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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补充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共产主义形成全新的认识，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本文试从存在论视域、认识论视域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做出新的探索，以期对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入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29-03
一、存在论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存在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自巴门尼德提出以来，历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发扬光大，到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盛行一时，恩格斯甚至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存在论意域上的理性论证，不仅应当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前提，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感。
（一）“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论探索的意义
1.理论意义。正如哲学伟人所论述的那样，存在——“to be ”或者“to on”是最大的前提和最普遍的概念，存在规定着“being”存在者——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着即“to be”，才有进一步论述其他规定性的可能性。这里引用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先于本质”。
作为人学理论研究核心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理应不可避免首先涉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做出理性论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时，似乎早已把它的存在当作自明性的了。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自明性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即康德所说的通常理性的秘密判断——应当成为并且应当始终是分析工作的突出课题即哲学的事业”，“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存在当做自明性的”[1]。
2.现实意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即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现的问题，一直以来成为一些人的普遍质疑。对这一问题的正面阐述和证明，不仅可以有力地回击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抨击，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自觉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高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证明
恩格斯首次明确地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当我们论述存在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存在不仅包括“现实存在”，也包括“思维存在”，因此本文以下将从思维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
1.逻辑思维中的存在。当我们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是怎样、或者不是什么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说的那样：“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3]，“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既然可以用“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语言表述，它就是“to be”即存在的。即按照传统逻辑学——形式逻辑学的同一律，是者“是”在或者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
2.现实实践中的存在。如果“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它还不是最真实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全面发展的人存在于我们的现实实践中。从早期人类对于温饱和体魄健康的追求，到源自泰勒斯的闲暇之余的思辨精神和爱智慧活动，再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社会生活中“德性”的崇尚：“我们自然地获得德性，但却通过习惯培养起德性”，又到中国现代以来所实践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后直到全球化以来“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形成”成为可能，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发展的全面性。因此，全面发展最真实地“to be”在我们的实践中。
二、认识论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思考
在通过理性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问题后，我们转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然而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却彷徨了。对什么才是“人的全面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总结前人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新认识。
（一）“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不可“定”义性
“人的全面发展”其内涵的不可“定”义性并不是康德意义的不可知论，而是源于以下对人全面发展内涵的具体历史性、发展的开放性、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性认识。
1.具体历史性。一方面，在具体条件下，相对于具体人而言，由于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实践水平的差异，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具有相对性，可以预见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实现每个人同步同等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也具有相对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培育“四有新人”，发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时代新人，就是当前阶段的全面发展的人。
2.开放性、无限性。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无物常驻，一切皆流”[5]的思想，人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试图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甚至是一劳永逸式的界定，不仅会禁锢思想的创新和人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将人在未来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并同时宣示了人发展的停滞，这与哲学的基本观点背道而驰，在现实中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3.源于实践认识的的相对性。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在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水平尚未达到全面发展时期，任何对人的全面发展情景的具体而完整描绘，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经验归纳和猜测，休谟早于18世纪对经验的归纳提出质疑，而猜测更加带有假设的成分。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式的具体描绘，马克思正是洞查了这种先验的陷阱，因而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做出明确而细致的规定，而是把重点放在对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途径的论证以及革命实践中。 （二）“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相对认识
经过以上“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不可“定”义性分析，我们得出无法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做全面而完整的内涵界定，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的“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6]，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全面发展应有之义做出相对意义上的探索。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一种理论体系无穷后退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他必须有一定理论作为前提或基础，即使后现代主义不承认任何理性和权威，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真理。
1.关于“人”的理解。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和万物的价值尺度，不仅是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而且理应成为发展的目标。因此对“人”的界定理应成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首要任务。人的存在形式主要分为个体和人类，发展究竟是以“个体人”为最终目标，还是以人类社会为最终目标。虽然我们所熟知的人类社会和人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是由个体人组成，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对二者何者为第一性的探讨。
