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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权威和民主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实质关系，能不能认清政治的发展规律。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创造性的实现了政府权威与政治民主的统一。
【关键词】民主；和谐；政府权威；国家治理
要权威，还是要民主？似乎是21世纪初叶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深化期的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其实，权威和民主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实质关系，能不能认清政治的发展规律，能不能结合我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个性，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民主型政府权威模式。
一、政治生活离不开权威，也离不开民主
一般意义上，政治权威是指政府组织系统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过程中的威望和力量，是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影响力。任何政府都必须具有权威，一个失去权威的政府形同“瘫痪的超人”，不会有任何作为。社会的正常发展离不开权威的政府，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更需要一个强力的权威政府。
列宁认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多数裁定，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有利于广泛地体现公共意志，是政治进步的必然方向。从现存民主制度的阶级类型看，民主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有质的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政治权威的最高代表。另外，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我国的政治权威系统主要是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组织构成，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是权威的核心力量。此外，党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也具有政治权威性。
二、新时期，我国政府权威面临民主的挑战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引起人们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绝对主流。伴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人们经济关系的变化。根据职业分化和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情况的不同，学者陆学艺认为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十个较为稳定的不同阶层，社会的中下阶层在逐步缩小，社会中间阶层出现并逐步扩大，但这种社会阶层结构还远不成熟，农业劳动阶层过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还远未形成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橄榄型”阶层结构。随着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的形成和变迁，国家治理主体的构成也必然要求相应发生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元化的治理主体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精英分子在国家治理主体中地位不断得到提升。[2]新阶层的不断涌现和力量壮大，对原有政治权威提出挑战。
另一方面政府在有些方面没有根据经济地变化做出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功能缺失与越位并存，权力运行秩序差，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明，界限模糊，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有限。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政府不同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一些不该政府管的，关乎政府的政绩的，政府管了；一些关乎公共利益的事情，政府却不去管，因为那不足以显示政府的政绩，这也导致了政府在管理市场经济时，不能成功地扮演的“宏观调控者”的角色。第二，政府内部政令不畅，管理弱化、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在地方得到贯彻执行，严重影响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有效的组织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推动社会协调发展。第三，公职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还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国际权威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的政府清廉状况排在世界的七十几位。政府人员直接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以权谋私的行为也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第四，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速度之快导致人们的安全感降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还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很容易将这种不安全感怪罪于改革的策动者——政府，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降低。
三、路径选择：政府权威与政治民主的和谐统一
“和谐”简单地说就是合理共存，协调发展。它包括静态的和谐和动态的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共存于同一和谐系统的内部。静态主要针对空间或者时间的某一段讲，是暂时的；动态是纵向的、持续不断的、永恒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的和谐是通过“规范把人们的行动和社会秩序结构起来，使人们的主观意志服从于规则和价值体系”[3]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规范”与社会权威及其制定的社会规则有相互涵盖性。事实上，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塑造不同个性的人，不同个性的人都是有自己思想的，有自我价值观的判断力，表现出不同人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要让人们遵守的“规则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必须出于公共意志，出于民主决策，所以说“规则和价值体系”就像交通法规，“红灯停，绿灯行”必须是人们的共识，而违反共识的人将受到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性的社会公共机构的处罚。只有当人的意识和制度规范的指示真正统一发挥作用了，交通才能顺畅。同样的，权威和民主都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手段，两者合理并存、协调作用了社会才能和谐。这里的“和谐统一”就是指政府权威和政治民主合理共存、协调发展、相得益彰，以达致民主型政府权威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可以更好的发挥政府统筹协调社会各方的作用，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障。
在阶级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一元化，党和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阶级斗争和阶级动员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党和政府权威高于一切，包办一切。马路上只有警察，却看不到交通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这一模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迅速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基础，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其动辄绕开法律与行政、组织程序的做法，随着经济的进步，弊端日渐显露，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侵害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变革成为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竞争和价值规律必然导致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单纯的依靠一元主体下的政府权威必然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动荡。阶层共治的模式要求在不改变工农阶级执政的状态下吸收各阶层的精英进入党和政府，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发挥各自的才能，在协调平衡中，管理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这必然要求政府权威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一方面，政府是政治民主的结果，是由各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构成，是各个阶层的代表；另一方面，政府权威又成为政治民主的保证，是平衡各方面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分配的天平。两者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党的十六大在修改党章时，将入党条件从“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标志着中央对于新兴阶层在政治上的认可。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页。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1.
