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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清乾隆年间诗坛盟主沈德潜,他所推崇的“格调说”在清代诗坛及中国古典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沈德潜的诗人身份并不为后人所重视,对其研究也尚显单薄。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从沈德潜长期生活的吴中地域文化背景入手,结合其不同时期的诗歌文本,对其进行解读。
关键词:沈德潜 吴文化 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沈德潜(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谥号文悫,长洲(在今苏州市)人。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著名的诗论家。他“主盛唐,倡格调”的诗论,在乾隆一朝,声誉极隆;同时,作为清中叶杰出的诗人,沈德潜现存诗歌两千三百多首,他诗歌的创作实践一直努力践行其对于诗歌的独到见解,从而成为康乾诗坛上与王士桢、袁枚并列的三大诗宗。
沈德潜长期生活在吴地,许多文学活动都是在吴文化背景下开展的,深受吴地特定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沈德潜必须关注其所处的吴地地域文化背景。
吴地以苏州为中心,地处太湖平原,自古以来即为富庶之地。唐代,苏州地区已经成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和全国财税的重要支柱。到了宋代,太湖地区更是朝廷的粮仓。而明清两代,吴地不仅社会安定,而且经济更加繁荣。
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吴文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的苏南地区的社会风尚开始向“尚文”方向转化。这种社会风尚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这时的吴地集中了四海的名流墨客,与沈德潜同时代的诗人、诗论家,吴地就有汪琬、宋荦、尤侗、尤珍、叶燮等等。
吴地藏书丰富,据吴晗编撰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江苏藏书家482人,吴地就占有421人。其中知名的有吴县席氏“扫叶山房”、常熟毛晋的“汲古阁”等,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聚集了当时全国最多的经籍和文献。众多典籍滋养出众多大学者、大文人,而学者、文人们的藏书活动反过来又影响了地方风尚,同时,也促进了吴地刻书业的发达。
典籍收藏的丰富、全面,以及刻书业的发达,为沈德潜进行诗歌选评以及自己诗集的刻印创造了条件,因此,沈德潜三十岁左右结集、刻印了《留饭草》、《一一斋诗》;四十四岁,被张维屏评之为“精心结构之作”的《竹啸轩诗钞》十八卷计七百八十二首起刻;四十五岁时,与陈树滋合辑《唐诗别裁集》刻成;四十九岁《归愚时文稿》刻成;五十岁刻成《竹啸轩诗钞》;五十三岁刻成《古诗源》;五十九岁写成《说诗语》;六十岁与周准合辑《明诗纪事》,并完成《通志图说》;六十二岁完成《明诗别裁集》;六十五岁批唐宋八家文;选《明墨》、《和声》;六十六岁时刻成《归愚文续》十二卷。这些选本的迅速刻印、广为传播与吴地的地域特征有密切关系。
吴地学校繁盛,教育发达。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塾等多层次、针对各种人群的完善的教育框架结构,促进了吴地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些知名书院聘请名家讲学,荟萃学界名流,传播学术思想,提供争鸣论坛,培养学术精英。教育的发达,不仅使苏南鸿儒硕学辈出,而且促使苏州出现了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学流派。如明初的“吴中四杰”、明中叶的“吴中四才子”;明末清初以钱谦益(常熟)为领袖的虞山派和以吴伟业(太仓)为代表的娄东派;在散文创作方面,“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中都有吴地文人参与或领导。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在彼此往还唱和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彼此融为一个创作的集体,使创作活动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岁的沈德潜有幸结识已七十二岁的著名诗论家叶燮,并得列门墙,受其熏陶,成为叶门弟子,从此,叶燮的诗论主张,在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中,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印记。康熙四十六年,沈德潜三十五岁时,在家乡苏州与张景崧、徐夔、陈睿思、张锡祚、顾绍敏、岑霁等结“城南诗社”。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间,他又与方还、方朝、尤依、沈用济、陈培脉、张畹、陈奎、朱受新、朱云友、洪均、周准、毛橱杞、方舟等好友结“郭北诗社”。
