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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贸易失衡与资本流动失衡是主动参与全球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互补与双赢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合作与协商是处理两国贸易失衡的正道。
中美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主体,双边不平衡的数额也最大,两国间的平衡与再平衡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危机的原则
国际上有论点把危机的主因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多次宣讲并广为传播的“全球储蓄过剩论”,认为“顺差国大量外汇储备—过剩储蓄流入美国—美国流动性过剩—利率下降—泡沫经济—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金融危机外因论”。事实上70年代以来每次较大危机后都出现储蓄率上升情况,东亚的储蓄率上升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泡沫经济破灭,而且是被动上升的。美国是因为在高技术泡沫破灭后刺激经济增长而自主降息,而不是随外部储蓄流入而“被迫”降息。到2004～2005年房地产泡沫累积的关键时刻,美联储对国际经济失衡仍然乐观,并未采取宏观抑制措施,其他外围国家不过是配合了美国的失衡和泡沫,围绕中心“转错了”而已。特别是中国顺差与美国逆差在时间、数量、结构上都对应不上,美国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20年、美国储蓄绝对额下降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10年,美国自2001～2003年大幅降息之时,中国对美顺差并无明显变化;2005年后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时,正是美国大幅调高利率之时,说明美国货币政策是相当“独立”的,并不是中国储蓄过剩“操控”了美国政策。指责别国储蓄过剩、借钱给美国造成了危机,就像一个强盗抢了别人东西被抓起来了,反而责怪被抢人家没关好门、家里有财、方便了抢劫一样。美国2010年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失衡是否是危机主因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的认为国内储蓄缺口决定外部不平衡,一国的储蓄与借贷是其自身的选择;有的认为失衡是有利的,因为资本从资本市场低效的穷国流向了高效的富国;有的认为全球过剩储蓄流入降低了低率诱发了房地产泡沫。尽管可以说储蓄流入的种种不是,不能有效利用储蓄、疏于监管难辞其咎。”
事实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是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从表层看是“经济政策失误”、“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缺位”、“华尔街贪婪”等直接导致的,比如巴菲特把金融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深层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再现,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危机不断,八、九十年代全球大小危机108次,这次危机终于从外围到了中心;从根源看依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两极分化—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负债消费—债务经济—金融创新与疏于监管—金融泡沫—金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美国及世界自70年代以来两极分化加剧,发展严重不平衡,致使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实体经济衰弱后靠虚拟经济来弥补,终于导致泡沫经济膨胀与破灭。总之,国际经济失衡虽不能说与危机无关,但显然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危机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归咎于外围国家,显然是因果倒置、本末倒置和轻重倒置,不利于中心国家认清自身问题,更不利于改正错误和防止重犯错误。
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中美利益分配问题
贸易流向不是利益流向,贸易不平衡既可以是双赢的,也可能是利益向逆差国聚集,即顺差-逆差与盈利-亏损并不对应。外贸顺差是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来的,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顺差大并不等于利益多,贸易顺差可比拟为营业收入,而不是纯利润。顺差也可能是受损、逆差也可能是获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贸易差额可能是贸易利益中最不重要的一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认为,“如果法国出口一批货物,用卖来的钱从国外购买一批商品,但在海运途中不幸遭遇风暴,进口产品全部掉入海底损失掉了,但是,在法国的统计上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我国清朝也曾顺差和大量白银流入,但并未导致强盛;大英帝国货物贸易长期逆差、资本收益顺差,但也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美国70年代以来连续近40年逆差,但获得了大量国民福利:一是贸易带来了就业、利润和税收迅速增长,2009年零售业就业比制造业多280万人,比60年代增加了900多万人,同期制造业只减少了600多万人。在贸易失衡最重的2004～2008年,美国失业率只有4.5%左右,为20多年来的低点。美国贸易业利润每年2300多亿美元,与制造业利润之比从60年代的1/5提高到现在的1～2倍,其中外贸利润占很大比重。