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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使匈奴和西域的西汉使者在接待礼仪上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且到了域外，对方国家一般都为使者配备翻译，以便于使者的外交活动。一般而言，匈奴接待西汉使者的礼仪规格要比西域诸国低；而距离西汉边境较远的西域诸国接待西汉使者的礼仪规格又要低于较近国家。其原因当与西汉王朝与匈奴、西域关系的不同及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力有关。
关键词：西汉；使者；匈奴；西域；礼仪
西汉向匈奴和西域遣派的使者，某种意义上是皇帝的代表，“秦汉的使者恰似现行的外交代表制的初期，使者不是代表国家或政府，而是代表皇帝个人”［1］（P.33）。而使者本人一般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他们或具有较高的职位，或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因此匈奴和西域各国，应该制定有接待西汉使者的相关礼仪。但由于史书对这些礼仪及相关问题鲜有系统的记载，而目前学界也尚无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著。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零星史料的爬梳和整理，略述之。
一、接待礼仪
1．匈奴接待汉使的礼仪
汉使到匈奴后，一般先由主客接待。主客，“主接诸客者也。问以何事而来。”［2］（卷94《匈奴传上》，P.3771）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巡边，遣使者郭吉讽告匈奴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2］（卷94《匈奴列传》，P.3771），这才得以面见单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王乌回国后，西汉又向匈奴派出了史臣杨信，杨信至匈奴，“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3］（卷110《匈奴列传》，P.2913）。由此看来，主客通过接待来使，了解他们的使行目的后，再决定是否让他们面见单于。主客这一关非常重要。上述汉使郭吉，为了通过主客这一关，不得不“卑体好言”。而郭吉见到单于后，由于言辞过于激烈，因此“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2］（卷94《匈奴传上》，P.3772）主客引见了不受单于欢迎的汉使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明主客所担当责任重大；同时也说明通过主客这关很不易。
西汉使者在征得主客同意面见单于时，要按匈奴习俗，“去节”、“黥面”，方可入穹庐见单于；如果不按匈奴习俗做，只能在穹庐外见单于。张骞出使至乌孙时，昆莫也企图效仿匈奴，让张骞遵从此礼节，张骞深感惭愧。因此，这种“去节”、“黥面”的习俗，一方面，可能跟匈奴的习俗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匈奴故意侮辱汉使。
匈奴分裂以后，南匈奴内附，其与汉朝的关系与原汉匈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变，因此他们在接待汉使时，实行“拜”的方式。汉成帝时，匈奴听说康居不拜汉使，认为“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颜师古认为：“言单于见康居不事汉，以之为高，自以事汉为太卑，而欲改志也。”［2］（卷96《西域传上》，P.3892）匈奴听说康居不拜汉使，也欲改变他们在汉朝面前屈尊卑膝的状况。
2．西域诸国接待汉使的礼仪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诸国一度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受匈奴影响，西域一些国家曾欲效仿匈奴单于接待汉使的礼节，汉使与之有过所谓的“礼仪之争”。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时，“昆莫自比于单于”，“见骞如单于礼”，要求张骞“去节”、“黥面”见他。“（张）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2］（卷96《西域传下》，P.3902）。由此可见，乌孙昆莫面对丰厚的物质利益诱惑，在礼节上最终还是向西汉屈服，采取了向西汉使者“拜“的礼仪。在西汉准备向西域拓展阶段，“礼仪之争”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常发生于一些与西汉交往的较有实力的西域国家。其最终结果，则是在西汉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与丰厚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这些国家皆向汉朝屈服，对汉使采取谦卑的“拜”的礼节。
在西汉使者与西域国家接触的过程中，也曾受过较高规格的礼仪接待。武帝遣使到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 ［2］（卷96《西域传上》，P.3890）解忧公主和汉使谋刺乌孙狂王事件发生后，西汉派使者前往慰问医治，使者回国时， “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2］（卷96《西域传下》，P.3906）
