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眼下在杭州，随便翻看报纸都能看到“天堂”的大小官员们不停地叨咕这句话。5月，当数十位国内“快乐经济学”研究者来到西子湖畔，以研讨会的方式加入这场大合唱时，他们被告知这句广告语便是今年杭州市第十次党代会的主题词，是执政党地方党委提出的“奋斗目标”，不少学者目瞪口呆。
　　他们惊讶的，不是杭州把城市品牌广告语与一级党委奋斗目标合二为一，而是杭州执政者理直气壮地谈论“生活品质”，并视之为“理念创新”，在国内，他们头一遭听闻。
　　
　　“老同志”发出质疑
　　
　　“我们看到了一个向着月亮射箭的人，且不说他的箭法如何，我们应当欣赏他的这种魄力。”这是西方福利经济学大师阿瑟·皮古对挑战者的褒扬，最近便有人拿这句话来谈论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
　　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王国平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执政党已经在中国走过了三个28年，正进入第四个28年，前面的路怎么走?他形容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现在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了’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城市书记，他如何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从2005年杭州市委开始向社会寻找智慧，并经过专家评审和市民公开投票的方式，选出2007年党代会的主题词“生活品质之城”。王国平最后拍板把它写进党代会的报告，并形成决议。
　　这一举动不仅刺激了快乐经济学者们的神经，还挑战了“老同志”的思维。在5月举行的研讨会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廖可斌教授告诉外地学者，党内不少“老同志”对王国平在党代会上谈“生活”提出质疑。
　　“太庸俗了。”廖可斌听到一位“老同志”这么评价。廖可斌是论证学者之一，他自己非常赞同这次党代会的主题词，对于“老同志”这种评价，廖可斌觉得主要是老同志们过去在党代会上都是谈论“军国大事”，如今会议主题指向“生活”，他们“不太习惯，不太容易接受”。
　　党代会结束后，廖可斌频频自愿当“解释官”，“给杭州市级机关干部讲了一次，到浙江省办公厅讲了一次，后来又去广电集团讲了一次”。廖可斌讲道，中国已经告别革命时代、暴力时代，以及政治动荡时代，进入建设时代，执政党对政治本质要有新认识，“一切革命的目的，一切发展经济的目的，最后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几次作报告下来，廖可斌感触很深：“不少老同志依然是革命思维、运动思维、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维，—下子观念转不过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人文学者—直强调，改善人们生活品质是任何执政党的根本职责，杭州市党代会大胆“讲生活”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国家回归正常社会的生动写照。
　　
　　不过，各个社会阶层追求生活品质的能力毕竟是不同的。“我们的城市现在还有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大量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还很困难，提这样的概念，是不是忽略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不是鼓励高消费、奢侈浪费?”廖可斌多次被“老同志”如此询问，他们对追求生活品质变成向拜金主义靠拢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建设生活品质之城”被写入党代会决议，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陈惠雄教授认为有两层深意：第一，执政者意识到社会不稳定的现象突出，比如贫富差距拉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增多等；第二，物质生活丰富之后，杭州官员意识到生活品质的重要性了。
　　以前官员只要有GDP有政绩有升迁他们就有快乐，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种快乐处在一种尴尬和悖论中，如果没有更大多数人的快乐，他们的快乐一如海上孤岛，安全系数很低。如今他们明白，以前那种快乐不属于品质生活，少数人强行追求快乐的结果是破坏大多数人的快乐，把自己置身于不稳定、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这就是说，作为受益者，官员们知道生活品质离不开一个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等，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去改善周遭环境。
　　
