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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了高层管理团队（TMT）认知异质性、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对决策绩效影响作用的研究假设。通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85个团队361份配对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情感自反性影响了团队成员之间信息解释的方式，有利于TMT成员更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动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因而增强了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绩效的正向影响；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鼓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声音，有利于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同时促进了TMT对外部动态复杂环境的审视，展开深度讨论，增强了决策方案与环境的匹配程度，从而强化了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绩效的正向效应。
关键词：高层管理团队；认知异质性；团队自反性；决策绩效；信息加工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23-08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Reflexivity on Decision Performances in Chinese Context
YANG Wei-zhong, GE Yu-hui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advanced six hypothe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o test, which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strategic decision performanc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reflexivity and task reflexivity on the relationships. The patterning data of 361 leader-top managers from 85 teams in Chinese High-tech companies we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decision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Social reflexivity can affect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to explain, promotes the TMT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viewpoints and automatically participate the decision making, and therefore enhanc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decision outcomes. High task reflexivity allows different ideas and voices and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improves TMT to review the external dynamic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employs depth reflection, and therefore strengthens the match of the alternativ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decision outcomes.
Key words:top management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team reflexivity; decision performanc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1 引言
现代企业正面临着日益复杂和快速多变的经营环境，对高层管理团队(TMT)的战略决策效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战略决策的失误往往给企业带来全局性和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的过程，涉及组织内外的大量因素，面临信息收集、信息放弃、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各种冲突［1,2］。
自Hambrick 和 Mason 提出TMT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是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3］，关于这些特征变量对战略决策的影响研究成为焦点，其中，TMT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的异质性与战略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和任期等特征变量的异质性对战略决策产生影响关系并不稳定，甚至产生相反的观点，这就造成了“组织特征黑箱”问题［4］。Kilduff 等认为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是由于这些特征变量的客观测量结果并不能反映TMT成员内在的认知特征［5］，即使TMT成员有相似的工作经验背景或学历，但对于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却常常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认知异质性往往代替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异质性被用来探讨决策绩效。从直觉上看，认知异质性有利于为战略决策制定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因而可提高决策绩效［5,6］。但是，有学者并不认同此观点。有实证研究发现，TMT认知异质性不利于决策的理解和及其延展性［7］。尽管认知异质性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但极易产生信息模糊和成员的挫败感［8］，同时会导致TMT成员间的情感冲突，这种紧张关系使团队成员不能敞开心扉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从而有害于决策绩效［9,10］。Olson 等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中，受限于集体主义，讲究和谐和面子问题，以及对不确定性规避等因素，TMT异质性与决策绩效有强烈的负相关关系［11］。
究其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本研究认为尽管TMT认知异质性能够提供与决策背景相关的多样化信息，但是，从信息加工理论上看，多样化的信息能否引出和信息加工后是否有效才是影响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关键。团队自反性为本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发现自反性是团队关注环境并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关键所在［12］，是一种重要的自主信息加工过程，能够有效地提高决策绩效［13~15］，并具有抵制情感冲突，消除团队成员紧张关系的作用［16,17］。因此，本研究试图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的关系以及团队自反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TMT认知异质性是指高层管理人员就企业战略目标持有信念、偏爱的不同程度［7］。Simons等研究发现，TMT认知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18］。Kilduff等得出结论，认知异质性程度高的团队比认知异质性低的团队更有绩效［5］。陈传明和陈松涛认为认知异质性有利于TMT有效识别环境变化并形成高水平的决策方案从而使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动态适配［19］。