但是，并非所有西域国家都对汉使表示友好与尊重，康居即是其中的代表。汉成帝时，都护郭舜曾经上书言：“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2］（卷96《西域传上》，P.3892）康居等国在汉使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傲慢，显示了他们不愿轻易屈从汉王朝的统治。这激起西汉边吏的不满，他们建议放弃与这些国家的交往。
二、翻译配备
“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4］（第6期，P.103）西汉时期，外交圈迅速扩展，不仅与“东亚外交圈”中属于异文化圈的匈奴建立起外交关系，而且还发展至“西域外交圈”中的诸文化圈国家。外交圈扩大，导致西汉使者出使时，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带来交流上的困难，从而增加了他们进行外事活动的难度。因此汉使与异文化圈中的民族和国家交往，需要迂回曲折地进行。有时甚至需要经过多重中介，即所谓“重译”才能进行，所以史书中有“重九译，致殊俗” 的说法［3］（卷123《大宛列传》，P.3166）。针对这种交流障碍，双方采取的对策是：西汉政府为使团配备翻译；同时出使的对方国家也派译者帮助沟通。
1．匈奴方面的翻译配备
匈奴在战国以前，是以“荤粥、鬼方、猃狁、戎狄”等称名的北方部族后代，虽称雄于蒙古草原，却深受中原和西亚文化影响，文化习俗十分复杂。一般认为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究竟属该语系的蒙古语族还是突厥语族，尚无定论。［5］（P.130）据文献考察，目前还没有发现匈奴人有自己文字的证据，现存考古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肯定的物证。［5］（P.166）因此，匈奴在与中原王朝以及西域诸国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分属不同语系，需要大批译者进行沟通。
尽管匈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我们可以通过汉朝有关记载汉匈关系的史籍找到零星史料，对匈奴译官设置情况进行初步考察。《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提供的记载可以佐证匈奴治下翻译机构的存在。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附，汉朝为这部分归附的匈奴人设立了五属国，属国官员中有译官—— “令”的设置，专事翻译。［2］（卷19《百官公卿表上》，P.735）既然是译令，应该有下属，由此可知匈奴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翻译机构和翻译队伍。
匈奴接待汉使时的翻译配备情况，尽管文献鲜有专门记载，但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匈奴在接待汉使时的翻译工作，曾得到流落匈奴的汉人帮助。据《汉书•匈奴传》，汉文帝时，陪公主出塞和亲的使者——宦者中行说，被迫出使匈奴后，归降匈奴。他本来通汉俗、汉语，在匈奴又渐渐懂得匈奴俗、匈奴语，单于十分宠信他，曾派他参与接待汉使的活动。接待汉使过程中，他多次同汉使进行辩论。［2］（卷94《匈奴传》,P.3760）另外，投降匈奴的汉使卫律、汉将李陵等人，也曾参与接待汉使的工作。如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派遣李陵的故人陇西任立政等前往匈奴召回李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
坐”［2］（卷54《李陵传》，P.2458）。
虽然中行说、李陵、卫律等汉人在接待汉使时，都不是专职的翻译，但因为他们兼通胡汉风俗及语言，所以从事双方的沟通工作则是顺理成章。
三、余论
“弱国无外交”从来都是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条铁律，而外交使者出使到对方国受到何种礼遇，也是与本国实力密切相关。在汉匈关系史上，匈奴曾一度自恃强大，并不把汉朝放在眼里，对待汉使自然不会客气。而西域诸国在实力上不及匈奴，更无法与汉朝相提并论，因此遇汉使来访，当然不敢怠慢。受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落后的限制，西汉王朝作为当时亚欧大陆上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它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通道流入西域沿途各国的，而汉使则充当了汉王朝向外辐射的触角作用，触角申得越远，辐射力则越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对远方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也是非常有限，汉使去到这些对方所受到的礼遇，显然不如近邻国家。
从给汉使配备翻译的情况来看，西域诸国比匈奴更为重视。这反映了在处理与汉朝关系问题上，西域诸国更为重视与汉朝在语言方面的沟通，这种沟通是双方进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这种状况也是由西汉王朝与匈奴、西域诸国在实力对比上的差距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沈巨尘、陶希圣.秦汉政治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J］,人文杂志,2003.