沈德潜少年丧母, 家境贫穷,成年后,沈德潜一方面教馆,为生活而奔波,一方面参加科举,屡试不中,境遇并不如意。但沈德潜并未放弃儒学,他一边坚持科举考试,一边勤于耕耘。沈德潜早年曾为塾师,晚年主持紫阳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不仅在诗学上给予指导,同时,利用各种机会推荐家乡才俊,如他亲自为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学生编写了《吴中七子集》,并积极向乾隆皇帝推荐;他培养的学生还有褚廷璋、张熙纯、毕沅等等,再传弟子有黄景仁等人,他们都是在诗坛极有成就者。《清史稿》记载:“乾嘉以来,诗传之广,未有若德潜者也。”
魏晋以来兴起的玄学思潮对吴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东晋以后,随着南士“朝隐”心态的萌发定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阶层所摈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士新的价值取向。这种风尚导致一些文人学士热衷于交友习文,由追求入仕参政的政治理想走向对归隐自然的人生价值的寻求。这种由于历史积淀所出现的隐逸文化心态,常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士人处于独特的人生经历或遭遇的过程中,影响十分巨大,并左右了许多士人人生道路的选择。特别是明清更替、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以及后来屡屡兴起的文字狱的时代背景下,吴地许多文人墨客在经历了人生种种遭遇、对政治灰心绝望后,淡化了入世的欲望,在无功利的精神状态下将江南诗性的古典审美精神注入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吴文化中隐逸思想的印记在沈德潜的思想深处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是能够体察到的。
沈德潜的人生是一个充满戏剧化的人生,虽然很早就以诗名为人所知,但在科举考试上并不顺利,一直到67岁才走上仕途,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不断加官封爵。这种晚达的际遇让他的人生达到了世人认为的最佳人生运行曲线,但是,前半生年复一年的科举失败让他所遭受的持续打击,所经历的尖锐的痛苦以及深刻的悲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其在《王韩起见过》中描绘的:“落魄滞江皋,三年一布袍。长贫真到骨,众论尚吹毛。”在《岁暮行》中,他发出了“终年学道成卤莽,终岁著书俱谬悠。年过四十不得志,开口且莫谈封侯”的感慨。因此,在得到“旷古未有”的际遇后,他并没有以此沾沾自喜,更没有以势压人。当年,袁枚对沈氏的学说不满,曾接连两次写《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指责他的主张,措词不能说不激烈,但沈德潜似乎一点没放在心上,也未置一词。
对于自己的后来的“际遇”,他的认识是有比较客观的,他明白自己虽然身在朝廷,为乾隆所器重,可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人才被朝廷所重用,“礼部侍郎”骨子里仅仅是一个“歌啸太平人”,读他的《偶然作》一诗“口众那能胜,身孤亦自危。穷经难济世,言事岂营私”,我们可约略感受到他对官场生活的无奈。这种对于官宦生涯本质的认识以及客观上入仕时年岁已大,让他重新思索自己的人生;思考的结果是让他思想深处的隐逸情结成了最终的主导情绪,强烈的归隐愿望便在诗歌中表现出来。
他在《遣兴》中描绘自己闲展道书阅读,从“静坐观物化,新机往而复”突然悟出了“炫长斯见短,希荣乃得辱。入世戒有为,养性在无欲”。在《题静默上人照》中他写道:“静坐圆蒲万虑忘,一弹指项悟沧桑。世间事事消磨尽,只有松风意味长。”出世的思想在两首诗歌中处处可见。在《寄周迂村》中沈德潜也表达了“何日随君还故业,一蓑烟雨课耕犁”的愿望,在《寄尤卧鹤》中他希望自己如尤卧鹤一样,也能“学得参军善闭关,何须云卧入空山”,表示“感君劝我归荷屋,互把新诗细订删”。并对归隐后生活以及心理状态进行了描绘:“ 时看草木,朋旧托樵渔”、“机心久忘却,争 任群狙。”在《过陈亦韩山居》中诗人表明自己“岂轻人爵荣,习静自成癖”的人生态度。《追和陈月巢赠行诗卷》一诗由陈月巢“掉头离京师,相招有岩壑。十载违故乡,恐负山灵诺”联想到“予亦漫浪人,入世费斟酌”。
