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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北平原的路，几乎是一个模样。唯一不同的，是它连接的地方。路在地球表面自然伸展，将地表分成一个个美学格子，春夏秋冬，镶嵌出不同的美。时光层层叠叠，这世间的路啊，走着，走着，就走成过去。路上的悲欣交集，时过境迁，是路生命里的细节，也是路过的人，生命里的细节。
1
天刚蒙蒙亮，母亲轻轻起身穿衣服。窸窸窣窣。父亲翻了一个身，睡是睡不着了，只是不想起。
母亲用头巾包了头，打开屋门，来到院子里，仰起脸，看天。东方不放亮，整个天空是一个颜色，泛着蓝色的灰调。屋上的积雪和屋檐上的凌锥，在天光中发出银质的冷光。
风寒，母亲一转身回到屋里。划了一根火柴，点起煤油灯，蹲下身将炕下盆子里的尿布叠起来，拿一块破裤片子，将尿布卷到里面，用包袱包了，放到炕边的几个包袱边。冲着炕上的父亲说：“起来吧！不下雪了，看样子要放晴呢。”
母亲开始起火做饭，灶膛里的火一亮一亮的，映得母亲半边身子红通通。父亲起身将冻得冰凉的棉袄披到肩上，冲着房门口说：“天这么冷，是不是今天先不走？过几天暖和一下再走嘛。”母亲抿了一下嘴唇，没有说话。
这是1971年的春天，正月十八的早上。那天，我刚刚满月。那年，母亲刚刚24岁，父亲刚刚25岁，新年伊始。
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多雪，刚刚来到的这个春天也是多雪。从生我的那天起，三天一场大雪，两天一场小雪，全村的人都在说：“瑞雪兆丰年呀！”只是苦了我母亲。
父亲工作单位离家远，生下我的时候，回家住了两天，就回去了。母亲与幼小的我，留在这两间冰窖一样的屋子里。住在东院的奶奶身体不好，又加上临近年关，父亲走后，母亲就开始自己洗尿布，做饭。缸里的水需要从老井里挑，父亲不在家，母亲出不去门，冰天雪地里，大伯隔天送来一担水。母亲每每用之，节约再节约。
四十里路，将母亲和娘家远远地隔在了两个空间，天冷，路远，年近。小脚的姥姥和孤单的母亲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等满月呀，等满月就可以回家了。好不容易到了这一天，母亲的心啊，开出了红艳艳的花。
吃过早饭后，父亲推出自行车，检查轮胎用不用充气。母亲先是给我喂奶，然后，又为我包上一层小被子。四十里路呢，母亲在心里掂量着。父亲走进门，先是看了一下母亲的脸色，说：“又飘小清雪了，敢走？”
母亲抱着我，看着这两间简陋的屋子，如果今天不走，明天父亲上班后，又要挨更多的日子。她咬了一下牙，赌气一样说：“下雪不是下雨，能走！”说完，打开包袱，又拿出一床被子包在我身上。
出门的时候，雪下得有模有样了。母亲抱了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车把上挂了两个大包袱，里面是我用的尿布和母亲的替换衣服。父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自行车，将自行车骑出最高的水平，在漫天的飞雪中。
走出五里路的时候，雪越下越大，自行车没法骑了。父亲推着自行车，母亲抱着我，踽踽前行。潍北平原的冬天，一望无际的空荡，只有雪花在忘情舞蹈。天地一白，仿佛整个宇宙中，只剩下这一车、三人、两个包袱，在与老天抗争。
母亲突然脑子一动，对父亲说：“反正也不能骑车了，咱走近路吧，顺着村庄和田野的小路，往南走，近不少呢。”父亲应允了。
与母亲同时盼望着这一天的，还有姥姥，天没亮就起来了。二舅前一天已经和生产队长打了招呼，借下一匹马，一辆马车。姥姥看着二舅在马车上搭了架子，蒙上棉被，两头绑上草帘子，车厢里铺上棉被，放上枕头，才放心满意地点点头。
天刚放亮，二舅就赶着马车上路了。
我们到达姥姥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姥姥颠着小脚跑出来，从母亲怀里接过我。
“在哪里遇到你二哥的？”母親很惊讶：“我二哥去了吗？坏了，我们走小路，和二哥错过了。”
姥姥把炕烧得温热。第一次见我的姥姥把我放到炕沿上，欢欣地笑着，一层层打开小被子。猛地，她僵住了，摸了一把，孩子通身冰凉。母亲哇的一声，吓得哭起来。姥姥二话没说，解开偏襟棉袄的衣扣，将赤裸裸的我放在她的胸前，用衣襟包了，颠着小脚在屋里转圈。
