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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知道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普华永道(PWC)、德勤(DTT)、毕马威(KPMG)和安永(EY)。殊不知建国以前我国也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它们是：1918年谢霖创立的正则会计师事务所，1921年徐永祚创办的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1927年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1936年奚玉书改组成立的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其中徐永祚即是建国前上海会计师公会的创始人。
就读浙江高等学堂
徐永祚，又名玉书。1891年9月9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金石墩(后为祝场乡)。幼时，他在海宁达才学堂发蒙读书，因成绩优良，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是近代浙江第一所高等学堂。它的前身为求是书院，1901年改为求是大学堂。翌年，聂缉槼奏折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堂设高等预科、师范科，3年毕业。学堂地点在浙江仁和县东蒲场巷，今属杭州市。徐永祚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时与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是同学。
徐永祚毕业后考入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系。上海神州大学是怎样一所学堂？在《教育学大辞典》没有收录。笔者只是在整理《方椒伯与上海总商会》一文中得知，北洋政府期间，民国法律学校被袁世凯封闭。袁世凯死后民国法律学校同学会曾选方椒伯为会长，呈请当局请求恢复，司法部和教育部商议后，以“不特筹备，经费无着”为由，令原民国法律学校肄业的百余名学生转入神州法律学堂。或许，这所神州法律学堂即是徐永祚就读的上海神州大学的前身，因为从时间上来看两者是吻合的。徐永祚在神州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他系统地修完了全部会计课程，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为他一生从事会计师工作和会计理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1915年，24岁的徐永祚大学毕业后留校。
担任《银行周报》主编，
开设《会计研究》专栏
在徐永祚自己填报的经历里，他写了先后教授过上海神州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南京军需学校、计政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银行货币学、簿记、会计和审计等课程，没有表明具体时间。但从这些大学和学校来看大多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存在，可以判断，他留校任教以后几年，在上述这些学校开设这些课程。
人说教学相长，徐永祚在教授银行货币学、簿记、会计和审计等课程时积累相当的理论知识。1918年, 27岁的徐永祚进入《银行周报》社工作。《银行周报》由上海银行公会主办。上海银行公会缘起于民国初年“银行家午餐会”，当时参加这个午餐会的有张嘉璈、徐寄庼、钱新之、陈光甫、李馥荪等人。他们志同道合，研究经济形势，发表经济言论，而发表经济言论则通过《银行周报》这个载体。《银行周报》创刊时间是1917年5月29日。创刊之初，社址在中国银行，张嘉璈请好友诸青来担任撰述，徐永祚和徐沧水2位分任编述。一年以后银行公会成立，在香港路买了2栋小楼。该报社即从中国银行迁入香港路银行公会。徐永祚遂迁到香港路办报，担任总编兼发行主任。这里顺便提一下，上海银行公会在这2栋小楼办公至1923年，后原址拆建，建造了现在的大楼，即香港路59号。公私合营以后，同业公会撤销，该楼移交上海市工商联。1950年代后期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合署办公，在这栋楼里有部分处室。改革开放后，爱建公司在这栋楼里开展业务、上海工商学院在这栋楼里招生和教学。
再说徐永祚在任《银行周报》总编时，曾在1918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连续4期《银行周报》开辟“会计研究”专栏，他在引文中阐述：“因各种实业之发达、财产之范围日就扩充，而整理财产所生之会计学亦成为精深博大之学科。欧美各国有所谓会计师者，膺政府之特许，专以解决会计根本问题为业，与律师、医士无异……爰特开辟《会计研究》一栏，提出会计上重要问题，而供其搜求研究，海内会计学家倘蒙以此项著述见寄，尤深欢迎。”徐永祚意在会计重要问题而研究探讨。同时他也欢迎会计学家在这个栏目发表见解。他的《会计研究》分“财产目录与贷借对照表之区别”和“财产评价法及提存公积金”问题进行阐述。其中“财产目录与贷借对照表之区别”则以丁巳年终浙江兴业银行贷借对照表为例，深入浅出，分析透彻。他的“财产评价法及提存公积金”问题除提炼概念外，还提出四种类型的解决方法。这在当时来说，均有开拓意义。
创设会计师事务所 改良中式簿记
