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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情人”形象表现出了作家的一种精神虚构，这是一种内在的意识外化为虚构的独特形象，不管是因异域生存困境而依附，或是因物质牵累而迷失，还是因欲望驱动而迷恋，其中所表现出的亲情观、事业观、爱情观不再只有单层次的意义，而是嵌入了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独具审美建构的情感诉求，由此在“情人”形象的精神虚构中昭示她们试图以女性性别力量、女性自我认同的独特把握来传达华人女性的生命追求。
關键词：新移民女作家 情人形象 精神虚构 性别诉求
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一系列“情人”形象凸显出她们在异域写作中对探索女性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的各种尝试，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不仅丰富了华文文学的表现内容，而且揭示了女性自我认同的艰难进程以及背后隐藏的中国女性独有的柔弱又坚强的生存态度和生命追求。
一
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情人关系不仅仅局限在相互爱恋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于欲说还休的女性单相思中，存在于因母性泛滥而界限模糊的家庭关系中，存在于因价值观改变导致妻子身份转变的婚姻关系中，等等。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一些女性以貌似“情人”的形象在有别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异域他乡艰难地挣扎、周旋和追求，以赢得自己的一片生存空间。也许这确实很无奈，但其中所透露出的生命诉求却让人十分感叹。
（一）因生存困境而依附。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女性总是弱者，特别是一个闯入遥远的陌生环境中的女性。在缺乏职业收入陷入生存困境时，无助的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保护自己的力量。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这种力量常常被赋予在代表主导社会话语权的男性身上，女性独立生存的能力也被极度弱化。不管愿意不愿意，女性似乎只能在男性的臂腕下生存，一旦失去依附，女性就悲剧了，因此依附男性的女性形象也常常成为传统文学建构中的悲剧形象，如杜十娘、林黛玉等。与传统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一些“情人”形象或许更有一种主动进击性，面对异域生存的困境，她们凭借性别的优势主动寻求男人的扶持以获得生存的基础，然而对异国丈夫和异国生活的失望，又令她们在落寞中产生了对情感对象的病态想象，由此演绎出了一种在情感空间中周旋的“情人”形象。严歌苓《红罗裙》中的海云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形象。海云为了儿子健将的未来，把他送出国，“只要他一出国，将来回来，那就是另一番高”。为了解决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困境，母亲海云嫁给了定居在美国的72岁的周先生。这场不愉快的“交易”让心存感激的健将把母亲当作一生中的最爱，并用自己打工的钱买了件红罗裙送给母亲。而周先生的亲儿子卡罗也在相处中不知不觉对海云产生了超出母子关系的情感，甚至不断地主动示好。在解脱了伦理道德束缚的异域，海云似乎成为游走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人。所以面对72岁的老男人，她不想被约束在传统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中，而是甘愿像情人一样穿着儿子送的红罗裙在周先生面前起舞;面对卡罗的爱慕她也不加回避，享受着女性被追求被渴望的虚荣心。显然在这里，她已经把为了生存而依附男性的现象变成了一种通过把握男性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方式，以此排遣她在异国生存的空虚和无聊。可以说，这种情人角色，让海云感受到了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独特价值。这也正是新移民女作家精神虚构中的一种独特诉求。
陈谦《覆水》中的依群也是一个通过把握男性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情人”形象。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机缘巧合遇到了大她近三十岁的美国人老德，并因此改变了人生。远嫁美国后，在老德的帮助下，她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成功，而且“成为世界顶尖级学府加大伯克力的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可以说，依群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了依附的含义，没有依附于美国人老德，她甚至没法生存。作为帮助依群的回报，依群嫁给了老德。但当她依靠男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她就不想再从属于男人，因此她从不喜欢把老德称为“恩人”，在老德79岁去世后，依群感觉到的是一种舒心的解脱，没有伤心。对于老德没有兑现的承诺“我要照顾你，我不会先你而走的”，她也丝毫不感到失望。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里，依群是以“情人”的身份相伴在老德身边，没有生育儿女，没有过多的怀念，对于依群来说，她只是用二十年的青春回报了老德的恩情。老德的房子留给了他的儿女，而依群则在净身出户后从容安排好了自己的住处。这一切都让我们相信，依群只是一个因生存而走向老德，因自立而离开老德的“情人”形象。