不知过了多久，“哇——”我在姥姥怀里哭起来。母亲停止哭泣，挂满泪水的脸上露出欣喜。姥姥顿时失去所有的力气，“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泣不成声。
舅舅回家的时候，已接近傍晚。他冒雪在路上走了个来回，只是拉回来一车的雪。那时候，人只要走出家门，便成了无依无靠的个体，再也得不到家里的任何信息。不管多远的路，多久的时间，从起点到终点，支撑行路者内心的，只能是人间的信念、情意和担当。
2
过了小满，风开始温热起来。路两边的麦田在晨光中，绿油油地泛出靛蓝，大片大片地伸延着，像汪洋。麦穗在初夏时节，像少女的身体，青涩、秀美、稚嫩，摇晃着抵触抚摸的芒。巨擘一样的杨树上、柳树上，叶子在风中唰唰唰地响，阳光的亮点在叶片上一闪一闪地跳。
母亲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尽量保持着和父亲平行，风吹起她的短发，向后飞扬。她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省吃俭用的母亲，为了回娘家，一改平时的吝啬，拿出149元，买回了当时流行的大金鹿自行车。父亲每月的工资是36元，这149元，沉甸甸。
母亲第一次自己骑车回娘家，快乐得像只小鹿。铮亮的辐条将风剪碎，嘤嘤嘤，嘤嘤嘤，唱着一支快乐的歌。
我已经六岁，坐在父亲的后车座上，头上有了两个小小的辫子，两只手拽着父亲的衣服，无聊地晃动着两只脚。因为去姥姥家，母亲给我穿了刚做好的新鞋子，白鞋底，紫条绒鞋面，鞋口有黑色的包边。鞋子在阳光里滑动着，美得像白窗纸上的红窗花。
母亲时不时地提醒我：老实坐着，别把脚绞进辐条里。然后看向父亲：“你看看，是不是睡着了？”三岁的弟弟正坐在母亲车座上的小木头椅子里，一条宽布带从弟弟的胸前揽过去，将弟弟绑在椅背上。刚开始还咿咿呀呀说个不停，现在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不用看，我就知道他已经睡着了。这个无聊的小孩，一上路就要睡觉。我在心里想。 弟弟可以睡觉，我不可以。我要是睡着了，不管是向东倒还是向西歪，都会从车座上掉下来。可是，此时此境，我很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太阳温温润润，阳光像温暖的手，左一下右一下抚摸着我。两边麦田的绿无休无止，在眼角的余光里缓缓流淌，就像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绿色。树叶在头顶上哗哗哗，车轮上的风在空气中嘤嘤嘤，车轮下的沙子在路面上唰唰唰，风在两耳边呼呼呼，还有比这更好的催眠曲吗？
母亲一直站在睡意外唤醒我，招魂一样呼唤着我的名字，将我慢慢慢慢走远的意识唤回来。一路上，她和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并不买她的账，想睡觉又不能睡，屁股在车座上坐得久了，稍稍的颠簸都硌得生疼，况且，有条腿麻了，正在慢慢失去知觉。
“为什么要找这么远的婆家呢！”我冲着母亲发怨气。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轻轻笑起来。
“等你以后找婆家，就找在家门口。”母亲开始打趣我：“要不跟广北吧，离家最近。”
广北快三十岁了，因为先天性眼疾一直没娶上媳妇，就住在我家胡同口。
“不行！他长得太丑！”我强烈反对。
“离家近呀，出了娘家门就到婆家了。”母亲忍不住笑。
我摸了摸被硌得生疼的屁股，一咬牙说：“跟广北就跟广北。”母亲和父亲同时笑起来，因为这句话笑了我很多年。
对于母亲来说，带着孩子走娘家是大事情。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行，一年中凑齐这些因素的日子并不多。首先是农闲时间，其次天气必须好，路况好，时间要农历逢五或是逢十，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父亲已经回到家里。
我们这里五天一个集，排四，九。走娘家的头一天，母亲要去集市上割一斤肉，有时候再买一斤点心。
肉是每次都要割的。