1921年，徐永祚辞去《银行周报》总编职务，向北京政府农商部领取会计师执照，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自此，他便一心一意致力于中国会计的改良事业。有人或许会问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在哪里？在1927年《银行周报》的一则广告里发现，徐永祚会计师总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三十六号。爱多亚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1950年，徐永祚填写的所址是延安东路123号。查《上海市行名路图录》，延安东路123号是天厨大楼，位置在延安东路紫金路口，这栋楼现在已经拆除，成为公交127路起点站附近的绿化地带。
在创设会计师事务所的同时，徐永祚理论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参与拟订《会计师法规草案》、《会计师条例》、《公司法》、《所得税法》和《交易所法》等法规。1925年他和会计界同仁发起组建我国第一个会计师公会──上海会计师公会。这一阶段，他系统介绍了国内外财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著有《会计师制度调查及研究》，《美会英计师事业》。1928年，徐永祚在《会计学报》创刊号发表了《改良中国会计问题》。他指出，中式簿记具有古代“四柱结算法”原理的优点，应该使用“改良簿记”。不久，他的《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出版。为了配合这本书推广，他还发表了《对改良中式簿记问题》、《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和《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文章。
《改良中式簿记》受到全国各地许多工商企业的欢迎。1933年12月，他应上海市商会之请，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的演讲，并举办改良中式账簿表单展览，陈列账簿表单共四五十种，参加者有万人之众。上海以及各地掀起了改良中式簿记的热潮。
但是，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回音。潘序伦先后在《会计杂志》上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批评徐永祚的改良大纲10条》和《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等文，顾准也推出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
这场学术争论，被以后的会计史学者认为是“改良派”与“改革派”之争。“改良派”以徐永祚为首，认为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但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然保留收付为记账符号及中式账簿记账方式等传统做法。“改革派”以潘序伦等为代表，认为中式簿记是不科学、不进步的，只有借贷复式记账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因爱国捐而被捕 参加新政协会议
这场学术争论之后，徐永祚的名声愈发响亮，各地各企业请他执行会计事务的更加频繁。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开始，上海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前线。徐永祚经手所有捐献财物的进出证件和账册。后来被日本侵略军侦悉，将其逮捕监禁。《新闻报》1940年7月12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有人告密，日宪兵会同法捕房，于本月五日凌晨，分赴两徐住宅及办公地点搜查”，“两徐”另一“徐”是中汇银行经理徐懋棠，当时因救国捐存放于中汇银行，徐懋棠也被捕。宪兵和法捕再三逼问徐永祚财物所在，徐永祚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这篇报道透露，徐永祚“诚实受累不浅，因身体不适，被羁医院中，未及自由”。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徐永祚在上海以“聚餐会”的形式，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影响和团结会计界同仁。“聚餐会”订有简则，每月一次，日期和地点固定，地点定在慈淑大楼，不发通知，风雨无阻。上海会计界同仁被邀参加的约50人，其中也有潘序伦、王海帆等人。
徐永祚的朋友中，诚如他自己所说：“盛丕华、胡厥文、冷遹、俞寰澄、黄炎培，杨卫玉。”1945年12月徐永祚加入民主建国会。他的入会介绍人是黄炎培、杨卫玉。徐永祚也是新政协第一届委员，但是，他不属于民主建国会界别，而是作为“自由职业界”出席会议。之后他仍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以后，他参加工商界活动，在上海工商联接待越南工商界代表团时，徐永祚曾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接待。1961年徐永祚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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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会计师公会