认知异质性为TMT在战略决策中发现机会和危险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包括发现和认识更多的新问题，为同一问题提供不同的观点以及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案［8］。Weick, Kiesler和Sproull以及Bartunek等认为单个高层管理者的认知被认为具有一定局限性，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之一是个体认知所涉及的“面不够宽”的问题，且这种由于“视野狭隘”所带来的问题，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20~22］。所谓的“视野狭隘”，用认知领域的术语来说就是“欠多样化的知识结构”。Mcnamara等发现认知异质性可以提高TMT整体认知结构的复杂度，包括信息分类的数量和每一分类中信息储备的数量［23］。按照Ashby的必要多样性定律（Requisite Variety）逻辑，更加多样化的结构通常更有助于实现复杂、多变环境条件下的“最优”信息加工［24］。由于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往往需要处理复杂的、模糊的、多样化的信息。从这个视角上看，高程度的TMT认知异质性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
另一方面，由于TMT认知异质性能够为战略决策制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和决策方案，从而使得团队成员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对多样化的信息进行甄别和加工［25］。这种深度参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与对战略决策结果情感上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26］。此外，由于TMT认知异质性，最后所形成的决策方案一般是综合团队成员的各种观点、立场和利益，并做出妥协的结果，即使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也至少能够在保证企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照顾到尽可能多的团队成员的利益，从而提高了团队成员的平均满意度水平。基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TMT认知异质性对战略决策质量产生正向效应。
H2 TMT认知异质性对战略决策满意度产生正向效应。
尽管TMT异质性被认为对战略决策质量和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本研究认为，TMT认知异质性是提高战略决策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认知涉及个人感知、筛选和概念化信息的方式，是属于个体内在的东西。认知异质性程度高的团队可能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团队成员不可能或者不愿意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相反地，认知异质性程度低的团队成员却能够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最终的决策绩效不一定高。影响TMT异质性在战略决策中的功效因此要考虑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和信息加工水平这两个因素，而团队自反性为TMT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和信息加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本研究将TMT自反性分为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两个维度来考察其对TMT异质性与战略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
情感自反性是指团队成员处理情感冲突的能力，彼此互相关爱、关注成员个人成长以及成员幸福感的程度［16］。尽管提高战略决策绩效是企业战略决策的终极目标，但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和谐，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27］。对于情感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团队成员更能够接受有异于自己的意见，因为高情感自反性使得团队成员不太容易把建设性的观点视为挑衅，而更倾向于视不同的意见为发自内心真诚的观点，而非带有幕后动机，或者蓄意的个人攻击行为［28］。因此，出于战略决策对企业生存的攸关性，及决策成员所要承当的责任与风险，在高情感自反性团队中的TMT成员更勇于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积极参与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充分发挥TMT认知异质性的功效，为提高战略决策质量和满意度而努力。
在面对任务复杂而外部环境动荡时，任务自反性被认为是团队关注环境并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关键所在［29,30］。任务自反性高的团队更关注任务本身，鼓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声音［31］，因此有利于多样化信息的引出。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能够对多样化的信息实现有效加工，并为其提供导向以便协调组织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很多学者认为，任务自反性是团队在决策中产生动机去识别、讨论、减少错误和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团队主动信息加工方式［13,14］。这种主动的信息加工使得决策内容更为完整、准确，为提高决策质量增加了可能性［15］。而任务自反性程度低的团队往往在信息论证上不充分，反思也不彻底，深受启发式线索(Heuristic Cues)的影响，因此极易造成决策质量不高等问题［32,33］。另一方面，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任务自反性与团队成员的决策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16,12,34］。TMT任务自反性越高，团队成员则更多地参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从而提高了决策满意度。基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情感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质量关系，以致高情感自反性比低情感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
H4 情感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满意度关系，以致高情感自反性比低情感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H5 任务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质量关系，以致高任务自反性比低任务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H6 任务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满意度关系，以致高任务自反性比低任务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取自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份的部分城市的85个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团队。首先，向企业负责人发放960份调查，要求回答最近一次企业领导班子商讨战略决策的时间和主题，并确认此次战略决策制定的参与人员及联系方式，221份问卷有返回，其中96家企业负责人婉言拒绝参与，125份调查问卷有效，有效率为13%。其次，向负责人所确定的683位经理人发放调查问卷，并要求经理人回忆负责人所指定的最近一次公司领导班子商讨战略决策的情况并据此答复相关问题。