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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三无产品”一般是指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以及无生产厂商名称。这些产品一旦“入驻”有供求需求的二级市场，就会被卖方堂而皇之地摆上货架，成为喧嚷叫卖的商品。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同时，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终
6月一过，京城进入了今年的雨季。连日的“梅雨”，并没有给香山路附近的那家两元超市带来影响。每天进店“淘宝”的顾客虽然只是两两结伴，但从早到晚还是络绎不绝。
而就在今年6月底，该超市就因售出的一把“天堂牌”雨伞存在质量问题，被买家找上门来要求退货。买卖双方言辞激烈，据理力争，互不相让。
警钟敲响的质量事故
“全场商品一律两元，一律两元，绝对能让您满意而归……” 7月18日下午，记者寻声接近这家两元超市。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店铺里所售商品种类很齐全，除了家居生活用品外，还有各类“品牌”化妆品、护肤品、箱包、饰品、文教用品，娱乐期刊、男女内衣裤、袜子等。值得一提的是，像去痛片、感冒药、女士卫生用品在这里也有专门的架位。
就在记者购买一瓶某品牌洗涤灵和一支包装精良的碳素签字笔走出该店后，一位在此候车的杨先生对记者说：“从两元店买的东西在质量上难以保证，很容易出现问题，你们以后最好不要买了。”
在随后与杨先生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不久前他的爱人在这家两元超市买花了5元钱买了一个线长2.5米的插板，由于两个人都有在晚饭后饮茶的习惯，当晚7时走右，爱人在厨房里烧一壶热水，并将“热得快”热水器插入新买的插板，随后就和他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
几分钟后，杨先生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他马上意识到是新买的插板出了问题，当杨先生和爱人跑到厨房后，发现新插板上的电线正在冒烟，外面的胶皮被烧化了，杨先生立即切断了厨房的电源。
杨先生还告诉记者，事后他发现，新买的插板虽然便宜但是没有生产厂家。
货源供给的隐性路径
次日上午，记者走进苹果园地铁站出口处附近一家快餐店用餐，并向老板了解与快餐店百米相望的一家两元超市的客流情况。
巧合的是，记者所指的两元超市最早就是由这家快餐店的老板创办的。
这位店主名叫孙财（化名），据其介绍，他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河北邢台来京务工，2000年，他加盟了位于市郊的一家物流公司做了一名货运司机，往返于北京、上海、义乌等地。
2002年5月，孙财奉命从公司驻浙江义乌分理处起运了一车货物返回北京。两天后货物安全抵京。为表示感谢，前来提货的货主决定在物流公司附近宴请他和另一名随车司机。
席前，该货主告诉两名司机，自己要开办一家以经营日常百货为主的门面店，而这车厢里装的价值1万余元的货物即是两元店的所售的商品。
事隔近一年，2003年4月在北京有了积蓄的孙财突发奇想，决定自己下海。
“那段时间也正赶上我们车队（物流公司）换新车，经理让每个司机交两万元押金，我觉得挺不合理的，就申请辞职，下岗待业。”他说。
“下岗”后的孙财想到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就是“两元超市”。2003年五一期间，他和妻子取道河北，南下湖南、浙江等地“考察”该项目的市场和货源地。同年9月，夫妻二人的店铺开业大吉。
孙财告诉记者说，“在我们之前这个门面是个面馆，面积有15平米，经营惨淡。老板是我们老乡，知道我要开店就把它甩手租给了我。当时我们合计要开个店怎么着也得用5万元，但当我们交了1万元的年租金，又花了7000元装修店面，上货用去2万元多元，直到我们开业手里还剩下1万多元。”
尽管如此，孙财还是告诉记者他的两元店在2004年春节之前没有赚到钱，甚至连房租成本也没有收回。而毗邻他的另一家两元店开业只比他早了两个月，但店主却在开业当年的年底就买了一台“哈飞面包”。
“当时我也不明白，两家的门面大小、位置优势都差不多，甚至连卖的东西都一样，可人家怎么就能发家，我却连房租还没挣回来呢？”孙财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为自己无经商能力而大伤脑筋，甚至有“把店卖了干点别的”的想法。但在一次与上文提及的货主的偶遇，为他指点了迷津。
“2004年春节一过，我又去浙江义乌上货。在招待所，我碰见了以前在车队干活时认识的那个货主。我们当晚在房间里聊了很多，这其中我向他谈起了我经营的两元店的情况。他听我说完只是笑，还说我没有入门。”
第二天没有“入门”的孙财跟着“货主”来到货源地进货。而这个货源地并不是以前自己经常去的那个。
“老何（指‘货主’）带我去的市场面积很大，来上货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其中有大部分人都做两元店生意的。讨价还价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市场。有几个买主和老何很熟，见他带个生人，买主们有所警觉，老何告诉他们我是他的好兄弟，人家这才放心。”
在老何的帮助下孙财从几个买主的手中购进了大量廉价小商品，其中包括很多“名牌”化妆品和五金小商品，也有一些儿童玩具和生活塑料制品。他告诉记者，那一次他上回来的商品在种类、数量都要比以往都要多，但在价格只是以往的1/3。