这类形象的身份象征了一种原始的生存欲望，在明确了各自的目的之后，为求得自身的满足，不考虑世俗的眼光，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走近陌生的男性，进而通过男性来改变命运。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诉求，无形中的自责与道德的谴责是不可避免的。海云的外嫁是受谴责的，在美国的家庭里地位也是低的;依群嫁给大自己近三十岁的男人，说是出于爱情，但没人不怀疑这其中掺杂了多少水分。她们是不可能正视自己在家庭婚姻中的母亲或妻子的身份的，努力回避的结果使得在生存、亲情和婚姻混杂的关系中，模糊了现实的身份——妻子或母亲，显示出了这一类“情人”形象在异域中生存的艰难状态。也许伴随家庭、婚姻所带来的空虚感，这类女性形象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肉体和精神上的绝望，但作为情人形象，她们在两性关系中又具有一定的主动权，这也体现出身处异域的华人女性处境的无奈以及力图突破这种依附命运的某种努力。
（二）因物质牵累而迷失。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行为，都是建立在吃饱饭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是人类需求中最基础的需求，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也许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追求也无法顺利完成，所以作为异域移民者，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问题。然而，物质需求的满足又诱惑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致使有些人在永无止境的追求中迷失了自我。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也有这一类因物质牵累而迷失自我的“情人”形象。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为了追求美国梦独自来到美国，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经不住物质诱惑，放弃了中国情人，投入到美国男友的怀抱中。“对他这种人你能说存个什么戒心”，当她发现美国婚姻的问题后，又抛下了美国男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本以为……不是这样的”，追悔的结果，是她已经在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迷失了自我。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看似是一个在事业与爱情中都完满的女性形象，在美国这片所谓的梦想之乡上，她在利飞的帮助下生活无忧。但利益的诱惑也让她迷失了，她弃利飞选择王夏，并承担了王夏的全部花销，渴望王夏能将画卖出去。然而随着积蓄越来越少，苏菊最终失去了王夏，想再挽回利飞也已不可能了。 “我”、苏菊和南雁在所谓“美国梦”的追求中并没能摆脱物质的牵累，成为迷失自我的“情人”形象。她们渴望活在自我建构的美好想象中，不安于生活现状，不断有更高的要求，在欺骗他人与自我欺骗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也许她们追求物质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社会的认同，因为在异域，大多数华人女性作为华人被西方社会抛至边缘，作为女性则被在西方的华人男人推向边缘，在这种多重边缘化的残酷现实中，华人女性无论做什么，常常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挣扎。所以她们只能通过对物质的追求，来掩盖精神的空虚，而物质追求后的精神迷失和亲情失落，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传达出华人女性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呐喊和反思，正如南雁对沛宁的反问：“难道在你的眼中，我就是那样的人吗？”
（三）因欲望驱动而迷恋。
爱情或许并不可能消除人与人的猜忌，但有时被体内荷尔蒙所支配，能令人短暂地失去理性思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所谓的“爱”之中。然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极易受伤的地位，尤其在为爱付出一切却遭受冷遇后，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中，也常常出现这一类因欲望驱动而迷恋对方的“情人”形象。严歌苓的《抢劫犯查理和我》以简练的情节、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我”被抢劫犯查理的身体所吸引，由此被激发出性爱的欲望和幻想，一厢情愿地成为查理的假想情人，甚至模糊了到底是不是“爱”。即使后来“我”已明白那只是一种冲动下的幼稚，但对查理的幻想依然存在。