二是从中国进口的物美价廉产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以千亿美元计的开支,还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据美国商务部研究,剔除石油价格因素,1996～2007年美国从中国和东亚进口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每年使美国实际国内收入增加0.15个百分点,12年累计增加1.8个百分点,相当于2534亿美元。据此测算,1995～2008年美国非石油产品贸易条件改善了16%。三是贸易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当前在高端制造、信息、服务等行业占有制高点,未来在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产业很可能世界领先,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低端制造业减少的数量。四是获得了大量对外投资利益。美国海外投资收益率一般比外国在美投资收益率高几个百分点。尽管美对外净债务高达3.5万亿美元,仍有1900亿美元的净收益。其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更高,2008年为3708亿美元,远高于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收益的1209亿美元,净收益高达2499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就业人口每年食利1800美元,这等于中国每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工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美国人“坐享其成”,具有食利资本主义特征。五是强大的美元利益。世界本位货币是世界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表明美国每年的铸币税收入相当于GDP的5～10%,1989～2007年,因美元贬值等价值重估使美国净对外负债减少了4.3万亿美元。上述五方面加起来,美国每年从对外开放领域获得的利益都以万亿美元计,这是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事实上,美国是世界的知识中心、人才中心、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营销中心,归结为利润中心;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是就业中心、制造中心、消耗中心、污染中心,归纳为发展中心。中国虽然是第一顺差大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但这根本没有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地位。当然中国也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就业、税收和发展,但中国是低端利益、美国是高端利益,二者尚不能同日而语。同时,现有贸易统计制度不完善,也使“中国账面顺差大,美国实际利益多”。按原产地规则的贸易统计以国为界,这种方法难以反映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出现了国界统计与国民统计巨大差异。如果按企业或居民的国籍或所有权来统计,美国贸易逆差会大大缩小甚至顺差,比如美国2007年跨国公司海外净销售“顺差”达1.76万亿美元,即使将这一数据半折后再减去以国界统计的逆差,美国还会大量顺差;2008年美国关联贸易逆差6014亿美元,将其扣除后美国逆差将下降76%,其中对华关联贸易逆差783亿美元,将其扣除后对华逆差将减少29.4%。刘遵义教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对美出口中大约只有20%中国成份。
因此,现有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是不全面的,这样统计出的美国逆差主要是统计意义而非经济意义,既不是衡量美国竞争力的合适尺度,也不是衡量贸易利益的合适尺度,200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双边贸易逆差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也不是衡量双边贸易利益关系的好指标。”联合国贸发会议前秘书长里库佩罗也说,“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贸易增长带来的好处分布得更广泛,从而使国际贸易体制更加公平、更具有包容性。”美国国会研究报告也提出:“贸易逆差是问题吗?逆差并非不是美国希望的,这虽有成本,但收益大于成本,逆差也是扩大贸易利益的手段。”美国在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前就审视了其逆差问题,比如2000年国会预算局《美国逆差的原因与后果》写道:“对国家整体来讲,贸易逆差本身并没有引发长期经济问题。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更小,其影响是正是负尚不清楚。国家总体上从贸易逆差和外资流入中受益。”据此也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逆差的原因。至于国际经济失衡是否是问题也无定论,如伦敦经济学院布特教授就认为美国、中国的所谓失衡根本不是问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校正这一失衡。
国际经济再平衡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降低储蓄率。美国储蓄也包括居民、政府、企业储蓄三部分,其总储蓄率自80年代就开始下降,主要与政府储蓄过低、信贷便利、普通居民收入增长慢等因素有关,也与其统计方法有关。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如果加上研发、教育培训、品牌等无形资产和耐用品支出等,美国总储蓄率会超过30%,就不算低了。美国居民储蓄率自1984年以来持续下降,到1992年以后储蓄绝对额也下降,从1992年的3660亿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388亿美元,这种下降与财富效应、消费信贷等因素有关。从2006年开始美国居民储蓄率回升,从2005年的1.4%持续回升到2009年的4.6%,下一步可能还会上升,但将略低于80年代前8～10%的平均水平。目前美国总储蓄率还在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政府储蓄减少了1.4万亿美元,即使居民储蓄增加了2163亿美元,企业储蓄也较高,但总储蓄仍减少了3600亿美元,总储蓄率降到10.5%的历史低点。美国储蓄率下降也不孤单,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储蓄率也在下降,但公司储蓄率却在上升。