“也就是说，你进回来的这些商品都是有问题的？”记者试探地问道。孙财只是笑，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告诉记者，“二元店”里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由证照不全的小厂家生产的。以塑料制品为例，一只洗脸用的塑料盆成本是8分钱，买主批发给两元店的店主是0.25元，如果要50个以上价钱还要低。而这种脸盆其实是用废旧塑料、工业废料加工制成的。“像护肤液、洗发水等日化品也都是黑加工点的假货，里面灌制的液体都是用南方省份一些小的化妆品厂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勾兑而成”。
孙财还告诉记者，因为上货的成本较低加上苹果园站点附近人流较大，因此他每天的营业额在都在1000元以上。
2004年年底，孙财的两元店净利润达了了8万元，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场“光彩”的翻身仗。
监管缺席的市场格局
对于两元超市所售商品多为无质量合格争议、无生产厂商名称一事，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在辰律师，他认为这种产品多是“三无”产品。
孙律师表示，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要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他建议消费者应当主观杜绝买假卖假的行为，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质量监督部门举报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但记者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和工商局了解到，上述部门接到的有关两元超市投诉很少。
对此，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学者张宇分析认为，两元超市的主要针对的是低消费人群，这部分人群在消费时会把价格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二元店正是瞄准了这些人的消费心理，出售一些价格低廉质量一般的货物。消费者因其所购商品价格低廉，即时出现了质量问题也很少想到去和商家计较或依法维权。
“在这一个过程中，消费者不但成全了卖方的销售目的，而且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些三无产品的消费终端。”张宇说。
但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还是向记者表示，对于两元超市内的假冒伪劣、“三无”产品， 会“加大打击力度”、“较量到底”。并希望广大消费者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配合政府机关净化市场环境。
6月一过，京城进入了今年的雨季。连日的“梅雨”，并没有给香山路附近的那家两元超市带来影响。每天进店“淘宝”的顾客虽然只是两两结伴，但从早到晚还是络绎不绝。
而就在今年6月底，该超市就因售出的一把“天堂牌”雨伞存在质量问题，被买家找上门来要求退货。买卖双方言辞激烈，据理力争，互不相让。
警钟敲响的质量事故
“全场商品一律两元，一律两元，绝对能让您满意而归……” 7月18日下午，记者寻声接近这家两元超市。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店铺里所售商品种类很齐全，除了家居生活用品外，还有各类“品牌”化妆品、护肤品、箱包、饰品、文教用品，娱乐期刊、男女内衣裤、袜子等。值得一提的是，像去痛片、感冒药、女士卫生用品在这里也有专门的架位。
就在记者购买一瓶某品牌洗涤灵和一支包装精良的碳素签字笔走出该店后，一位在此候车的杨先生对记者说：“从两元店买的东西在质量上难以保证，很容易出现问题，你们以后最好不要买了。”
在随后与杨先生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不久前他的爱人在这家两元超市买花了5元钱买了一个线长2.5米的插板，由于两个人都有在晚饭后饮茶的习惯，当晚7时走右，爱人在厨房里烧一壶热水，并将“热得快”热水器插入新买的插板，随后就和他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
几分钟后，杨先生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他马上意识到是新买的插板出了问题，当杨先生和爱人跑到厨房后，发现新插板上的电线正在冒烟，外面的胶皮被烧化了，杨先生立即切断了厨房的电源。
杨先生还告诉记者，事后他发现，新买的插板虽然便宜但是没有生产厂家。
货源供给的隐性路径
次日上午，记者走进苹果园地铁站出口处附近一家快餐店用餐，并向老板了解与快餐店百米相望的一家两元超市的客流情况。
巧合的是，记者所指的两元超市最早就是由这家快餐店的老板创办的。
这位店主名叫孙财（化名），据其介绍，他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河北邢台来京务工，2000年，他加盟了位于市郊的一家物流公司做了一名货运司机，往返于北京、上海、义乌等地。
2002年5月，孙财奉命从公司驻浙江义乌分理处起运了一车货物返回北京。两天后货物安全抵京。为表示感谢，前来提货的货主决定在物流公司附近宴请他和另一名随车司机。
席前，该货主告诉两名司机，自己要开办一家以经营日常百货为主的门面店，而这车厢里装的价值1万余元的货物即是两元店的所售的商品。
