王邀请张岱为自己效力，张岱见“时事日非”，乃未赴任;当然，他也不愿意在清朝做官，于是隐居于绍兴嵊县（今嵊州）山中。此时，他已是“身无长物，委弃无余”，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破砚一方，常常“瓶粟屡空，不能举火”。此前的一些故旧见了他也纷纷躲避，不愿接纳。睹此世态炎凉，经历了家庭的彻底破产，张岱甚至想“自决”。但由于写了近二十年的《石匮书》尚未完成，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在隐忍中坚持著述。
此时的张岱已由一个名门大族沦落为贫困农户。在嵊县山中大约住了一年，他回到山阴，避居郊外三十里处的项里，后又搬入城里。为了生活，他要亲自耕种，虽然很不适应，但也要“习惯成自然”。
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张岱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从事著述，完成了一部又一部著作。从四十八岁到辞世的四十六年间，是张岱一生中最困难、最痛苦的岁月，也是他获得丰硕成果的季节，《石匮书》《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快园道古》《四书遇》《夜航船》等著作，流传至今，是我们了解张岱和明朝社会的重要资料。
二、关于《夜航船》的一段疑案
对于《夜航船》的真伪，曾经有人产生过怀疑。由于《夜航船》写成后并未刊刻，仅有钞本流传，且阅者很少。直至1987年，刘耀林先生才以天一阁所藏观术斋钞本为底本对此书进行了校注，其面目才大白于天下。然而，因为观术斋钞本的年代较晚，所以有人对此书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此外，张岱在康熙四年（1665）曾为自己作了篇《自为墓志铭》，其中提及他的著作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等，却未提及《夜航船》。而且《西湖梦寻》的自序作于康熙十年（1671），也就是说在作墓志铭时《西湖梦寻》尚未完成，未完稿都被列入，《夜航船》却只字未提，所以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张岱所作。
其实，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此书确为张岱所作，并非伪书。
首先，康熙五十六年（1717），张岱之孙张礼为《西湖梦寻》作《凡例》，云其“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匮全书》以及《夜行船》《快园道古》”，其中的《夜行船》当即《夜航船》。此外，《西湖寻梦》未完成却被写入《自为墓志铭》，而没有列《夜航船》，很可能是此时张岱还没有开始《夜航船》的编写工作，这部书当成于张岱一生的后十年间。当然，由于此书内容庞杂，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也许作者此前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直到晚年才将这些资料编辑成书。
其次，《夜航船》的内容与张岱《快园道古》及《西湖梦寻》等有重合的地方，如此书述雷峰塔之得名、周新断案、虎跑泉、六一泉、天竺寺木刻观音之来历等，文句皆与《西湖梦寻》大体相同，甚至有些张岱的误记都是一样的。如《西湖梦寻·明圣二湖》云：“故余尝谓：‘善读书，无过董遇三余。而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董遇曰：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不可解。其实《三国志》原文为“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可见，张岱对此典有误记。而《夜航船·天文部·时令》中有《三余》一条云：“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魏董遇以三余读书。”与前者全同。这一小误恰恰成为判定两书同出于一个作者的证据。
最后，观术斋钞本抄录年代虽晚，但也有渊源。此钞本为天一阁所藏，但并非范氏旧物，而出自朱酂卿先生所捐之别宥斋藏品。《别宥斋藏书目录》著录了两种《夜航船》，一种是：“《夜航船》二十卷：明题陶庵老人撰，清观木（当作“术”）斋绿丝栏钞本，十册，有“朱别宥收藏记，朱文长方印。”另一种著录云：“《夜航船》二十卷：明张岱撰，有‘香句赏心’朱文方印。”前者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由此看来，《夜航船》当出自张岱之手无疑，是张岱留给后人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三、《夜航船》的编纂目的和原则
说到《夜航船》的编纂目的，作者是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和构思的。他在《夜航船序》中说道：“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意思是，我由此想到我们浙江绍兴、余姚有这样的风俗，年轻人没有不读书的，等到二十岁还没有取得成就的人，就改学手艺。所以所有从事工艺制造行业的人，对于《性理》《纲鉴》都烂熟于心。偶然问到其中的一件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点，他们都能一一列举出来，并且未曾出现一点差错。他们的学问真富有啊，简直可以算是两只脚的书橱，但这些对文章的词句、内容的条理和校正并没有益处，这样便和那些不识字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了。这是对只记人名、官爵等的“两脚书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于“学问文理”或“文理考校”并无用处。张岱在这里所提出的“文理”，应该指纵贯的线索与对总体规律的认识。
