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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运图书热”泼泼冷水
据光明网报道：眼下，奥运题材的图书越来越热，既抢占着各大书店的重要位置，也抢夺着众多热情读者的眼球。但是，在琳琅满目的奥运图书面前，我们的读者真的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奥运文化”、“奥运文学”、“奥运知识”的图书盛宴吗?答案是让人失望的。当你走进书店经过一番阅读之后，总有种无奈与被骗的情绪涌上心头，许多图书都是出版商临时找作者码出来的，错别字经常会藏在字里行间考验着你的纠错能力。正在上架或者准备上架的奥运图书的数量，多得让人不得不惊叹中国图书市场的策划与印刷能力，但数量背后的质量的粗糙，则更让人触目惊心。可以说，奥运图书市场出现这种情况，这和部分出版商的功利心理有关。窃以为，奥运图书的选题策划，要避免盲目、仓促，不能互相抄袭；要避免重复，要少些浮躁。
让学术原创回到出版利益链顶端
学术原创处于知识生产的顶端，却处在出版群体利益链的底层。丁福虎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说，目前要推广学术原创，不得不考虑两方面的成本：一是公开透明的成本，如出版社、印刷厂家、发行商和税务等成本；二是地下成本，比如你还要分几杯羹给那些抄袭者和盗版者。这样一来，学术出版生态系统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最上层的是抄袭者和盗版者——这是一个寄生群体，他们中有的成为暴发户，有的成为高级人才，日子过得挺滋润；次之是发行商和印刷商，他们只赚不赔，不愿承担风险；再次之是出版方，他们虽然辛苦却也能保证可观的利润；处于出版群体利益链最底层的是作者，特别是学术原创者，既要花费心血创作，又得支付传播费用，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在整个学术出版生态链中，书店吃出版，出版吃作者，作者吃原创，原创又能够吃谁呢?当原创被吃得穷困潦倒时，整个社会的学术系统就会营养不良。
“浅阅读”迅速上升弊端大
书业营销专家三石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评论说：与2005年第四次阅读调查相比，第五次调查结果的一大变化是，韩寒和郭敬明取代了上次进入前10名的冰心和曹雪芹。这对青春文学出版是件好事情，显示出此类图书市场的巨大空间。但是，这种变化同样代表了“浅阅读”迅速上升的趋势。另外，浅阅读的上升可能会引起出版业跟风以及对青少年群体阅读的误导。有业界权威对“浅阅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符合大众流行文化和销售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快餐文化，由此导致非导向的阅读缺乏主流阅读，这种阅读现象不可避免对读者或者青少年人格成长、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产生不良的影响。无疑，浅阅读时代更加需要彰显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和出版人的责任。
世间渐无编辑家
据《团结报》发表王国华的文章说，“编辑家”这个词，很难给出完整的定义，但起码应具备一些要素，比如，专业知识精深，视野宽泛博大；是一个出版社、一份报刊或者一个栏目的主持者(精神核心)；周围团结了一批可以形成影响的作者，且与作者有着良好的互动；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编辑给作者修改稿件，提出意见，扶掖后进，在以前似乎天经地义，而今天的一些编辑、作者，大多只为稻粱谋。所以，编辑家的日渐缺失，首先是理想主义的缺失。传播技术上的改变，也在为编辑家们挖掘坟墓。以前的出版社、报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作者们要想有所为，首先要过编辑这道门槛。在网络越来越便捷的今天，到论坛上粘一个帖子，全天下的人都能看到。这样一看，编辑的收集、整理、加工、扶持功能的确在日渐消失。如果多年以后，书籍、报刊这样的载体没有了，作为信息中转者，原先的编辑或许会转化为一个网站管理员，但就很难提“编辑家”这个词了。
文学翻译仍停留在“四大名著”时代
据《新闻晚报》报道：10:1!这是中国图书进口与出口的比例。每次提到这个数据，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都会表示惋惜和心寒：“不是国际市场没有需求，而是我们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我们没有好的翻译把国内的作品介绍出国门。”郭晓勇说，中国优秀的图书亟待国内的翻译引路走出国门，从全球书市来看，译文书籍越来越占据主体地位，尤其是近些年，亚非国家的小语种书籍被翻译成英、法、德等版本的现象开始风靡，而中国图书却一直不温不火。郭晓勇直言，中国的译文图书仍停留在小脚、古装的“四大名著”时代，现代作品凤毛麟角。
数字出版：为何设立国家基地
7月16日，全国第一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挂牌设立。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新闻出版总署还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部市合作协议，表示要共同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书业中国》发表文章评论说：数字出版的前途不可限量。但同时，竞争也在眼前。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确实尚不完全清晰，对我国而言，如不能尽快发展数字出版，难免导致内容资源持续外流，在国际竞争中居于被动。而这或许正是新闻出版总署与上海市政府部市合作推进发展的原因：一方面基地是试验田，为新兴产业探路；一方面，基地是桥头堡，须及早参与国际竞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焦扬说：“企业是基地发展的主体，产业发展模式要靠企业去摸索。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提供一片土壤，提供政策支撑，提供服务平台，营造适宜的环境。”