683份问卷中共收回296份，回收率为43%，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276份为有效问卷，分别来自于85个企业。因此，加上企业负责人数, 最后得到有效的团队负责人—经理人匹配问卷共计361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明，这次调查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88.4%和11.6%；年龄以30~40岁（46.8%）为主，其次是41~50岁年龄段（32.7%），50岁以上占18.5%；员工以本科学历及以上为主（57.6%），其次是大专学历（28.4%），高中、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占14%；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限为4.7年，标准差为2.78。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情感自反性，任务自反性、TMT认知异质性、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为主变量，组织冗余和团队人数为控制变量。除团队人数外，每个变量下设若干题项，共23个题项，如表1所示，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1 代表“强烈不同意”，4 代表“不能判断”，7 代表“强烈同意”。主变量表Cronbach’s α的值均超过0.70，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内部一致性良好。如表2所示，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基本模型（5因子模型）比其他嵌套关系（Nested Models）的拟合效果都要好。这个表明，本研究中的5个变量具有判别效度，设置合理。组织冗余的测量主要是基于Sanchez的研究［35］，Cronbach’s α值为0.80。
对于个体测量是否可以聚合到团队层面，本研究采用组内一致性系数Rwg(J)，跨级相关系数ICC(1)和ICC(2)，以及ICC(1)的F统计量来判定，如表1所示。85个团队在组织冗余、情感自反性、任务自反性、TMT认知异质性、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6个变量的Rwg(J)平均值分别为0.94，0.92，0.89，0.88，0.93和0.85，且Rwg(J)最小值都大于0.60这个极限值，说明变量具有良好的组内一致性水平。ICC(1)为检验团队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组间差异，ICC(2)为检验团队平均数的信度［36,37］。如表1所示，ICC(1)和ICC(2)的值分别大于James给出的经验标准值0.05和0.5［38］， F统计量均大于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的组间变动均显著高于组内变动。因此，本研究中的6个变量可以聚合到团队层面。
4 结果分析
表3为各变量聚合后的团队层面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各变量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8，Tsui等认为0.75是多重共线性问题的阈值［39］，因而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决策质量和情感自反性（r=0.38,p＜0.01）、任务自反性（r=0.39,p＜0.05）、TMT认知异质性显著正向关（r=0.58,p＜0.01）。决策满意度和情感自反性（r=0.56,p＜0.05）、任务自反性（r=0.47）、TMT认知异质性显著正向关（r=0.15,p＜0.001）。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之间也呈正向相关关系（r=0.15,p＜0.05）。
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的检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而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在TMT认知异质性和决策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是由多元调节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在检验调节效应过程中，为尽量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乘积项是经TMT认知异质性、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中心化后再相乘获得，并作为检验调节效应的变量。表4为模型分析结果，包含4个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为进一步考察调节效应，将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的团队层面数据以中间值为界限分为低情感自反性（AR＜4.67）、高情感自反性(AR4.67)、低任务自反性(TR＜4.75）和高任务自反性(TR4.75)，分别检验在这4种的状态下，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绩效的影响效应。
如表4所示，模型Ⅰ和模型Ⅲ表明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β=0.16,p＜0.05）和决策满意度（β=0.12,p＜0.00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且预测变量至少能够分别解释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38%（F=7.76,p＜0.05）和28%（F=8.87,p＜0.01）的变化。因此，H1和H2得到支持。
模型Ⅱ中乘积项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达到0.13(p＜0.01)和0.19(p＜0.001)，说明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都可以增加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同时模型Ⅱ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F=9.53,p＜0.05），所有预测变量至少能够解释决策质量46%的变化，比模型Ⅰ在解释决策质量变化上增加8%(ΔF=10.77,p＜0.001)。图1进一步说明了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质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在情感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不显著（b=0.05,p＜0.001），但在高情感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36,p＜0.01）。在任务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不显著（b=0.09,p＜0.001），但在高任务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有强烈的正向影响（b=0.48,p＜0.05）。总体上，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都对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调节作用，且情感自反性程度高比情感自反性程度低更增强这种关系强度，任务自反性程度高比任务自反性程度低也更增强这种关系强度。因此，H3和H5得到支持。