　　什么是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必须是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的提高。”廖可斌举例说，如果一个小区里，有一家富人，把自己院子用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装修得富丽堂皇，但是旁边污水横流，周遭居民生活在脏乱差之中，“不仅是那些底层的人不觉得自己是高品质的生活，围城里的人如果是有素质的话，也不会觉得自己过的是高品质的生活。”
　　“所谓生活品质之城，就是让最大多数人过上最大幸福的生活。”陈惠雄说。
　　其实，“生活品质”这个词曾经出现在1930年代的上海滩，它是一个舶来品，指的是西式的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今天，杭州擦掉历史的污垢，让这个西洋味道很浓的名词重现天日，通过党代会的决议把它放回市民生活中，但如何赋予它新的价值和意义，执政者还需继续做功课。
　　一名杭州学者给记者举了一个反例以说明执政者解释和兑现这个承诺是一件多么费力的事情。
　　杭州高校如今大多数搬至下沙大学城，每天100多辆大巴浩浩荡荡把数千名教师从城西居住区开往城东，穿城30多公里，每天要花3个小时在路上，“非常痛苦啊，教师们的闲暇时间就这样被剥夺了”。如果有课，这名学者6点就要起床，赶6点45分的校车去大学城，7点45分到达后匆匆到饭堂塞两个包子，8点准时给学生上课。
　　“这是巨大的浪费啊，浪费汽油，浪费教师的闲暇，本来大家都是很舒适的生活，莫名其妙地把人搞得很痛苦。”还有一种浪费让他瞧见了心惊肉跳，高校搬迁到大学城后，要拆掉老校舍，杭州电子工学院的一座体育馆，造好才两年，花了一亿多，就这样炸掉了，在原址上盖商品房。
　　“这个体育馆炸掉重新造表面上是增加了GDP，但是这个GDP是浪费资源和增加人们的痛苦之后增加的。”这名学者说，这是执政者以GDP为中心的行为，这种公共政策带来的就不是“生活品质”，而是官员的政绩和升迁。
　　王国平号令杭州大小官员背书“生活品质之城”，可以理解为对这个反例的反思和纠正吗?持保留意见者认为，考核官员的GDP标准一日不破，这条升迁赛马道依然会万马奔腾，无视民生问题。
　　
　　警惕“南宋遗风”
　　
　　早在2001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便接到一个重点课题，携手杭州市委宣传部做杭州市城市整体形象研究，最后提出的概念是“快乐杭州”，不过报告提交杭州市委后，争议很大，掌舵者T子不能接受这个概念，“当时考虑早了一点，中央还没提和谐社会。”
　　执政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目标是什么?在廖可斌看来，“快乐杭州”也罢，“生活品质之城”也罢，都是对这个问题的终极性回答。耐人寻味的是，杭州提出这个“奋斗目标”不仅经历了一番曲折，提出后又引发质疑和不解，深究之，则是百年来不断上演的社会动荡使人们对“生活思维”陌生了。
　　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 政治口号人们并不陌生。然而，当真正在一级党代会上谈论生活品质时，人们才发现，不仅提出质疑的“老同志们”缺乏“生活思维”，持有“权威性价值分配”的官员们对“生活思维”的解读也频频走调。
　　在一次会议上，杭州市一名官员自豪地列举杭州人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高品位追求”，他说全国的出租车，只有杭州的排气量是2．0以上的，“什么东西支撑它?就是对高质量生活的一种追求。”他还介绍说，杭州大厦卖有1．2万元一瓶的进口面霜，中国一共进口50瓶，结果杭州一下子就卖掉了32瓶，还要从别的城市调过来。
　　这名官员说，杭州人这种追求高品位生活的思想源头来自南宋，当年北宋被金国打败，逃亡到临安即现在的杭州建都，30万中原人移居杭州，其中不少是皇亲国戚。杭州人为了追求和显示与中原人的关系，以学习官话“儿”音后缀为时尚，形成了一股“杭儿风”，延绵至今成为追求新潮、时尚的风潮。
　　
　　令人吃惊的是，王国平在公开讲话中也称南宋时期体现了生活品质的特征，在王国平看来，南宋出现了世俗化、市井化的“市民社会”特色，如今他要带领605万杭州市民回归“市民社会”，重走世俗化、市井化的“市民社会”之路。
　　然而不提南宋也罢，执政者对“南宋遗风”的推崇立即引起一些“老同志”的警惕，他们抓住口实进一步质疑：“生活品质之城”是不是在为少数富人打造?事实上，“南宋遗风”从来就是一个贬义词，且与执政党的固有价值取向多有相左。
　　“南宋的市民社会，不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大量的官宦、富人来到杭州带动市井繁荣，他们在逃亡的情况下，尽情享乐，歌舞升平，山外青山楼外楼，那是富人的天堂，不是穷人的天堂。”陈惠雄说，执政者应该警惕这种富人消费模式反照进现实。
　　陈惠雄教授解释说，提出追求生活品质的背景是，杭州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杭州市委有意把改善环境、改善交通等提高公众生活品质的东西作为施政重点，不要再以GDP为核心，而以人们的快乐幸福为发展核心，确立一种“快乐治市”理念。打造一个惠及所有人的社会才是“生活品质之城”的题中之义。
　　“网上曾经有人发布过一个消息，让穷人逃离天堂，说穷人买不起天堂的房子，他们不能同享现代化的欢乐，不能同享生活品质之城的欢乐。”陈惠雄感慨道，“生活品质之城”如果只是为了吸引投资，吸引购房，彰显政绩，那就有广告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