关于再平衡与储蓄-消费调整问题
中国储蓄率高与经济高增长、人口红利、收入分配、社保体制、信贷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因素有关,主要表现为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偏高。这一轮储蓄高涨始于2002年,5年后政府储蓄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但居民储蓄有波动,2005年以后下降了6个百分点。且中国居民储蓄率本身并不算高,还略低于印度22%的水平。我国储蓄率偏高也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人口抚养比低于40%,处于历史低点。我国降低储蓄率的重点是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需要深化收入分配、社保、金融、税收等改革,短期内不可能明显降下来。
从消费来看,既需要看消费率,也需要看消费增长速度。美国居民消费率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涨,从64%提高到现在的71%。去年美国消费下降了0.6%,只减少了393亿美元,但由于私人投资下降了23.5%,消费率反而提高了0.6个百分点。30年来美国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29,中国为-0.34,说明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并不是同向变动。我国消费增长快与消费率下降也同时并存,多年来商品消费年均增长15%以上,服务消费年均增长10%以上,且住房支出主要算在投资而不算在消费上,中国消费增长率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消费率最低的国家。我国消费率低与我国经济发展快、投资增长更快有关,因而消费相对不足。去年我国消费增长了16.8%,但由于投资增长更快,消费率仍在下降。所以与人们调整失衡的愿望相反的是:尽管中国高出美国消费增速的幅度在增大,但中国消费率比美国低的幅度也在拉大。而且中美的储蓄和消费差异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美国缩小储蓄缺口和中国降低储蓄、扩大消费都不是短期内见效的,都将是较长的历史过程。
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增长率是上升的,但消费率是下降的。由于支出很高的居民住房支出主要计入投资,如果计入消费,则我国的消费增速更快、消费率会更高。
关于再平衡与转变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美国提出要变更经济增长引擎,由消费主导向出口主导转变,并希望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同时希望转变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由美国减少消费和扩大出口、亚洲国家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如果这一愿望实现,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现实来看,这绝非易事。
一是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变。美国消费模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经历了炫耀消费-大众消费-信贷消费等过程。美国消费历来相对稳定,支撑消费的传统文化、金融条件、美元地位和政策支持等因素不会明显改变,消费行为不太可逆,消费者不会因为收入暂时减少就改变消费习惯(美国消费率高也与计算方法有关,如教育、培训、耐用品消费等也可以算做投资,这样消费率就可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美国消费真的低迷,必然拖累经济持续衰退,不利于走出当前危机,所以政府必须稳定消费而不是减少消费,比如去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占24%。美国消费去年11月在连续下降14个月后首次正增长,全年居民消费率达到71%,比2007年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消费能力也将恢复。当然,美国的借贷消费会减少,从2008年7月2.58万亿美元的最高点减少到2009年11月的2.46万亿美元,只减少了1200亿美元,降幅并不大。
二是扩大出口面临很大制约。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已在持续40多年的去工业化过程中被转移出去,难以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再从海外撤回也不现实,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又受到限制,高端制造和新能源等新出口增长点也不会遽然扩大,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将颇为不易。美国扩大出口无可非议,但试图通过政府补贴、保护政策或压别国货币升值等来推行,未必会有效果。特别是再工业化、重新成为制成品出口大国等设想将逆转产业升级规律,将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有的“创举”,值得拭目以待。尽管美国制造业出口在世界的比重下降,但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在增长,仍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09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9%,高于中国的15.6%和日本的15.4%。