母亲将肉拿回家，洗净了，切成四块，放到白色的大瓷碗里，撒上盐，上锅蒸。热气从高粱秸做的锅盖上钻出来，肉的香味就溢满了屋子，先是顺着烟和水汽升腾到屋顶，再返回来，从檐窗里飘出去，跟着风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勾出多少人的口水。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是母亲保存猪肉的最好方法。
那时候，母亲特别爱吃蒸出来的肉，那种白白的肉片子。六毛八一斤猪肉，母亲平时是舍不得买的。还记得她跟我说过一句话：“等你嫁了人，回娘家时，什么也不要买，割上两斤猪肉，让我吃个够。”
“快看！磕头虫！”
我指着不远处正在抽原油的机井大声喊。无限绿意里，一上一下的机翼在阳光中画着优美的弧线。
路上行人很少，偶尔遇到一辆马车，和一辆擦肩而过的自行车，拖拉机是很少见的。世界很安静。没有人会知道，在深沉的安静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默默地蕴酿着，会改变我们的未知和未来。
3
姥姥走的那年，是1984年的春天，我十四岁。她没有等到我自己骑车去看望她，她的离开让我说过的很多话，变成空话。
我曾经和姥姥说：“等我长大了，自己骑车来看你;等我长大了，挣了钱，给你买很多好吃的。”姥姥肯定不相信我的话，就像那时候我也不相信——我们会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1982年是潍北平原翻天覆地的一年。春上，村子里生出一股暗流，撞击着一颗颗多年来安守本分的心。
“要分田到户了！”
这句话是用窃窃私语的形式流传的，它的力量却是爆炸性的。每一颗禁锢的心都生出一种惧怕——打恶霸，分田地，建立生产队，好像是昨天的事，怎么又要撤销生产队，把田地分给个人呢。年长的人更是惶惶，偷偷在心里嘀咕：这是要走回头路呀。
秋上，生产队里的东西，大到车、马、牛、驴、骡，小到锨、锄、镰刀，像列队一样摆在生产队的院子里，院子里还站了这个生产队男男女女的社员。生产队长指着一样东西喊个价，在人群嘈嘈切切的杂音里，会有人加上五分钱或是一毛钱，喊上一嗓子。母亲说，这是“叫庄”，随便加钱，谁出钱多，东西归谁。
车拉走，牲口牵走，地上的物件被人一件一件拿走。生产队就这样，一件，一件，失去了它的形体。曾经，母亲用七元钱买了一口缸，很大，放到我家院子里显得更大。母亲给它做了一个圆锥形的架顶，苫了麦秸草做的帘子，用来盛粮食。
田野里的秋景并不繁盛，玉米稀稀落落站在地里，面黄肌瘦的样子，让人看了觉得难受。母亲拉了我挨着地头看地上的木橛，找父亲的名字。木橛是柳树枝或是杨树枝做的，锨柄粗，削掉一块皮，用毛笔写上每家户主的名字，砸到地里，只留三寸左右，从此时，这块地便归于木橛上的人名。
这个秋天，我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多地。这个秋天，大旱，玉米歉收，小麥播不下种，全村人领吃国家的“救济粮”。靠天吃饭，靠的是老天爷的脸色和心情，靠的是大地的悲悯和赏赐。天不下雨，地不生河，土地板着脸，农人苦着脸，庄稼蔫着脸。
直到1989年，引黄济青工程完成。黄河水在滨州引黄济青工程的起点进行沉淀，向东南经过东营、潍坊，最后抵达青岛市境内的棘洪滩水库。途经潍坊的水成了庄稼的救命水，让沿途的土地有了抵抗干旱的能力。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黄河水滋润了这片土地，从此，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润泽。
姥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说来，是要笑的。学骑自行车的过程漫长而艰难，远远超过我后来的学习开车。一开始是偷着，趁母亲不在家时，推出自行车，在胡同里练习溜车，溜车时常会摔倒，怕母亲看见会心疼——心疼她的自行车。
后来，得到母亲的同意，可以堂堂正正地学习骑车。母亲在后车座绑上半截扁担，大约一米多长，横着，摔倒的时候，扁担能起支撑作用，人和车都不受伤。自行车绑了扁担，顿时端起架子，窄小的地方容不下它了，只能去场院里练习。生产队唯一留给我们的念想，是一个比我们学校操场大出好几倍的场院，广阔，平整，干净，任年少的我们肆意驰骋。
场院里已经有人在练习，也是绑了扁担或是棍子，有哥哥姐姐的会跟在旁边扶着或是指挥着。大呼小叫的，摔了，爬起来，再摔，再爬起来。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人都那么笨呢，偌大的场院，骑上自行车后战战兢兢，慌张得忘了东南西北。阿斗把车骑到地瓜坑里，摔断了胳膊。金桂练车时，刹不住，脸蹭到墙上，差点毁了容。
