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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关系到如何估价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绝不仅仅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不仅仅是为辩证法乃至整个哲学找到了坚实可靠的本体论基础——作为人的始源性生命活动的实践。马克思所要“颠倒”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使现存的事物显得光彩”的“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是它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改变”，从而要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否定的辩证法改造为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批判、革命的力量。这才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
关键词：辩证法；“颠倒”；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
中图分类号：C811，02／B8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2—0001—0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关于“辩证法”的阐述，既是马克思对于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的辩证法的最集中的论述，也是学界理解和阐发马克思辩证法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这篇跋文中，着重区别了他的“辩证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成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并进一步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马克思在这里为表述问题简洁、通俗起见，用了“倒立着”、“倒过来”的形象说法，于是引发了直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没有完结的对这个“倒过来”的理解问题。本文也从这里切入，试阐发一点自己的理解。
一
对这个“倒过来”影响最深远，也最通俗易懂的解释，是被学界称为“自然主义范式”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是把黑格尔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移植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与其相联系的观点还有，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神秘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挽救和保留了他体系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而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遗憾的是他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孩(辩证法)一起倒掉了；因此，也可以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的结合。这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关系的理解，这种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明显具有简单化、外在化、庸俗化的弊端，它已经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并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理解所蕴涵的哲学观上的“前康德”的局限性，以及本体论上的知性实体论的本质。按照这样的解释，辩证法完全变成了与“哲学基本问题”无关的东西，可以外在地把它拼接在各种“世界观”之上，而辩证法本身也就变成了“离开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具有最大普适性的对象性理论”，甚至蜕变为“实例的总和”。
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对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改变和实质性的推进。一般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不是简单地把辩证法归还给“客观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认为辩证法奠基于人类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实践”(感性活动)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片面强调的“能动的方面”，克服了辩证法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而且超越了“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颠倒”的本质是把辩证法确立在了作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否定性统一基础的实践之上。近年来，随着与西方哲学展开全方位的对话，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和阐发。众所周知，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作为其全部思想的逻辑并不是外在于体系的“形式”，正如列宁所说：“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决不仅仅是“颠倒”他的辩证法，而是对其整个哲学进而是对全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因为，黑格尔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专辟一节展开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也给予了这样估价，“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颠倒”的实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它被理解为是对全部哲学(包括辩证法)重新构建“本体论根基”，也就是说，它彻底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概念辩证法共同分享的形而上的、永恒在场的、绝对的、超感性的本体论基础，为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找到了坚实的、可靠的本体论基础——作为人的始源性生命活动的实践。这种对“颠倒”韵理解无疑极大张扬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理论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海德格尔在“褒扬”了马克思之后，接着又贬损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只是达到了哲学最极端的可能性。言下之义，就是说马克思还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也许这种理解的意义和认同度都会更大，但海氏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意义的最终否定，使这种理解最终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
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呢?我认为，这一“颠倒”的实质，既不是将辩证法建构在抽象的“物质”之上，也不是把它植根于“功能统一性活动”的实践，同样，也不是为辩证法重新寻求本体论的根基。如果有这样的效果，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恐怕也是附带的理论后果。因为马克思从来不关心本体论的重建，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阿尔都塞)。马克思的确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哲学”的世界，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正像马克思认为一切观念的东西都没有独立的历史一样，它们更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独立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马克思所要“颠倒”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使现存的事物显得光彩”的“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是它“尽管已有一个完全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本质上仍然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是他“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是它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改变”，从而要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否定的辩证法改造为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批判、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为“批判的武器”，但它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变成对现实“武器 的批判”。这才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
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在该节开头的部分，马克思简要说明了插入该节的原因，为什么在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之后要回过头来对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加以说明呢?这是因为“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马克思不仅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要把对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说明，“看作是一种对黑格尔所应尽的科学哲学的义务”，体现了马克思严谨而诚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像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鲍威尔之流，“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但却“一点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了。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前面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联系方法(辩证法)对旧世界内容的批判，那么，现在就应当进一步联系内容对方法本身进行反省和批判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是前面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及其基础的附录，因为他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察的过程中本身就贯穿着一种对黑格尔的批判。”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联系内容展开对“方法”的批判，又如何体现二者的内在关联的呢?总的说来，他就是要彻底“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由一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解释和辩护的学说，改造为一种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