东亚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模式近期不会出现显著变化
市场经济是由消费决定生产,“东亚生产-美国消费”正好表明美国是问题的中心: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不会迸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以美国消费对东亚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扩大在东亚的投资并推动了出口,将将危机归因于“东亚生产-美国消费”并指责东亚是不公正的。东亚也大量进口产品,中国30年来进口年均增长17%,入世以来增长25%,是世界上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据美国统计,1989～2009年美对华出口增长了11倍,20年平均增长13.2%,但其对其他国家出口只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5.1%,同期美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比重从1.6% 提高到6.6%,从居美出口第15位提高到第3位。其中2009年美对华出口只下降了0.2%,但对全球出口却下降了18%。
尽管中国和东亚对美货物贸易上顺差,但在服务贸易上逆差,这种顺差/逆差是全球产业分工演进的结果。而且东亚对美顺差多年来稳定在40%左右,比20年前低一半左右。美国自东亚进口是根据消费需求发出订单的,没有订单亚洲企业不会盲目生产,现实情况是美国订单逐月恢复。美国试图用高额关税等保护措施让输美产品进不去,对亚洲企业和美国消费者都不公平,仰仗保护复苏的企业也会有国际竞争力,是难以持久的。只要经济全球化持续、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没有明显变化,美国消费-东亚生产的格局也很难根本改变。
关于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在前几次失衡中压他国货币升值,这次又故伎重施,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既不平等,也不合理:
一是汇率制度是IMF规定的各国自主权利,世界并没有公认哪种汇率制度最好。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难以规避汇率过度波动风险,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国情。汇率是否合理既要考虑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也要考虑就业状况、结构升级和经济基本面,主要在二者之间权衡,单独从贸易平衡角度来考虑汇率水平是片面的。
二是历史经验表明,汇率对贸易不平衡的作用不明显。70年代后马克、日元都曾大幅度升值,但三、四十年后仍对美有大量顺差,比如日元1988年比1985年升值46%,但对美顺差仍然增加了12%,到2006年仍然高达900亿美元,日本汇率与顺差的相关系数是-0.7,滞后两年的相关系数也达-0.6,具有“J”曲线效应;2005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对美顺差反而增长了30%以上,据北京大学姚洋等研究,汇率顶多只能解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2%。
三是当年德、日、四小龙本币对美元升值之时,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人均GDP都达到美国的1/3～2/3,且许多工业品与美国直接竞争。但中国发展阶段明显落后于本币快速升值时的德国和日本,我国工业化总体上才处于中期,人均GDP仅美国的1/17,多数产品与美国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许多学者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对美的冲击比德、日当年小得多,中国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高技术产品都处于中低端,与美国是垂直分工而非水平分工,所以与德日当年升值的条件不可比。
四是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性强,这就决定了汇率作用有限。影响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经济结构问题,而非价格/汇率问题,中国人均工资不到美国的1/15,只要中国还有较多过剩劳动力,汇率就没有明显低估。中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都是顺差的主体,受升值的影响很小。中国许多中低端产品美国已不生产,具有需求刚性,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也不会减少生活必需品进口,比如2009年美国一般消费品降幅为11%,比整体进口低15个百分点,其中从中国进口纺织品降幅不到5%,只有整体进口降幅的1/6。即使美国减少了对华逆差,但其内部失衡依旧,其总体逆差并不会减少。除去对华逆差,美国整体逆差仍有6000亿美元左右,这能怪中国吗?所以人民币升值作用有限,不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单方面指望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失衡问题,既不公平,也无效果。美对华贸易逆差并非中方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双方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是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体现。美国无意减少其占四、五成的石油贸易逆差,不致力于减少高达8000亿美元的全球逆差,却过分强调对华2000亿美元的逆差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是颇值得深思的。即使这样,中国也会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不断完善汇率制度。