想來，贫穷不但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也限制了我们的适应能力。等看见不到三岁的儿子骑着小小的童车，满屋子乱转，车技了得时，我曾经感叹，人与时代的关系是这样密切。社会经济是人们生活层次的载体，大势有形，细微处，更是清晰。
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那段路上时，春风正浓。路上的拖拉机和小货车，趁着春风，洋洋得意，卷起一阵阵的尘土，飞扬，再飞扬。
三五年之后，我们村西头有了早晚两班客车，我家也搬到县城了。这一切来得太匆匆，等我们缓过神来，就像换了天地。看望姥姥的那些日子，被盖上旧时光的印记。曾经在我们心头漫长无比的路，变得越来越短，成了我们远走的起点和淡淡的乡愁。
4
初冬，母亲坐在藤椅上，冬阳透过落地窗，将她暖暖地抱着。母亲慵懒地眯了眼，头上的白发在阳光里发着光，剔透明亮。身后的阳台上，摆满了父亲侍弄的花。
这是世上最温暖、最美丽的一幅画。我拿出手机给母亲拍照。
“君子兰开得这么好，你怎么不给它拍照呀。”母亲睁开眼，为君子兰打抱不平。
“君子兰再美，也不如娘美啊。”听我这样说，母亲笑着晃动了一下身体。
三年前，父母搬到新居，离我单位近，常常唤了我回家吃午饭。我又做回了那个进门喊一声饿了，就可以洗手吃饭的孩子，多了许多听母亲讲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光。
我与母亲开玩笑：“以后回家，只给你捎两斤猪肉。”
母亲不笑，将眼睛望向窗外：“那时候猪肉六毛八一斤。油条用六两粮票，三毛六一斤。点心也是用六两粮票，三毛六一斤。知道你们馋，就是没有钱给你们买，当娘的这个心呐……”
母亲住在二楼，楼南有一个绿化带，绿化带设计得很别致，有水渠，有小桥，有芦苇，有很浓郁的自然气息。水渠两边种了玉兰、樱花、海棠、美人梅，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春天，窗外的花开得热烈时，繁繁复复，花影晃动，香气馥郁，母亲在家里就可以饱览春色。现在，树木凋谢了叶子，寂寂的，黑褐色的枝桠间，露出了藏匿其间的小径。
母亲喜欢坐在这里，晒太阳，看窗外的景色。她突然笑起来，像个孩子般。
“忘了告诉你，前几天回老家，差点把你爹丢了。”
前些日子，弟弟拉着父母回了一趟老家，找村里的老伙伴们叙旧。回来的路上，母亲晕车了。行至城北，母亲想吐，弟弟停车，扶母亲去路边呕吐。坐在后排的父亲看到路边有个公厕，下车去了厕所。
母亲呕吐完，弟弟扶她上车，然后，开车回家。到了楼下，弟弟扶母亲下车后，站在车下等，父亲怎么就是不下车呢。打开车门，吓了一跳，后座上空空的。赶紧拨打父亲的手机，铃声在母亲的手提包里响起来。
母亲讲到这里，父亲接话了。“这娘俩，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还以为他们看到了。等我出来，看到他们开车走，喊也听不到。”
“你怎么回来的？”我笑着问。
“坐公交车嘛，方便得很。只要脑子还好使，兜里有钱，还能回不了家？”父亲胖胖的脸上有着一层小得意。
母亲说：“本来打算和你爹坐公交车回老家的，你弟不放心，非要陪我们回去，坐公交车说不定不晕车呢，那小轿车最容易晕。”
“想不想再骑自行车走一趟，找找当年的感觉？”我喃喃着，对父母也是对自己说。
“不行喽，不行喽！”父母将头摇成货郎鼓。
“骑不动了。如果不是遇上了好时代，七老八十了，还能跑出四五十里路去串门？”母亲一本正经地说：“这要是在以前，我们这个年龄，只能倚着南墙晒太阳喽。”
“这要是在以前”这句话是打开母亲回忆的钥匙，她又开始讲起，那些听了无数遍的记忆。这些记忆里，有贫穷，狭窄，局促，封闭，有拼搏，开拓，收获，欣喜，有世界豁然开阔，万物繁复多姿。还有那条不动声色的路，在大地的一隅，破解着数不尽的孤独，为我们守候着灵魂的来处与归处。所有的美好，都藏匿在这失去和守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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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母亲轻轻起身穿衣服。窸窸窣窣。父亲翻了一个身，睡是睡不着了，只是不想起。
