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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毕业于湖北民族学院，因为摄像机耍得溜，得以留在学校电视台工作。5年后适逢中山大学筹建电视台的机会，也不知道戴口罩，追着“非典”，辗转乘破旧大巴和绿皮火车花了两天时间从华中腹地跑到华南羊城，加盟中山大学电视台至今。这20年的校园电视台工作经历恰好跨越了电视行业标准的3次转换：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从高清到超高清。节目播出渠道也从闭路电视、有线电视到如今的全媒体平台。
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学校宣传部领导刚通知我，以后不再设校电视台。以前工作过的湖北民族学院电视台据说也是“英雄迟暮”。这20年来见证了两个高校电视台的风风雨雨，有很多话想说。
1995-1998
进入大学甫一接触到摄影我便有些癫狂。小县城出来的土家族青年发现摄影是个奇妙的东西：记录与定格。从此不再做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垄断”的语文课代表，专心拿起了人生第一台相机：海鸥DF-2，一个50的标准镜头。在号称“仙居”的湖北恩施，常年有一个穿了一件蓝色风衣手工改造的据说有20个口袋的摄影背心的穷学生在街头城郊飘荡和扫街，天天跑邮筒寄1毛一封的信，也经常得以在当地晚报发几张扑克牌大小的“摄影作品”。每次去邮局拿了几块钱稿费和同学大呼小叫买醉后，就要吃一个星期馒头就咸菜。那年头胶卷和冲印开销确实不菲，很快我发现“照相师傅”撑不下去了。一天到晚免费给长得沧桑的老爷爷、显着慈祥的老奶奶免费摄影还得送照片上门真的要很多时间很多钱。
直到有一天，1995年的学校秋季运动会，我发现一堆围在跑道终点的摄影师中有个拿着不一样的器材的人。那是电教中心的刘军老师扛了一个很大的摄像机（后来才知道是松下神机M7）在“四处扫射”。我跟在老师后面溜达，也忘了自己负责给学生会拍照的事情。逮着机会等刘老师休息的时候，很醒目的送上了抽烟用的打火机。我记得问的第一句是：老师，这个摄像机用起来开销大吗？老师哈哈大笑：磁带可以重复用，可以“洗”，电池可以反复充电。关键是你手里的家伙只能记录定格，我这个记录的是活动影像。这下子我瞬间就被摄像机迷住了。能拍电影啊吗？我记得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刘老师的回答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一顿猛吹，啥都能拍的意思。
从那以后经常找各种借口跑去电教中心溜达，可是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是一个编外人员的身份，帮着扛架子，搬设备。于是我自己开始利用每个假期回老家电视台去主动实习。同样是搬架子，写稿子，至于我魂牵梦萦的摄像机几乎没有机会摸到。但是有机会参与节目编辑，操作对编机。1996年，那个信誓旦旦要开着212走遍国境线、做一个纪录片黑马的刘军老师下海了，跑去了广东。杨牧之老师成了10来个学生记者的带教老师。那时候在我们心目中杨老师是个奇才。不光会摄影摄像，各个会场礼堂的音响经他一摆弄，立马效果不一样。
由于实在是跑电教中心太勤快，终于有一天杨老师问我是不是想加入学院电视台做学生记者。我连忙点头。凭着“照相师傅”的一点功底，还知道“推拉摇移跟，平准柔稳实”，顺利进入了民院电视台。半年后成为了唯一一个享有单独携带摄像机出去优待的学生记者，1年后在老家的县级电视台也成了第一个可以拿着机器出去单飞的实习生。
当时的民院电视台自己建设了闭路电视系统。每周制作一期《民院新闻》，除了首播天天都是重播新闻播完就放VHS录像带的各种电影，还有各种演出的单机全程录像。其时的全部家当有两个巨大的卫星天线、十来个卫星电视接收机、一套前端播出设备、一台VHS摄像机、一台半残的VO背包式分体摄像机、两台带编辑功能的家用录像机。没有控制盘，只能在机身面板上操作。演播室就是半间挂满厚窗帘的教室。播音桌就用蒙着深红色绒布的长条桌替代。播音背景是一块特别显旧的蓝色百褶布。灯光就是建筑工地用的那种碘钨灯，一个1kW。不过也严格按照主光、辅光、背景光、轮廓光的意思给配了4盏。因为灯光的强度不能调，所以主光、辅光都是用架子支在地上的，通过改变距离调节照度。当冬天熬夜剪片的时候，这2盏灯就成了临时取暖器。记得我有次熬夜剪片实在太冷，不小心把灯摆得近了点，结果衣服后背烤糊了。