上海会计师公会是一个学术性团体。1924年3月，由徐永祚等会计师提议发起组织。同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起人除徐永祚外，还有徐广德、俞希稷、陈日平、熊宝荪、王道兴、陶企型，但那次会议陶企型未到场。会议商议公会名称,拟定名称为“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公推徐永祚、徐广德2人起草公会章程草案，日常事务委托徐永祚会计师总事务所代为办理。同年5月4日召开第二次发起人会议，出席7人，通过了《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章程》，并呈报当局农商部核准备案。会上增补了卢惟周、周增奎、赵祖慰、郑忠钜、吴应图、秦开、徐兆褀等7位为发起人。同年6月29日，在第五次发起人会议上，有人提出上海不能组织“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应改为“上海会计师公会”，但没被采纳。同年7月20日，在第八次发起人会议上，选举了吴应图、徐永祚、周增奎、童诗闻、徐广德、俞希稷、郑忠钜、熊宝荪、王梓康等9人为筹备员，并嘱着手进行筹备工作。1925年1月6日农商部批文（第五号）下达，定名为“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同年3月15日，酝酿了一年多的会计师公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员共有36人，请求加入尚未通过者有12人。会议通过《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章程》。章程共52条。其宗旨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图谋会计师地位及信用之向上，促进吾国经济事业之健全发展。”会上选出第一届理事5人，他们是徐永祚、周增奎、童诗闻、俞希稷、陈日平，监事2人，他们是郑忠钜、徐广德。公会提出事业范围有10条：分别是：1、研究会计学及其他关系学术之学理与实务，并开讲习所及演讲会；2、发表关于会计师及会计法规，制定或修改之意见，并讲求其实行之方法；3、答复官厅关于会计事件之调查咨询；4、指导或奖励研究会计学者；5、发行刊物；6、筹设图书馆；7、订立同业规约及审查公断关于同业间争执事项；8、调查或检举同业资格事项；9、代理会员保管簿册文件事项；10、办理合于前务所揭宗旨之其他事项。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会计师公会所确定的事业范围均有着积极意义。
1927年春，国民党控制上海局面。会计师公会奉命改组，5月25日，徐永祚、童诗闻、徐广德、俞希稷、熊宝荪、周增奎、潘序伦、贝祖翼、李澂、张家栋、赵祖慰、闻亦有、陈日平等13人被确定为筹备委员，机构名称改为“上海会计师公会筹备改组委员会”，该委筹备了9个月，于1928年2月5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选出潘序伦、周增奎、奚玉书、徐广德、贝祖翼、陈日平、叶大年、赵祖慰、俞希稷、王海帆、张家栋、童诗闻、徐永祚13人为执行委员。此时，才定名为上海会计师公会，刻制“上海会计师公会”之章，于2月14日正式启用。上海会计师公会内设5个委员会，计有:法规研究委员会、业务研究委员会、民商事习惯调查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所得税委员会、会计名词审核委员会。2年后，1930年5月，选举第二届，徐永祚当选监察委员。再过了2年，1932年5月，选举第三届，不知何因，徐永祚没有当选。1935年，上海会计师公会改为理事制，徐永祚当选候补理事。
1936年，国民党政府设立直接税署，开征所得税，要求全国所有企业都要申报经过会计师查证的会计报表，以便作为计税的依据。与此同时，工商界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建账和健账工作也向会计师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由此却无形中抬高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也使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量大增，会计师人数亦随之增加。当时上海会计师人数约为300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内迁重庆、成都及桂林等地。公会组织和业务维持到1940年8月。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市社会局根据社会部颁发之“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的规定，指令会计师公会原有人员组成接收整理委员会重新办理会员登记，交验会计师证书、会员证等，公会恢复活动。原来内迁的会计师事务所多返回上海，会计师人数亦较战前有所增加。根据上海会计师公会发布的统计数字，截至1947年8月25日止，上海市已获证书的会计师506人，其中执业并已入会会员478人。在这478名会员中，男性会员为452人，女性会员为26人；年龄最高者为71岁，年龄最轻者为26岁。有趣的是，当时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发行的《公信会计月刊》，还对上海会计师中，一家人同操会计师职业者作了一个“小统计”，计有：“夫妻会计师”潘序伦与张蕙生；“父女会计师”奚玉书与奚慧；“翁婿会计师”徐永祚与汪治；“兄弟会计师”裘宗琳、裘宗琪与裘宗璐等，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会计师公会办公地点历经变迁。1924年4月20日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36号，1927年8月9日迁入爱多亚路32号，1927年8月9日迁入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五楼一号。1935年12月2日迁入香港路59号1楼，1936年2月3日移至该楼2楼。同年3月20日迁入爱亚多亚路1454号浦东大厦4楼，1945年8月25日迁入广东路93号3楼，1945年10月22日迁入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1062号。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仍有活动，直到1956年对私改造时，才结束活动。存在了32年的上海会计师公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上海城市留下一道深深的记忆。