首先，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真正的发现”，联系自己在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取得的成果，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的基础和保守主义的本质，同时，又通过黑格尔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为继后对费尔巴哈的系统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认为在“现代德国的批判”中，“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这一评价无疑高估了费尔巴哈的贡献，事实上，对旧哲学的克服是由马克思本人完成的。不过，费尔巴哈的“发现”的确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予了深刻的启发。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了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接着用自己的语言阐发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的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现和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内在的矛盾和隐含的“怪圈”，他从宗教和神学，即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也是费尔巴哈所知道的“异化”的全部内涵)出发，经过某种现实的、感性的东西中介以后，最终回到的依然是宗教和神学，只不过是“变成了思想的并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和神学。恩格斯曾深刻地把亚当·斯密看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同样，按照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他不过是哲学的路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路德的批判，其实同样适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如果说，路德是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而黑格尔甚至连这一点也没有到达，因为他的这一切都是在充满神秘色彩的概念的自我运动中实现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不仅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的出发点是从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即从“实体”这个人的本质的异化出发，最终又在“否定之否定”中回复到实现了自我理解的“实体”，即达到了自在和自为统一的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从而肯定了费尔巴哈“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的合理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崭露出了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萌芽，因为马克思认为仅仅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宗教本质是远远不够的，“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的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的光环——的批判的胚芽。”真正的批判必须指向那个产生“颠倒的世界意识”的“颠倒的世界”，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消灭”人的本质的异化。可见，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发现”一方面认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宗教、神学本质，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去拯救和重新发现被黑格尔保守主义所窒息的“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立足在自己已经确立的理论基点上，进一步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为最终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扫清理论的迷雾和障碍。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没有把《逻辑学》或者《哲学全书》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没有把自己置于黑格尔精心编织的使人如堕五里云雾的概念之网中，而是“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现象学》开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有双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人，即本质异化的人出发，而是从异化的人的本质出发，亦即从抽象的思维出发，“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也就是说，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本身是非批判的，其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不是“人本身”，而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这样，本身就是作为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的哲学家，实际被当成了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异化”不过“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通俗地说，在黑格尔那里，世界的本质不是人的存在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 是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自我意识的抽象思维的对象化。因此，他只能“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所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并不是要“改变”人现实的存在方式，而只是要对现实的人何以可能作出“解释”，因为，在他那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因此，就决定了他的第二个错误，那就是，“对于人的已经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其次，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马克思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黑格尔这一思想所包含的积极意义，认为“《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另一方面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为了从理论上指证其思想的虚妄性和无根性，并为其寻求更加坚实的理论根基，而是为了揭露黑格尔辩证法本质上的“非批判性”，从而挽救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质，从而完成对辩证法性质和功能的“颠倒”。
三
在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局限，并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点之后，马克思深入到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形式”的背后，既从“方法论”上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根源，又从“存在论”上敞开了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指出：“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根源，他指出：“那么，这种绝对的方法(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引者注)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黑格尔充满神秘色彩的辩证的方法，经过马克思这番解蔽之后，其作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的本质更加昭然若揭，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能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现实历史”。为此，马克思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从“方法论”推进到了“存在论”的层面，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
第一，马克思诟病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最保守的哲学”的表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指出：“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事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第二，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存在论根据。他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这并不是为了说明黑格尔具有经济学的知识，或者说其思想有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背景，而毋宁说黑格尔辩证法的“立场”与国民经济学家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就像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看成是财富的惟一源泉一样，黑格尔也充分地肯定劳动在人的自我生成中的作用，并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是，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即异化劳动的真实状况不仅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反而被它抽象的、思辨的概念遮蔽了、掩盖了。而且更为严重是，这个这样理解“劳动”的自我，“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阿多诺在挖掘黑格尔思想根源的时候，甚至将其追溯到了人的自我保护的“本性”之中。他认为，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最深刻的基础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自我保护。“对精神的神话般的敬慕不是纯粹的概念神话：它表达了一种感激之情。因为，在历史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上，一切个人只有靠社会的统一性才能生存下来”。因此，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不过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说得直白一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本质就是资产阶级所达到的关于自身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自我意识。尽管它不乏深刻和进一步发展的潜能，但和作为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的理论力量与实践力量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还存在根本的区别。
第三，马克思指证了作为《精神现象学》逻辑。结果和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核心的《逻辑学》的实质。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的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只要能够理解“货币”在资本统治条件下的现实世界中所具有的一切魔力，就不难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在抽象的精神世界中鲸吞宇宙的放荡无羁。马克思还深刻地看到，抽象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马克思所要扬弃的决非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亦即理论哲学上的“抽象”，而是要扬弃个人被抽象统治的现实，推翻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第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他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等于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既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这样“主语和谓语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具体来说，“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的本质，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最后的确证”。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马克思认为“这段议论集中了思辨的一切幻想”。“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上述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其实质是要把隐藏在“最保守的哲学”中的“批判的一切要素”拯救出来，恢复辩证法应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