学生记者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情：一是陪值班老师晚上播节目的信号倒换问题。因为没有信号切换器，所以需要手动拔插信号源。每次把视频信号线从卫星机顶盒换到录像机的时候都会碰到莫名的高压静电打击。戴上塑胶手套又很不方便去拧BNC卡口。在被电了好几次后我跑到五金店买个一个硕大的、通常用在电炉上的单刀双掷开关做了一个山寨切换器。后来有老同事告诉我说：你能留校跟这个事有点关系，你显示出了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在老家电视台实习时去山上拍摄烟叶基地。扛着机器下山的时候不小心摔进一个土坑。摔倒那一瞬间我本能地把机器一把搂在了怀里。当时带我的记者连爬带滚地跟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机器摔坏了没有？我当时已经摔得说不出话了，连连摇头。他这才问：人没事吧？好几年后在老家碰到我问他这事。他居然还记得，还是直言不讳：当时就想着机器不能摔坏了，赔不起啊！！至于你嘛，没有机器金贵！
上世纪90年代的基层广电人就是用很少很昂贵的设备做着电视节目。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感慨。一个县电视台只有4台能用的摄像机，就2套SVHS对编机。民族学院电视台当时能用的就一台M7。就靠着这台M7，我们当时还做了好几部院系专题片。
1998-2003
1998年，我留校了。但是却不是在电视台工作。适逢学校面临本科教学评估，我被临时安排到电视台上级部门实验中心（含全校公共计算机实验室、语言实验室、电教等）做了一年行政秘书，做了整整一年的档案和材料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伏案不輟。天天用着半生不熟的五笔输入法做着文档，写着材料。“迎评促建”为民院电视台带来了新生。大笔资金到位后，鸟枪换炮，电视台焕然一新。稀罕的DV摄像机，当时凤毛麟角的非编设备等都纷至沓来。我实在无心再坐在办公室舞文弄墨。几次申请后终于得以重返电视台。第一次看到松下AG-EZ1拍摄后回放的画面，我就被数字信号征服了。看惯了SVHS录像带画面的各种杂波后，真是不习惯DV干净的画面。从那以后，我再没用过VHS那些机器。拿着这个新的小机器起早贪黑，拍了很多学校的风景画面。 但是手持DV的外型也闹了很多笑话。主要是领导同事认为你的设备不专业。某次有大领导来校视察，我端着这台最好的机器去了。分管领导急眼了，怎么弄这么小的机器拍重要领导？后来全台其他5个老师都扛着大机器出现在会场，其中有两台机器是开不了机的坏机器。但是两位“老司机”拍得一板一眼，煞是好看，搞得我全程在窃笑。其中一台好像是松下AG-DP800，是我当年最深恶痛绝的机器。只是高带机，偏偏做成BETA机的外型和分量。如果外拍不带三脚架，用它执行山地拍摄任务会搞到严重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是否正确。
当时全校的有线电视网正和广电网整合，地方有线电视公司为了合并校园电视网，拿走了有线电视维护与收费业务，很慷慨地提供了两个频道的插播设备。我们于是正式开办了两个频道。其中教工频道全天转播星空卫视。学生频道转播凤凰卫视资讯台。现在想来，当时的领导可能还缺乏安全播出的意识，因为信号源是我们自己的卫星天线接收的，也没有安排专人24小时监看。
有了频道，就有了节目的制作任务。电视台人员和设备属于实验中心，新闻业务受党委宣传部指导。当时开办了《民院新闻》《民院聚焦》《点歌台》等周播节目。其时整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只有州电视台和我校有非编。我们几个青年人也肯学习和琢磨，用国产奥维讯非编的一个包装软件做出了接近省台水准的片头片花。那个时候还没有“频道包装”的概念。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在播出实践中使用呼号、标板、预告、角标之类的包装元素了。播出线上虽然还是手动切换，但是已经不播磁带了。用非编直接把各个节目串编起来进行播放。播出线串联了一个切换台。分别用A、B线控制两个频道的信号切换。虽然前后期设备实现了数字化，但是信号流程还是走的模拟分量。这也是由于经费不足，非编和切换台都没有配备SDI卡。
