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它成为亚洲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
　　 ２０世纪后半叶，在亚洲有两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就是新加坡。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始于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新加坡这个在１９６５年才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没有任何天然资源、面积只有６４０平方公里的国家，却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成为亚洲地区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是２０世纪民族国家体系中最大的赢家。
　　
　　开明的“强人政治”
　　
　　谈到新加坡的成功，许多人都会想到新加坡廉洁的政府、严格的法律以及高效率的工作作风。然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制度建设既非自然生成，也非一日之工。在其背后，既有公民持久的努力，更有政治决策者强烈的意志。有人将新加坡的成功归因于“强人统治”，问题是，“强人统治”在２０世纪并非新加坡独有，为何独独新加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呢？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国家生存成为首要问题。用开国总理李光耀自己的话来说，“怎么盖房子、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这一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书本里找不到新加坡现代化的模式，带着构建新加坡新制度的使命，学医出身的李光耀在就任总理三个月后，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前往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充电求知”。在哈佛期间，李光耀结识了学界各路精英，特别是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穴美国经济学家?雪、萨缪尔森（诺贝尔奖获得者）、佛农（跨国公司专家）和政治学家基辛格（后任美国国务卿）以及区域问题专家赖肖尔（日本问题专家、后任美驻日大使）和费正清（中国问题专家）等。
　　在笔者看来，李光耀的哈佛之行，有两点对于新加坡后来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一是国际视野。李光耀虽然早年留学英国，但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盛的国家。在哈佛这所学界精英会聚且与政界和商界联系密切的学府里，李光耀知道了什么是国际视野，这对后来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以及地区中的战略定位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制度选择。原本学医的李光耀来到美国，并不是要了解兴国、强国的具体科学技术，而是为了熟悉政府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的制定过程。
　　当然，我们不能将新加坡后来的发展完全归功于李光耀短暂的哈佛之行，但在亚洲国家的领袖中，像李光耀这样放下繁重的政务到哈佛进行思想交流，与学界精英建立友谊，并通过他们与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密切往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是“开明”的“强人政治”。
　　
　　“国家资本主义”和“儒家资本主义”
　　
　　新加坡成功的第二个秘诀得益于其奇特的资本主义模式，有学者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
　　说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强调新加坡资本主义的“计划性”和“有序性”。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霸权在世界经济中的确立，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盛行一时。新加坡虽然选择了资本主义，但在自由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实行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新加坡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战略时面临着三个不利因素，一是资源贫乏，二是市场狭小，三是资金缺乏。尽管新加坡以转口贸易城市著称，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并没有使新加坡建立起工业基础设施，相反，大量贸易资金流入殖民者手中。新加坡惟一的优势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即地处两大洋交通要冲，又是天然优良港口，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针对这种状况，新加坡充分发挥政府在培育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经过短暂的保护国内市场、征收保护关税、对部分商品实行进口配额的进口替代战略（１９６５～１９６７）之后，于１９６７年颁布“经济扩张刺激措施法案”，实行出口导向战略；１９６８年颁布“就业法案”和“工业关系法案”，鼓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进入８０年代，实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实行自动化和电脑化，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正是在富有远见的政府的规划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海运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化国家。
　　说新加坡是“儒家资本主义”，是强调新加坡资本主义的“包容性”。在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然而，在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上，又往往过分强调效仿西方“制度”，而忽略制度建设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新加坡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却非常重视“制度”有效运转所依赖的社会。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即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泰米尔人共处一国之中，其中，华人占７０％。当时新加坡也面临着民族融合的问题，尤其表现在官方语言的选择上。但与其他国家保护或偏袒本土民族而采取强行同化政策不同的是，新加坡采取的是自然的文化同化政策。比如，新加坡采取多种语言教育制度，让公民自由选择，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同时存在于学校的教育中。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商业贸易港口城市，贸易往来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为了能让自己的子女毕业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或出国留学，各个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都鼓励自己的子女去使用英语的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这与马来西亚强调初中入学必须使用马来语完全不同。新加坡重建社会的政策体现了新加坡资本主义的“包容性”。
　　新加坡资本主义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教育政策上，而且体现在新加坡的“人才政策”上。在今天新加坡的大学（诸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和公司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专业人才到处可见，他们来到这里通过贡献自己的专业技能换取数额可观的报酬。这些人才尽管以前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专业技能获得认同，必须遵守同一个国际标准，这也促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标准的国际化大都市。
　　
　　生存危机和文明危机
　　
　　尽管新加坡在２０世纪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亚洲的第二个发达国家，但新加坡却时常有一种生存危机。这与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不无关系。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有着许多令人惊奇的举动：在积极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又单独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与邻国马来西亚为“水供”争论不休；在赞赏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却时常担心这条龙的尾巴“太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在ＳＡＲＳ肆虐期间，希望国际投资的鸡蛋多几个装到新加坡的篮子里。对于这些，新加坡政治家的解释是：新加坡太小，不这样难以生存。
　　新加坡社会也存在一种文明危机。在谈到新加坡时，许多人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因为华人占这个社会的多数。而仔细研究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后，我们会猛然意识到，新加坡的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华人虽同根同文，但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大陆华人注重“落叶归根”，而新加坡华人很少认为根在中国；为了在马来海洋中生存，新加坡通常强调自己不是华人社会；“新一代新加坡国民”政策塑造下的年轻一代华族更认同西方价值观念；新加坡的华人集中的社区不叫“唐人街”，而叫“牛车水”。新加坡也时常为这种“无根”而困惑：“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有延续了４０００年不曾间断的悠久的历史。我们这些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壤重新扎根，缺乏的正是这种自信”。
　　李光耀在１９７８年访问北京时曾自谦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支散叶。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但愿这种对中国的祝愿能够在２１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