总之,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贸易失衡与资本流动失衡是主动参与全球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互补与双赢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合作与协商是处理两国贸易失衡的正道。
中美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主体,双边不平衡的数额也最大,两国间的平衡与再平衡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危机的原则
国际上有论点把危机的主因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多次宣讲并广为传播的“全球储蓄过剩论”,认为“顺差国大量外汇储备—过剩储蓄流入美国—美国流动性过剩—利率下降—泡沫经济—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金融危机外因论”。事实上70年代以来每次较大危机后都出现储蓄率上升情况,东亚的储蓄率上升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泡沫经济破灭,而且是被动上升的。美国是因为在高技术泡沫破灭后刺激经济增长而自主降息,而不是随外部储蓄流入而“被迫”降息。到2004～2005年房地产泡沫累积的关键时刻,美联储对国际经济失衡仍然乐观,并未采取宏观抑制措施,其他外围国家不过是配合了美国的失衡和泡沫,围绕中心“转错了”而已。特别是中国顺差与美国逆差在时间、数量、结构上都对应不上,美国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20年、美国储蓄绝对额下降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10年,美国自2001～2003年大幅降息之时,中国对美顺差并无明显变化;2005年后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时,正是美国大幅调高利率之时,说明美国货币政策是相当“独立”的,并不是中国储蓄过剩“操控”了美国政策。指责别国储蓄过剩、借钱给美国造成了危机,就像一个强盗抢了别人东西被抓起来了,反而责怪被抢人家没关好门、家里有财、方便了抢劫一样。美国2010年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失衡是否是危机主因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的认为国内储蓄缺口决定外部不平衡,一国的储蓄与借贷是其自身的选择;有的认为失衡是有利的,因为资本从资本市场低效的穷国流向了高效的富国;有的认为全球过剩储蓄流入降低了低率诱发了房地产泡沫。尽管可以说储蓄流入的种种不是,不能有效利用储蓄、疏于监管难辞其咎。”
事实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是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从表层看是“经济政策失误”、“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缺位”、“华尔街贪婪”等直接导致的,比如巴菲特把金融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深层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再现,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危机不断,八、九十年代全球大小危机108次,这次危机终于从外围到了中心;从根源看依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两极分化—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负债消费—债务经济—金融创新与疏于监管—金融泡沫—金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美国及世界自70年代以来两极分化加剧,发展严重不平衡,致使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实体经济衰弱后靠虚拟经济来弥补,终于导致泡沫经济膨胀与破灭。总之,国际经济失衡虽不能说与危机无关,但显然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危机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归咎于外围国家,显然是因果倒置、本末倒置和轻重倒置,不利于中心国家认清自身问题,更不利于改正错误和防止重犯错误。
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中美利益分配问题
贸易流向不是利益流向,贸易不平衡既可以是双赢的,也可能是利益向逆差国聚集,即顺差-逆差与盈利-亏损并不对应。外贸顺差是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来的,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顺差大并不等于利益多,贸易顺差可比拟为营业收入,而不是纯利润。顺差也可能是受损、逆差也可能是获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贸易差额可能是贸易利益中最不重要的一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认为,“如果法国出口一批货物,用卖来的钱从国外购买一批商品,但在海运途中不幸遭遇风暴,进口产品全部掉入海底损失掉了,但是,在法国的统计上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我国清朝也曾顺差和大量白银流入,但并未导致强盛;大英帝国货物贸易长期逆差、资本收益顺差,但也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美国70年代以来连续近40年逆差,但获得了大量国民福利:一是贸易带来了就业、利润和税收迅速增长,2009年零售业就业比制造业多280万人,比60年代增加了900多万人,同期制造业只减少了600多万人。在贸易失衡最重的2004～2008年,美国失业率只有4.5%左右,为20多年来的低点。美国贸易业利润每年2300多亿美元,与制造业利润之比从60年代的1/5提高到现在的1～2倍,其中外贸利润占很大比重。