自从有了切换台，电视台几位老师都“蠢蠢欲动”，希望尝试现场直播。在没有讯道设备的情况下，1999年我们就土法上马做起了4机位直播业务。切换台只有机位输入，我们就用有视频环出功能的15英寸彩电，摄像机信号进电视后再环给切换台。没有内通，我们就把有线通话电缆，12V供电，视频电缆一起用电工胶布间隔包扎做成讯道综合电缆。没有微波传输，我们就用临时架设有线电视电缆的方法用RF射频信号把节目信号送到机房，解调成音视频后再叠加字幕用于播出。记得有一年直播我们4个老师带了10来个同学爬树翻墙，架设了一条两公里的直播线路，中间还得加个信号放大器。随着直播越来越多，后来校领导也觉得我们不容易，特批采购了一套定向微波传输系统，彻底解决了信号回传问题。因为电视台在校园的最高点，所以在校园任意地点把微波发射天线对着固定安装底座可调角度的接收天线就可以完成直播信号传输了。学院的各种演出、报告会我们几乎都进行了令当地电视台汗颜的现场直播。在直播间隙，我还好几次踩着单车回到教工住宅区转一圈，听到家家户户家传出我们直播现场的声响，心里的滋味真的很美很陶醉。
在湖北民族学院工作的五年让我跟校园电视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在这五年，经过几位老电教的手把手的传帮带，我成了一个“万金油”。从演播室导控间的设计和装修、电视节目制作系统的搭建和电视节目策划、摄录编播，我几乎都掌握了相关的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期间还积极参与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工作，拍摄制作了《中国土家族》和《湖北苗族》等多部影视人类学作品。因为这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邓启耀教授的注意。他对我说，希望招一个不光会写文章做研究，还要会拍摄制作纪录片的硕士研究生。我从中山大学网站查询报名信息的时候，无意看到中山大学首次面向全国招聘10名管理干部，其中有一个电视编导岗位是参与筹建中山大学电视台。当我看到招聘条件后心里居然狂妄地认为非我莫属。因为我看出来了：他们就是要招一个会动手的“万金油”。而我当时单身汉一个，无家属子女及住房问题需要解决。后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强手如林的招聘竞争中，作为“性价比最高”的应聘者，仅提出解决单身宿舍要求的我顺利入选。从此进入中山大学，参与筹建该校电视台。
2003-2009
2003年，由中山大学时任党委书记李延保批示，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获得一次性专项经费160万元，在学校划拨的原电教中心弃用的150平米演播室和60平米制作机房按区县级电视台水平建设数字标清节目制作和模拟标清播出系统。我走访了数家学校电视台，也咨询了多家电视设备销售商，花了45天时间终于编写出了设计施工方案和设备选型方案。
因为经费有限，我在设备选型上只能把性价比摆在第一位。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那就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2004年以DVCAM为主要设备格式的选择中规中矩。包括SONY DSR390P 4讯道，奥维讯5站点非编和2频道硬盘播出（模拟）一体化网，奥维讯3讯道虚拟布景。学生记者新闻外拍以松下AG180MC为主。设备的选型和搭配还是基于传统电视制作设备的思路。虚拟演播室的使用在当时略显超前，但是从使用实际情况上看节约了成本，提升了场景搭建效率，增添了节目制作效果。
经过我和同事黄毅半年的筹备，电视台终于在2004年5月正式开播。核定编制教工4人，招收学生记者30人。播出平台由广东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在校园范围内提供了2个模拟频道资源，分为教工频道和学生频道。频道信号24小时传送卫星地面站接收的国家地理频道信号源，硬盘播出系统每天分中午、下午和晚上3个时段进行每天2个小时的自办节目自动插播。这让我欣喜若狂，终于不用上夜班了。下班前做好播出單，回车键一按，提交服务器就可以了。现在回忆起来也是胆儿肥，信号源可是卫星直收啊！