可见,对于出世、入世,诗人是一直存在着矛盾的心态。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有《王右丞维饭僧》、《王右丞寻僧》这样对王维的直接描写,还在《过学山园》、《生田王氏幽居》等许多诗歌里出现了“辋川墅”的意象,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沈德潜对于王维由入仕走向归隐的人生道路的向往。所以,从乾隆十三年开始,沈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多次请辞后,于乾隆十四年六月,七十七岁的沈德潜终于辞官回归故里。其《七十咏怀》诗云:“鸟影匆匆过,蹉跎七十年。童心仍少岁,耄学愧前贤。”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关心民生、在学术上不倦追求的谦逊老者形象,他“滑稽吾未敢,秉烛继余晖”。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是充满自信:“行藏中自忖,不用问 簿。”对于自己不能为国家分忧,不能为民造福,感到“俯仰愧安饱”。
苏州地区“吴趋美风土,灵秀天所钟……文章实渊薮,岂唯财赋雄”,民风淳朴:“地远人俗淳,言语心无计。”山川蔚秀,灵淑所钟:“朱楼隐垂杨,绿鸭眠芳草。他乡佳景多,那似江南好。”吴地不仅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更有精工雕琢的山水园林,形成了独特的园林文化。这些灵秀旖旎的柔山秀水、园林小筑,使人心情宁静,流露于文人墨客的笔下,也使苏州作家的文风普遍比较和平,少有激烈之语。苏州山水的“默助之功”让沈德潜养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不仅让读者能从中看到潜涵着的江南吴地地域文化习俗以及艺术传统的历史积淀,而且也产生大量思乡的愁绪。
在沈德潜的笔下还有家乡山清水秀的景色描绘,如“枫岸叶初下,遥天水欲波;三高祠畔过,摇落意如何?”的萧瑟;白公堤周围“人家临水花为市,僧舍沿山石作梯。弱柳似随歌扇拂,好莺偏傍舞筵啼,讨春年少情难尽,不许亭亭日色低”的春光明媚;更有闲适的农家生活的记述:“农夫非高尚,养拙依田庐。榆柳覆茅屋,绿荫映前除。闲引月下泉,灌我畦中蔬。”这样的田园生活,让人感慨万千:“何须解文翰,聊看农家书。即此百年内,身心常晏如。”故乡人们知足常乐的生存状态也让沈德潜津津乐道:“家计依田畴,播种毋感慢。贫贱寡所欲,饱腹仰藜苋。”“归来饮美酒,暂令容颜好。”“子孙世为农,吾族自无患。”面对这样的故乡,沈德潜常年在外怎么能够释怀,因此,在沈德潜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如《忆故乡风景》“野花作雪柳吹绵,记得江乡三月天。闲向合流庵里坐,雨前茶煮白云泉”等怀乡曲。
长期以来,吴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积淀深厚、个性明晰的“尚文重教”社会文化。心理学认为:文化实际上影响着人们人格的每个方面,人们选择追求的目标和如何努力实现它们都受着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深入地考察沈德潜,必须看到吴地地域性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力对于他的成长及其文学活动与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
[2] 《范文正集》(卷九),《上吕相公并呈中承诺目》(知苏州时) 四部从刊本。
[3] 钱杭、承载:《17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屈大均:《赠别吴门朱雪鸿》(之十)。
[5]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一卷三十),《听松庐诗话》,明文书局,1981年。
[6] 沈德潜:《南徐寓中作歌六首》,《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7] 顾诒禄:《沈归愚自订年谱序》,《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一)。
[8] 沈德潜:《生田王氏幽居》,《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9] 沈德潜:《吴趋行》,《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10] 沈德潜:《江南曲寄曾叶生》,《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11] 沈德潜:《赋得枫落吴江冷》,《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六)。
[12] 沈德潜:《白堤春兴》,《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六)