然而，“我”发现“我”在“恋爱”的同时也在犯罪，“我”不能自持地一次次帮助查理躲避警察的追捕，其实是一个女人在帮助一名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陈谦的《残雪》中，胡力的出现，不仅让女主人公丹文找到了摆脱“母爱”束缚的可能，“她意识到，在她如今的生命里，只有胡力的能量，能够跟她母亲的抗衡”;而且在胡力“野蛮的力量”面前，丹文获得了欲望的满足，这似乎是她渴望已久的自由。吕红的《美国情人》中，芯的追求也许少了一些欲望，多了一些与命运抗争的追求：“觉得跟命运较劲的女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但不认命不服输的个性，又使她于消沉中信心重振。”芯在婚姻里感受不到丈夫刘卫东的关爱，在背井离乡的美国又备受事业的压力。美国男人皮特出现，并给予她生活工作上的照顾时，芯心底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她投入了皮特的怀抱，成了皮特不能公开的情人。然而事与愿违，在芯摆脱了旧婚姻，以为可以步入新的婚姻殿堂时，皮特却因自身利益抛弃了芯。芯在认识到政客的虚情假意后，转身投入了写作，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在这里，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芯在感性上的悲伤，反而理性地总结与皮特的这一段经历，甚至认为她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有这一段情人的经历多少还是美好的。所以，芯的追求更多的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欲望。也许欲望的满足可以暂时帮她转移或者消解生活的苦恼，渡过难关。
严歌苓、陈谦、吕红笔下的“我”、丹文和芯，都是在陌生的环境中遇到陌生的男性，并被其身上的神秘感激发出了好奇的眼光和欲望的冲动，于是在幻想或现实中成为“情人”。由此可见，她们所寻求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性爱，她们听命于身体的渴望，希望得到一种欲望的满足。因此，“我”在即将到来的婚姻面前对男人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体有许多幻想，哪怕对方是一个抢劫犯;丹文则借助胡力性爱的能量挣脱母爱的束缚，使自己的性别得到真正的确认;芯则投入了皮特的怀抱，以此来转移现实的苦恼。这一类形象的塑造，也透露出了作家对长期遭受男性压迫和伦理束缚的女性渴望在爱恋上为自己做主的独特想象和生命诉求。
二
为何这一些情人形象不论在主动寻求还是被动接受爱恋的过程中，都显得那样坎坷，并在不断遭受打击的痛苦折磨中渐渐失去女性的高贵和尊严？且不说文化的差异、个人的成长历程，仅仅就异域社会所赋予的标签就令这些情人们倍感沉重。总之，边缘化的作家身份、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的缺失和力图证实女性生命意义的追求都传达出美华新移民女作家建构情人形象的独特诉求和情感把握。而这一点也许正是美华文学之所以塑造出如此丰富的情人形象的原因所在。
首先是内心的孤独与灵魂的超越。严歌苓曾对创作这样表述：“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由此可见，许多作家创作的起步是对情感的一种释放，在笔下人物身上展开丰富想象，以突破作家在现实中的束缚，由此“夸张”地传达出自己敏感的伤痛和慰藉，让人感同身受。所以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体现的不仅是作家和人物共有的本我，一种追求愉悦的内在欲望使其在创作中得以释放;而且是作家对现实存在可能性的前提下，一种对人物生活的憧憬，表现为自我在现实中，依照现实的要求和愿望所做的转移和生命诉求。也许《红罗裙》中的伦理颠覆与《抢劫犯查理和我》中欲望化的情人关系反映出女性的原始压抑在异域美国的转移和释放。但更重要的是，面对女性在第一世界中承受着第三世界的身份而背负精神重担的现实，美国移民华人在主流文化下失去了发言权，其声音只能在边缘徘徊。作为以边缘身份而生存和写作的作家，对于这种遭遇曾一度困惑并力求发声，因此可以说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也是对早前移民文学思想探索与生命诉求的一种继续。正像吕红在《美国情人》中写到的：“我之所以写作，是为了抓住那流水一样的时间，让孤独的灵魂有所支撑，有所寄托。写作，可以让灵魂抵达现实所抵达不到的深度和广度。”这或许是作者借芯之口所发出的心声。看得出，作家所要传达的是，人的灵魂是有寄托的，写作就是去追求灵魂的升华，就是对现实压抑和孤独内心的超越，让灵魂抵达新的境界。可以说，作者是从异域困境带给一个新移民的内心孤独和惊人敏感出发，独特地探讨了新移民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诉求。
其次是身份的缺失与美国梦的质疑。早期美华移民在面对“根”的问题时，显示出了流浪式的心境，有追求的信念却无法排遣心中的飘零感，“寻根热”“扎根说”等华人定位的问题相继出现，这也促使美华新移民女作家就身份问题产生思考。查建英曾说，游离于国内与国外之间，就是个流浪的人，没有归属感却有个家的存在。《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都是在美国梦的诱惑下来到美国，却为自我身份的缺失而迷茫。移民女性的多重边缘化所造成的孤独感更增添了背井离乡的不确定性，她们不确定去美国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希望，也许这种特殊的“情人”关系让她们有了些许依靠和憧憬，让她们的情感有所释放和追求。《丛林下的冰河》中“我”的中国式理想主义失去了，又不知道另一个理想是什么，怎么继续奋斗;《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那追求艺术家的人生也变得遥遥无期。