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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并不是艺术的精髓。它只是三道贩子，既非创作也非表演，它的诞生只是为了比人们丢弃花束或者对着路过的仪仗呕吐先知先觉一步而已。
糟糕的评论家从来不会短缺，中场休息时他们总是在中庭里被一群小助理围着，趾高气扬。好的评论家则为艺术的日渐式微而忧心忡忡，总是坐在酒吧最角落处独饮消愁。伟大的评论家知道躲避谄媚者和兴奋剂。他们卓尔不群，不论对错与否，总是在重新估量他们时代的艺术。
两位最优雅的评论家已经离开人世了。一位是为《旗帜晚报》写了四十四年电影评论的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他是最可信的观察者，也是最有风格的作者。整整三代读者在沃克的判断力的启蒙下走过了晦暗的长廊。当他开始写评论时，电影只被礼貌地称为一种娱乐，而不是登堂入室的艺术形式。当他七十三岁去世时，电影已经被公认为是现代的首要艺术。电影地位的提高，多多少少要归功于沃克福音传道般的激情和他那压倒一切的信念。
哈罗德·勋伯格（Harold Schonberg）于八十七岁高龄在纽约逝世，他从1960到1980年是《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人，之后撰写文化类散文。他走马上任的时候，正是古典音乐的鼎盛时期。莱昂纳德·伯恩斯坦让一脸渴望的孩子们挤满了卡内基大厅，斯特拉文斯基拥抱无调性，重建派作曲家的新浪潮打破了所有的传统习俗。当哈罗德退休时，他的艺术领域又被重新指派为“古典”，被主流抛弃。
然而这毫不影响哈罗德的批评成就。我还记得他在该趋势露头几年前就已经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的音乐会不提起精神与时俱进就会进入衰退。圣佩甫（Sainte-Beuve）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最显赫的文学批评家，他曾说过评论家“是比其他人早五分钟看出门道的人”。勋伯格有时比别人早五年，有时却像光年般滞后。在伯恩斯坦的整个黄金年代，勋伯格攻击他为纽约爱乐设计的曲目，还讽刺古尔德的钢琴演奏。哈罗德在完全错误的时候文字最有可读性，然而他的判词也很快就变得无关紧要——伯恩斯坦名垂青史，哈罗德成了包鱼纸。然而只要伯恩斯坦的光环还在，哈罗德的刺耳评论就依然会激起火花。
沃克同样是电影堕落的编年记录者。1974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好莱坞英格兰》（Hollywood England），是对英国勃兴的电影业的乐观记述。等到他去世时，已经见证了该产业消亡的三分之二的历史。没什么能比行尸走肉的艺术更让沃克怒发冲冠的了，而电影委员会则坐视这曾经涵盖整个英国生活的艺术逐渐萎缩成了某种脱衣狂的支流——且看《光猪六壮士》和《日历女郎》。在沃克的二十本书中，最后那本也最愤怒。勋伯格写了伟大钢琴家和指挥家的朝代史，畅销一时。他拒绝一切有音乐大人物在场的饭局，以保持必要的距离感。
我非常喜欢这两位，时不时地会思考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特别是，什么使得一个评论家成了他所评论的艺术形式的良心。基本的工作技能当然无需重复：表达清晰，记忆准确（沃克能够一口气背出上千部电影的情节和演员表），优雅的社交能力，一对开放的眼睛和耳朵为见闻一切奇观做好准备。
除了这些技能之外，严肃的实践者还会给艺术带来些特别的东西。伟大的评论家永远不会是专事一门的偏执狂。奈维尔·卡德斯（Neville Cardus）白天写板球，晚上写乐评；当代艺术权威大卫·希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保持着对道德哲学的热爱；曾经人人畏惧的百老汇屠夫克莱夫·巴恩斯（Clive Barnes）的舞技跟他的剧评一样一流；哈罗德·勋伯格开始时是个罪案记者，成天追着警车跑，他的棋艺达到冠军赛级别，在1972年菲舍尔对决苏联棋王斯帕斯基后写出了一篇名文。