[13] 沈德潜:《田家》,《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六)。
作者简介:王妍,女,1968—,江苏盐城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
关键词:沈德潜 吴文化 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沈德潜(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谥号文悫,长洲(在今苏州市)人。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著名的诗论家。他“主盛唐,倡格调”的诗论,在乾隆一朝,声誉极隆;同时,作为清中叶杰出的诗人,沈德潜现存诗歌两千三百多首,他诗歌的创作实践一直努力践行其对于诗歌的独到见解,从而成为康乾诗坛上与王士桢、袁枚并列的三大诗宗。
沈德潜长期生活在吴地,许多文学活动都是在吴文化背景下开展的,深受吴地特定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沈德潜必须关注其所处的吴地地域文化背景。
吴地以苏州为中心,地处太湖平原,自古以来即为富庶之地。唐代,苏州地区已经成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和全国财税的重要支柱。到了宋代,太湖地区更是朝廷的粮仓。而明清两代,吴地不仅社会安定,而且经济更加繁荣。
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吴文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的苏南地区的社会风尚开始向“尚文”方向转化。这种社会风尚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这时的吴地集中了四海的名流墨客,与沈德潜同时代的诗人、诗论家,吴地就有汪琬、宋荦、尤侗、尤珍、叶燮等等。
吴地藏书丰富,据吴晗编撰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江苏藏书家482人,吴地就占有421人。其中知名的有吴县席氏“扫叶山房”、常熟毛晋的“汲古阁”等,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聚集了当时全国最多的经籍和文献。众多典籍滋养出众多大学者、大文人,而学者、文人们的藏书活动反过来又影响了地方风尚,同时,也促进了吴地刻书业的发达。
典籍收藏的丰富、全面,以及刻书业的发达,为沈德潜进行诗歌选评以及自己诗集的刻印创造了条件,因此,沈德潜三十岁左右结集、刻印了《留饭草》、《一一斋诗》;四十四岁,被张维屏评之为“精心结构之作”的《竹啸轩诗钞》十八卷计七百八十二首起刻;四十五岁时,与陈树滋合辑《唐诗别裁集》刻成;四十九岁《归愚时文稿》刻成;五十岁刻成《竹啸轩诗钞》;五十三岁刻成《古诗源》;五十九岁写成《说诗语》;六十岁与周准合辑《明诗纪事》,并完成《通志图说》;六十二岁完成《明诗别裁集》;六十五岁批唐宋八家文;选《明墨》、《和声》;六十六岁时刻成《归愚文续》十二卷。这些选本的迅速刻印、广为传播与吴地的地域特征有密切关系。
吴地学校繁盛,教育发达。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塾等多层次、针对各种人群的完善的教育框架结构,促进了吴地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些知名书院聘请名家讲学,荟萃学界名流,传播学术思想,提供争鸣论坛,培养学术精英。教育的发达,不仅使苏南鸿儒硕学辈出,而且促使苏州出现了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学流派。如明初的“吴中四杰”、明中叶的“吴中四才子”;明末清初以钱谦益(常熟)为领袖的虞山派和以吴伟业(太仓)为代表的娄东派;在散文创作方面,“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中都有吴地文人参与或领导。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在彼此往还唱和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彼此融为一个创作的集体,使创作活动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岁的沈德潜有幸结识已七十二岁的著名诗论家叶燮,并得列门墙,受其熏陶,成为叶门弟子,从此,叶燮的诗论主张,在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中,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印记。康熙四十六年,沈德潜三十五岁时,在家乡苏州与张景崧、徐夔、陈睿思、张锡祚、顾绍敏、岑霁等结“城南诗社”。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间,他又与方还、方朝、尤依、沈用济、陈培脉、张畹、陈奎、朱受新、朱云友、洪均、周准、毛橱杞、方舟等好友结“郭北诗社”。