电视台当时的定位是党委宣传部直属的校内电视媒体单位。建设目标是建设逐渐完善的电视编、导、演、播等方面的人员队伍，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建成一个编制精干、功能齐全、设备相对先进的校园电视台，满足学校宣传及教学的基本要求，争取成为中山大学的对内、对外宣传窗口。就是这个内设机构的定位埋下了伏笔，经过了15年之后，编制精干到只留我一人。
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学校宣传部领导刚通知我，以后不再设校电视台。以前工作过的湖北民族学院电视台据说也是“英雄迟暮”。这20年来见证了两个高校电视台的风风雨雨，有很多话想说。
1995-1998
进入大学甫一接触到摄影我便有些癫狂。小县城出来的土家族青年发现摄影是个奇妙的东西：记录与定格。从此不再做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垄断”的语文课代表，专心拿起了人生第一台相机：海鸥DF-2，一个50的标准镜头。在号称“仙居”的湖北恩施，常年有一个穿了一件蓝色风衣手工改造的据说有20个口袋的摄影背心的穷学生在街头城郊飘荡和扫街，天天跑邮筒寄1毛一封的信，也经常得以在当地晚报发几张扑克牌大小的“摄影作品”。每次去邮局拿了几块钱稿费和同学大呼小叫买醉后，就要吃一个星期馒头就咸菜。那年头胶卷和冲印开销确实不菲，很快我发现“照相师傅”撑不下去了。一天到晚免费给长得沧桑的老爷爷、显着慈祥的老奶奶免费摄影还得送照片上门真的要很多时间很多钱。
直到有一天，1995年的学校秋季运动会，我发现一堆围在跑道终点的摄影师中有个拿着不一样的器材的人。那是电教中心的刘军老师扛了一个很大的摄像机（后来才知道是松下神机M7）在“四处扫射”。我跟在老师后面溜达，也忘了自己负责给学生会拍照的事情。逮着机会等刘老师休息的时候，很醒目的送上了抽烟用的打火机。我记得问的第一句是：老师，这个摄像机用起来开销大吗？老师哈哈大笑：磁带可以重复用，可以“洗”，电池可以反复充电。关键是你手里的家伙只能记录定格，我这个记录的是活动影像。这下子我瞬间就被摄像机迷住了。能拍电影啊吗？我记得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刘老师的回答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一顿猛吹，啥都能拍的意思。
从那以后经常找各种借口跑去电教中心溜达，可是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是一个编外人员的身份，帮着扛架子，搬设备。于是我自己开始利用每个假期回老家电视台去主动实习。同样是搬架子，写稿子，至于我魂牵梦萦的摄像机几乎没有机会摸到。但是有机会参与节目编辑，操作对编机。1996年，那个信誓旦旦要开着212走遍国境线、做一个纪录片黑马的刘军老师下海了，跑去了广东。杨牧之老师成了10来个学生记者的带教老师。那时候在我们心目中杨老师是个奇才。不光会摄影摄像，各个会场礼堂的音响经他一摆弄，立马效果不一样。
由于实在是跑电教中心太勤快，终于有一天杨老师问我是不是想加入学院电视台做学生记者。我连忙点头。凭着“照相师傅”的一点功底，还知道“推拉摇移跟，平准柔稳实”，顺利进入了民院电视台。半年后成为了唯一一个享有单独携带摄像机出去优待的学生记者，1年后在老家的县级电视台也成了第一个可以拿着机器出去单飞的实习生。
当时的民院电视台自己建设了闭路电视系统。每周制作一期《民院新闻》，除了首播天天都是重播新闻播完就放VHS录像带的各种电影，还有各种演出的单机全程录像。其时的全部家当有两个巨大的卫星天线、十来个卫星电视接收机、一套前端播出设备、一台VHS摄像机、一台半残的VO背包式分体摄像机、两台带编辑功能的家用录像机。没有控制盘，只能在机身面板上操作。演播室就是半间挂满厚窗帘的教室。播音桌就用蒙着深红色绒布的长条桌替代。播音背景是一块特别显旧的蓝色百褶布。灯光就是建筑工地用的那种碘钨灯，一个1kW。不过也严格按照主光、辅光、背景光、轮廓光的意思给配了4盏。因为灯光的强度不能调，所以主光、辅光都是用架子支在地上的，通过改变距离调节照度。当冬天熬夜剪片的时候，这2盏灯就成了临时取暖器。记得我有次熬夜剪片实在太冷，不小心把灯摆得近了点，结果衣服后背烤糊了。
