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黄金时间》中的丈夫突发脑溢血，濒临死亡。妻子见证了丈夫生命的消逝，却见死不救，个中原由是什么？这个谜一直牢牢地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细读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位女主人公对相守多年的丈夫早已情断义绝，巴不得他早死，解脱自己，获得自己余生的“黄金时间”。
　　 实际上，这对夫妻结婚当初相敬如宾，感情甚笃。可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夫妻激情不再，矛盾潜滋暗长，结果弄得两个人心里隔膜越来越大。如她对他的关心是出于真心和好意，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他反倒认为她是干涉自己的自由。譬如她劝他饭后不要在沙发上睡觉，他却说：“你不知道这么睡有多舒服。各人有各人的喜好，你应该尊重我的喜好。”是的，人的存在是自由的，毕竟人人都有“为自我”的自由选择权力，她不得干涉他的自由。“一瞬间，她下了决定：尊重他的喜好，从今天开始。何况他的话听起来也有理。难道他不能有睡沙发的喜好吗？难道这喜好就不该被尊重吗？他没错。那么，是谁错了呢？她想。突然，她对自己的日子充满了鄙视和厌倦。”
　　 从此，夫妻二人慢慢地陷入冷战的境遇，两个人关系由冷漠、麻木、厌恶甚而演变为仇恨，正如文中所言：“他是早已经死了，在她心里。”哦！她与他的婚姻徒具一个空壳，早已名存实亡，可谓“哀莫大于心死”。
　　 从她发现丈夫病发卧于卫生间到不能动弹为止，这一时段堪称抢救的黄金时间。在这宝贵的时光里，她并没有帮他向医生求救，而是用看电视、读书、洗澡等方式打发时光。这些情节和细节不免制造震颤效果，丰富该文本的文学性。与此同时，我们还会从这些文字中判定这个女人非常冷酷，心肠太狠，不具人文关怀意识。
　　 话又说回来，当初夫妻关系没有恶化之前，她可是时时处处为他考虑。只是后来她觉得两个人之间没有了沟通的可能和必要，她才终止对他的关心。因此，不能一味地指责和非难她。她也曾憧憬幸福生活，渴望激情生活，可他斩断了她的“情”根。小说中有一处写道：“她打开电视，一个电视剧刚刚开始第二集，叫《在一起》，看名字就是家庭情感剧。”这一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实际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这是她的一种心理投射。言外之意她希望和他“在一起”，可是自己无能为力，也可说是一种反讽的写作手法。接下来的电视情节更是与其内心不谋而合。如“还是看她的《社会与法》吧，正播着扣人心弦的‘女监档案’。一个乡村女人，生了两个孩子，和老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做了结扎手术后更是被老公经常打骂。‘你不能生了，倒贴钱都没人要你。’她急了，偷了人，为了证明自己不用倒贴钱也有人要。老公发现了，说要杀了她，她又慌又怕，就先把老公杀了，用一包老鼠药。这愚蠢的女人。”她从这个法制节目中吸取教训，绝不像那个愚蠢的女人一样亲手杀死他。尽管她从内心来说巴不得他早死。于是她那“不作为”的见死不救就显得合情合理。
　　 她的“不作为”是一种自由选择，正如她喜欢看电视“可以自由选择”一样。谈到“自由”二字，便可以合上小说，回到现实中来。此小说揭示了残酷的生活本相，道出了“他人就是地狱”（萨特的《禁闭》）这一命题。由此可见，《黄金时间》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即凑和式的婚姻并非个案。在“家和万事兴”的传统重压下，在“忍”字上面一把刀的因袭下，多少国人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名声，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过着没有感情，没有尊严，没有质量的生活。
　　 因此，此文本就不仅仅被当作一篇解构爱情的小说，而是一个介入生活、追问自由的哲学故事，蕴含着现代主义的因子。
　　 萨特在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把“自由选择”分成“善的自由选择”、“积极的自由选择”和“恶的自由选择”、“消极的自由选择”，并且表明自己的立场：肯定前者，否定后者。《黄金时间》中的她不对丈夫施救，她的“不作为”也是自由选择，只不过是“恶的自由选择”，不为萨特所肯定，也为读者所不齿。
　　 萨特说，“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柳鸣九《萨特研究》）。换言之，作家必须介入生活，不能对现实袖手旁观。这么说来，《黄金时间》并非标榜人文精神的失落，反倒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张扬人文精神。
　　 张友文，文学评论家。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已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