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是一部百科奇书，后世历代学者由于不熟悉辩证思维方法，因而没有采用联系的观点和系统的方法看待它，也就未能发现隐藏于《说文解字》一书中的汉字构形理论体系。以系统方法对六种汉字构形原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象形法是用自然手法记录实物；指事法是靠主观意识表达器用；会意法是借客观场景描述情理；形声法是凭事物形貌据形归并；转注法是依实物种属分门别类；假借法是照语言之音依声寻字。汉字六书构形系统在语言心理学原理指导下，建构了一个各自以物、事、意、形、质、音为核心的周密完备的认识体系。
　　关键词：辩证思维 系统观念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义素 义位 义子
　　许慎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是一部百科奇书，“六书”是贯穿其中的汉字构形系统理论。全书共分十四篇，解说共133441字。书中计收汉字9353，重文1163，实际有10516字。在书中数以万计的汉字不是呈现一种琐碎零乱的任意聚合，而是被作者破天荒组合成五百四十部井然有序地排列其间。《说文解字·序》说得明白，全书先以“其建首也，立一为耑”为首发凡起例。然后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原则下。按照“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的方法，通过“引而申之”实现“以究万原”的目的。最后“毕终于亥”以“知化穷冥”。汉字构形法中源远流长的形、事、意、声、转、假既明确分工，又各有所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法相辅相成，已经形成一个内容完备结构严密的表意符号系统。
　　《说文解字》的汉字构形系统理论，体现出汉人已将辩证思维方法自觉运用于汉字构形分析。全书通过六种汉字构形法互相联系，用10516个汉字字头构成了完善的汉语构词法体系。采用系统的观点方法看待六书，就很容易发现其中隐藏的上述内在联系，也就不会对各种构形方式之间的异同感到困惑不解。在汉字的学习理解过程中，不采用联系方法而意欲说明任何一种汉字构形方法的内涵，都会相当困难甚至是徒劳无功的。由于后世历代学者已经不熟悉汉代习用的辩证思维方法，一般都未能采用联系的方法和系统的观点去研究观察《说文解字》。对记录在书中的华夏先民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成果视而不见，同时也对汉字各种构形方式之间的差别联系感到困惑不解。用本文介绍的系统方法对汉字六书加以分析后我们将会看到，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构形原理无不与汉民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跟古代先民的思维方式及认识方法存在密切联系。通过《说文解字》一书，我们完全可以发现隐藏其中两千多年的汉字构形理论体系。
　　象形字旨在言物，必须抓住外观形貌，才能表现事物特征。只有构形完整才能彼此区别，所以龟鹿虎兔描形不厌其烦。尽管如此，在美观和简略的原则下，实际上还是运用了象征手法去记录体现客观事物。曲绕之物为囘（回），向心之环为厶（私），中断之川指水，水面凸起即仌（冰）。虽然象形字大都不能表达思想概念，表达对象基本上限于实物。但作为文字，它在更多情况下是记录体现先民对客观事物的心理赋形。春秋战国至先秦的汉民族，完全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生活中目力所至也就是窳果疏菜、花草藤木，体力所及也不过猪狗牛马、鸟兽虫鱼。人们致力于耕种采收、豢养捕杀。展现出一幅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活场景。所以早期象形汉字的构形方式，也就是仅凭直觉尽可能忠实描绘原物。动植物原物扑朔迷离，描绘当然也就难免粗陋之嫌。
　　指事原称象事、处事，意谓象那回事、所处之事。指事字意在讲事，实言特定实物之部位、处所。指事字的形符固然重要，但它是虚化之符，构形务简。比如“寸”言腕下肘前，“叉”指指丫之间，“夕”谓月半隐现；勺外添画言与，难续之丝喻断，刀口无形施点即刃，腋下无物非空则暗。指事字的构形模式将汉文化表现得出神入化。不过，对指事字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华夏民俗的知悉理解。比如了解“歃血为盟”的英雄情结，才能理解皿中注物一定是“血”。了解国人吃硬吃软就是不吃亏的气概，就能明白“口中衔物”必然是“甘”。指事构形法对用来衬托主旨的形符实行淡化、简化，甚至虚化。从构形方法看主要是附合。从六书构形方法讲，象形、指事二法方法简单结构清晰，毋需赘言。有人提出“增体象形、合体指事”之类概念来分析象形指事，夸张放大了象形指事的某些构形现象，实在是难逃叶障之弊。