女性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目标变得迷茫和困惑，前途无法確定，身份摇摆不定，有如多余人。这些状况都让新移民女作家产生飘零之感，在原有的价值观被否定的情形下，她们所面对的，就是如何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华人移民，长期受到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借助其自身霸权地位的排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美国化，仍然很难融入，这使华人成为一个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也许通过“情人”形象改变生存困境是她们的一种独特选择，但其实这只是她们一厢情愿的诉求，脱离了既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她们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异域男性的牺牲品。美华新移民女作家通过这一类“情人”形象的塑造，独特地揭示了美国梦的虚伪和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以警酲女性慎重把握自己，去寻求心灵的真正归属。 其三是文化的守护与现实的对抗。长期浸润于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的新移民，突然一头撞进了陌生的异域文化环境中，总是会有种茫然无措之感，一方面很想融入新的主流文化中，另一方面又想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所以美华新移民女作家在她们的书写中，对两种文化采取了一种有意识的辩证态度，如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亲就希望将传统思想传达给她的女儿们;而陈谦《残雪》中的丹文则希望融入男友的文化，来摆脱“母爱”传统文化的束缚，然而，异域现实的残酷最终还是让这些“情人”的努力遭受了打击。尽管新时代女权独立的思想在与男性社会交锋，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也导致了女性不由自主的妥协，使女性在主流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以至于女性在异域的边缘人身份上更负载着一种传统道德文化的谴责。《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多么含蓄的民族，含蓄到曾有人倡议连握手也罢免掉，索性双手合抱为礼。这样人体之间的接触就全没有了，余下的百分之百是精神交流。”然而，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丑化，美华新移民女作家也通过“情人”形象的主动出击传达出了一种抗争的勇气和守护母国文化的态度。总之，虽然美国社会中少数族群的生存努力和精神追求难免被悲剧化的事实令人痛心，但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也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守护传统文化的努力和与现实对抗的意图，并通过情人形象给予她们某种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
三
处于两个世界边缘的独特地位给美华新移民女作家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与观察世界的视角，其笔下多样的情人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社会男权话语对于女性的束缚，体现出了女性的某种坚守与抗争精神，其生命价值也得到了独特的表现。她们在异域的陌生文化环境中，虽然深陷于多重压迫，仍然能展现生命顽强成长的力量。与以往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在外拼搏的异乡人、充满乡愁的海外游子、有家难回的思乡者形象不同，“情人”形象的塑造冲破了一向被传统文化否定的藩篱，传达出了在两种文化夹缝中，作为弱者的女性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愿望和生命追求，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审美经验。
情人形象本身所传达的异域女性特有的命运遭际所带有的文化、道德上的反省也意味深刻。在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情人被赋予失去独立人格而堕落的象征。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情人”则如战士般在为自己而活着，既柔弱又刚强，是对现实压迫和性别困境的一种反拨，也是一种力求自我认同的无奈抗争，从而在审美层面上带给读者一种新的思考。有人说：“女性的爱与宽谅，有助于历史伤痕之弥合，重建女性与族群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恐怕已非迷思，而益显其重要性。”