关键词：辩证法；“颠倒”；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
中图分类号：C811，02／B8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2—0001—0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关于“辩证法”的阐述，既是马克思对于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的辩证法的最集中的论述，也是学界理解和阐发马克思辩证法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这篇跋文中，着重区别了他的“辩证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成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并进一步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马克思在这里为表述问题简洁、通俗起见，用了“倒立着”、“倒过来”的形象说法，于是引发了直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没有完结的对这个“倒过来”的理解问题。本文也从这里切入，试阐发一点自己的理解。
一
对这个“倒过来”影响最深远，也最通俗易懂的解释，是被学界称为“自然主义范式”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是把黑格尔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移植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与其相联系的观点还有，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神秘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挽救和保留了他体系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而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遗憾的是他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孩(辩证法)一起倒掉了；因此，也可以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的结合。这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关系的理解，这种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明显具有简单化、外在化、庸俗化的弊端，它已经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并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理解所蕴涵的哲学观上的“前康德”的局限性，以及本体论上的知性实体论的本质。按照这样的解释，辩证法完全变成了与“哲学基本问题”无关的东西，可以外在地把它拼接在各种“世界观”之上，而辩证法本身也就变成了“离开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具有最大普适性的对象性理论”，甚至蜕变为“实例的总和”。
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对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改变和实质性的推进。一般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不是简单地把辩证法归还给“客观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认为辩证法奠基于人类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实践”(感性活动)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片面强调的“能动的方面”，克服了辩证法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而且超越了“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颠倒”的本质是把辩证法确立在了作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否定性统一基础的实践之上。近年来，随着与西方哲学展开全方位的对话，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和阐发。众所周知，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作为其全部思想的逻辑并不是外在于体系的“形式”，正如列宁所说：“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决不仅仅是“颠倒”他的辩证法，而是对其整个哲学进而是对全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因为，黑格尔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专辟一节展开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也给予了这样估价，“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颠倒”的实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它被理解为是对全部哲学(包括辩证法)重新构建“本体论根基”，也就是说，它彻底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概念辩证法共同分享的形而上的、永恒在场的、绝对的、超感性的本体论基础，为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找到了坚实的、可靠的本体论基础——作为人的始源性生命活动的实践。这种对“颠倒”韵理解无疑极大张扬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理论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海德格尔在“褒扬”了马克思之后，接着又贬损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只是达到了哲学最极端的可能性。言下之义，就是说马克思还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也许这种理解的意义和认同度都会更大，但海氏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意义的最终否定，使这种理解最终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
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呢?我认为，这一“颠倒”的实质，既不是将辩证法建构在抽象的“物质”之上，也不是把它植根于“功能统一性活动”的实践，同样，也不是为辩证法重新寻求本体论的根基。如果有这样的效果，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恐怕也是附带的理论后果。因为马克思从来不关心本体论的重建，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阿尔都塞)。马克思的确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哲学”的世界，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正像马克思认为一切观念的东西都没有独立的历史一样，它们更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独立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马克思所要“颠倒”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使现存的事物显得光彩”的“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是它“尽管已有一个完全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本质上仍然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是他“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是它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改变”，从而要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否定的辩证法改造为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批判、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为“批判的武器”，但它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变成对现实“武器 的批判”。这才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
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在该节开头的部分，马克思简要说明了插入该节的原因，为什么在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之后要回过头来对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加以说明呢?这是因为“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马克思不仅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要把对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说明，“看作是一种对黑格尔所应尽的科学哲学的义务”，体现了马克思严谨而诚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像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鲍威尔之流，“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但却“一点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了。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前面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联系方法(辩证法)对旧世界内容的批判，那么，现在就应当进一步联系内容对方法本身进行反省和批判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是前面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及其基础的附录，因为他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察的过程中本身就贯穿着一种对黑格尔的批判。”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联系内容展开对“方法”的批判，又如何体现二者的内在关联的呢?总的说来，他就是要彻底“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由一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解释和辩护的学说，改造为一种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