沈德潜少年丧母, 家境贫穷,成年后,沈德潜一方面教馆,为生活而奔波,一方面参加科举,屡试不中,境遇并不如意。但沈德潜并未放弃儒学,他一边坚持科举考试,一边勤于耕耘。沈德潜早年曾为塾师,晚年主持紫阳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不仅在诗学上给予指导,同时,利用各种机会推荐家乡才俊,如他亲自为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学生编写了《吴中七子集》,并积极向乾隆皇帝推荐;他培养的学生还有褚廷璋、张熙纯、毕沅等等,再传弟子有黄景仁等人,他们都是在诗坛极有成就者。《清史稿》记载:“乾嘉以来,诗传之广,未有若德潜者也。”
魏晋以来兴起的玄学思潮对吴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东晋以后,随着南士“朝隐”心态的萌发定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阶层所摈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士新的价值取向。这种风尚导致一些文人学士热衷于交友习文,由追求入仕参政的政治理想走向对归隐自然的人生价值的寻求。这种由于历史积淀所出现的隐逸文化心态,常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士人处于独特的人生经历或遭遇的过程中,影响十分巨大,并左右了许多士人人生道路的选择。特别是明清更替、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以及后来屡屡兴起的文字狱的时代背景下,吴地许多文人墨客在经历了人生种种遭遇、对政治灰心绝望后,淡化了入世的欲望,在无功利的精神状态下将江南诗性的古典审美精神注入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吴文化中隐逸思想的印记在沈德潜的思想深处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是能够体察到的。
沈德潜的人生是一个充满戏剧化的人生,虽然很早就以诗名为人所知,但在科举考试上并不顺利,一直到67岁才走上仕途,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不断加官封爵。这种晚达的际遇让他的人生达到了世人认为的最佳人生运行曲线,但是,前半生年复一年的科举失败让他所遭受的持续打击,所经历的尖锐的痛苦以及深刻的悲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其在《王韩起见过》中描绘的:“落魄滞江皋,三年一布袍。长贫真到骨,众论尚吹毛。”在《岁暮行》中,他发出了“终年学道成卤莽,终岁著书俱谬悠。年过四十不得志,开口且莫谈封侯”的感慨。因此,在得到“旷古未有”的际遇后,他并没有以此沾沾自喜,更没有以势压人。当年,袁枚对沈氏的学说不满,曾接连两次写《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指责他的主张,措词不能说不激烈,但沈德潜似乎一点没放在心上,也未置一词。
对于自己的后来的“际遇”,他的认识是有比较客观的,他明白自己虽然身在朝廷,为乾隆所器重,可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人才被朝廷所重用,“礼部侍郎”骨子里仅仅是一个“歌啸太平人”,读他的《偶然作》一诗“口众那能胜,身孤亦自危。穷经难济世,言事岂营私”,我们可约略感受到他对官场生活的无奈。这种对于官宦生涯本质的认识以及客观上入仕时年岁已大,让他重新思索自己的人生;思考的结果是让他思想深处的隐逸情结成了最终的主导情绪,强烈的归隐愿望便在诗歌中表现出来。
他在《遣兴》中描绘自己闲展道书阅读,从“静坐观物化,新机往而复”突然悟出了“炫长斯见短,希荣乃得辱。入世戒有为,养性在无欲”。在《题静默上人照》中他写道:“静坐圆蒲万虑忘,一弹指项悟沧桑。世间事事消磨尽,只有松风意味长。”出世的思想在两首诗歌中处处可见。在《寄周迂村》中沈德潜也表达了“何日随君还故业,一蓑烟雨课耕犁”的愿望,在《寄尤卧鹤》中他希望自己如尤卧鹤一样,也能“学得参军善闭关,何须云卧入空山”,表示“感君劝我归荷屋,互把新诗细订删”。并对归隐后生活以及心理状态进行了描绘:“ 时看草木,朋旧托樵渔”、“机心久忘却,争 任群狙。”在《过陈亦韩山居》中诗人表明自己“岂轻人爵荣,习静自成癖”的人生态度。《追和陈月巢赠行诗卷》一诗由陈月巢“掉头离京师,相招有岩壑。十载违故乡,恐负山灵诺”联想到“予亦漫浪人,入世费斟酌”。