虽然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情人”形象处于社会边缘，但仍然表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在面对社会挑战时，一直在寻找自身出路，其迷茫的过程也凸显了作家的獨特思考。但实际上，这仍是新移民女性在现实困境中传达性别诉求的一种精神虚构。不管怎么样，新时代女性作为时代进步的参与者，作为与时代并行的独立个人，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和更好的作为的，也许这也是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關键词：新移民女作家 情人形象 精神虚构 性别诉求
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一系列“情人”形象凸显出她们在异域写作中对探索女性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的各种尝试，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不仅丰富了华文文学的表现内容，而且揭示了女性自我认同的艰难进程以及背后隐藏的中国女性独有的柔弱又坚强的生存态度和生命追求。
一
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情人关系不仅仅局限在相互爱恋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于欲说还休的女性单相思中，存在于因母性泛滥而界限模糊的家庭关系中，存在于因价值观改变导致妻子身份转变的婚姻关系中，等等。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一些女性以貌似“情人”的形象在有别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异域他乡艰难地挣扎、周旋和追求，以赢得自己的一片生存空间。也许这确实很无奈，但其中所透露出的生命诉求却让人十分感叹。
（一）因生存困境而依附。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女性总是弱者，特别是一个闯入遥远的陌生环境中的女性。在缺乏职业收入陷入生存困境时，无助的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保护自己的力量。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这种力量常常被赋予在代表主导社会话语权的男性身上，女性独立生存的能力也被极度弱化。不管愿意不愿意，女性似乎只能在男性的臂腕下生存，一旦失去依附，女性就悲剧了，因此依附男性的女性形象也常常成为传统文学建构中的悲剧形象，如杜十娘、林黛玉等。与传统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一些“情人”形象或许更有一种主动进击性，面对异域生存的困境，她们凭借性别的优势主动寻求男人的扶持以获得生存的基础，然而对异国丈夫和异国生活的失望，又令她们在落寞中产生了对情感对象的病态想象，由此演绎出了一种在情感空间中周旋的“情人”形象。严歌苓《红罗裙》中的海云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形象。海云为了儿子健将的未来，把他送出国，“只要他一出国，将来回来，那就是另一番高”。为了解决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困境，母亲海云嫁给了定居在美国的72岁的周先生。这场不愉快的“交易”让心存感激的健将把母亲当作一生中的最爱，并用自己打工的钱买了件红罗裙送给母亲。而周先生的亲儿子卡罗也在相处中不知不觉对海云产生了超出母子关系的情感，甚至不断地主动示好。在解脱了伦理道德束缚的异域，海云似乎成为游走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人。所以面对72岁的老男人，她不想被约束在传统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中，而是甘愿像情人一样穿着儿子送的红罗裙在周先生面前起舞;面对卡罗的爱慕她也不加回避，享受着女性被追求被渴望的虚荣心。显然在这里，她已经把为了生存而依附男性的现象变成了一种通过把握男性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方式，以此排遣她在异国生存的空虚和无聊。可以说，这种情人角色，让海云感受到了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独特价值。这也正是新移民女作家精神虚构中的一种独特诉求。
陈谦《覆水》中的依群也是一个通过把握男性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情人”形象。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机缘巧合遇到了大她近三十岁的美国人老德，并因此改变了人生。远嫁美国后，在老德的帮助下，她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成功，而且“成为世界顶尖级学府加大伯克力的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可以说，依群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了依附的含义，没有依附于美国人老德，她甚至没法生存。作为帮助依群的回报，依群嫁给了老德。但当她依靠男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她就不想再从属于男人，因此她从不喜欢把老德称为“恩人”，在老德79岁去世后，依群感觉到的是一种舒心的解脱，没有伤心。对于老德没有兑现的承诺“我要照顾你，我不会先你而走的”，她也丝毫不感到失望。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里，依群是以“情人”的身份相伴在老德身边，没有生育儿女，没有过多的怀念，对于依群来说，她只是用二十年的青春回报了老德的恩情。老德的房子留给了他的儿女，而依群则在净身出户后从容安排好了自己的住处。这一切都让我们相信，依群只是一个因生存而走向老德，因自立而离开老德的“情人”形象。