在人类早期阶段，由于个体能力的不足，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只有结成家庭、群、部落和社会，才有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正是出于生存的基本需要，社会利益高高凌驾于个体之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价值的不真实性即他不是代表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总是站在占有“博弈资源”优势的一方，因此在私有制社会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价值冲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博弈资源”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真实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7]因此每个个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
2.关于“发展”的理解。从词根的意义上讲，“development”发展在英语、德语、法语中均有彰显、显示的意思，即把曝过光的照片的底片或者相纸逐渐显影的意思。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发展，可以把人的发展实质理解为人的真实本质的彰显。马克思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但最主要的是劳动即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而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就是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被蒙蔽的人的本质得到彰显，使人不再成为机器的零件和资本的奴隶而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3.关于“全面发展”的理解。既然我们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本质的彰显，就不难得出全面发展就是人本质的全面展开。而在论述如何做到发展的全面性之前，这里涉及到关于人的本质认识。
对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曾经做出过看似三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提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8]“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是类存在物。”[9]可概括为“劳动实践”本质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这里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说。1844年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说：“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11]可归为“人的需要”本质说。
因此，从以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人的全面发展至少应包括：人的劳动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这三种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的本质的说法其实是在内统一的，只是三者所区别的对象和语境有所不同。“劳动实践”说是人的类本质，是相对于动物性而言的；“社会关系总和”说强调人的社会性，是人的个体本质；“需要”说强调了人的本质功能性，即本质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这三者共同统一于人类创造历史的社会生产活动中。
三、“存在论”与“认识论”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只是出于对问题探讨深入的考虑，才有必要分别从存在论和认识论视域对“人的全面发展”予以研究，然而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
只有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存在性，才能继续探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而这确立的过程正是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证明来完成的。正如“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总是具有第一性的。
但是存在的事物只有纳入人的实践活动中，纳入人们的认识活动中，从“认识论”视域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科学的阐述，以求对人的实践活动予以指导，其“存在”才是有价值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才会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存在论”和“认识论”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中问题的两个方面，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我们在学习研究中，任何将二者割裂开来，或者偏重其一的做法都是不恰当，至少是不完整的。
参考文献：
〔1〕M.Heidegger，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 Verlag，Tuebingen 1986，s.，4.
〔2〕〔5〕外国哲学室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31.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2003.2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集（1934-1952）[M].人民出版社，1985. 574.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94.
〔7〕〔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294，505.
〔8〕〔9〕〔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9.96，96，37.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29-03
一、存在论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存在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自巴门尼德提出以来，历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发扬光大，到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盛行一时，恩格斯甚至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存在论意域上的理性论证，不仅应当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前提，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感。
（一）“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论探索的意义
1.理论意义。正如哲学伟人所论述的那样，存在——“to be ”或者“to on”是最大的前提和最普遍的概念，存在规定着“being”存在者——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着即“to be”，才有进一步论述其他规定性的可能性。这里引用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先于本质”。
作为人学理论研究核心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理应不可避免首先涉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做出理性论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时，似乎早已把它的存在当作自明性的了。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自明性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即康德所说的通常理性的秘密判断——应当成为并且应当始终是分析工作的突出课题即哲学的事业”，“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存在当做自明性的”[1]。
2.现实意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即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现的问题，一直以来成为一些人的普遍质疑。对这一问题的正面阐述和证明，不仅可以有力地回击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抨击，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自觉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高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证明
恩格斯首次明确地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当我们论述存在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存在不仅包括“现实存在”，也包括“思维存在”，因此本文以下将从思维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
1.逻辑思维中的存在。当我们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是怎样、或者不是什么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说的那样：“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3]，“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既然可以用“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语言表述，它就是“to be”即存在的。即按照传统逻辑学——形式逻辑学的同一律，是者“是”在或者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
2.现实实践中的存在。如果“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存在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它还不是最真实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全面发展的人存在于我们的现实实践中。从早期人类对于温饱和体魄健康的追求，到源自泰勒斯的闲暇之余的思辨精神和爱智慧活动，再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社会生活中“德性”的崇尚：“我们自然地获得德性，但却通过习惯培养起德性”，又到中国现代以来所实践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后直到全球化以来“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形成”成为可能，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发展的全面性。因此，全面发展最真实地“to be”在我们的实践中。
二、认识论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思考