学生记者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情：一是陪值班老师晚上播节目的信号倒换问题。因为没有信号切换器，所以需要手动拔插信号源。每次把视频信号线从卫星机顶盒换到录像机的时候都会碰到莫名的高压静电打击。戴上塑胶手套又很不方便去拧BNC卡口。在被电了好几次后我跑到五金店买个一个硕大的、通常用在电炉上的单刀双掷开关做了一个山寨切换器。后来有老同事告诉我说：你能留校跟这个事有点关系，你显示出了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在老家电视台实习时去山上拍摄烟叶基地。扛着机器下山的时候不小心摔进一个土坑。摔倒那一瞬间我本能地把机器一把搂在了怀里。当时带我的记者连爬带滚地跟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机器摔坏了没有？我当时已经摔得说不出话了，连连摇头。他这才问：人没事吧？好几年后在老家碰到我问他这事。他居然还记得，还是直言不讳：当时就想着机器不能摔坏了，赔不起啊！！至于你嘛，没有机器金贵！
上世纪90年代的基层广电人就是用很少很昂贵的设备做着电视节目。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感慨。一个县电视台只有4台能用的摄像机，就2套SVHS对编机。民族学院电视台当时能用的就一台M7。就靠着这台M7，我们当时还做了好几部院系专题片。
1998-2003
1998年，我留校了。但是却不是在电视台工作。适逢学校面临本科教学评估，我被临时安排到电视台上级部门实验中心（含全校公共计算机实验室、语言实验室、电教等）做了一年行政秘书，做了整整一年的档案和材料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伏案不輟。天天用着半生不熟的五笔输入法做着文档，写着材料。“迎评促建”为民院电视台带来了新生。大笔资金到位后，鸟枪换炮，电视台焕然一新。稀罕的DV摄像机，当时凤毛麟角的非编设备等都纷至沓来。我实在无心再坐在办公室舞文弄墨。几次申请后终于得以重返电视台。第一次看到松下AG-EZ1拍摄后回放的画面，我就被数字信号征服了。看惯了SVHS录像带画面的各种杂波后，真是不习惯DV干净的画面。从那以后，我再没用过VHS那些机器。拿着这个新的小机器起早贪黑，拍了很多学校的风景画面。 但是手持DV的外型也闹了很多笑话。主要是领导同事认为你的设备不专业。某次有大领导来校视察，我端着这台最好的机器去了。分管领导急眼了，怎么弄这么小的机器拍重要领导？后来全台其他5个老师都扛着大机器出现在会场，其中有两台机器是开不了机的坏机器。但是两位“老司机”拍得一板一眼，煞是好看，搞得我全程在窃笑。其中一台好像是松下AG-DP800，是我当年最深恶痛绝的机器。只是高带机，偏偏做成BETA机的外型和分量。如果外拍不带三脚架，用它执行山地拍摄任务会搞到严重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是否正确。
当时全校的有线电视网正和广电网整合，地方有线电视公司为了合并校园电视网，拿走了有线电视维护与收费业务，很慷慨地提供了两个频道的插播设备。我们于是正式开办了两个频道。其中教工频道全天转播星空卫视。学生频道转播凤凰卫视资讯台。现在想来，当时的领导可能还缺乏安全播出的意识，因为信号源是我们自己的卫星天线接收的，也没有安排专人24小时监看。
有了频道，就有了节目的制作任务。电视台人员和设备属于实验中心，新闻业务受党委宣传部指导。当时开办了《民院新闻》《民院聚焦》《点歌台》等周播节目。其时整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只有州电视台和我校有非编。我们几个青年人也肯学习和琢磨，用国产奥维讯非编的一个包装软件做出了接近省台水准的片头片花。那个时候还没有“频道包装”的概念。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在播出实践中使用呼号、标板、预告、角标之类的包装元素了。播出线上虽然还是手动切换，但是已经不播磁带了。用非编直接把各个节目串编起来进行播放。播出线串联了一个切换台。分别用A、B线控制两个频道的信号切换。虽然前后期设备实现了数字化，但是信号流程还是走的模拟分量。这也是由于经费不足，非编和切换台都没有配备SDI卡。