沃克是1949年第一批被送往斯特拉斯堡担任临时欧洲政府公务员的人。他在慎重考虑后，决定离职去最近的电影院。但电影也并非他唯一的牵挂。任何去过他家的人都会惊异于他购买的艺术品，那一件件的毕生珍藏，加在一起已经足以呈现出二十世纪晚期英国艺术的面貌。这其中有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和布里吉特·赖利（Bridget Riley）的早期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出名、重要性却丝毫不减的艺术家的作品。
沃克坚信一个影评人必须知道比机器和明星更多的知识，特别是要给下一部两个小时大力渲染暴力和情绪的好莱坞电影加以全面合理的美学诠释时。“如果一人只知板球，那么他对板球又能知道多少？”加勒比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C. L. R·詹姆斯如是说。对其他领域知识（不论多么小众深奥）的深入了解，能够给评论家一种健康的隔离，免于过度投入的狂热，也能令他谦逊地了解自己的价值。“批评是一种偏见造就的可能性，”评论家H. L. 门肯如是说。所有伟大批评家都有一种谦卑的品质，同时还具备一种可亲的人道精神。
糟糕的评论家急于奉承或找茬；好的评论家急于在落幕前得出结论；伟大的评论家先坐定——不论是周一晚苏荷区的小工作室还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庆功夜——然后准备坠入爱河。他们可能会鄙视制作方，会质疑每一个演员的可靠度，但当灯光暗下，他们的呼吸会像初生婴儿般急促起来。他们的评语可能会达到粗暴地诽谤或诅咒的程度，影响整整一代人，然而这厌恶正是爱的迸射，即便今天失望已极，明天仍旧可以立刻收拾心情重新期待。这种爱的回音正是伟大评论家的遗产，是沃克和勋伯格的墓志铭。他们有一种无法击垮的乐观精神，一种毫不犹疑的信念，相信艺术可以拯救人类于苦难。
糟糕的评论家从来不会短缺，中场休息时他们总是在中庭里被一群小助理围着，趾高气扬。好的评论家则为艺术的日渐式微而忧心忡忡，总是坐在酒吧最角落处独饮消愁。伟大的评论家知道躲避谄媚者和兴奋剂。他们卓尔不群，不论对错与否，总是在重新估量他们时代的艺术。
两位最优雅的评论家已经离开人世了。一位是为《旗帜晚报》写了四十四年电影评论的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他是最可信的观察者，也是最有风格的作者。整整三代读者在沃克的判断力的启蒙下走过了晦暗的长廊。当他开始写评论时，电影只被礼貌地称为一种娱乐，而不是登堂入室的艺术形式。当他七十三岁去世时，电影已经被公认为是现代的首要艺术。电影地位的提高，多多少少要归功于沃克福音传道般的激情和他那压倒一切的信念。
哈罗德·勋伯格（Harold Schonberg）于八十七岁高龄在纽约逝世，他从1960到1980年是《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人，之后撰写文化类散文。他走马上任的时候，正是古典音乐的鼎盛时期。莱昂纳德·伯恩斯坦让一脸渴望的孩子们挤满了卡内基大厅，斯特拉文斯基拥抱无调性，重建派作曲家的新浪潮打破了所有的传统习俗。当哈罗德退休时，他的艺术领域又被重新指派为“古典”，被主流抛弃。
然而这毫不影响哈罗德的批评成就。我还记得他在该趋势露头几年前就已经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的音乐会不提起精神与时俱进就会进入衰退。圣佩甫（Sainte-Beuve）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最显赫的文学批评家，他曾说过评论家“是比其他人早五分钟看出门道的人”。勋伯格有时比别人早五年，有时却像光年般滞后。在伯恩斯坦的整个黄金年代，勋伯格攻击他为纽约爱乐设计的曲目，还讽刺古尔德的钢琴演奏。哈罗德在完全错误的时候文字最有可读性，然而他的判词也很快就变得无关紧要——伯恩斯坦名垂青史，哈罗德成了包鱼纸。然而只要伯恩斯坦的光环还在，哈罗德的刺耳评论就依然会激起火花。