这类形象的身份象征了一种原始的生存欲望，在明确了各自的目的之后，为求得自身的满足，不考虑世俗的眼光，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走近陌生的男性，进而通过男性来改变命运。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诉求，无形中的自责与道德的谴责是不可避免的。海云的外嫁是受谴责的，在美国的家庭里地位也是低的;依群嫁给大自己近三十岁的男人，说是出于爱情，但没人不怀疑这其中掺杂了多少水分。她们是不可能正视自己在家庭婚姻中的母亲或妻子的身份的，努力回避的结果使得在生存、亲情和婚姻混杂的关系中，模糊了现实的身份——妻子或母亲，显示出了这一类“情人”形象在异域中生存的艰难状态。也许伴随家庭、婚姻所带来的空虚感，这类女性形象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肉体和精神上的绝望，但作为情人形象，她们在两性关系中又具有一定的主动权，这也体现出身处异域的华人女性处境的无奈以及力图突破这种依附命运的某种努力。
（二）因物质牵累而迷失。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行为，都是建立在吃饱饭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是人类需求中最基础的需求，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也许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追求也无法顺利完成，所以作为异域移民者，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问题。然而，物质需求的满足又诱惑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致使有些人在永无止境的追求中迷失了自我。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也有这一类因物质牵累而迷失自我的“情人”形象。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为了追求美国梦独自来到美国，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经不住物质诱惑，放弃了中国情人，投入到美国男友的怀抱中。“对他这种人你能说存个什么戒心”，当她发现美国婚姻的问题后，又抛下了美国男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本以为……不是这样的”，追悔的结果，是她已经在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迷失了自我。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看似是一个在事业与爱情中都完满的女性形象，在美国这片所谓的梦想之乡上，她在利飞的帮助下生活无忧。但利益的诱惑也让她迷失了，她弃利飞选择王夏，并承担了王夏的全部花销，渴望王夏能将画卖出去。然而随着积蓄越来越少，苏菊最终失去了王夏，想再挽回利飞也已不可能了。 “我”、苏菊和南雁在所谓“美国梦”的追求中并没能摆脱物质的牵累，成为迷失自我的“情人”形象。她们渴望活在自我建构的美好想象中，不安于生活现状，不断有更高的要求，在欺骗他人与自我欺骗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也许她们追求物质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社会的认同，因为在异域，大多数华人女性作为华人被西方社会抛至边缘，作为女性则被在西方的华人男人推向边缘，在这种多重边缘化的残酷现实中，华人女性无论做什么，常常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挣扎。所以她们只能通过对物质的追求，来掩盖精神的空虚，而物质追求后的精神迷失和亲情失落，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传达出华人女性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呐喊和反思，正如南雁对沛宁的反问：“难道在你的眼中，我就是那样的人吗？”
（三）因欲望驱动而迷恋。
爱情或许并不可能消除人与人的猜忌，但有时被体内荷尔蒙所支配，能令人短暂地失去理性思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所谓的“爱”之中。然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极易受伤的地位，尤其在为爱付出一切却遭受冷遇后，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中，也常常出现这一类因欲望驱动而迷恋对方的“情人”形象。严歌苓的《抢劫犯查理和我》以简练的情节、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我”被抢劫犯查理的身体所吸引，由此被激发出性爱的欲望和幻想，一厢情愿地成为查理的假想情人，甚至模糊了到底是不是“爱”。即使后来“我”已明白那只是一种冲动下的幼稚，但对查理的幻想依然存在。然而，“我”发现“我”在“恋爱”的同时也在犯罪，“我”不能自持地一次次帮助查理躲避警察的追捕，其实是一个女人在帮助一名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陈谦的《残雪》中，胡力的出现，不仅让女主人公丹文找到了摆脱“母爱”束缚的可能，“她意识到，在她如今的生命里，只有胡力的能量，能够跟她母亲的抗衡”;而且在胡力“野蛮的力量”面前，丹文获得了欲望的满足，这似乎是她渴望已久的自由。