在包括乘积项的情况下，模型Ⅳ比模型Ⅲ在解释决策满意度变化上增加了17%(ΔF=11.05,p＜0.001)。中心化后的TMT认知异质性与情感自反性、任务自反性乘积项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达到0.18(p＜0.01)和0.15(p＜0.05)，说明调节效应显著(F=10.92,p＜0.01)。图2表明，在情感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b=-0.08,p＜0.05），但在高情感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48,p＜0.001）。在任务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b=-0.03,p＜0.01），但在高任务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有强烈的正向影响（b=0.43,p＜0.05）。图2和模型Ⅳ表明情感自反性高比情感自反性低更增强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而任务自反性也有相似的作用效果。因此，H4和H6得到支持。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经理人及其领导为配对样本，探讨了TMT认知异质性和团队自反性（包括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对战略决策绩效的影响机制。首先，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系列假设（H1,H2,H3,H4,H5 & H6）。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部分结构变量的量表参考西方研究文献，因此，通过前期的半结构访谈对量表进行了修正和调整，以便适应对中国文化情景下的企业研究。然后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检验了结构变量的信度与判断效度，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和多元调节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证实或证伪检验。这一研究有以下结论与管理启示。
（1）与Olson等［11］认为中国企业TMT认知异质性有害于决策绩效的研究结论不同，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都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H1 & H2得到支持。按照必要多样性定律的逻辑，TMT认知异质性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有助于实现决策方案与复杂、多变环境相匹配，因此，对于复杂、环境不确定性特点的战略决策制定，高程度的TMT认知异质性显得尤为珍贵。
（2）情感自反性对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情感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中，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的相关关系较强，而在情感自反性程度低的团队中，两者的相关关系较弱，H3 & H4得到支持。从信息论上看，情感自反性影响了团队成员之间信息解释的方式，高情感自反性有利于提升TMT成员积极的一面，使之更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动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在管理实践上，应加强成员间的情感投资和人际关系以及向心力的培养，同时应避免情感冲突的发生，通过增强成员属于群体身份的认同和成员间有效沟通，以及关注成员的幸福感和个人成长，形成成员间的归属感和成员对组织的承诺。
（3）任务自反性对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中，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的相关关系较强，而在任务自反性程度低的团队中，两者的相关关系较弱，H5 & H6得到支持。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更关注任务本身，鼓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声音，因此有利于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另一方面，从信息加工理论上看，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TMT足够重视对外部动态复杂环境的审视，展开公开反思，为多样化的信息加工提供导向，获得最优信息加工，从而增强了与环境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匹配程度。在管理实践上，应重视不同意见，鼓励建设性争论，通过多方激荡和质疑去除思考死角，加强企业目标和环境的审视，找到最佳决策方案。
本研究将TMT认知异质性与团队自反性理论结合，探索TMT战略决策时团队自反性如何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企业战略决策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一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过程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增强了对团队内部过程的认识，丰富了TMT理论。另一方面，对TMT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与战略决策绩效之间展开深入的研究，挖掘TMT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的作用机制，为帮助企业领导利用团队认知异质性的功效，进而提高TMT战略决策绩效和团队效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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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层管理团队；认知异质性；团队自反性；决策绩效；信息加工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23-08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Reflexivity on Decision Performances in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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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advanced six hypothe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o test, which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strategic decision performanc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reflexivity and task reflexivity on the relationships. The patterning data of 361 leader-top managers from 85 teams in Chinese High-tech companies we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decision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Social reflexivity can affect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to explain, promotes the TMT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viewpoints and automatically participate the decision making, and therefore enhanc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decision outcomes. High task reflexivity allows different ideas and voices and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improves TMT to review the external dynamic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employs depth reflection, and therefore strengthens the match of the alternativ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decision outcomes.
Key words:top management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team reflexivity; decision performanc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1 引言