就读浙江高等学堂
徐永祚，又名玉书。1891年9月9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金石墩(后为祝场乡)。幼时，他在海宁达才学堂发蒙读书，因成绩优良，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是近代浙江第一所高等学堂。它的前身为求是书院，1901年改为求是大学堂。翌年，聂缉槼奏折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堂设高等预科、师范科，3年毕业。学堂地点在浙江仁和县东蒲场巷，今属杭州市。徐永祚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时与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是同学。
徐永祚毕业后考入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系。上海神州大学是怎样一所学堂？在《教育学大辞典》没有收录。笔者只是在整理《方椒伯与上海总商会》一文中得知，北洋政府期间，民国法律学校被袁世凯封闭。袁世凯死后民国法律学校同学会曾选方椒伯为会长，呈请当局请求恢复，司法部和教育部商议后，以“不特筹备，经费无着”为由，令原民国法律学校肄业的百余名学生转入神州法律学堂。或许，这所神州法律学堂即是徐永祚就读的上海神州大学的前身，因为从时间上来看两者是吻合的。徐永祚在神州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他系统地修完了全部会计课程，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为他一生从事会计师工作和会计理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1915年，24岁的徐永祚大学毕业后留校。
担任《银行周报》主编，
开设《会计研究》专栏
在徐永祚自己填报的经历里，他写了先后教授过上海神州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南京军需学校、计政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银行货币学、簿记、会计和审计等课程，没有表明具体时间。但从这些大学和学校来看大多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存在，可以判断，他留校任教以后几年，在上述这些学校开设这些课程。
人说教学相长，徐永祚在教授银行货币学、簿记、会计和审计等课程时积累相当的理论知识。1918年, 27岁的徐永祚进入《银行周报》社工作。《银行周报》由上海银行公会主办。上海银行公会缘起于民国初年“银行家午餐会”，当时参加这个午餐会的有张嘉璈、徐寄庼、钱新之、陈光甫、李馥荪等人。他们志同道合，研究经济形势，发表经济言论，而发表经济言论则通过《银行周报》这个载体。《银行周报》创刊时间是1917年5月29日。创刊之初，社址在中国银行，张嘉璈请好友诸青来担任撰述，徐永祚和徐沧水2位分任编述。一年以后银行公会成立，在香港路买了2栋小楼。该报社即从中国银行迁入香港路银行公会。徐永祚遂迁到香港路办报，担任总编兼发行主任。这里顺便提一下，上海银行公会在这2栋小楼办公至1923年，后原址拆建，建造了现在的大楼，即香港路59号。公私合营以后，同业公会撤销，该楼移交上海市工商联。1950年代后期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合署办公，在这栋楼里有部分处室。改革开放后，爱建公司在这栋楼里开展业务、上海工商学院在这栋楼里招生和教学。
再说徐永祚在任《银行周报》总编时，曾在1918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连续4期《银行周报》开辟“会计研究”专栏，他在引文中阐述：“因各种实业之发达、财产之范围日就扩充，而整理财产所生之会计学亦成为精深博大之学科。欧美各国有所谓会计师者，膺政府之特许，专以解决会计根本问题为业，与律师、医士无异……爰特开辟《会计研究》一栏，提出会计上重要问题，而供其搜求研究，海内会计学家倘蒙以此项著述见寄，尤深欢迎。”徐永祚意在会计重要问题而研究探讨。同时他也欢迎会计学家在这个栏目发表见解。他的《会计研究》分“财产目录与贷借对照表之区别”和“财产评价法及提存公积金”问题进行阐述。其中“财产目录与贷借对照表之区别”则以丁巳年终浙江兴业银行贷借对照表为例，深入浅出，分析透彻。他的“财产评价法及提存公积金”问题除提炼概念外，还提出四种类型的解决方法。这在当时来说，均有开拓意义。
创设会计师事务所 改良中式簿记
1921年，徐永祚辞去《银行周报》总编职务，向北京政府农商部领取会计师执照，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自此，他便一心一意致力于中国会计的改良事业。有人或许会问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在哪里？在1927年《银行周报》的一则广告里发现，徐永祚会计师总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三十六号。爱多亚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1950年，徐永祚填写的所址是延安东路123号。查《上海市行名路图录》，延安东路123号是天厨大楼，位置在延安东路紫金路口，这栋楼现在已经拆除，成为公交127路起点站附近的绿化地带。