吕红的《美国情人》中，芯的追求也许少了一些欲望，多了一些与命运抗争的追求：“觉得跟命运较劲的女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但不认命不服输的个性，又使她于消沉中信心重振。”芯在婚姻里感受不到丈夫刘卫东的关爱，在背井离乡的美国又备受事业的压力。美国男人皮特出现，并给予她生活工作上的照顾时，芯心底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她投入了皮特的怀抱，成了皮特不能公开的情人。然而事与愿违，在芯摆脱了旧婚姻，以为可以步入新的婚姻殿堂时，皮特却因自身利益抛弃了芯。芯在认识到政客的虚情假意后，转身投入了写作，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在这里，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芯在感性上的悲伤，反而理性地总结与皮特的这一段经历，甚至认为她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有这一段情人的经历多少还是美好的。所以，芯的追求更多的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欲望。也许欲望的满足可以暂时帮她转移或者消解生活的苦恼，渡过难关。
严歌苓、陈谦、吕红笔下的“我”、丹文和芯，都是在陌生的环境中遇到陌生的男性，并被其身上的神秘感激发出了好奇的眼光和欲望的冲动，于是在幻想或现实中成为“情人”。由此可见，她们所寻求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性爱，她们听命于身体的渴望，希望得到一种欲望的满足。因此，“我”在即将到来的婚姻面前对男人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体有许多幻想，哪怕对方是一个抢劫犯;丹文则借助胡力性爱的能量挣脱母爱的束缚，使自己的性别得到真正的确认;芯则投入了皮特的怀抱，以此来转移现实的苦恼。这一类形象的塑造，也透露出了作家对长期遭受男性压迫和伦理束缚的女性渴望在爱恋上为自己做主的独特想象和生命诉求。
二
为何这一些情人形象不论在主动寻求还是被动接受爱恋的过程中，都显得那样坎坷，并在不断遭受打击的痛苦折磨中渐渐失去女性的高贵和尊严？且不说文化的差异、个人的成长历程，仅仅就异域社会所赋予的标签就令这些情人们倍感沉重。总之，边缘化的作家身份、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的缺失和力图证实女性生命意义的追求都传达出美华新移民女作家建构情人形象的独特诉求和情感把握。而这一点也许正是美华文学之所以塑造出如此丰富的情人形象的原因所在。
首先是内心的孤独与灵魂的超越。严歌苓曾对创作这样表述：“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由此可见，许多作家创作的起步是对情感的一种释放，在笔下人物身上展开丰富想象，以突破作家在现实中的束缚，由此“夸张”地传达出自己敏感的伤痛和慰藉，让人感同身受。所以在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体现的不仅是作家和人物共有的本我，一种追求愉悦的内在欲望使其在创作中得以释放;而且是作家对现实存在可能性的前提下，一种对人物生活的憧憬，表现为自我在现实中，依照现实的要求和愿望所做的转移和生命诉求。也许《红罗裙》中的伦理颠覆与《抢劫犯查理和我》中欲望化的情人关系反映出女性的原始压抑在异域美国的转移和释放。但更重要的是，面对女性在第一世界中承受着第三世界的身份而背负精神重担的现实，美国移民华人在主流文化下失去了发言权，其声音只能在边缘徘徊。作为以边缘身份而生存和写作的作家，对于这种遭遇曾一度困惑并力求发声，因此可以说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也是对早前移民文学思想探索与生命诉求的一种继续。正像吕红在《美国情人》中写到的：“我之所以写作，是为了抓住那流水一样的时间，让孤独的灵魂有所支撑，有所寄托。写作，可以让灵魂抵达现实所抵达不到的深度和广度。”这或许是作者借芯之口所发出的心声。看得出，作家所要传达的是，人的灵魂是有寄托的，写作就是去追求灵魂的升华，就是对现实压抑和孤独内心的超越，让灵魂抵达新的境界。可以说，作者是从异域困境带给一个新移民的内心孤独和惊人敏感出发，独特地探讨了新移民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诉求。
其次是身份的缺失与美国梦的质疑。早期美华移民在面对“根”的问题时，显示出了流浪式的心境，有追求的信念却无法排遣心中的飘零感，“寻根热”“扎根说”等华人定位的问题相继出现，这也促使美华新移民女作家就身份问题产生思考。查建英曾说，游离于国内与国外之间，就是个流浪的人，没有归属感却有个家的存在。《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都是在美国梦的诱惑下来到美国，却为自我身份的缺失而迷茫。移民女性的多重边缘化所造成的孤独感更增添了背井离乡的不确定性，她们不确定去美国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希望，也许这种特殊的“情人”关系让她们有了些许依靠和憧憬，让她们的情感有所释放和追求。《丛林下的冰河》中“我”的中国式理想主义失去了，又不知道另一个理想是什么，怎么继续奋斗;《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那追求艺术家的人生也变得遥遥无期。女性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目标变得迷茫和困惑，前途无法確定，身份摇摆不定，有如多余人。