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秦桧，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说起秦桧的一句“名言”，肯定也会有许多人踊跃举手：不就是“莫须有”嘛……
　　否。在我看来，那句“莫须有”实在够不上“名言”的资格，它只是当年秦桧在杀掉岳飞之后，遭遇韩世忠逼问时的一句情急之词，有些滑头，近乎耍赖，而效果呢，显然是很差的，否则“莫须有”也不会成为千古的一个笑柄了。
　　从秦桧口中说出，真正有资格成为“名言”的，不是“莫须有”，而是“私史害正道”。因为这句话，它所关系的不仅仅是两三个人的命运，而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绍兴十四年，这已经是岳飞冤死后的第三个年头。一心要与金人议和苟安的宋高宗、秦桧，尽管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异己，却不能钳天下人之口，特别是中国人历来重视历史，靖康徽钦二帝被虏后，发生了这么多大事，记录当代史事一时蔚成大观。而秦桧知道，自己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很不光彩，秉笔直书的史籍会永远将自己钉在耻辱柱上，于是，他在排斥政敌和异己之外，又对宋高宗说：“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反害正道。”遂向宋高宗献策，禁绝野史。对原本心里发虚的宋高宗来说，秦桧的这一秘计正中下怀。在秦桧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舆论的行动开始了。
　　对宋代历史文化而言，秦桧发起的禁私史运动是一场空前浩劫。只要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涑水纪闻》是北宋名臣司马光写的一部笔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私史害正道”的大旗下，司马光的曾孙不但不敢承认他曾祖的著作权，还被迫交出了《涑水纪闻》的大部分原稿，遂遭禁毁，后世所传该书只是一小部分。另外一位学者李光，自己受到秦桧的迫害不说，身后还祸延所藏的丰富图书，其家人在秦桧的淫威之下，不得不把家藏图书一万余卷尽皆焚毁。
　　为了树立自己在历史中的正面形象，秦桧一方面禁私史，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在史官的位置上，于是，官家的档案史册上就只剩下了对他的歌功颂德，否则即予销毁。
　　可以看出，秦桧所说的“私史害正道”，其中“正”和“私”的标准是极清楚的。只要对他不利，就是“私史”，就是“诽谤”。如果将这样的私史禁毁，还会剩下什么样的“正道”，也是昭然若揭的。
　　一个秦桧不可怕，可怕的是，“私史害正道”从此流传，成为权力拥有者排斥和打击异己、异见的最冠冕的借口。
　　中国史学发达，但自古以来，私史就是和官史并行不悖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后人对历史的观察有一个多维、立体的角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实际上就是孔子私下所作的一部“私史”。因为圣人的榜样，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重视“私史”的传统，很多后来被定为官书的史籍，原本是文人写下的“私史”，如班固的《汉书》，李延寿的《南史》等等。这表明，史籍官私“口径”的不尽一致，固然难免让执政者郁闷，但在相当长时期里，在上者对这种私史传统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包容度。少数君王不能压抑自己的郁闷，大施辣手，几乎无一例外都给自己带来了历史上的骂名，这大概是使后来者三思而行的重要因素。然而，秦桧的一句“私史害正道”，却仿佛让他们豁然开朗，他们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禁绝私史的合法性：并不是你们的记载对我个人不利，而是违背了“正道”，对我个人不利就算了，违背“正道”，我还不能处置你吗？
　　明令严禁私人作史的先河从南宋一开，野蛮就益发肆虐了。清初庄廷珑遍邀名士私修明史，结果害得很多文人掉了脑袋，他自己还被剖棺戮尸。曾国藩兄弟请王湘绮为湘军作史，恃才傲物的王湘绮，不愿把自己等同于曾氏兄弟的秘书，书中不全是一片光明，也几乎招来横祸，赶快毁版了事……
　　应该承认，“私史害正道”，在上者以此为借口，多少会在钳制舆论上取得一定效果，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的真相，总要借助各种方式，曲曲折折地透露出来。始作俑者的秦桧，处心积虑，又何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