现代企业正面临着日益复杂和快速多变的经营环境，对高层管理团队(TMT)的战略决策效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战略决策的失误往往给企业带来全局性和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的过程，涉及组织内外的大量因素，面临信息收集、信息放弃、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各种冲突［1,2］。
自Hambrick 和 Mason 提出TMT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是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3］，关于这些特征变量对战略决策的影响研究成为焦点，其中，TMT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的异质性与战略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和任期等特征变量的异质性对战略决策产生影响关系并不稳定，甚至产生相反的观点，这就造成了“组织特征黑箱”问题［4］。Kilduff 等认为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是由于这些特征变量的客观测量结果并不能反映TMT成员内在的认知特征［5］，即使TMT成员有相似的工作经验背景或学历，但对于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却常常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认知异质性往往代替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异质性被用来探讨决策绩效。从直觉上看，认知异质性有利于为战略决策制定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因而可提高决策绩效［5,6］。但是，有学者并不认同此观点。有实证研究发现，TMT认知异质性不利于决策的理解和及其延展性［7］。尽管认知异质性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但极易产生信息模糊和成员的挫败感［8］，同时会导致TMT成员间的情感冲突，这种紧张关系使团队成员不能敞开心扉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从而有害于决策绩效［9,10］。Olson 等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中，受限于集体主义，讲究和谐和面子问题，以及对不确定性规避等因素，TMT异质性与决策绩效有强烈的负相关关系［11］。
究其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本研究认为尽管TMT认知异质性能够提供与决策背景相关的多样化信息，但是，从信息加工理论上看，多样化的信息能否引出和信息加工后是否有效才是影响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关键。团队自反性为本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发现自反性是团队关注环境并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关键所在［12］，是一种重要的自主信息加工过程，能够有效地提高决策绩效［13~15］，并具有抵制情感冲突，消除团队成员紧张关系的作用［16,17］。因此，本研究试图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的关系以及团队自反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TMT认知异质性是指高层管理人员就企业战略目标持有信念、偏爱的不同程度［7］。Simons等研究发现，TMT认知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18］。Kilduff等得出结论，认知异质性程度高的团队比认知异质性低的团队更有绩效［5］。陈传明和陈松涛认为认知异质性有利于TMT有效识别环境变化并形成高水平的决策方案从而使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动态适配［19］。
认知异质性为TMT在战略决策中发现机会和危险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包括发现和认识更多的新问题，为同一问题提供不同的观点以及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案［8］。Weick, Kiesler和Sproull以及Bartunek等认为单个高层管理者的认知被认为具有一定局限性，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之一是个体认知所涉及的“面不够宽”的问题，且这种由于“视野狭隘”所带来的问题，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20~22］。所谓的“视野狭隘”，用认知领域的术语来说就是“欠多样化的知识结构”。Mcnamara等发现认知异质性可以提高TMT整体认知结构的复杂度，包括信息分类的数量和每一分类中信息储备的数量［23］。按照Ashby的必要多样性定律（Requisite Variety）逻辑，更加多样化的结构通常更有助于实现复杂、多变环境条件下的“最优”信息加工［24］。由于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往往需要处理复杂的、模糊的、多样化的信息。从这个视角上看，高程度的TMT认知异质性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
另一方面，由于TMT认知异质性能够为战略决策制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和决策方案，从而使得团队成员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对多样化的信息进行甄别和加工［25］。这种深度参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与对战略决策结果情感上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26］。此外，由于TMT认知异质性，最后所形成的决策方案一般是综合团队成员的各种观点、立场和利益，并做出妥协的结果，即使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也至少能够在保证企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照顾到尽可能多的团队成员的利益，从而提高了团队成员的平均满意度水平。基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TMT认知异质性对战略决策质量产生正向效应。
H2 TMT认知异质性对战略决策满意度产生正向效应。
尽管TMT异质性被认为对战略决策质量和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本研究认为，TMT认知异质性是提高战略决策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认知涉及个人感知、筛选和概念化信息的方式，是属于个体内在的东西。认知异质性程度高的团队可能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团队成员不可能或者不愿意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相反地，认知异质性程度低的团队成员却能够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最终的决策绩效不一定高。影响TMT异质性在战略决策中的功效因此要考虑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和信息加工水平这两个因素，而团队自反性为TMT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和信息加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本研究将TMT自反性分为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两个维度来考察其对TMT异质性与战略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