沃克同样是电影堕落的编年记录者。1974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好莱坞英格兰》（Hollywood England），是对英国勃兴的电影业的乐观记述。等到他去世时，已经见证了该产业消亡的三分之二的历史。没什么能比行尸走肉的艺术更让沃克怒发冲冠的了，而电影委员会则坐视这曾经涵盖整个英国生活的艺术逐渐萎缩成了某种脱衣狂的支流——且看《光猪六壮士》和《日历女郎》。在沃克的二十本书中，最后那本也最愤怒。勋伯格写了伟大钢琴家和指挥家的朝代史，畅销一时。他拒绝一切有音乐大人物在场的饭局，以保持必要的距离感。
我非常喜欢这两位，时不时地会思考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特别是，什么使得一个评论家成了他所评论的艺术形式的良心。基本的工作技能当然无需重复：表达清晰，记忆准确（沃克能够一口气背出上千部电影的情节和演员表），优雅的社交能力，一对开放的眼睛和耳朵为见闻一切奇观做好准备。
除了这些技能之外，严肃的实践者还会给艺术带来些特别的东西。伟大的评论家永远不会是专事一门的偏执狂。奈维尔·卡德斯（Neville Cardus）白天写板球，晚上写乐评；当代艺术权威大卫·希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保持着对道德哲学的热爱；曾经人人畏惧的百老汇屠夫克莱夫·巴恩斯（Clive Barnes）的舞技跟他的剧评一样一流；哈罗德·勋伯格开始时是个罪案记者，成天追着警车跑，他的棋艺达到冠军赛级别，在1972年菲舍尔对决苏联棋王斯帕斯基后写出了一篇名文。
沃克是1949年第一批被送往斯特拉斯堡担任临时欧洲政府公务员的人。他在慎重考虑后，决定离职去最近的电影院。但电影也并非他唯一的牵挂。任何去过他家的人都会惊异于他购买的艺术品，那一件件的毕生珍藏，加在一起已经足以呈现出二十世纪晚期英国艺术的面貌。这其中有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和布里吉特·赖利（Bridget Riley）的早期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出名、重要性却丝毫不减的艺术家的作品。
沃克坚信一个影评人必须知道比机器和明星更多的知识，特别是要给下一部两个小时大力渲染暴力和情绪的好莱坞电影加以全面合理的美学诠释时。“如果一人只知板球，那么他对板球又能知道多少？”加勒比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C. L. R·詹姆斯如是说。对其他领域知识（不论多么小众深奥）的深入了解，能够给评论家一种健康的隔离，免于过度投入的狂热，也能令他谦逊地了解自己的价值。“批评是一种偏见造就的可能性，”评论家H. L. 门肯如是说。所有伟大批评家都有一种谦卑的品质，同时还具备一种可亲的人道精神。
糟糕的评论家急于奉承或找茬；好的评论家急于在落幕前得出结论；伟大的评论家先坐定——不论是周一晚苏荷区的小工作室还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庆功夜——然后准备坠入爱河。他们可能会鄙视制作方，会质疑每一个演员的可靠度，但当灯光暗下，他们的呼吸会像初生婴儿般急促起来。他们的评语可能会达到粗暴地诽谤或诅咒的程度，影响整整一代人，然而这厌恶正是爱的迸射，即便今天失望已极，明天仍旧可以立刻收拾心情重新期待。这种爱的回音正是伟大评论家的遗产，是沃克和勋伯格的墓志铭。他们有一种无法击垮的乐观精神，一种毫不犹疑的信念，相信艺术可以拯救人类于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