二是从中国进口的物美价廉产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以千亿美元计的开支,还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据美国商务部研究,剔除石油价格因素,1996～2007年美国从中国和东亚进口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每年使美国实际国内收入增加0.15个百分点,12年累计增加1.8个百分点,相当于2534亿美元。据此测算,1995～2008年美国非石油产品贸易条件改善了16%。三是贸易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当前在高端制造、信息、服务等行业占有制高点,未来在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产业很可能世界领先,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低端制造业减少的数量。四是获得了大量对外投资利益。美国海外投资收益率一般比外国在美投资收益率高几个百分点。尽管美对外净债务高达3.5万亿美元,仍有1900亿美元的净收益。其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更高,2008年为3708亿美元,远高于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收益的1209亿美元,净收益高达2499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就业人口每年食利1800美元,这等于中国每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工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美国人“坐享其成”,具有食利资本主义特征。五是强大的美元利益。世界本位货币是世界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表明美国每年的铸币税收入相当于GDP的5～10%,1989～2007年,因美元贬值等价值重估使美国净对外负债减少了4.3万亿美元。上述五方面加起来,美国每年从对外开放领域获得的利益都以万亿美元计,这是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事实上,美国是世界的知识中心、人才中心、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营销中心,归结为利润中心;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是就业中心、制造中心、消耗中心、污染中心,归纳为发展中心。中国虽然是第一顺差大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但这根本没有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地位。当然中国也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就业、税收和发展,但中国是低端利益、美国是高端利益,二者尚不能同日而语。同时,现有贸易统计制度不完善,也使“中国账面顺差大,美国实际利益多”。按原产地规则的贸易统计以国为界,这种方法难以反映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出现了国界统计与国民统计巨大差异。如果按企业或居民的国籍或所有权来统计,美国贸易逆差会大大缩小甚至顺差,比如美国2007年跨国公司海外净销售“顺差”达1.76万亿美元,即使将这一数据半折后再减去以国界统计的逆差,美国还会大量顺差;2008年美国关联贸易逆差6014亿美元,将其扣除后美国逆差将下降76%,其中对华关联贸易逆差783亿美元,将其扣除后对华逆差将减少29.4%。刘遵义教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对美出口中大约只有20%中国成份。
因此,现有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是不全面的,这样统计出的美国逆差主要是统计意义而非经济意义,既不是衡量美国竞争力的合适尺度,也不是衡量贸易利益的合适尺度,200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双边贸易逆差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也不是衡量双边贸易利益关系的好指标。”联合国贸发会议前秘书长里库佩罗也说,“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贸易增长带来的好处分布得更广泛,从而使国际贸易体制更加公平、更具有包容性。”美国国会研究报告也提出:“贸易逆差是问题吗?逆差并非不是美国希望的,这虽有成本,但收益大于成本,逆差也是扩大贸易利益的手段。”美国在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前就审视了其逆差问题,比如2000年国会预算局《美国逆差的原因与后果》写道:“对国家整体来讲,贸易逆差本身并没有引发长期经济问题。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更小,其影响是正是负尚不清楚。国家总体上从贸易逆差和外资流入中受益。”据此也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逆差的原因。至于国际经济失衡是否是问题也无定论,如伦敦经济学院布特教授就认为美国、中国的所谓失衡根本不是问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校正这一失衡。
国际经济再平衡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降低储蓄率。美国储蓄也包括居民、政府、企业储蓄三部分,其总储蓄率自80年代就开始下降,主要与政府储蓄过低、信贷便利、普通居民收入增长慢等因素有关,也与其统计方法有关。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如果加上研发、教育培训、品牌等无形资产和耐用品支出等,美国总储蓄率会超过30%,就不算低了。美国居民储蓄率自1984年以来持续下降,到1992年以后储蓄绝对额也下降,从1992年的3660亿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388亿美元,这种下降与财富效应、消费信贷等因素有关。从2006年开始美国居民储蓄率回升,从2005年的1.4%持续回升到2009年的4.6%,下一步可能还会上升,但将略低于80年代前8～10%的平均水平。目前美国总储蓄率还在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政府储蓄减少了1.4万亿美元,即使居民储蓄增加了2163亿美元,企业储蓄也较高,但总储蓄仍减少了3600亿美元,总储蓄率降到10.5%的历史低点。美国储蓄率下降也不孤单,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储蓄率也在下降,但公司储蓄率却在上升。