这些状况都让新移民女作家产生飘零之感，在原有的价值观被否定的情形下，她们所面对的，就是如何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华人移民，长期受到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借助其自身霸权地位的排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美国化，仍然很难融入，这使华人成为一个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也许通过“情人”形象改变生存困境是她们的一种独特选择，但其实这只是她们一厢情愿的诉求，脱离了既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她们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异域男性的牺牲品。美华新移民女作家通过这一类“情人”形象的塑造，独特地揭示了美国梦的虚伪和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以警酲女性慎重把握自己，去寻求心灵的真正归属。 其三是文化的守护与现实的对抗。长期浸润于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的新移民，突然一头撞进了陌生的异域文化环境中，总是会有种茫然无措之感，一方面很想融入新的主流文化中，另一方面又想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所以美华新移民女作家在她们的书写中，对两种文化采取了一种有意识的辩证态度，如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亲就希望将传统思想传达给她的女儿们;而陈谦《残雪》中的丹文则希望融入男友的文化，来摆脱“母爱”传统文化的束缚，然而，异域现实的残酷最终还是让这些“情人”的努力遭受了打击。尽管新时代女权独立的思想在与男性社会交锋，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也导致了女性不由自主的妥协，使女性在主流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以至于女性在异域的边缘人身份上更负载着一种传统道德文化的谴责。《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多么含蓄的民族，含蓄到曾有人倡议连握手也罢免掉，索性双手合抱为礼。这样人体之间的接触就全没有了，余下的百分之百是精神交流。”然而，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丑化，美华新移民女作家也通过“情人”形象的主动出击传达出了一种抗争的勇气和守护母国文化的态度。总之，虽然美国社会中少数族群的生存努力和精神追求难免被悲剧化的事实令人痛心，但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也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守护传统文化的努力和与现实对抗的意图，并通过情人形象给予她们某种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
三
处于两个世界边缘的独特地位给美华新移民女作家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与观察世界的视角，其笔下多样的情人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社会男权话语对于女性的束缚，体现出了女性的某种坚守与抗争精神，其生命价值也得到了独特的表现。她们在异域的陌生文化环境中，虽然深陷于多重压迫，仍然能展现生命顽强成长的力量。与以往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在外拼搏的异乡人、充满乡愁的海外游子、有家难回的思乡者形象不同，“情人”形象的塑造冲破了一向被传统文化否定的藩篱，传达出了在两种文化夹缝中，作为弱者的女性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愿望和生命追求，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审美经验。
情人形象本身所传达的异域女性特有的命运遭际所带有的文化、道德上的反省也意味深刻。在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情人被赋予失去独立人格而堕落的象征。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情人”则如战士般在为自己而活着，既柔弱又刚强，是对现实压迫和性别困境的一种反拨，也是一种力求自我认同的无奈抗争，从而在审美层面上带给读者一种新的思考。有人说：“女性的爱与宽谅，有助于历史伤痕之弥合，重建女性与族群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恐怕已非迷思，而益显其重要性。”
虽然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情人”形象处于社会边缘，但仍然表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在面对社会挑战时，一直在寻找自身出路，其迷茫的过程也凸显了作家的獨特思考。但实际上，这仍是新移民女性在现实困境中传达性别诉求的一种精神虚构。不管怎么样，新时代女性作为时代进步的参与者，作为与时代并行的独立个人，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和更好的作为的，也许这也是美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