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瓶梅》是中国商业文化的产物,商业文化是非主流文化,但有现实基础,是真实而有生命力的。书中人物的行为模式背离传统行为方式,趋利是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商业文化对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都有显著的影响,但难以发展为主流意志,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难以发育。
　　关键词:《金瓶梅》 商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文学的深层蕴涵,独特的文化群落产生独特的文学作品。《金瓶梅词话》表现的是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独特性使书中的人物、家庭、社会都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属于非主流文化,它在社会的缝隙中存在。商业文化是自下而上的,是符合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的,它大胆地追求“利”,否定封建礼教对人欲的压制,高扬情欲的旗帜,引入了竞争的观念,对节奏缓慢的封建的农业经济体制造成了冲击。
　　商业文化背景下,人受欲望支配,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欲望,人物的言行必然呈现出背离儒家观念的特征。西门庆不择手段地追求“利”和实现“欲”,是完全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实际上,西门庆等人表现出的人欲横流含有“个性觉醒”的因素,个性觉醒有历史进步性,但其本身并没有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假若和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则是善;假若危害了别人的权益,则是恶。尽管在动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方面二者可以殊途同归,但一是主观上的斗争,一是客观上利欲的驱使,《金瓶梅》所表现的人欲种种虽属后者,但在特定时期内却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力量之一。
　　应伯爵形象的出现也有典型意义,他是中国早期的经纪人的雏形,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的结果。春梅是罕见的不像奴仆的奴仆,她变为贵妇人的命运奇迹,折射出封建忠义观念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日渐松弛的时代特色,而人的解放正是社会进步的标尺。
　　《金瓶梅》中的家庭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夫为妻纲”转化为“钱为夫妻纲”。作为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书中写了王六儿的家庭,王六儿与西门庆私通,然后把这事快乐地告诉丈夫,这情节把封建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彻底颠覆了:在金钱面前,没有什么其它东西更有价值!韩道国夫妇是完全围绕着金钱行事的,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惊愕,虽然他们的观念与儒家伦理格格不入,却是生活现实的真实反映,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世俗生活的反映。“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这句话真实地反映出对于下层的百姓来说,生存、衣食,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些伦理纲常,早已被经济时代的现实啮蚀殆尽。
　　传统社会的性是为了承继宗嗣,中国的性向来被列入礼教伦常之中,使之服从于家族利益,所谓“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婚礼》)。很显然,传统的性的根本目的在于生殖,在于延续姓氏宗族。至于它是否满足双方生理的需要,那是极为次要的。而《金瓶梅》中的性与婚姻分离,与生育分离,却与金钱关系密切。西门庆追猎女色从来没有出于宗嗣的目的,尽管有了儿子他也很高兴,但事前他从未表现出为子嗣着想的主观愿望来。书中除了吴月娘、潘金莲有生殖的目的外(她们是为了争宠,以子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其他人特别是经济状况好的人都是把性欢乐放在首位。西门庆当然属于此列,李瓶儿、林太太也属于此列。李瓶儿经济富足,别无所求,她的三次婚嫁,实质上就是寻求性满足的过程。从此层面上说,《金瓶梅》的性描写表现了女性的性要求。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在性活动中女性只占从属地位的观念是不同的。这就赋予了人,特别是女性,有性要求的权利,把女性从仅仅为子嗣而存在的性附属地位提升到追求身心愉悦的高度,强调了性对女性而言也是不可缺少的。
　　基于此,它基本上肯定了男女自然情欲的正当性。这本身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实际挑战。《金瓶梅》中的性活动带有突出的商品交易的性质,交易的原则延伸到了妇女的卧房,这显然是商业文化冲击的结果。“王六儿财中之色,看其与西门交合时,必云做买卖,骗丫头房子,说合苗青,总是借色起端也。”张竹坡的看法是很正确的,但借色起端的岂止王六儿一人!