【关键词】民主；和谐；政府权威；国家治理
要权威，还是要民主？似乎是21世纪初叶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深化期的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其实，权威和民主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实质关系，能不能认清政治的发展规律，能不能结合我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个性，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民主型政府权威模式。
一、政治生活离不开权威，也离不开民主
一般意义上，政治权威是指政府组织系统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过程中的威望和力量，是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影响力。任何政府都必须具有权威，一个失去权威的政府形同“瘫痪的超人”，不会有任何作为。社会的正常发展离不开权威的政府，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更需要一个强力的权威政府。
列宁认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多数裁定，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有利于广泛地体现公共意志，是政治进步的必然方向。从现存民主制度的阶级类型看，民主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有质的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政治权威的最高代表。另外，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我国的政治权威系统主要是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组织构成，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是权威的核心力量。此外，党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也具有政治权威性。
二、新时期，我国政府权威面临民主的挑战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引起人们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绝对主流。伴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人们经济关系的变化。根据职业分化和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情况的不同，学者陆学艺认为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十个较为稳定的不同阶层，社会的中下阶层在逐步缩小，社会中间阶层出现并逐步扩大，但这种社会阶层结构还远不成熟，农业劳动阶层过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还远未形成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橄榄型”阶层结构。随着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的形成和变迁，国家治理主体的构成也必然要求相应发生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元化的治理主体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精英分子在国家治理主体中地位不断得到提升。[2]新阶层的不断涌现和力量壮大，对原有政治权威提出挑战。
另一方面政府在有些方面没有根据经济地变化做出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功能缺失与越位并存，权力运行秩序差，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明，界限模糊，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有限。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政府不同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一些不该政府管的，关乎政府的政绩的，政府管了；一些关乎公共利益的事情，政府却不去管，因为那不足以显示政府的政绩，这也导致了政府在管理市场经济时，不能成功地扮演的“宏观调控者”的角色。第二，政府内部政令不畅，管理弱化、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在地方得到贯彻执行，严重影响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有效的组织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推动社会协调发展。第三，公职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还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国际权威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的政府清廉状况排在世界的七十几位。政府人员直接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以权谋私的行为也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第四，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速度之快导致人们的安全感降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还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很容易将这种不安全感怪罪于改革的策动者——政府，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降低。
三、路径选择：政府权威与政治民主的和谐统一
“和谐”简单地说就是合理共存，协调发展。它包括静态的和谐和动态的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共存于同一和谐系统的内部。静态主要针对空间或者时间的某一段讲，是暂时的；动态是纵向的、持续不断的、永恒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的和谐是通过“规范把人们的行动和社会秩序结构起来，使人们的主观意志服从于规则和价值体系”[3]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规范”与社会权威及其制定的社会规则有相互涵盖性。事实上，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塑造不同个性的人，不同个性的人都是有自己思想的，有自我价值观的判断力，表现出不同人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要让人们遵守的“规则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必须出于公共意志，出于民主决策，所以说“规则和价值体系”就像交通法规，“红灯停，绿灯行”必须是人们的共识，而违反共识的人将受到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性的社会公共机构的处罚。只有当人的意识和制度规范的指示真正统一发挥作用了，交通才能顺畅。同样的，权威和民主都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手段，两者合理并存、协调作用了社会才能和谐。这里的“和谐统一”就是指政府权威和政治民主合理共存、协调发展、相得益彰，以达致民主型政府权威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可以更好的发挥政府统筹协调社会各方的作用，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障。
在阶级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一元化，党和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阶级斗争和阶级动员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党和政府权威高于一切，包办一切。马路上只有警察，却看不到交通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这一模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迅速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基础，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其动辄绕开法律与行政、组织程序的做法，随着经济的进步，弊端日渐显露，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侵害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变革成为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竞争和价值规律必然导致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单纯的依靠一元主体下的政府权威必然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动荡。阶层共治的模式要求在不改变工农阶级执政的状态下吸收各阶层的精英进入党和政府，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发挥各自的才能，在协调平衡中，管理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这必然要求政府权威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一方面，政府是政治民主的结果，是由各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构成，是各个阶层的代表；另一方面，政府权威又成为政治民主的保证，是平衡各方面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分配的天平。两者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党的十六大在修改党章时，将入党条件从“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标志着中央对于新兴阶层在政治上的认可。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页。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