在通过理性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问题后，我们转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然而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却彷徨了。对什么才是“人的全面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总结前人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新认识。
（一）“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不可“定”义性
“人的全面发展”其内涵的不可“定”义性并不是康德意义的不可知论，而是源于以下对人全面发展内涵的具体历史性、发展的开放性、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性认识。
1.具体历史性。一方面，在具体条件下，相对于具体人而言，由于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实践水平的差异，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具有相对性，可以预见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实现每个人同步同等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也具有相对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培育“四有新人”，发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时代新人，就是当前阶段的全面发展的人。
2.开放性、无限性。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无物常驻，一切皆流”[5]的思想，人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试图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甚至是一劳永逸式的界定，不仅会禁锢思想的创新和人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将人在未来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并同时宣示了人发展的停滞，这与哲学的基本观点背道而驰，在现实中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3.源于实践认识的的相对性。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在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水平尚未达到全面发展时期，任何对人的全面发展情景的具体而完整描绘，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经验归纳和猜测，休谟早于18世纪对经验的归纳提出质疑，而猜测更加带有假设的成分。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式的具体描绘，马克思正是洞查了这种先验的陷阱，因而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做出明确而细致的规定，而是把重点放在对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途径的论证以及革命实践中。 （二）“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相对认识
经过以上“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不可“定”义性分析，我们得出无法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做全面而完整的内涵界定，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的“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6]，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全面发展应有之义做出相对意义上的探索。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一种理论体系无穷后退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他必须有一定理论作为前提或基础，即使后现代主义不承认任何理性和权威，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真理。
1.关于“人”的理解。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和万物的价值尺度，不仅是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而且理应成为发展的目标。因此对“人”的界定理应成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首要任务。人的存在形式主要分为个体和人类，发展究竟是以“个体人”为最终目标，还是以人类社会为最终目标。虽然我们所熟知的人类社会和人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是由个体人组成，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对二者何者为第一性的探讨。
在人类早期阶段，由于个体能力的不足，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只有结成家庭、群、部落和社会，才有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正是出于生存的基本需要，社会利益高高凌驾于个体之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价值的不真实性即他不是代表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总是站在占有“博弈资源”优势的一方，因此在私有制社会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价值冲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博弈资源”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真实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7]因此每个个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
2.关于“发展”的理解。从词根的意义上讲，“development”发展在英语、德语、法语中均有彰显、显示的意思，即把曝过光的照片的底片或者相纸逐渐显影的意思。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发展，可以把人的发展实质理解为人的真实本质的彰显。马克思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但最主要的是劳动即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而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就是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被蒙蔽的人的本质得到彰显，使人不再成为机器的零件和资本的奴隶而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3.关于“全面发展”的理解。既然我们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本质的彰显，就不难得出全面发展就是人本质的全面展开。而在论述如何做到发展的全面性之前，这里涉及到关于人的本质认识。
对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曾经做出过看似三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提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8]“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是类存在物。”[9]可概括为“劳动实践”本质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这里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说。1844年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说：“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11]可归为“人的需要”本质说。
因此，从以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人的全面发展至少应包括：人的劳动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这三种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的本质的说法其实是在内统一的，只是三者所区别的对象和语境有所不同。“劳动实践”说是人的类本质，是相对于动物性而言的；“社会关系总和”说强调人的社会性，是人的个体本质；“需要”说强调了人的本质功能性，即本质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这三者共同统一于人类创造历史的社会生产活动中。
三、“存在论”与“认识论”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只是出于对问题探讨深入的考虑，才有必要分别从存在论和认识论视域对“人的全面发展”予以研究，然而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
只有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存在性，才能继续探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而这确立的过程正是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证明来完成的。正如“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总是具有第一性的。
但是存在的事物只有纳入人的实践活动中，纳入人们的认识活动中，从“认识论”视域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科学的阐述，以求对人的实践活动予以指导，其“存在”才是有价值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才会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存在论”和“认识论”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中问题的两个方面，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我们在学习研究中，任何将二者割裂开来，或者偏重其一的做法都是不恰当，至少是不完整的。
参考文献：
〔1〕M.Heidegger，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 Verlag，Tuebingen 1986，s.，4.
〔2〕〔5〕外国哲学室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31.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2003.2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集（1934-1952）[M].人民出版社，1985. 574.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94.
〔7〕〔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294，505.
〔8〕〔9〕〔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9.96，96，37.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