母亲用头巾包了头，打开屋门，来到院子里，仰起脸，看天。东方不放亮，整个天空是一个颜色，泛着蓝色的灰调。屋上的积雪和屋檐上的凌锥，在天光中发出银质的冷光。
风寒，母亲一转身回到屋里。划了一根火柴，点起煤油灯，蹲下身将炕下盆子里的尿布叠起来，拿一块破裤片子，将尿布卷到里面，用包袱包了，放到炕边的几个包袱边。冲着炕上的父亲说：“起来吧！不下雪了，看样子要放晴呢。”
母亲开始起火做饭，灶膛里的火一亮一亮的，映得母亲半边身子红通通。父亲起身将冻得冰凉的棉袄披到肩上，冲着房门口说：“天这么冷，是不是今天先不走？过几天暖和一下再走嘛。”母亲抿了一下嘴唇，没有说话。
这是1971年的春天，正月十八的早上。那天，我刚刚满月。那年，母亲刚刚24岁，父亲刚刚25岁，新年伊始。
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多雪，刚刚来到的这个春天也是多雪。从生我的那天起，三天一场大雪，两天一场小雪，全村的人都在说：“瑞雪兆丰年呀！”只是苦了我母亲。
父亲工作单位离家远，生下我的时候，回家住了两天，就回去了。母亲与幼小的我，留在这两间冰窖一样的屋子里。住在东院的奶奶身体不好，又加上临近年关，父亲走后，母亲就开始自己洗尿布，做饭。缸里的水需要从老井里挑，父亲不在家，母亲出不去门，冰天雪地里，大伯隔天送来一担水。母亲每每用之，节约再节约。
四十里路，将母亲和娘家远远地隔在了两个空间，天冷，路远，年近。小脚的姥姥和孤单的母亲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等满月呀，等满月就可以回家了。好不容易到了这一天，母亲的心啊，开出了红艳艳的花。
吃过早饭后，父亲推出自行车，检查轮胎用不用充气。母亲先是给我喂奶，然后，又为我包上一层小被子。四十里路呢，母亲在心里掂量着。父亲走进门，先是看了一下母亲的脸色，说：“又飘小清雪了，敢走？”
母亲抱着我，看着这两间简陋的屋子，如果今天不走，明天父亲上班后，又要挨更多的日子。她咬了一下牙，赌气一样说：“下雪不是下雨，能走！”说完，打开包袱，又拿出一床被子包在我身上。
出门的时候，雪下得有模有样了。母亲抱了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车把上挂了两个大包袱，里面是我用的尿布和母亲的替换衣服。父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自行车，将自行车骑出最高的水平，在漫天的飞雪中。
走出五里路的时候，雪越下越大，自行车没法骑了。父亲推着自行车，母亲抱着我，踽踽前行。潍北平原的冬天，一望无际的空荡，只有雪花在忘情舞蹈。天地一白，仿佛整个宇宙中，只剩下这一车、三人、两个包袱，在与老天抗争。
母亲突然脑子一动，对父亲说：“反正也不能骑车了，咱走近路吧，顺着村庄和田野的小路，往南走，近不少呢。”父亲应允了。
与母亲同时盼望着这一天的，还有姥姥，天没亮就起来了。二舅前一天已经和生产队长打了招呼，借下一匹马，一辆马车。姥姥看着二舅在马车上搭了架子，蒙上棉被，两头绑上草帘子，车厢里铺上棉被，放上枕头，才放心满意地点点头。
天刚放亮，二舅就赶着马车上路了。
我们到达姥姥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姥姥颠着小脚跑出来，从母亲怀里接过我。
“在哪里遇到你二哥的？”母親很惊讶：“我二哥去了吗？坏了，我们走小路，和二哥错过了。”
姥姥把炕烧得温热。第一次见我的姥姥把我放到炕沿上，欢欣地笑着，一层层打开小被子。猛地，她僵住了，摸了一把，孩子通身冰凉。母亲哇的一声，吓得哭起来。姥姥二话没说，解开偏襟棉袄的衣扣，将赤裸裸的我放在她的胸前，用衣襟包了，颠着小脚在屋里转圈。
不知过了多久，“哇——”我在姥姥怀里哭起来。母亲停止哭泣，挂满泪水的脸上露出欣喜。姥姥顿时失去所有的力气，“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泣不成声。