情感自反性是指团队成员处理情感冲突的能力，彼此互相关爱、关注成员个人成长以及成员幸福感的程度［16］。尽管提高战略决策绩效是企业战略决策的终极目标，但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和谐，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27］。对于情感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团队成员更能够接受有异于自己的意见，因为高情感自反性使得团队成员不太容易把建设性的观点视为挑衅，而更倾向于视不同的意见为发自内心真诚的观点，而非带有幕后动机，或者蓄意的个人攻击行为［28］。因此，出于战略决策对企业生存的攸关性，及决策成员所要承当的责任与风险，在高情感自反性团队中的TMT成员更勇于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积极参与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充分发挥TMT认知异质性的功效，为提高战略决策质量和满意度而努力。
在面对任务复杂而外部环境动荡时，任务自反性被认为是团队关注环境并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关键所在［29,30］。任务自反性高的团队更关注任务本身，鼓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声音［31］，因此有利于多样化信息的引出。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能够对多样化的信息实现有效加工，并为其提供导向以便协调组织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很多学者认为，任务自反性是团队在决策中产生动机去识别、讨论、减少错误和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团队主动信息加工方式［13,14］。这种主动的信息加工使得决策内容更为完整、准确，为提高决策质量增加了可能性［15］。而任务自反性程度低的团队往往在信息论证上不充分，反思也不彻底，深受启发式线索(Heuristic Cues)的影响，因此极易造成决策质量不高等问题［32,33］。另一方面，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任务自反性与团队成员的决策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16,12,34］。TMT任务自反性越高，团队成员则更多地参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从而提高了决策满意度。基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情感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质量关系，以致高情感自反性比低情感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
H4 情感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满意度关系，以致高情感自反性比低情感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H5 任务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质量关系，以致高任务自反性比低任务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H6 任务自反性将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满意度关系，以致高任务自反性比低任务自反性更增强这种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取自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份的部分城市的85个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团队。首先，向企业负责人发放960份调查，要求回答最近一次企业领导班子商讨战略决策的时间和主题，并确认此次战略决策制定的参与人员及联系方式，221份问卷有返回，其中96家企业负责人婉言拒绝参与，125份调查问卷有效，有效率为13%。其次，向负责人所确定的683位经理人发放调查问卷，并要求经理人回忆负责人所指定的最近一次公司领导班子商讨战略决策的情况并据此答复相关问题。683份问卷中共收回296份，回收率为43%，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276份为有效问卷，分别来自于85个企业。因此，加上企业负责人数, 最后得到有效的团队负责人—经理人匹配问卷共计361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明，这次调查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88.4%和11.6%；年龄以30~40岁（46.8%）为主，其次是41~50岁年龄段（32.7%），50岁以上占18.5%；员工以本科学历及以上为主（57.6%），其次是大专学历（28.4%），高中、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占14%；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限为4.7年，标准差为2.78。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情感自反性，任务自反性、TMT认知异质性、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为主变量，组织冗余和团队人数为控制变量。除团队人数外，每个变量下设若干题项，共23个题项，如表1所示，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1 代表“强烈不同意”，4 代表“不能判断”，7 代表“强烈同意”。主变量表Cronbach’s α的值均超过0.70，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内部一致性良好。如表2所示，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基本模型（5因子模型）比其他嵌套关系（Nested Models）的拟合效果都要好。这个表明，本研究中的5个变量具有判别效度，设置合理。组织冗余的测量主要是基于Sanchez的研究［35］，Cronbach’s α值为0.80。
对于个体测量是否可以聚合到团队层面，本研究采用组内一致性系数Rwg(J)，跨级相关系数ICC(1)和ICC(2)，以及ICC(1)的F统计量来判定，如表1所示。85个团队在组织冗余、情感自反性、任务自反性、TMT认知异质性、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6个变量的Rwg(J)平均值分别为0.94，0.92，0.89，0.88，0.93和0.85，且Rwg(J)最小值都大于0.60这个极限值，说明变量具有良好的组内一致性水平。ICC(1)为检验团队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组间差异，ICC(2)为检验团队平均数的信度［36,37］。如表1所示，ICC(1)和ICC(2)的值分别大于James给出的经验标准值0.05和0.5［38］， F统计量均大于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的组间变动均显著高于组内变动。因此，本研究中的6个变量可以聚合到团队层面。
4 结果分析
表3为各变量聚合后的团队层面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各变量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8，Tsui等认为0.75是多重共线性问题的阈值［39］，因而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决策质量和情感自反性（r=0.38,p＜0.01）、任务自反性（r=0.39,p＜0.05）、TMT认知异质性显著正向关（r=0.58,p＜0.01）。决策满意度和情感自反性（r=0.56,p＜0.05）、任务自反性（r=0.47）、TMT认知异质性显著正向关（r=0.15,p＜0.001）。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之间也呈正向相关关系（r=0.15,p＜0.05）。
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的检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而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在TMT认知异质性和决策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是由多元调节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在检验调节效应过程中，为尽量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乘积项是经TMT认知异质性、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中心化后再相乘获得，并作为检验调节效应的变量。表4为模型分析结果，包含4个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为进一步考察调节效应，将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的团队层面数据以中间值为界限分为低情感自反性（AR＜4.67）、高情感自反性(AR4.67)、低任务自反性(TR＜4.75）和高任务自反性(TR4.75)，分别检验在这4种的状态下，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绩效的影响效应。