［5］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西汉；使者；匈奴；西域；礼仪
西汉向匈奴和西域遣派的使者，某种意义上是皇帝的代表，“秦汉的使者恰似现行的外交代表制的初期，使者不是代表国家或政府，而是代表皇帝个人”［1］（P.33）。而使者本人一般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他们或具有较高的职位，或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因此匈奴和西域各国，应该制定有接待西汉使者的相关礼仪。但由于史书对这些礼仪及相关问题鲜有系统的记载，而目前学界也尚无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著。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零星史料的爬梳和整理，略述之。
一、接待礼仪
1．匈奴接待汉使的礼仪
汉使到匈奴后，一般先由主客接待。主客，“主接诸客者也。问以何事而来。”［2］（卷94《匈奴传上》，P.3771）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巡边，遣使者郭吉讽告匈奴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2］（卷94《匈奴列传》，P.3771），这才得以面见单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王乌回国后，西汉又向匈奴派出了史臣杨信，杨信至匈奴，“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3］（卷110《匈奴列传》，P.2913）。由此看来，主客通过接待来使，了解他们的使行目的后，再决定是否让他们面见单于。主客这一关非常重要。上述汉使郭吉，为了通过主客这一关，不得不“卑体好言”。而郭吉见到单于后，由于言辞过于激烈，因此“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2］（卷94《匈奴传上》，P.3772）主客引见了不受单于欢迎的汉使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明主客所担当责任重大；同时也说明通过主客这关很不易。
西汉使者在征得主客同意面见单于时，要按匈奴习俗，“去节”、“黥面”，方可入穹庐见单于；如果不按匈奴习俗做，只能在穹庐外见单于。张骞出使至乌孙时，昆莫也企图效仿匈奴，让张骞遵从此礼节，张骞深感惭愧。因此，这种“去节”、“黥面”的习俗，一方面，可能跟匈奴的习俗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匈奴故意侮辱汉使。
匈奴分裂以后，南匈奴内附，其与汉朝的关系与原汉匈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变，因此他们在接待汉使时，实行“拜”的方式。汉成帝时，匈奴听说康居不拜汉使，认为“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颜师古认为：“言单于见康居不事汉，以之为高，自以事汉为太卑，而欲改志也。”［2］（卷96《西域传上》，P.3892）匈奴听说康居不拜汉使，也欲改变他们在汉朝面前屈尊卑膝的状况。
2．西域诸国接待汉使的礼仪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诸国一度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受匈奴影响，西域一些国家曾欲效仿匈奴单于接待汉使的礼节，汉使与之有过所谓的“礼仪之争”。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时，“昆莫自比于单于”，“见骞如单于礼”，要求张骞“去节”、“黥面”见他。“（张）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2］（卷96《西域传下》，P.3902）。由此可见，乌孙昆莫面对丰厚的物质利益诱惑，在礼节上最终还是向西汉屈服，采取了向西汉使者“拜“的礼仪。在西汉准备向西域拓展阶段，“礼仪之争”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常发生于一些与西汉交往的较有实力的西域国家。其最终结果，则是在西汉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与丰厚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这些国家皆向汉朝屈服，对汉使采取谦卑的“拜”的礼节。
在西汉使者与西域国家接触的过程中，也曾受过较高规格的礼仪接待。武帝遣使到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 ［2］（卷96《西域传上》，P.3890）解忧公主和汉使谋刺乌孙狂王事件发生后，西汉派使者前往慰问医治，使者回国时， “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2］（卷96《西域传下》，P.3906）
但是，并非所有西域国家都对汉使表示友好与尊重，康居即是其中的代表。汉成帝时，都护郭舜曾经上书言：“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2］（卷96《西域传上》，P.3892）康居等国在汉使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傲慢，显示了他们不愿轻易屈从汉王朝的统治。这激起西汉边吏的不满，他们建议放弃与这些国家的交往。