　　会意字须显现主题以突出意旨，符号趋繁又繁中寓简。会意字的构形过程简直充满了诗情画意。就象中国画，行人举一把伞，指的是“雨”，挂一张杏黄旗，说的是“酒”，和尚山间疾行，意思在“寺”，蝴蝶追戏马蹄，旨意为“香”。汉字“取”构形为以手触耳，不是生杀予夺也是耳提面命；汉字“寒”构形为宀下有冫草中藏人，就是寒风凛冽冰天雪地。入室击人为寇，竖目悬心为惧，以爪临臼为舀，凭爪覆木为采，忠心刺目方为有德，室内执正即成笃定，执鞭驭羊役牛皆为牧，田上禾折禾下置火都是灾。会意字构形模式处处洋溢着浪漫情调，充分显示了汉语汉字的文化魅力。加上古人制字时一则缘于神示心悟的语言崇拜，二则囿于述而不作的师诫家训，三则抱有故弄玄虚的自恋情结，就有意无意遮掩了汉字的“庐山真面目”。象形、指事、会意三法皆以实物为摹本，构形原则大致相同但又目的各别。象形字是依形就物，指事字是托形言事，会意字是借形寓意。在字义分析词义理解过程中，象形还可以借视力，指事就基本靠眼光，会意则需要凭智慧。
　　象形、指事二法构成的汉字，结构简单清晰，毋需赘言。会意则跟形声、转注相互混合，构成了三种“合体字”。说明三种合体字的异同，提供它们之间的划界标准，向来被学界视为迷津畏途。有人始终坚持认为象形、指事、会意都存在“合体”现象，但我们很乐意在辩证思维的帮助下指出，象形的“合体”具有重合性特征，指事的“合体”具有附和性特征，会意的合体才具有集合性特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体。语言科学应该研究语言规律而不能只满足于观察现象。大家已经注意到，当前不少中小学教材苦心孤诣地宣传汉语普及汉字知识，在各种语文练习中设计了许多汉字拆分练习。例如画俩人并排，隐射汉字“从”，画一人倚树而坐，隐射汉字“休”，画一三角形下置一方框，估计是隐射“合”字吧。这些些汉字拆分的新尝试，既违背了汉字本身的结构规律，又未能形成自己的体系，真令人喜忧参半，可喜的是汉学后人踵事增华，汉语不灭。堪忧的是汉字拆分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大力宣传的结果必然是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出现这种倾向应该让汉学界感到惭愧，因为我们从来都未曾向社会提供一套理论清晰、切实可行的汉字分析标准。 　　会意、形声、转注都具有“合体构形”的相同基本特征，因此对这三种构形法历来歧见纷纭。学界近乎一致地服从清人的观点，认为转注根本不是汉字构形法。因而无意也无法在三种“合体字”之间建立客观的区分标准。其实稍加观察就会发现，会意、形声、转注三法当中，形声、转注两种往往是由两个对应的构形义素组成，而且构形单元之间存在明显的主宾之分，也就是说存在义素义位之别。例如汉字“桶案柏柱”一看就知道是木属，“抬扛打提”一眼就明白是动作，构形义素中的“木、扌”便是主单元，而“甬、安、白、主，台、工、丁、是”则属次单元。而在“浅、贱、笺、践、饯、钱、盏、栈”或“勇、涌、恿、诵、捅、俑”的系列组合中，构形主单元显然分别是“戋”和“甬”两个义位。相对而言，会意字的特点则是构成成分复杂而意义结构简单，会意字都由两个以上构形单元组成，而单元之间也不存在主次之分，如汉字“林、森、牧、寇、寒、爨”，人们无需也无法指出其中哪些是义素或义位。既然在构形单元之间难以指出主次之分，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应、平衡。仅此两点，就足以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将会意字从为数众多的“合体字”当中识别出来。我们不能采用管窥蠡测之法分析汉字，才有可能将使汉字构形分析变得科学客观。
　　现在来认识形声、转注两种构形方法，情况就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分析形声字、转注字，局面也变得清晰晓畅了。辩证地看，形、转两法都有求同之意，但形声的原则为抽象之同，如“娄、楼、搂、篓、喽、镂、瘘、髅、偻、蝼、耧、嵝”都同有比较抽象的“中空”之形。转注的标准则是具体之同，如“木、林、森、材、板、案、棍、棒、沐、相、呆、梅”都同为具体实在的“木料”之质。形、转两法又都有存异之象，不过形声是存性质之异，如“戋、钱、浅、盏、栈、笺、饯、贱”是不同材质共有的“小貌”，转注是存形态之异，如“木、板、 棍、棒、桶、梯、案、李、杏、桃、栗”是相同材质不同的形态。进一步再将形声、转注、假借三法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三法之间也是目的一致而方法各异。以别同异观点看，形声是形同而质异，转注是质同而形异，假借是音同而实异。以比类方法言，形声求形同，转注求质同，假借求音同。