舅舅回家的时候，已接近傍晚。他冒雪在路上走了个来回，只是拉回来一车的雪。那时候，人只要走出家门，便成了无依无靠的个体，再也得不到家里的任何信息。不管多远的路，多久的时间，从起点到终点，支撑行路者内心的，只能是人间的信念、情意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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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小满，风开始温热起来。路两边的麦田在晨光中，绿油油地泛出靛蓝，大片大片地伸延着，像汪洋。麦穗在初夏时节，像少女的身体，青涩、秀美、稚嫩，摇晃着抵触抚摸的芒。巨擘一样的杨树上、柳树上，叶子在风中唰唰唰地响，阳光的亮点在叶片上一闪一闪地跳。
母亲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尽量保持着和父亲平行，风吹起她的短发，向后飞扬。她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省吃俭用的母亲，为了回娘家，一改平时的吝啬，拿出149元，买回了当时流行的大金鹿自行车。父亲每月的工资是36元，这149元，沉甸甸。
母亲第一次自己骑车回娘家，快乐得像只小鹿。铮亮的辐条将风剪碎，嘤嘤嘤，嘤嘤嘤，唱着一支快乐的歌。
我已经六岁，坐在父亲的后车座上，头上有了两个小小的辫子，两只手拽着父亲的衣服，无聊地晃动着两只脚。因为去姥姥家，母亲给我穿了刚做好的新鞋子，白鞋底，紫条绒鞋面，鞋口有黑色的包边。鞋子在阳光里滑动着，美得像白窗纸上的红窗花。
母亲时不时地提醒我：老实坐着，别把脚绞进辐条里。然后看向父亲：“你看看，是不是睡着了？”三岁的弟弟正坐在母亲车座上的小木头椅子里，一条宽布带从弟弟的胸前揽过去，将弟弟绑在椅背上。刚开始还咿咿呀呀说个不停，现在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不用看，我就知道他已经睡着了。这个无聊的小孩，一上路就要睡觉。我在心里想。 弟弟可以睡觉，我不可以。我要是睡着了，不管是向东倒还是向西歪，都会从车座上掉下来。可是，此时此境，我很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太阳温温润润，阳光像温暖的手，左一下右一下抚摸着我。两边麦田的绿无休无止，在眼角的余光里缓缓流淌，就像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绿色。树叶在头顶上哗哗哗，车轮上的风在空气中嘤嘤嘤，车轮下的沙子在路面上唰唰唰，风在两耳边呼呼呼，还有比这更好的催眠曲吗？
母亲一直站在睡意外唤醒我，招魂一样呼唤着我的名字，将我慢慢慢慢走远的意识唤回来。一路上，她和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并不买她的账，想睡觉又不能睡，屁股在车座上坐得久了，稍稍的颠簸都硌得生疼，况且，有条腿麻了，正在慢慢失去知觉。
“为什么要找这么远的婆家呢！”我冲着母亲发怨气。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轻轻笑起来。
“等你以后找婆家，就找在家门口。”母亲开始打趣我：“要不跟广北吧，离家最近。”
广北快三十岁了，因为先天性眼疾一直没娶上媳妇，就住在我家胡同口。
“不行！他长得太丑！”我强烈反对。
“离家近呀，出了娘家门就到婆家了。”母亲忍不住笑。
我摸了摸被硌得生疼的屁股，一咬牙说：“跟广北就跟广北。”母亲和父亲同时笑起来，因为这句话笑了我很多年。
对于母亲来说，带着孩子走娘家是大事情。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行，一年中凑齐这些因素的日子并不多。首先是农闲时间，其次天气必须好，路况好，时间要农历逢五或是逢十，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父亲已经回到家里。
我们这里五天一个集，排四，九。走娘家的头一天，母亲要去集市上割一斤肉，有时候再买一斤点心。
肉是每次都要割的。
母亲将肉拿回家，洗净了，切成四块，放到白色的大瓷碗里，撒上盐，上锅蒸。热气从高粱秸做的锅盖上钻出来，肉的香味就溢满了屋子，先是顺着烟和水汽升腾到屋顶，再返回来，从檐窗里飘出去，跟着风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勾出多少人的口水。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是母亲保存猪肉的最好方法。