关于再平衡与储蓄-消费调整问题
中国储蓄率高与经济高增长、人口红利、收入分配、社保体制、信贷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因素有关,主要表现为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偏高。这一轮储蓄高涨始于2002年,5年后政府储蓄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但居民储蓄有波动,2005年以后下降了6个百分点。且中国居民储蓄率本身并不算高,还略低于印度22%的水平。我国储蓄率偏高也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人口抚养比低于40%,处于历史低点。我国降低储蓄率的重点是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需要深化收入分配、社保、金融、税收等改革,短期内不可能明显降下来。
从消费来看,既需要看消费率,也需要看消费增长速度。美国居民消费率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涨,从64%提高到现在的71%。去年美国消费下降了0.6%,只减少了393亿美元,但由于私人投资下降了23.5%,消费率反而提高了0.6个百分点。30年来美国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29,中国为-0.34,说明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并不是同向变动。我国消费增长快与消费率下降也同时并存,多年来商品消费年均增长15%以上,服务消费年均增长10%以上,且住房支出主要算在投资而不算在消费上,中国消费增长率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消费率最低的国家。我国消费率低与我国经济发展快、投资增长更快有关,因而消费相对不足。去年我国消费增长了16.8%,但由于投资增长更快,消费率仍在下降。所以与人们调整失衡的愿望相反的是:尽管中国高出美国消费增速的幅度在增大,但中国消费率比美国低的幅度也在拉大。而且中美的储蓄和消费差异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美国缩小储蓄缺口和中国降低储蓄、扩大消费都不是短期内见效的,都将是较长的历史过程。
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增长率是上升的,但消费率是下降的。由于支出很高的居民住房支出主要计入投资,如果计入消费,则我国的消费增速更快、消费率会更高。
关于再平衡与转变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美国提出要变更经济增长引擎,由消费主导向出口主导转变,并希望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同时希望转变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由美国减少消费和扩大出口、亚洲国家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如果这一愿望实现,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现实来看,这绝非易事。
一是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变。美国消费模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经历了炫耀消费-大众消费-信贷消费等过程。美国消费历来相对稳定,支撑消费的传统文化、金融条件、美元地位和政策支持等因素不会明显改变,消费行为不太可逆,消费者不会因为收入暂时减少就改变消费习惯(美国消费率高也与计算方法有关,如教育、培训、耐用品消费等也可以算做投资,这样消费率就可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美国消费真的低迷,必然拖累经济持续衰退,不利于走出当前危机,所以政府必须稳定消费而不是减少消费,比如去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占24%。美国消费去年11月在连续下降14个月后首次正增长,全年居民消费率达到71%,比2007年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消费能力也将恢复。当然,美国的借贷消费会减少,从2008年7月2.58万亿美元的最高点减少到2009年11月的2.46万亿美元,只减少了1200亿美元,降幅并不大。
二是扩大出口面临很大制约。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已在持续40多年的去工业化过程中被转移出去,难以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再从海外撤回也不现实,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又受到限制,高端制造和新能源等新出口增长点也不会遽然扩大,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将颇为不易。美国扩大出口无可非议,但试图通过政府补贴、保护政策或压别国货币升值等来推行,未必会有效果。特别是再工业化、重新成为制成品出口大国等设想将逆转产业升级规律,将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有的“创举”,值得拭目以待。尽管美国制造业出口在世界的比重下降,但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在增长,仍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09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9%,高于中国的15.6%和日本的15.4%。
东亚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模式近期不会出现显著变化