　　意欲采用逻辑语言来确切地描述汉字六书中形转假三法的关系，的确会令人感到窘迫不已，但我们借助比类方法来阐明三法之间的联系跟区别，就可以让人得心应手。形声与转注，实际上是对同一构形从不同角度的认识。如以“桶、材、桃”为系列当然属转注，但以“桶、涌、诵”为系列则无疑为形声。转注留意于类属也就是古人说的“实”，形声着眼于形貌也就是古人说的“名”。情形就跟一个青年站在教师面前是学生，来到学生面前是同学，走到父母面前是子女一样。采用这种联系比较的方法分析形声和转注，已经将形转二者轻松区别开来了。比类方法的确让古人获益匪浅。万物杂陈的自然界尽管令人眼花缭乱，古人分别按性质、状态、关系的同异对它们进行“类”的比较分析后，居然将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分成了不同的“类属群”。国内有学者明确指出，转注是一类特殊的形声字，这种卓有见地也难能可贵的说法，已使人们十分接近转注法的实质。《墨子·经说·墨辩》说：“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古人就是根据这一思路，抛开物质对象的水木金石之异，依其形貌加以归类。辩证逻辑凭藉“方以类聚”的分类原则，使形声构形法有了理论依据。
　　在确认形声、转注同属合体字的前提下，可以看出二者都是采用别同异的分析方法。不过形声是在抽象同一性的基础上因形别异，是用别异方法同中求异；转注是在具体同一性的基础上制名指实，是用比类方法异中求同。形声构形法的理论基础是“万物皆同”，立辞依据是“方以类聚”。它采用概括方法来找到异物间的形态之同。如“浅、贱、钱、笺、践、饯、盏、栈、残、线”皆为“小物”。形声是在万物的自相当中寻求宏观的大同，以联系的方式进行区别，通过立辞构形达到存异求同的目的。它所追求的这种“象同”需要借助于慧觉体悟。转注构形法的理论基础是“万物皆异”，立辞原则是“物以群分”。它借助具体经验去识别异物间的本质之同，如“板、材、案、桶、桃、李、林、栈、栖、棵”，都是“木属”。转注是在万物的共相中间观察微观的小异，以区别的方式实现联系，通过立辞构形达到存同求异的目的。它所追求的这种“体同”需要借助于实证体验。先秦学者就是在“方以类聚”的方法基础上，才就比类与名辩的关系提出了正名、立辞、说辩的根本原则。通过以上方法，想必人们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形声字与转注字明显区别开来了。
　　运用语义学理论方法从义位分析入手，能帮助我们客观准确地判断某个汉字的构形类型。例如汉字“桶”，以“甬”为义位，就是形声，若以“木”为义位，则为转注。形声字的意符目前被学界称为声符，转注字的类符目前被学界称为部首。如“肢”，着眼肢体看重类符“月”就归转注，强调外分、歧出立足意符“支”则属形声。形声字意符的核心价值是求形貌之同，就以意符为义位。转注字类符的核心意义是求类属之同，就以类符为义位。这样就将形转二者联系起来了。从会意字和假借字的联系来看，会意字属于义位构形，会意字构形单元之间绝无主次之分。例如“好、牧、爨、寇”，各构形单元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词汇学当中自由语素跟自由语素的结合。假借则是一种以声为纲的形式主义构词手段。它只从声音不计字形，因而假借字当中就可以包括来自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的各种汉字构形。比如“易、亦、北、说、凌”作为假借字，就都具有构形造字本义之外的假借词义。清贤认为只有形声才能“造字”而转注假借只是“用字”的观点令人不可思议，好比认定儿女只能跟父母为亲属，却不能理解他们拥有姊妹、朋友和自己的家庭一样。
　　对六书理论建立了整体的系统认识，根据六书构形原则研究分析汉字，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六书中象形字是就形论物，说的是形中之形；指事字是因形论事，做的是形上增符；会意字形外添形，目的是以形会意；形声字同中求异，加形定类，方法是方以类聚；转注字异中求同，制名指实，原则是物以群分；假借字以音托义，手段是借形标音。“字”是语言教学中的书写单位名称。语言的所有的文字都是词而不能再被称“字”，汉语传统理论中的合体字理所当然也是货真价实的词。词都是由义素构成的。义素是国际语言学界通用术语，也就是传统词汇学说的词根。义素是构成词语的意义要素，在词语中体现基本词义的那个义素叫义位，补足词义的构词成分叫义子。义素分析是分析构成词语的意义要素，不是分析词语内不能量化，莫可名状的东西。必须确认汉语义素是一种可以被明确量化的意义成分，对汉语教学研究术语进行正本清源。在二十年前一些词汇学讲座上，我就采用过“义素”跟“义位”相对应的观点。合体字的构形单元就叫“义素”，体现基本词义的义素叫“义位”。中国的语言学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太多的“中国特色”。在系统论眼光下，汉字构形理论与实践将从此变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六书理论，就不至于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