他继而讲了一个我们熟知的“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故事，来说明白己编撰《夜航船》的用意。故事的内容是：过去，有一个僧人和一个读书人_同住宿在夜航船上。读书人的高谈阔论，使僧人既敬畏又害怕，缩着脚睡了。后来僧人听他的话中有疏漏的地方，于是就问道：“请问，澹臺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读书人说：“是两个人。”僧人又问：“这样的话，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读书人答：“当然是一个人了。”僧人笑了笑说：“这样说起来的话，还是让小僧伸伸脚吧。”于是张岱总结道：“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于幽默诙谐的言语之中，体现了一种学以致用的思想，同时提出将此书命名为“夜航船”。 说到“夜航船”，其实是与张岱的江南生活分不开的。夜航船是江南水乡特有的在夜间行驶的船只，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其名流传亦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云：“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然古乐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诗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则此名亦古矣。”由此可见，夜航船在江南水乡与人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张岱以“夜航船”为书名，也蕴含着这本书的内容和夜航船一样与人们息息相关，是一本通俗的读物。
张岱编撰《夜航船》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近俗，二是致用。他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借鉴古代一些类书的分类标准，把全书分为“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理、方术”二十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又有若干条目，如“外国部”分“夷语、外译”两类，“外译”又分“朝鲜国、日本国”等四十二条，全书共计四千多个条目。这样细致的分类，容括了天地万物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条目的取材范围极广，包括正史、诗词、笔记、稗说甚至俗谚、传闻等。以一己之力完成这样丰富的内容和繁多的条目，使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张岱兴趣之广、记闻之博、学问之深。
四、《夜航船》的特点和价值
从内容、编排和具体条目的选择来看，《夜航船》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是鲜明的人文倾向。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感受晚明市民思潮的学者，张岱始终关注着社会的情况。《夜航船》的人文倾向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政治伦理的记录上。《夜航船》中与此相关的“人物、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诸部占了该书的一半篇幅。在天文、地理等部，张岱也是重点介绍与社会政治相关的星象变异、地理沿革等内容，表现出对人文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世俗社会生活的观察，《夜航船》中的“旧用、宝玩、九流、物理、方术”诸部，涉及晚明市井生活的各个方面，张岱通过自己的耳闻目见给我们提供了晚明市井的鲜活资料，是今人研究晚明史的重要参考。
二是文理考校的格局。在内容的编排上，张岱往往围绕某一专题从古到今娓娓道来，如山川地理的沿革，历代典章文物的发展变化，无不体现一种纵贯的格局，给人以整体而系统的知识，显示出史家的眼光。正是由于《夜航船》文理考校的格局，使这本书具有稳健扎实的功底和较强的实用价值。
三是通俗幽默的语言。《夜航船》一书的文字幽默诙谐，这与作者的乐观精神和广阔胸襟是分不开的。从《夜航船序》中“且待小僧伸伸脚”便可领略作者的幽默风趣;在一些具体条目的编选上，作者采用了当时一些俗谚、传说和古代典籍中的幽默故事。这种语言散发着智慧之光，提高了读者的兴趣，增强了可读性，降低了阅读难度，从而表现出鲜明的近俗倾向。
总之，《夜航船》以鲜明的人文倾向、文理考校的格局和通俗幽默的語言成为一部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这部书可以看作是张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阐释，体现了一位饱经忧患的学者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而付出的一片苦心和深情，值得我们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