市场经济是由消费决定生产,“东亚生产-美国消费”正好表明美国是问题的中心: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不会迸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以美国消费对东亚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扩大在东亚的投资并推动了出口,将将危机归因于“东亚生产-美国消费”并指责东亚是不公正的。东亚也大量进口产品,中国30年来进口年均增长17%,入世以来增长25%,是世界上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据美国统计,1989～2009年美对华出口增长了11倍,20年平均增长13.2%,但其对其他国家出口只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5.1%,同期美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比重从1.6% 提高到6.6%,从居美出口第15位提高到第3位。其中2009年美对华出口只下降了0.2%,但对全球出口却下降了18%。
尽管中国和东亚对美货物贸易上顺差,但在服务贸易上逆差,这种顺差/逆差是全球产业分工演进的结果。而且东亚对美顺差多年来稳定在40%左右,比20年前低一半左右。美国自东亚进口是根据消费需求发出订单的,没有订单亚洲企业不会盲目生产,现实情况是美国订单逐月恢复。美国试图用高额关税等保护措施让输美产品进不去,对亚洲企业和美国消费者都不公平,仰仗保护复苏的企业也会有国际竞争力,是难以持久的。只要经济全球化持续、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没有明显变化,美国消费-东亚生产的格局也很难根本改变。
关于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在前几次失衡中压他国货币升值,这次又故伎重施,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既不平等,也不合理:
一是汇率制度是IMF规定的各国自主权利,世界并没有公认哪种汇率制度最好。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难以规避汇率过度波动风险,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国情。汇率是否合理既要考虑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也要考虑就业状况、结构升级和经济基本面,主要在二者之间权衡,单独从贸易平衡角度来考虑汇率水平是片面的。
二是历史经验表明,汇率对贸易不平衡的作用不明显。70年代后马克、日元都曾大幅度升值,但三、四十年后仍对美有大量顺差,比如日元1988年比1985年升值46%,但对美顺差仍然增加了12%,到2006年仍然高达900亿美元,日本汇率与顺差的相关系数是-0.7,滞后两年的相关系数也达-0.6,具有“J”曲线效应;2005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对美顺差反而增长了30%以上,据北京大学姚洋等研究,汇率顶多只能解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2%。
三是当年德、日、四小龙本币对美元升值之时,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人均GDP都达到美国的1/3～2/3,且许多工业品与美国直接竞争。但中国发展阶段明显落后于本币快速升值时的德国和日本,我国工业化总体上才处于中期,人均GDP仅美国的1/17,多数产品与美国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许多学者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对美的冲击比德、日当年小得多,中国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高技术产品都处于中低端,与美国是垂直分工而非水平分工,所以与德日当年升值的条件不可比。
四是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性强,这就决定了汇率作用有限。影响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经济结构问题,而非价格/汇率问题,中国人均工资不到美国的1/15,只要中国还有较多过剩劳动力,汇率就没有明显低估。中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都是顺差的主体,受升值的影响很小。中国许多中低端产品美国已不生产,具有需求刚性,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也不会减少生活必需品进口,比如2009年美国一般消费品降幅为11%,比整体进口低15个百分点,其中从中国进口纺织品降幅不到5%,只有整体进口降幅的1/6。即使美国减少了对华逆差,但其内部失衡依旧,其总体逆差并不会减少。除去对华逆差,美国整体逆差仍有6000亿美元左右,这能怪中国吗?所以人民币升值作用有限,不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单方面指望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失衡问题,既不公平,也无效果。美对华贸易逆差并非中方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双方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是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体现。美国无意减少其占四、五成的石油贸易逆差,不致力于减少高达8000亿美元的全球逆差,却过分强调对华2000亿美元的逆差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是颇值得深思的。即使这样,中国也会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不断完善汇率制度。
总之,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贸易失衡与资本流动失衡是主动参与全球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互补与双赢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合作与协商是处理两国贸易失衡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