那时候，母亲特别爱吃蒸出来的肉，那种白白的肉片子。六毛八一斤猪肉，母亲平时是舍不得买的。还记得她跟我说过一句话：“等你嫁了人，回娘家时，什么也不要买，割上两斤猪肉，让我吃个够。”
“快看！磕头虫！”
我指着不远处正在抽原油的机井大声喊。无限绿意里，一上一下的机翼在阳光中画着优美的弧线。
路上行人很少，偶尔遇到一辆马车，和一辆擦肩而过的自行车，拖拉机是很少见的。世界很安静。没有人会知道，在深沉的安静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默默地蕴酿着，会改变我们的未知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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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走的那年，是1984年的春天，我十四岁。她没有等到我自己骑车去看望她，她的离开让我说过的很多话，变成空话。
我曾经和姥姥说：“等我长大了，自己骑车来看你;等我长大了，挣了钱，给你买很多好吃的。”姥姥肯定不相信我的话，就像那时候我也不相信——我们会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1982年是潍北平原翻天覆地的一年。春上，村子里生出一股暗流，撞击着一颗颗多年来安守本分的心。
“要分田到户了！”
这句话是用窃窃私语的形式流传的，它的力量却是爆炸性的。每一颗禁锢的心都生出一种惧怕——打恶霸，分田地，建立生产队，好像是昨天的事，怎么又要撤销生产队，把田地分给个人呢。年长的人更是惶惶，偷偷在心里嘀咕：这是要走回头路呀。
秋上，生产队里的东西，大到车、马、牛、驴、骡，小到锨、锄、镰刀，像列队一样摆在生产队的院子里，院子里还站了这个生产队男男女女的社员。生产队长指着一样东西喊个价，在人群嘈嘈切切的杂音里，会有人加上五分钱或是一毛钱，喊上一嗓子。母亲说，这是“叫庄”，随便加钱，谁出钱多，东西归谁。
车拉走，牲口牵走，地上的物件被人一件一件拿走。生产队就这样，一件，一件，失去了它的形体。曾经，母亲用七元钱买了一口缸，很大，放到我家院子里显得更大。母亲给它做了一个圆锥形的架顶，苫了麦秸草做的帘子，用来盛粮食。
田野里的秋景并不繁盛，玉米稀稀落落站在地里，面黄肌瘦的样子，让人看了觉得难受。母亲拉了我挨着地头看地上的木橛，找父亲的名字。木橛是柳树枝或是杨树枝做的，锨柄粗，削掉一块皮，用毛笔写上每家户主的名字，砸到地里，只留三寸左右，从此时，这块地便归于木橛上的人名。
这个秋天，我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多地。这个秋天，大旱，玉米歉收，小麥播不下种，全村人领吃国家的“救济粮”。靠天吃饭，靠的是老天爷的脸色和心情，靠的是大地的悲悯和赏赐。天不下雨，地不生河，土地板着脸，农人苦着脸，庄稼蔫着脸。
直到1989年，引黄济青工程完成。黄河水在滨州引黄济青工程的起点进行沉淀，向东南经过东营、潍坊，最后抵达青岛市境内的棘洪滩水库。途经潍坊的水成了庄稼的救命水，让沿途的土地有了抵抗干旱的能力。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黄河水滋润了这片土地，从此，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润泽。
姥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说来，是要笑的。学骑自行车的过程漫长而艰难，远远超过我后来的学习开车。一开始是偷着，趁母亲不在家时，推出自行车，在胡同里练习溜车，溜车时常会摔倒，怕母亲看见会心疼——心疼她的自行车。
后来，得到母亲的同意，可以堂堂正正地学习骑车。母亲在后车座绑上半截扁担，大约一米多长，横着，摔倒的时候，扁担能起支撑作用，人和车都不受伤。自行车绑了扁担，顿时端起架子，窄小的地方容不下它了，只能去场院里练习。生产队唯一留给我们的念想，是一个比我们学校操场大出好几倍的场院，广阔，平整，干净，任年少的我们肆意驰骋。