在创设会计师事务所的同时，徐永祚理论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参与拟订《会计师法规草案》、《会计师条例》、《公司法》、《所得税法》和《交易所法》等法规。1925年他和会计界同仁发起组建我国第一个会计师公会──上海会计师公会。这一阶段，他系统介绍了国内外财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著有《会计师制度调查及研究》，《美会英计师事业》。1928年，徐永祚在《会计学报》创刊号发表了《改良中国会计问题》。他指出，中式簿记具有古代“四柱结算法”原理的优点，应该使用“改良簿记”。不久，他的《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出版。为了配合这本书推广，他还发表了《对改良中式簿记问题》、《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和《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文章。
《改良中式簿记》受到全国各地许多工商企业的欢迎。1933年12月，他应上海市商会之请，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的演讲，并举办改良中式账簿表单展览，陈列账簿表单共四五十种，参加者有万人之众。上海以及各地掀起了改良中式簿记的热潮。
但是，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回音。潘序伦先后在《会计杂志》上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批评徐永祚的改良大纲10条》和《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等文，顾准也推出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
这场学术争论，被以后的会计史学者认为是“改良派”与“改革派”之争。“改良派”以徐永祚为首，认为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但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然保留收付为记账符号及中式账簿记账方式等传统做法。“改革派”以潘序伦等为代表，认为中式簿记是不科学、不进步的，只有借贷复式记账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因爱国捐而被捕 参加新政协会议
这场学术争论之后，徐永祚的名声愈发响亮，各地各企业请他执行会计事务的更加频繁。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开始，上海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前线。徐永祚经手所有捐献财物的进出证件和账册。后来被日本侵略军侦悉，将其逮捕监禁。《新闻报》1940年7月12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有人告密，日宪兵会同法捕房，于本月五日凌晨，分赴两徐住宅及办公地点搜查”，“两徐”另一“徐”是中汇银行经理徐懋棠，当时因救国捐存放于中汇银行，徐懋棠也被捕。宪兵和法捕再三逼问徐永祚财物所在，徐永祚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这篇报道透露，徐永祚“诚实受累不浅，因身体不适，被羁医院中，未及自由”。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徐永祚在上海以“聚餐会”的形式，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影响和团结会计界同仁。“聚餐会”订有简则，每月一次，日期和地点固定，地点定在慈淑大楼，不发通知，风雨无阻。上海会计界同仁被邀参加的约50人，其中也有潘序伦、王海帆等人。
徐永祚的朋友中，诚如他自己所说：“盛丕华、胡厥文、冷遹、俞寰澄、黄炎培，杨卫玉。”1945年12月徐永祚加入民主建国会。他的入会介绍人是黄炎培、杨卫玉。徐永祚也是新政协第一届委员，但是，他不属于民主建国会界别，而是作为“自由职业界”出席会议。之后他仍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以后，他参加工商界活动，在上海工商联接待越南工商界代表团时，徐永祚曾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接待。1961年徐永祚在上海逝世。
相关链接
上海会计师公会
上海会计师公会是一个学术性团体。1924年3月，由徐永祚等会计师提议发起组织。同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起人除徐永祚外，还有徐广德、俞希稷、陈日平、熊宝荪、王道兴、陶企型，但那次会议陶企型未到场。会议商议公会名称,拟定名称为“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公推徐永祚、徐广德2人起草公会章程草案，日常事务委托徐永祚会计师总事务所代为办理。同年5月4日召开第二次发起人会议，出席7人，通过了《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章程》，并呈报当局农商部核准备案。会上增补了卢惟周、周增奎、赵祖慰、郑忠钜、吴应图、秦开、徐兆褀等7位为发起人。同年6月29日，在第五次发起人会议上，有人提出上海不能组织“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应改为“上海会计师公会”，但没被采纳。