据光明网报道：眼下，奥运题材的图书越来越热，既抢占着各大书店的重要位置，也抢夺着众多热情读者的眼球。但是，在琳琅满目的奥运图书面前，我们的读者真的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奥运文化”、“奥运文学”、“奥运知识”的图书盛宴吗?答案是让人失望的。当你走进书店经过一番阅读之后，总有种无奈与被骗的情绪涌上心头，许多图书都是出版商临时找作者码出来的，错别字经常会藏在字里行间考验着你的纠错能力。正在上架或者准备上架的奥运图书的数量，多得让人不得不惊叹中国图书市场的策划与印刷能力，但数量背后的质量的粗糙，则更让人触目惊心。可以说，奥运图书市场出现这种情况，这和部分出版商的功利心理有关。窃以为，奥运图书的选题策划，要避免盲目、仓促，不能互相抄袭；要避免重复，要少些浮躁。
让学术原创回到出版利益链顶端
学术原创处于知识生产的顶端，却处在出版群体利益链的底层。丁福虎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说，目前要推广学术原创，不得不考虑两方面的成本：一是公开透明的成本，如出版社、印刷厂家、发行商和税务等成本；二是地下成本，比如你还要分几杯羹给那些抄袭者和盗版者。这样一来，学术出版生态系统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最上层的是抄袭者和盗版者——这是一个寄生群体，他们中有的成为暴发户，有的成为高级人才，日子过得挺滋润；次之是发行商和印刷商，他们只赚不赔，不愿承担风险；再次之是出版方，他们虽然辛苦却也能保证可观的利润；处于出版群体利益链最底层的是作者，特别是学术原创者，既要花费心血创作，又得支付传播费用，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在整个学术出版生态链中，书店吃出版，出版吃作者，作者吃原创，原创又能够吃谁呢?当原创被吃得穷困潦倒时，整个社会的学术系统就会营养不良。
“浅阅读”迅速上升弊端大
书业营销专家三石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评论说：与2005年第四次阅读调查相比，第五次调查结果的一大变化是，韩寒和郭敬明取代了上次进入前10名的冰心和曹雪芹。这对青春文学出版是件好事情，显示出此类图书市场的巨大空间。但是，这种变化同样代表了“浅阅读”迅速上升的趋势。另外，浅阅读的上升可能会引起出版业跟风以及对青少年群体阅读的误导。有业界权威对“浅阅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符合大众流行文化和销售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快餐文化，由此导致非导向的阅读缺乏主流阅读，这种阅读现象不可避免对读者或者青少年人格成长、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产生不良的影响。无疑，浅阅读时代更加需要彰显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和出版人的责任。
世间渐无编辑家
据《团结报》发表王国华的文章说，“编辑家”这个词，很难给出完整的定义，但起码应具备一些要素，比如，专业知识精深，视野宽泛博大；是一个出版社、一份报刊或者一个栏目的主持者(精神核心)；周围团结了一批可以形成影响的作者，且与作者有着良好的互动；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编辑给作者修改稿件，提出意见，扶掖后进，在以前似乎天经地义，而今天的一些编辑、作者，大多只为稻粱谋。所以，编辑家的日渐缺失，首先是理想主义的缺失。传播技术上的改变，也在为编辑家们挖掘坟墓。以前的出版社、报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作者们要想有所为，首先要过编辑这道门槛。在网络越来越便捷的今天，到论坛上粘一个帖子，全天下的人都能看到。这样一看，编辑的收集、整理、加工、扶持功能的确在日渐消失。如果多年以后，书籍、报刊这样的载体没有了，作为信息中转者，原先的编辑或许会转化为一个网站管理员，但就很难提“编辑家”这个词了。
文学翻译仍停留在“四大名著”时代
据《新闻晚报》报道：10:1!这是中国图书进口与出口的比例。每次提到这个数据，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都会表示惋惜和心寒：“不是国际市场没有需求，而是我们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我们没有好的翻译把国内的作品介绍出国门。”郭晓勇说，中国优秀的图书亟待国内的翻译引路走出国门，从全球书市来看，译文书籍越来越占据主体地位，尤其是近些年，亚非国家的小语种书籍被翻译成英、法、德等版本的现象开始风靡，而中国图书却一直不温不火。郭晓勇直言，中国的译文图书仍停留在小脚、古装的“四大名著”时代，现代作品凤毛麟角。
数字出版：为何设立国家基地
7月16日，全国第一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挂牌设立。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新闻出版总署还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部市合作协议，表示要共同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书业中国》发表文章评论说：数字出版的前途不可限量。但同时，竞争也在眼前。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确实尚不完全清晰，对我国而言，如不能尽快发展数字出版，难免导致内容资源持续外流，在国际竞争中居于被动。而这或许正是新闻出版总署与上海市政府部市合作推进发展的原因：一方面基地是试验田，为新兴产业探路；一方面，基地是桥头堡，须及早参与国际竞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焦扬说：“企业是基地发展的主体，产业发展模式要靠企业去摸索。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提供一片土壤，提供政策支撑，提供服务平台，营造适宜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