如表4所示，模型Ⅰ和模型Ⅲ表明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β=0.16,p＜0.05）和决策满意度（β=0.12,p＜0.00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且预测变量至少能够分别解释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38%（F=7.76,p＜0.05）和28%（F=8.87,p＜0.01）的变化。因此，H1和H2得到支持。
模型Ⅱ中乘积项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达到0.13(p＜0.01)和0.19(p＜0.001)，说明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都可以增加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同时模型Ⅱ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F=9.53,p＜0.05），所有预测变量至少能够解释决策质量46%的变化，比模型Ⅰ在解释决策质量变化上增加8%(ΔF=10.77,p＜0.001)。图1进一步说明了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质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在情感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不显著（b=0.05,p＜0.001），但在高情感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36,p＜0.01）。在任务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不显著（b=0.09,p＜0.001），但在高任务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有强烈的正向影响（b=0.48,p＜0.05）。总体上，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都对TMT异质性对决策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调节作用，且情感自反性程度高比情感自反性程度低更增强这种关系强度，任务自反性程度高比任务自反性程度低也更增强这种关系强度。因此，H3和H5得到支持。
在包括乘积项的情况下，模型Ⅳ比模型Ⅲ在解释决策满意度变化上增加了17%(ΔF=11.05,p＜0.001)。中心化后的TMT认知异质性与情感自反性、任务自反性乘积项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达到0.18(p＜0.01)和0.15(p＜0.05)，说明调节效应显著(F=10.92,p＜0.01)。图2表明，在情感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b=-0.08,p＜0.05），但在高情感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48,p＜0.001）。在任务自反性程度低时，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b=-0.03,p＜0.01），但在高任务自反性条件下，TMT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有强烈的正向影响（b=0.43,p＜0.05）。图2和模型Ⅳ表明情感自反性高比情感自反性低更增强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而任务自反性也有相似的作用效果。因此，H4和H6得到支持。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经理人及其领导为配对样本，探讨了TMT认知异质性和团队自反性（包括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对战略决策绩效的影响机制。首先，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系列假设（H1,H2,H3,H4,H5 & H6）。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部分结构变量的量表参考西方研究文献，因此，通过前期的半结构访谈对量表进行了修正和调整，以便适应对中国文化情景下的企业研究。然后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检验了结构变量的信度与判断效度，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和多元调节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证实或证伪检验。这一研究有以下结论与管理启示。
（1）与Olson等［11］认为中国企业TMT认知异质性有害于决策绩效的研究结论不同，TMT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都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H1 & H2得到支持。按照必要多样性定律的逻辑，TMT认知异质性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有助于实现决策方案与复杂、多变环境相匹配，因此，对于复杂、环境不确定性特点的战略决策制定，高程度的TMT认知异质性显得尤为珍贵。
（2）情感自反性对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情感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中，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的相关关系较强，而在情感自反性程度低的团队中，两者的相关关系较弱，H3 & H4得到支持。从信息论上看，情感自反性影响了团队成员之间信息解释的方式，高情感自反性有利于提升TMT成员积极的一面，使之更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动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在管理实践上，应加强成员间的情感投资和人际关系以及向心力的培养，同时应避免情感冲突的发生，通过增强成员属于群体身份的认同和成员间有效沟通，以及关注成员的幸福感和个人成长，形成成员间的归属感和成员对组织的承诺。
（3）任务自反性对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中，TMT认知异质性与决策绩效的相关关系较强，而在任务自反性程度低的团队中，两者的相关关系较弱，H5 & H6得到支持。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团队更关注任务本身，鼓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声音，因此有利于多样化信息的引出。另一方面，从信息加工理论上看，任务自反性程度高的TMT足够重视对外部动态复杂环境的审视，展开公开反思，为多样化的信息加工提供导向，获得最优信息加工，从而增强了与环境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匹配程度。在管理实践上，应重视不同意见，鼓励建设性争论，通过多方激荡和质疑去除思考死角，加强企业目标和环境的审视，找到最佳决策方案。
本研究将TMT认知异质性与团队自反性理论结合，探索TMT战略决策时团队自反性如何调节TMT认知异质性与企业战略决策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一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过程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增强了对团队内部过程的认识，丰富了TMT理论。另一方面，对TMT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与战略决策绩效之间展开深入的研究，挖掘TMT情感自反性和任务自反性的作用机制，为帮助企业领导利用团队认知异质性的功效，进而提高TMT战略决策绩效和团队效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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