二、翻译配备
“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4］（第6期，P.103）西汉时期，外交圈迅速扩展，不仅与“东亚外交圈”中属于异文化圈的匈奴建立起外交关系，而且还发展至“西域外交圈”中的诸文化圈国家。外交圈扩大，导致西汉使者出使时，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带来交流上的困难，从而增加了他们进行外事活动的难度。因此汉使与异文化圈中的民族和国家交往，需要迂回曲折地进行。有时甚至需要经过多重中介，即所谓“重译”才能进行，所以史书中有“重九译，致殊俗” 的说法［3］（卷123《大宛列传》，P.3166）。针对这种交流障碍，双方采取的对策是：西汉政府为使团配备翻译；同时出使的对方国家也派译者帮助沟通。
1．匈奴方面的翻译配备
匈奴在战国以前，是以“荤粥、鬼方、猃狁、戎狄”等称名的北方部族后代，虽称雄于蒙古草原，却深受中原和西亚文化影响，文化习俗十分复杂。一般认为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究竟属该语系的蒙古语族还是突厥语族，尚无定论。［5］（P.130）据文献考察，目前还没有发现匈奴人有自己文字的证据，现存考古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肯定的物证。［5］（P.166）因此，匈奴在与中原王朝以及西域诸国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分属不同语系，需要大批译者进行沟通。
尽管匈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我们可以通过汉朝有关记载汉匈关系的史籍找到零星史料，对匈奴译官设置情况进行初步考察。《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提供的记载可以佐证匈奴治下翻译机构的存在。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附，汉朝为这部分归附的匈奴人设立了五属国，属国官员中有译官—— “令”的设置，专事翻译。［2］（卷19《百官公卿表上》，P.735）既然是译令，应该有下属，由此可知匈奴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翻译机构和翻译队伍。
匈奴接待汉使时的翻译配备情况，尽管文献鲜有专门记载，但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匈奴在接待汉使时的翻译工作，曾得到流落匈奴的汉人帮助。据《汉书•匈奴传》，汉文帝时，陪公主出塞和亲的使者——宦者中行说，被迫出使匈奴后，归降匈奴。他本来通汉俗、汉语，在匈奴又渐渐懂得匈奴俗、匈奴语，单于十分宠信他，曾派他参与接待汉使的活动。接待汉使过程中，他多次同汉使进行辩论。［2］（卷94《匈奴传》,P.3760）另外，投降匈奴的汉使卫律、汉将李陵等人，也曾参与接待汉使的工作。如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派遣李陵的故人陇西任立政等前往匈奴召回李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
坐”［2］（卷54《李陵传》，P.2458）。
虽然中行说、李陵、卫律等汉人在接待汉使时，都不是专职的翻译，但因为他们兼通胡汉风俗及语言，所以从事双方的沟通工作则是顺理成章。
三、余论
“弱国无外交”从来都是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条铁律，而外交使者出使到对方国受到何种礼遇，也是与本国实力密切相关。在汉匈关系史上，匈奴曾一度自恃强大，并不把汉朝放在眼里，对待汉使自然不会客气。而西域诸国在实力上不及匈奴，更无法与汉朝相提并论，因此遇汉使来访，当然不敢怠慢。受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落后的限制，西汉王朝作为当时亚欧大陆上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它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通道流入西域沿途各国的，而汉使则充当了汉王朝向外辐射的触角作用，触角申得越远，辐射力则越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对远方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也是非常有限，汉使去到这些对方所受到的礼遇，显然不如近邻国家。
从给汉使配备翻译的情况来看，西域诸国比匈奴更为重视。这反映了在处理与汉朝关系问题上，西域诸国更为重视与汉朝在语言方面的沟通，这种沟通是双方进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这种状况也是由西汉王朝与匈奴、西域诸国在实力对比上的差距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沈巨尘、陶希圣.秦汉政治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J］,人文杂志,2003.
［5］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