同年7月20日，在第八次发起人会议上，选举了吴应图、徐永祚、周增奎、童诗闻、徐广德、俞希稷、郑忠钜、熊宝荪、王梓康等9人为筹备员，并嘱着手进行筹备工作。1925年1月6日农商部批文（第五号）下达，定名为“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同年3月15日，酝酿了一年多的会计师公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员共有36人，请求加入尚未通过者有12人。会议通过《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章程》。章程共52条。其宗旨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图谋会计师地位及信用之向上，促进吾国经济事业之健全发展。”会上选出第一届理事5人，他们是徐永祚、周增奎、童诗闻、俞希稷、陈日平，监事2人，他们是郑忠钜、徐广德。公会提出事业范围有10条：分别是：1、研究会计学及其他关系学术之学理与实务，并开讲习所及演讲会；2、发表关于会计师及会计法规，制定或修改之意见，并讲求其实行之方法；3、答复官厅关于会计事件之调查咨询；4、指导或奖励研究会计学者；5、发行刊物；6、筹设图书馆；7、订立同业规约及审查公断关于同业间争执事项；8、调查或检举同业资格事项；9、代理会员保管簿册文件事项；10、办理合于前务所揭宗旨之其他事项。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会计师公会所确定的事业范围均有着积极意义。
1927年春，国民党控制上海局面。会计师公会奉命改组，5月25日，徐永祚、童诗闻、徐广德、俞希稷、熊宝荪、周增奎、潘序伦、贝祖翼、李澂、张家栋、赵祖慰、闻亦有、陈日平等13人被确定为筹备委员，机构名称改为“上海会计师公会筹备改组委员会”，该委筹备了9个月，于1928年2月5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选出潘序伦、周增奎、奚玉书、徐广德、贝祖翼、陈日平、叶大年、赵祖慰、俞希稷、王海帆、张家栋、童诗闻、徐永祚13人为执行委员。此时，才定名为上海会计师公会，刻制“上海会计师公会”之章，于2月14日正式启用。上海会计师公会内设5个委员会，计有:法规研究委员会、业务研究委员会、民商事习惯调查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所得税委员会、会计名词审核委员会。2年后，1930年5月，选举第二届，徐永祚当选监察委员。再过了2年，1932年5月，选举第三届，不知何因，徐永祚没有当选。1935年，上海会计师公会改为理事制，徐永祚当选候补理事。
1936年，国民党政府设立直接税署，开征所得税，要求全国所有企业都要申报经过会计师查证的会计报表，以便作为计税的依据。与此同时，工商界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建账和健账工作也向会计师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由此却无形中抬高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也使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量大增，会计师人数亦随之增加。当时上海会计师人数约为300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内迁重庆、成都及桂林等地。公会组织和业务维持到1940年8月。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市社会局根据社会部颁发之“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的规定，指令会计师公会原有人员组成接收整理委员会重新办理会员登记，交验会计师证书、会员证等，公会恢复活动。原来内迁的会计师事务所多返回上海，会计师人数亦较战前有所增加。根据上海会计师公会发布的统计数字，截至1947年8月25日止，上海市已获证书的会计师506人，其中执业并已入会会员478人。在这478名会员中，男性会员为452人，女性会员为26人；年龄最高者为71岁，年龄最轻者为26岁。有趣的是，当时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发行的《公信会计月刊》，还对上海会计师中，一家人同操会计师职业者作了一个“小统计”，计有：“夫妻会计师”潘序伦与张蕙生；“父女会计师”奚玉书与奚慧；“翁婿会计师”徐永祚与汪治；“兄弟会计师”裘宗琳、裘宗琪与裘宗璐等，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会计师公会办公地点历经变迁。1924年4月20日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36号，1927年8月9日迁入爱多亚路32号，1927年8月9日迁入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五楼一号。1935年12月2日迁入香港路59号1楼，1936年2月3日移至该楼2楼。同年3月20日迁入爱亚多亚路1454号浦东大厦4楼，1945年8月25日迁入广东路93号3楼，1945年10月22日迁入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1062号。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仍有活动，直到1956年对私改造时，才结束活动。存在了32年的上海会计师公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上海城市留下一道深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