场院里已经有人在练习，也是绑了扁担或是棍子，有哥哥姐姐的会跟在旁边扶着或是指挥着。大呼小叫的，摔了，爬起来，再摔，再爬起来。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人都那么笨呢，偌大的场院，骑上自行车后战战兢兢，慌张得忘了东南西北。阿斗把车骑到地瓜坑里，摔断了胳膊。金桂练车时，刹不住，脸蹭到墙上，差点毁了容。
想來，贫穷不但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也限制了我们的适应能力。等看见不到三岁的儿子骑着小小的童车，满屋子乱转，车技了得时，我曾经感叹，人与时代的关系是这样密切。社会经济是人们生活层次的载体，大势有形，细微处，更是清晰。
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那段路上时，春风正浓。路上的拖拉机和小货车，趁着春风，洋洋得意，卷起一阵阵的尘土，飞扬，再飞扬。
三五年之后，我们村西头有了早晚两班客车，我家也搬到县城了。这一切来得太匆匆，等我们缓过神来，就像换了天地。看望姥姥的那些日子，被盖上旧时光的印记。曾经在我们心头漫长无比的路，变得越来越短，成了我们远走的起点和淡淡的乡愁。
4
初冬，母亲坐在藤椅上，冬阳透过落地窗，将她暖暖地抱着。母亲慵懒地眯了眼，头上的白发在阳光里发着光，剔透明亮。身后的阳台上，摆满了父亲侍弄的花。
这是世上最温暖、最美丽的一幅画。我拿出手机给母亲拍照。
“君子兰开得这么好，你怎么不给它拍照呀。”母亲睁开眼，为君子兰打抱不平。
“君子兰再美，也不如娘美啊。”听我这样说，母亲笑着晃动了一下身体。
三年前，父母搬到新居，离我单位近，常常唤了我回家吃午饭。我又做回了那个进门喊一声饿了，就可以洗手吃饭的孩子，多了许多听母亲讲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光。
我与母亲开玩笑：“以后回家，只给你捎两斤猪肉。”
母亲不笑，将眼睛望向窗外：“那时候猪肉六毛八一斤。油条用六两粮票，三毛六一斤。点心也是用六两粮票，三毛六一斤。知道你们馋，就是没有钱给你们买，当娘的这个心呐……”
母亲住在二楼，楼南有一个绿化带，绿化带设计得很别致，有水渠，有小桥，有芦苇，有很浓郁的自然气息。水渠两边种了玉兰、樱花、海棠、美人梅，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春天，窗外的花开得热烈时，繁繁复复，花影晃动，香气馥郁，母亲在家里就可以饱览春色。现在，树木凋谢了叶子，寂寂的，黑褐色的枝桠间，露出了藏匿其间的小径。
母亲喜欢坐在这里，晒太阳，看窗外的景色。她突然笑起来，像个孩子般。
“忘了告诉你，前几天回老家，差点把你爹丢了。”
前些日子，弟弟拉着父母回了一趟老家，找村里的老伙伴们叙旧。回来的路上，母亲晕车了。行至城北，母亲想吐，弟弟停车，扶母亲去路边呕吐。坐在后排的父亲看到路边有个公厕，下车去了厕所。
母亲呕吐完，弟弟扶她上车，然后，开车回家。到了楼下，弟弟扶母亲下车后，站在车下等，父亲怎么就是不下车呢。打开车门，吓了一跳，后座上空空的。赶紧拨打父亲的手机，铃声在母亲的手提包里响起来。
母亲讲到这里，父亲接话了。“这娘俩，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还以为他们看到了。等我出来，看到他们开车走，喊也听不到。”
“你怎么回来的？”我笑着问。
“坐公交车嘛，方便得很。只要脑子还好使，兜里有钱，还能回不了家？”父亲胖胖的脸上有着一层小得意。
母亲说：“本来打算和你爹坐公交车回老家的，你弟不放心，非要陪我们回去，坐公交车说不定不晕车呢，那小轿车最容易晕。”
“想不想再骑自行车走一趟，找找当年的感觉？”我喃喃着，对父母也是对自己说。
“不行喽，不行喽！”父母将头摇成货郎鼓。
“骑不动了。如果不是遇上了好时代，七老八十了，还能跑出四五十里路去串门？”母亲一本正经地说：“这要是在以前，我们这个年龄，只能倚着南墙晒太阳喽。”
“这要是在以前”这句话是打开母亲回忆的钥匙，她又开始讲起，那些听了无数遍的记忆。这些记忆里，有贫穷，狭窄，局促，封闭，有拼搏，开拓，收获，欣喜，有世界豁然开阔，万物繁复多姿。还有那条不动声色的路，在大地的一隅，破解着数不尽的孤独，为我们守候着灵魂的来处与归处。所有的美好，都藏匿在这失去和守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