自从有了切换台，电视台几位老师都“蠢蠢欲动”，希望尝试现场直播。在没有讯道设备的情况下，1999年我们就土法上马做起了4机位直播业务。切换台只有机位输入，我们就用有视频环出功能的15英寸彩电，摄像机信号进电视后再环给切换台。没有内通，我们就把有线通话电缆，12V供电，视频电缆一起用电工胶布间隔包扎做成讯道综合电缆。没有微波传输，我们就用临时架设有线电视电缆的方法用RF射频信号把节目信号送到机房，解调成音视频后再叠加字幕用于播出。记得有一年直播我们4个老师带了10来个同学爬树翻墙，架设了一条两公里的直播线路，中间还得加个信号放大器。随着直播越来越多，后来校领导也觉得我们不容易，特批采购了一套定向微波传输系统，彻底解决了信号回传问题。因为电视台在校园的最高点，所以在校园任意地点把微波发射天线对着固定安装底座可调角度的接收天线就可以完成直播信号传输了。学院的各种演出、报告会我们几乎都进行了令当地电视台汗颜的现场直播。在直播间隙，我还好几次踩着单车回到教工住宅区转一圈，听到家家户户家传出我们直播现场的声响，心里的滋味真的很美很陶醉。
在湖北民族学院工作的五年让我跟校园电视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在这五年，经过几位老电教的手把手的传帮带，我成了一个“万金油”。从演播室导控间的设计和装修、电视节目制作系统的搭建和电视节目策划、摄录编播，我几乎都掌握了相关的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期间还积极参与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工作，拍摄制作了《中国土家族》和《湖北苗族》等多部影视人类学作品。因为这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邓启耀教授的注意。他对我说，希望招一个不光会写文章做研究，还要会拍摄制作纪录片的硕士研究生。我从中山大学网站查询报名信息的时候，无意看到中山大学首次面向全国招聘10名管理干部，其中有一个电视编导岗位是参与筹建中山大学电视台。当我看到招聘条件后心里居然狂妄地认为非我莫属。因为我看出来了：他们就是要招一个会动手的“万金油”。而我当时单身汉一个，无家属子女及住房问题需要解决。后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强手如林的招聘竞争中，作为“性价比最高”的应聘者，仅提出解决单身宿舍要求的我顺利入选。从此进入中山大学，参与筹建该校电视台。
2003-2009
2003年，由中山大学时任党委书记李延保批示，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获得一次性专项经费160万元，在学校划拨的原电教中心弃用的150平米演播室和60平米制作机房按区县级电视台水平建设数字标清节目制作和模拟标清播出系统。我走访了数家学校电视台，也咨询了多家电视设备销售商，花了45天时间终于编写出了设计施工方案和设备选型方案。
因为经费有限，我在设备选型上只能把性价比摆在第一位。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那就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2004年以DVCAM为主要设备格式的选择中规中矩。包括SONY DSR390P 4讯道，奥维讯5站点非编和2频道硬盘播出（模拟）一体化网，奥维讯3讯道虚拟布景。学生记者新闻外拍以松下AG180MC为主。设备的选型和搭配还是基于传统电视制作设备的思路。虚拟演播室的使用在当时略显超前，但是从使用实际情况上看节约了成本，提升了场景搭建效率，增添了节目制作效果。
经过我和同事黄毅半年的筹备，电视台终于在2004年5月正式开播。核定编制教工4人，招收学生记者30人。播出平台由广东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在校园范围内提供了2个模拟频道资源，分为教工频道和学生频道。频道信号24小时传送卫星地面站接收的国家地理频道信号源，硬盘播出系统每天分中午、下午和晚上3个时段进行每天2个小时的自办节目自动插播。这让我欣喜若狂，终于不用上夜班了。下班前做好播出單，回车键一按，提交服务器就可以了。现在回忆起来也是胆儿肥，信号源可是卫星直收啊！
电视台当时的定位是党委宣传部直属的校内电视媒体单位。建设目标是建设逐渐完善的电视编、导、演、播等方面的人员队伍，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建成一个编制精干、功能齐全、设备相对先进的校园电视台，满足学校宣传及教学的基本要求，争取成为中山大学的对内、对外宣传窗口。就是这个内设机构的定位埋下了伏笔，经过了15年之后，编制精干到只留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