首先，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真正的发现”，联系自己在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取得的成果，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的基础和保守主义的本质，同时，又通过黑格尔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为继后对费尔巴哈的系统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认为在“现代德国的批判”中，“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这一评价无疑高估了费尔巴哈的贡献，事实上，对旧哲学的克服是由马克思本人完成的。不过，费尔巴哈的“发现”的确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予了深刻的启发。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了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接着用自己的语言阐发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的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现和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内在的矛盾和隐含的“怪圈”，他从宗教和神学，即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也是费尔巴哈所知道的“异化”的全部内涵)出发，经过某种现实的、感性的东西中介以后，最终回到的依然是宗教和神学，只不过是“变成了思想的并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和神学。恩格斯曾深刻地把亚当·斯密看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同样，按照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他不过是哲学的路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路德的批判，其实同样适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如果说，路德是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而黑格尔甚至连这一点也没有到达，因为他的这一切都是在充满神秘色彩的概念的自我运动中实现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不仅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的出发点是从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即从“实体”这个人的本质的异化出发，最终又在“否定之否定”中回复到实现了自我理解的“实体”，即达到了自在和自为统一的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从而肯定了费尔巴哈“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的合理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崭露出了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萌芽，因为马克思认为仅仅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宗教本质是远远不够的，“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的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的光环——的批判的胚芽。”真正的批判必须指向那个产生“颠倒的世界意识”的“颠倒的世界”，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消灭”人的本质的异化。可见，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发现”一方面认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宗教、神学本质，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去拯救和重新发现被黑格尔保守主义所窒息的“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立足在自己已经确立的理论基点上，进一步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为最终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扫清理论的迷雾和障碍。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没有把《逻辑学》或者《哲学全书》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没有把自己置于黑格尔精心编织的使人如堕五里云雾的概念之网中，而是“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现象学》开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有双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人，即本质异化的人出发，而是从异化的人的本质出发，亦即从抽象的思维出发，“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也就是说，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本身是非批判的，其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不是“人本身”，而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这样，本身就是作为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的哲学家，实际被当成了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异化”不过“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通俗地说，在黑格尔那里，世界的本质不是人的存在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 是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自我意识的抽象思维的对象化。因此，他只能“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所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并不是要“改变”人现实的存在方式，而只是要对现实的人何以可能作出“解释”，因为，在他那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因此，就决定了他的第二个错误，那就是，“对于人的已经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其次，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马克思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黑格尔这一思想所包含的积极意义，认为“《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另一方面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为了从理论上指证其思想的虚妄性和无根性，并为其寻求更加坚实的理论根基，而是为了揭露黑格尔辩证法本质上的“非批判性”，从而挽救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质，从而完成对辩证法性质和功能的“颠倒”。
三
在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局限，并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点之后，马克思深入到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形式”的背后，既从“方法论”上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根源，又从“存在论”上敞开了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指出：“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根源，他指出：“那么，这种绝对的方法(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引者注)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黑格尔充满神秘色彩的辩证的方法，经过马克思这番解蔽之后，其作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的本质更加昭然若揭，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能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现实历史”。为此，马克思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从“方法论”推进到了“存在论”的层面，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
第一，马克思诟病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最保守的哲学”的表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指出：“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事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第二，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存在论根据。他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这并不是为了说明黑格尔具有经济学的知识，或者说其思想有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背景，而毋宁说黑格尔辩证法的“立场”与国民经济学家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就像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看成是财富的惟一源泉一样，黑格尔也充分地肯定劳动在人的自我生成中的作用，并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是，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即异化劳动的真实状况不仅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反而被它抽象的、思辨的概念遮蔽了、掩盖了。而且更为严重是，这个这样理解“劳动”的自我，“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阿多诺在挖掘黑格尔思想根源的时候，甚至将其追溯到了人的自我保护的“本性”之中。他认为，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最深刻的基础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自我保护。“对精神的神话般的敬慕不是纯粹的概念神话：它表达了一种感激之情。因为，在历史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上，一切个人只有靠社会的统一性才能生存下来”。因此，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不过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说得直白一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本质就是资产阶级所达到的关于自身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自我意识。尽管它不乏深刻和进一步发展的潜能，但和作为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的理论力量与实践力量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还存在根本的区别。
第三，马克思指证了作为《精神现象学》逻辑。结果和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核心的《逻辑学》的实质。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的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只要能够理解“货币”在资本统治条件下的现实世界中所具有的一切魔力，就不难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在抽象的精神世界中鲸吞宇宙的放荡无羁。马克思还深刻地看到，抽象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马克思所要扬弃的决非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亦即理论哲学上的“抽象”，而是要扬弃个人被抽象统治的现实，推翻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第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他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等于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既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这样“主语和谓语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具体来说，“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的本质，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最后的确证”。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马克思认为“这段议论集中了思辨的一切幻想”。“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上述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其实质是要把隐藏在“最保守的哲学”中的“批判的一切要素”拯救出来，恢复辩证法应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