事隔近一年，2003年4月在北京有了积蓄的孙财突发奇想，决定自己下海。
“那段时间也正赶上我们车队（物流公司）换新车，经理让每个司机交两万元押金，我觉得挺不合理的，就申请辞职，下岗待业。”他说。
“下岗”后的孙财想到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就是“两元超市”。2003年五一期间，他和妻子取道河北，南下湖南、浙江等地“考察”该项目的市场和货源地。同年9月，夫妻二人的店铺开业大吉。
孙财告诉记者说，“在我们之前这个门面是个面馆，面积有15平米，经营惨淡。老板是我们老乡，知道我要开店就把它甩手租给了我。当时我们合计要开个店怎么着也得用5万元，但当我们交了1万元的年租金，又花了7000元装修店面，上货用去2万元多元，直到我们开业手里还剩下1万多元。”
尽管如此，孙财还是告诉记者他的两元店在2004年春节之前没有赚到钱，甚至连房租成本也没有收回。而毗邻他的另一家两元店开业只比他早了两个月，但店主却在开业当年的年底就买了一台“哈飞面包”。
“当时我也不明白，两家的门面大小、位置优势都差不多，甚至连卖的东西都一样，可人家怎么就能发家，我却连房租还没挣回来呢？”孙财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为自己无经商能力而大伤脑筋，甚至有“把店卖了干点别的”的想法。但在一次与上文提及的货主的偶遇，为他指点了迷津。
“2004年春节一过，我又去浙江义乌上货。在招待所，我碰见了以前在车队干活时认识的那个货主。我们当晚在房间里聊了很多，这其中我向他谈起了我经营的两元店的情况。他听我说完只是笑，还说我没有入门。”
第二天没有“入门”的孙财跟着“货主”来到货源地进货。而这个货源地并不是以前自己经常去的那个。
“老何（指‘货主’）带我去的市场面积很大，来上货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其中有大部分人都做两元店生意的。讨价还价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市场。有几个买主和老何很熟，见他带个生人，买主们有所警觉，老何告诉他们我是他的好兄弟，人家这才放心。”
在老何的帮助下孙财从几个买主的手中购进了大量廉价小商品，其中包括很多“名牌”化妆品和五金小商品，也有一些儿童玩具和生活塑料制品。他告诉记者，那一次他上回来的商品在种类、数量都要比以往都要多，但在价格只是以往的1/3。
“也就是说，你进回来的这些商品都是有问题的？”记者试探地问道。孙财只是笑，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告诉记者，“二元店”里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由证照不全的小厂家生产的。以塑料制品为例，一只洗脸用的塑料盆成本是8分钱，买主批发给两元店的店主是0.25元，如果要50个以上价钱还要低。而这种脸盆其实是用废旧塑料、工业废料加工制成的。“像护肤液、洗发水等日化品也都是黑加工点的假货，里面灌制的液体都是用南方省份一些小的化妆品厂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勾兑而成”。
孙财还告诉记者，因为上货的成本较低加上苹果园站点附近人流较大，因此他每天的营业额在都在1000元以上。
2004年年底，孙财的两元店净利润达了了8万元，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场“光彩”的翻身仗。
监管缺席的市场格局
对于两元超市所售商品多为无质量合格争议、无生产厂商名称一事，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在辰律师，他认为这种产品多是“三无”产品。
孙律师表示，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要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他建议消费者应当主观杜绝买假卖假的行为，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质量监督部门举报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但记者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和工商局了解到，上述部门接到的有关两元超市投诉很少。
对此，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学者张宇分析认为，两元超市的主要针对的是低消费人群，这部分人群在消费时会把价格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二元店正是瞄准了这些人的消费心理，出售一些价格低廉质量一般的货物。消费者因其所购商品价格低廉，即时出现了质量问题也很少想到去和商家计较或依法维权。
“在这一个过程中，消费者不但成全了卖方的销售目的，而且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些三无产品的消费终端。”张宇说。
但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还是向记者表示，对于两元超市内的假冒伪劣、“三无”产品， 会“加大打击力度”、“较量到底”。并希望广大消费者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配合政府机关净化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