可见,对于出世、入世,诗人是一直存在着矛盾的心态。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有《王右丞维饭僧》、《王右丞寻僧》这样对王维的直接描写,还在《过学山园》、《生田王氏幽居》等许多诗歌里出现了“辋川墅”的意象,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沈德潜对于王维由入仕走向归隐的人生道路的向往。所以,从乾隆十三年开始,沈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多次请辞后,于乾隆十四年六月,七十七岁的沈德潜终于辞官回归故里。其《七十咏怀》诗云:“鸟影匆匆过,蹉跎七十年。童心仍少岁,耄学愧前贤。”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关心民生、在学术上不倦追求的谦逊老者形象,他“滑稽吾未敢,秉烛继余晖”。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是充满自信:“行藏中自忖,不用问 簿。”对于自己不能为国家分忧,不能为民造福,感到“俯仰愧安饱”。
苏州地区“吴趋美风土,灵秀天所钟……文章实渊薮,岂唯财赋雄”,民风淳朴:“地远人俗淳,言语心无计。”山川蔚秀,灵淑所钟:“朱楼隐垂杨,绿鸭眠芳草。他乡佳景多,那似江南好。”吴地不仅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更有精工雕琢的山水园林,形成了独特的园林文化。这些灵秀旖旎的柔山秀水、园林小筑,使人心情宁静,流露于文人墨客的笔下,也使苏州作家的文风普遍比较和平,少有激烈之语。苏州山水的“默助之功”让沈德潜养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不仅让读者能从中看到潜涵着的江南吴地地域文化习俗以及艺术传统的历史积淀,而且也产生大量思乡的愁绪。
在沈德潜的笔下还有家乡山清水秀的景色描绘,如“枫岸叶初下,遥天水欲波;三高祠畔过,摇落意如何?”的萧瑟;白公堤周围“人家临水花为市,僧舍沿山石作梯。弱柳似随歌扇拂,好莺偏傍舞筵啼,讨春年少情难尽,不许亭亭日色低”的春光明媚;更有闲适的农家生活的记述:“农夫非高尚,养拙依田庐。榆柳覆茅屋,绿荫映前除。闲引月下泉,灌我畦中蔬。”这样的田园生活,让人感慨万千:“何须解文翰,聊看农家书。即此百年内,身心常晏如。”故乡人们知足常乐的生存状态也让沈德潜津津乐道:“家计依田畴,播种毋感慢。贫贱寡所欲,饱腹仰藜苋。”“归来饮美酒,暂令容颜好。”“子孙世为农,吾族自无患。”面对这样的故乡,沈德潜常年在外怎么能够释怀,因此,在沈德潜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如《忆故乡风景》“野花作雪柳吹绵,记得江乡三月天。闲向合流庵里坐,雨前茶煮白云泉”等怀乡曲。
长期以来,吴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积淀深厚、个性明晰的“尚文重教”社会文化。心理学认为:文化实际上影响着人们人格的每个方面,人们选择追求的目标和如何努力实现它们都受着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深入地考察沈德潜,必须看到吴地地域性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力对于他的成长及其文学活动与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
[2] 《范文正集》(卷九),《上吕相公并呈中承诺目》(知苏州时) 四部从刊本。
[3] 钱杭、承载:《17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屈大均:《赠别吴门朱雪鸿》(之十)。
[5]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一卷三十),《听松庐诗话》,明文书局,1981年。
[6] 沈德潜:《南徐寓中作歌六首》,《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7] 顾诒禄:《沈归愚自订年谱序》,《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一)。
[8] 沈德潜:《生田王氏幽居》,《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9] 沈德潜:《吴趋行》,《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10] 沈德潜:《江南曲寄曾叶生》,《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三)。
[11] 沈德潜:《赋得枫落吴江冷》,《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六)。
[12] 沈德潜:《白堤春兴》,《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六)
[13] 沈德潜:《田家》,《沈归愚诗文全集》(清乾隆刻本·卷六)。
作者简介:王妍,女,1968—,江苏盐城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