　　商业文化对政治系统影响巨大,金钱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宋元以降,商人势力大增,而官员俸禄却很少,士与商在权利与金钱两方面各执一端,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对执政者有绝对的吸引力。面对无法阻挡的金钱的诱惑,官僚阶层的价值观从上至下整体发生了蜕变,以往的行为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量减弱,趋利成为新的行为准则,官员腐败广泛存在。明以前,出钱捐官还无定例,至明景泰年间,就开了捐纳的先例。富商的买官与官僚的卖官是衰微末世政治权力结构的微妙调整,表示皇权统治力量与新兴阶层力量的互为消长。
　　西门庆惯于与官府打交道,深谙其中的奥妙,十分懂得用钱财去打动人。封建司法的最高权力,就这样被金钱买下了。难怪作者马上就把这件事和大宋社稷联系起来。上下一体的趋利的价值趋向,是商人们得以立足的社会思想基础。西门庆正是代表着那一时代的富商,在深刻认识官僚体制的内幕后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的贿赂成功,印证了政权趋利的事实。这是政治的商业化。
　　商业文化对经济关系的影响表现在它打破了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为核心,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征。其突出的特点是资金一般在土地与工商业之间自由浮动,而最后资金往往变为土地资本,这种经济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原因。但明中叶之后,商业的蓬勃发展,使这种经济结构有了突破性的变化,地主、官僚、贵族们对购买土地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把钱投放到商业上的劲头越来越大。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农事之获利倍而劳嘴,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止;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
　　利润的多少决定着资金的流向,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资金投向土地。这样的情况在《金瓶梅》中得到了形象地表现,西门庆千方百计扩增店铺,搞长途贩运,除了自己祖坟地的扩大之外,他不曾有过买田的念头。皇亲乔大户的几万两银子,不去购置田地,而是入股到西门庆的缎子铺里。陈经济即使流浪街头也没有想过去租种田地,而一旦有钱,他就开大酒店赚钱。上述情况表明,《金瓶梅》中的富裕人家,很少再走买地的传统老路,封建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经济的发展是要有规则的,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市场规则的完善,但封建政权岂能容忍真正的市场机制出现?官僚利用特权参与经济活动,则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不能建立,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财富被权力的拥有者集中,使经济特征蒙上强烈的封建性;二是大量的有经营才能而没有靠山的商业经营者破产;三是坑蒙拐骗横行。因为法律不能保护合法者的利益,竞争就会畸形发展,形成不正当竞争,进而坑蒙拐骗猖獗。书中涉及的不正当竞争和坑蒙拐骗很多,如西门庆打蒋竹山;韩道国拐了一千两银子逃跑;陈经济被杨大郎坑骗等等。
　　这三种后果的总体影响就是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格局难以形成,独立的商业难以充分发展,某些权力拥有者投资商业的利润率居高不下。而只有商业领域的利润率降低,资本才会被投入生产领域;资金不投入生产领域,封建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就会继续,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就不会形成。阶级关系是受生产关系决定的,没有工业化生产,新的阶级不会产生,社会的质的改变就不会实现。
　　《金瓶梅》以纤毫毕现的写实手法为我们再现了上述的三个直接后果,形象地刻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商业文化没有进步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原因。“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制服”。封建政权太强大了,农耕经济积重难返的事实和国内市场的狭小、海外市场的欠开拓都限制了中国民族商人的发展,同时,封建意识形态借助于千年不变的教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这种事实使商业文化无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利用政权的力量为经济的更快发展开辟道路,所以,中国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只能处于萌芽的状态。
　　兰陵笑笑生表现商业文化这一新的质素,给接受者带来了恐慌,但他借助文体固有的劝善惩恶的陈旧范式,又使《金瓶梅》有着传统的影子。小说文本中表现出的矛盾正反映了当时文化的矛盾,商业文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获得独立的发言权,作者借传统的喇叭吹出了新调,自然显得不伦不类,这正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张竹坡:《金瓶梅资料汇编·金瓶梅读法》,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杨起译:《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天涯》,2002年。
　　
　　作者简介:王伟,男,1974—,山东泰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工作单位:泰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